（作者：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田玉英）

　　摘要：诸假子摧敌克城，佐助王建成立王霸之业。但假子多桀骜不训之辈，其忠勤程度取决于君主对其统驭的能力，高祖时期他们略地秦陇，威服南诏，平定内乱，颇可称道；后主时期却无大作为，尤其在后唐战争中不战而溃，导致前蜀旋踵而灭。王建及亲子与假子间关系也很复杂，加强了政权的离心因素。假子身居高位，大多贪纵不法，生杀任情，加剧了政权的腐败程度，对前蜀速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前蜀；假子；蜀岐之战；后唐伐蜀；王建及亲子与假子关系；政治腐败

　　前蜀开国，众假子作为创业功臣，出将入相，盘据要津，在前蜀军事、政治舞台上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对前蜀政权是起了捍卫作用还是破坏作用，难以一语定论。

　　一 前蜀的对外军事活动

　　前蜀建立后，各割据势力的混战有增无已，虽然其基本目标是确保三蜀无虞，但军阀的本质使它对邻封常怀吞噬之心，因而从911－920年，蜀岐战争不断，而诸假子依然是冲锋陷阵的主力。

　　（一） 高祖王建的对外军事行动（911－918）

　　1、蜀岐之战

　　前蜀立国时，岐王李茂贞经过朱温的打击，“自是兵力殚尽，垂翅不振。”[1](P4129)但为了让岐充当蜀之屏障，王建与之建立了婚娅关系，把普慈公主嫁给了李茂贞的从子李继崇。但“继崇骄矜嗜酒，多无理于公主。”[2](P569)公主于是省亲不还，李茂贞以此为借口聚兵边境，蜀岐进入战争状态。

　　“蜀主（王建）谓群臣曰：‘自茂贞为朱温所困，吾常振其乏绝，今乃负恩为寇，谁为吾击之？’兼中书令王宗侃请行，蜀主以宗侃为北路行营都统。……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师王宗贺、山南节度使唐道袭为三招讨使，左金吾大将军王宗绍为宗祐之副，帅步骑十二万伐岐。壬辰，宗侃等发成都，旌旗数百里。”[3](P8740)王建亲自督战，蜀诸将屡次击败岐兵。

　　岐王不甘心失败，八月再派名将刘知俊、李继崇举兵击蜀，双方在青泥岭展开激战。“王宗侃、王宗贺、唐道袭、王宗绍与之战于青泥岭，蜀兵大败，马步使王宗浩奔兴州，溺死于江，道袭奔兴元。”[3](P8745)宗侃、宗贺等收集散兵退保安远城，岐方尾追不放。王建迅速调集部队增援，“以昌王宗鐬为应援招讨使，定戎团练使王宗播为四招讨马步都指挥使，将兵救安远军，壁于廉、让之间，与唐道袭合击岐兵，大破之于明珠曲。明日又战于凫口，斩其成州刺史李彦琛。”[3]( P8746)但安远依旧被围困。十月，王建再派开道都指挥使王宗弼解安远之围，王宗弼先败刘知俊于斜谷，继而“败岐兵于金牛(今陕西宁强北金牛驿)，拔十六寨，俘斩六千馀级，擒其将郭存等。丙申，王宗鐬、王宗播败岐兵于黄牛川(今陕西勉县西)，擒其将苏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兴元，援军既集，安远军望其旗，王宗侃等鼓噪而出，与援军夹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斩其将李廷志等。”[3](P8748)在各路大军合击下，岐兵方解围遁去。912年王宗汾攻克文州（治今甘肃文县），914年“蜀兴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挥使王宗鐸攻岐阶州及固镇，破细砂等十一寨，斩首四千级。甲申，指挥使王宗俨破岐长城关等四寨，斩首二千级。”[3](P8785)蜀逐渐推进到岐境地。

　　915年蜀岐双方再次大规模开战，蜀各路大军依然由诸假子统率。“以兼中书令王宗绾为北路行营都制置使，兼中书令王宗播为招讨使，攻秦州；兼中书令王宗瑶为东北面招讨使，同平章事王宗翰为副使，攻凤州。”[3](P8796)

　　诸假子战果辉煌，连克四镇。“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岭，克固镇，与秦州将郭守谦战于泥阳川。蜀兵败，退保鹿台山。辛未，王宗绾等败秦州兵于金沙谷，擒其将李彦巢等，乘胜趣秦州。兴州刺史王宗鐸克阶州，降其刺史李彦安。甲戌，王宗绾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彦德。蜀军至上染坊，秦州节度使李继崇遣其子彦秀奉牌印迎降。宗绛（当是宗绾）入秦州，表排陈使王宗俦为留后。……王宗绾自河池、两当进兵，会王宗瑶攻凤州，癸未，克之。”[3](P8798)于是，秦、凤、成、阶四州为蜀所有。至此前蜀的版图于焉底定，疆域也达到最大：“西界吐蕃，南邻南诏，东据峡江，北距陇坻，有州六十四，自两川诸州而外，兼得山南西道金、洋至夔、万诸州，又有江南道之黔、施等州，陇右道之秦、成、阶三州。”[4]（P268）

　　916年蜀又兵分两路，倾力伐歧，“蜀主以王宗绾为东北面都招讨，集王宗翰、嘉王宗寿为第一、第二招讨，将兵十万出凤州；以王宗播为西北面都招讨，武信军节度使刘知俊、天雄节度使王宗俦、匡国军使唐文裔为第一、第二、第三招讨，将兵十二万出秦州，以伐岐。”[3]9P8804)两路军都取得重大胜利。王宗绾等出大散关，“大破岐兵，俘斩万计，遂取宝鸡。”[3](P8807)王宗播等出故关，攻陇州，迫使陇州守将李继岌帅众二万投降。刘知俊和王宗绾等合围凤翔，岐兵闭关不出。无奈天不作美，适逢大雪，大功垂成。

　　917年蜀再次举兵，“以兼中书令王宗侃为东北面都招讨，武信节度使刘知俊为西北面都招讨。”[3](P8816)刘知俊所部“诸将皆旧功臣，多不用其（指知俊）命，且疾之，故无成功。”[3](P8821)王建于是以王宗侃取代知俊为统帅，但由于不久王建病死，伐岐就此中断。

　　蜀岐战争中，假子王宗绾、王宗铎等立功突出。王宗绾克成州，陷秦州，拔凤州，“高祖因遂有秦、凤、阶、成之地，宗绾实为首庸焉。通正元年，又领北面都招讨，将兵伐岐。师出大散关，大破岐兵，进取宝鸡，围凤翔，岐人为之震恐。”[2](P579)

　　2 、镇压南诏

　　蜀西南边境蛮夷杂居，他们与内地和战不常。“黎、雅间有浅蛮曰刘王、郝王、杨王，各有部落，西川岁赐缯帛三千匹，使觇南诏，亦受南诏赂高成都虚实。每节度使到官，三王帅酋长诣府，节度使自谓威德所致，表于朝廷；而三王阴与大将相表里，节度使或失大将心，则教诸蛮纷扰。先是节度使多文臣，不欲生事，故大将常藉此以邀姑息，而南诏亦凭之屡为边患。”[3](P8512)

　　914年南诏乘蜀岐交战之际，侵犯黎州，“蜀主以夔王宗范、兼中书令宗播、嘉王宗寿为三招讨以击之。丙辰，败之于潘仓嶂，斩其酋长赵嵯政等。壬戌，又败之于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岭十三寨。辛巳，又败之于大度河，浮斩数万级，蛮争走度水，桥绝，溺死者数万人。”[3](P8785)王建又处斩了浅蛮三王，因他们漏泄軍謀给南诏。王船山评价说：“王建之识，不可及矣。黎、雅三部浅蛮，岁赐缯帛，使觇诏蛮，反取赂南诏，侦我虚实。建绝其赐而斩部将之与蛮交通者，自此浅蛮戢服，而终五代之迄宋，南诏不入寇扰，皆建之善谋善断以窒乱源也。”[5](P2270)王建固然善断，但是南诏不敢侵扰边境是以军事征服为铺垫的。

　　（二）后主王衍时期的军事活动

　　1、对岐用兵

　　918年五月王建去世，王衍继立，他荒淫奢纵，又重用宦官外戚，前蜀在他的统治下江河日下，虽也一再对岐用兵，但罕有成功。

　　贞明五年（919）“蜀北路行营都招讨、武德节度使王宗播等自散关击岐，渡渭水，破岐将孟铁山。会大雨而还，分兵戍兴元、凤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陇州，不克。”[3](P8842) 920年后主又“以兼侍中王宗俦为山南节度使、西北面都招讨、行营安抚使，天雄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宁军使王宗晏、左神勇军使王宗信为三招讨以副之，将兵伐岐，出故关，壁于咸宜，入良原。丁酉，王宗俦攻陇州，岐王自将万五千人屯汧阳。癸卯，蜀将陈彦威出散关，败岐兵于箭筈岭，蜀兵食尽，引还。宗昱屯秦州，宗俦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3](P8858)

　　显而易见，蜀岐之战中诸假子仍然充当主角，但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诸假子在王建时期战绩显著，但后主时期甚为平庸？“王宗信与宗昱、宗宴为三招讨，副王宗俦以伐岐，进屯威武成，厉兵秣马，竟无成功而还。”[2](P584)虽未有明确的史料记载诸假子消极怠战，但我们可以根据相关的史料来推测一二：

　　收养假子看重的是骁勇善战，这些人自然也难以驾驭。王建多权谋，对其施以恩威，啖以利益，诸假子惮其英武，不敢有所懈怠。如王宗侃虽然屡立战功，但青泥岭之败，高祖犹且呵责，扬言要处以军法：“‘汝今又狂率，岂不畏赫雷乎？’赫雷，高祖刀名也。宗侃惧。”[2]( P572)王衍以年少继统，荒于游宴，又视军事为儿戏，当蜀岐前线交战时，“帝奢纵无度，日与太后、太妃游宴贵臣之家，及游近郡名山，所费不可胜计。”[2](P533)920年又下令北巡，声言要亲征北疆，“至汉州，驻西湖，与宫人泛舟奏乐，饮宴弥日。”[6](P229)一路招摇，“沿江而下，龙舟画舸，照耀江水，辉映江渚，州县供办，民始愁怨。”[3](P8859)军队纪律败坏，将领玩忽职守也不加惩罚，虽诏令天策府诸将无得擅离屯戍，但“左散旗军使王承愕、承勋、承会违命，帝皆原之。自是禁令不行。”[2](P533)可想而知，后主如此荒唐行事，怎么能弹压住那些功臣宿将为其效力？

　　2、后唐伐蜀

　　早在征战过程中，随着占有领土的扩大，王建已陆续任命众假子充任各地的节度使或刺史等，王建即位后，诸假子或入相，或封王，很多还兼任节度使，专有方面，权任极重。

　　担任节度使多是假子或假孙。[①]目的不外是让他们充当前蜀的藩蔽。但是从后唐伐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假子是否起到了藩卫的作用。

　　924年后唐李严、李彦稠先后使蜀，敲响了前蜀的丧钟。李严既看到蜀之富庶，也了解到“衍童騃荒纵，不亲政务，斥远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谄谀专恣，黩货无厌，贤愚易位，刑赏紊乱，君臣上下专以奢淫相尚。”[3]（P8921）唐庄宗决定出兵伐蜀。后唐已经磨刀霍霍，而前蜀却大撤边备。“蜀以唐修好，罢威武城戍，召关宏业等二十四军还成都。”[3]（P8927-8928）接着，武定、武兴、天雄、金州等北部诸州守防军大批撤回成都，致使门户洞开，后唐兵由此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大军压境，王衍还自谓北有剑门，东有巫峡，江山险固，万无一失，不顾大臣劝阻，率卫兵万余人东游秦州，一路上和侍臣诗酒唱和，备极风雅。行至汉州，武兴节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为群臣同谋沮己，犹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东行。在道与群臣赋诗，殊不为意。”[3]（P8938） 王衍行到利州，威武败卒奔还，才相信唐兵真的到来，仓皇之中“以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王宗俨、兼侍中王宗昱为三招讨，将兵三万逆战。”[3]（P8940）

　　且看后唐进军及前蜀将领的作战情况：

　　924年十月十八日，后唐大军攻武威城，守将叛降，后唐得粮草二十万斛。

　　十九日，先锋大军疾趋凤州，“王承捷以凤、兴、文、扶四州印节迎降，（后唐）得兵八千，粮四十万斛。”[3]（P8939）接着，兴州刺史王承鉴、成州刺史王承朴弃城逃跑。

　　二十六日，王宗勋等三招讨与唐兵对垒于三泉，“蜀兵大败，斩首五千级，馀众溃走。”[3]（P8940）唐兵“得军储三十多万。自是师无匮乏，军声大振。”[1]（P1841）

　　二十九日，王衍闻听三泉之败，急忙返逃成都，并截断桔柏渡(今四川广元西南嘉陵江、白龙江合流处)浮桥，以阻遏后*。“使中书令、判六军诸卫事王宗弼将大军守利州，且令斩王宗勋等三招讨。”[3]（P8940）但后唐前锋未至利州，宗弼“弃城引兵西归。王宗勋等三招讨追及宗弼于白芀，”[3]（P8942）诸假子合谋送款于唐。

　　三十日，魏王继岌至兴州，“光葆以梓、绵、剑、龙、普五州，武定节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节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开、通、渠、麟五州，阶州刺史王承岳以阶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馀城镇皆望风款附。”[3]（P8941）

　　十一月，李继岌率大军向剑、绵、汉州推进。九日昭武节度使林思谔先弃城奔阆州，遣使请降。

　　十五日，魏王继岌至剑州，“蜀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以遂、合、渝、泸、昌五州降。”[3]（P8943）

　　二十六日，李继岌率大军进抵成都，翌日，蜀主出降，前蜀亡。

　　后唐“自出师至克蜀，凡七十日。得节度十，州六十四，县二百四十九， 兵三万，铠仗、钱粮、金银、缯锦共以千万计。”[3]（P8946）除了三泉稍有抵抗外，其余各地均不战而降。

　　其实就双方形势而论，蜀也有一定的优势：首先蜀地四塞险固，而后唐悬军深入，馈运不继，假如蜀军坚守利州，坐待唐师疲敝，然后相机而动，则双方胜负也未可知。后唐深知其中道理，一直强调“利在速战，……或教王衍坚闭近关，折吾兵势，倘延旬浃，则胜负难料矣。”[2]（P550）无奈前蜀人心离散，诸将无心恋战，身为军队最高统帅的王宗弼尤为可耻，一方面麻痹后主说“东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军扼利州，唐人安敢悬兵深入？”[3]（P8939）及至让他屯守利州又率先弃城而逃，并决定卖国换取自己的富贵。“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玄门，严兵自卫。蜀主及太后自往劳之，宗弼骄慢无复臣礼。乙巳，劫迁蜀主及太后後宫诸王于西宫，收其玺绶，使亲吏于义兴门邀取内库金帛，悉归其家。其子承涓杖剑入宫，取蜀主宠姬数人以归。丙午，宗弼自称权西川兵马留后。”[3]（P8944）在与后唐的战争中，宗弼等假子手握重兵，或弃城而逃，或不战自溃，后唐几乎兵不血刃入据成都。

　　二 蜀帝与假子的关系

　　（一）王建与诸假子的关系

　　王建收养假子显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目的。生逢乱世，利用什么手段延纳各路英雄为其卖命，这是割据称雄的重要条件。当王建与诸雄一争短长时，王建亲子尚未出生或者幼弱。为了收拢诸将领为他死心塌地地效命，王建将立功或者纳降的将领赐姓为子。赵翼说“盖群雄角力时，部下多易去就，唯抚之为家人父子，则有名分以相维，恩义以相浃。久之，亦遂成骨肉之亲。以之守边御敌，较诸将帅，尤可信也。”[7]（P745）而就假子一方来说，被王建收为养子无疑能提高在军队中的地位，从而显身扬名，所以诸将也乐意为此。有的假子野心勃勃，甚至梦想成为储嗣。王建刚即位，养父子间便爆发了一场大冲突，假子王宗佶成为被诛杀的第一个功臣。

　　王建立国，首席宰相便是王宗佶，但是王宗佶并不满足，因当时储贰未定，暗怀非分之望。“蜀中书令王宗佶，于诸假子为最长，且恃其功，专权骄恣。……宗佶多树党友，蜀主亦恶之。二月，甲辰，以宗佶为太师，罢政事。”[3](P8689)宗佶大树朋党，犯了君王之大忌。为了限制他的权力，王建对他明升暗降，削夺了他的实权。王宗佶不加收敛，反而更加嚣张。“蜀太师王宗佶既罢相，怨望，阴畜养死士，谋作乱。上表以为：‘臣官预大臣，亲则长子，国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储贰未定，必启厉阶。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继承，宜早行册礼，以臣为元帅，兼总六军。傥以时方艰难，宗懿冲幼，臣安敢持谦不当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军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请开元帅府，铸六军印，征戍征发，臣悉专行。太子视膳于晨昏，微臣握兵于环卫，万世基业，惟陛下裁之。’蜀主怒，隐忍未发，以问唐道袭，对曰：‘宗佶威望，内外慑服，足以统御诸将。’蜀主益疑之。已亥，宗佶入见，辞色悖慢。蜀主谕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卫士扑杀之。”[3](P8693)王宗佶简直是**裸地提出或立他为储贰，或让他总揽军权，这当然是王建不能容忍的，王建百战而立的基业岂能拱手让与他姓？扑杀王宗佶不久，他就急忙册立次子宗懿为太子，以杜绝其他诸子的觊觎之心。

　　王宗佶因跋扈而死固有原因，而王宗滌之死则纯属冤杀。权力之争向来是血腥的，父子相残的比比皆是，更何况养父子之间，当然也不乏勾心斗角。作为一代枭雄，王建对假子的心理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一方面他需要能将为其效力，另一方面他对能将又本能地妒忌，一旦他认为某假子对其地位存在着潜在的威胁，他处理起来毫不手软。如王宗滌跟随王建收西川、拔东川、夺山南，奋勇当先，立功无数，“宗滌有勇略，得将士心，高祖颇内忌之。”[2](P573) “宗佶等以其功高，构以飞语，建疑之，因至诘让，将加之罪。”[8](P21) “建命亲随马军都指挥使唐道袭夜饮之酒，缢杀之，成都为之罢市，联营涕泣，如丧亲戚。”[3](P8581)

　　与王宗滌相比，王宗播得以万全，实在有赖于他的善于保身。王宗播本名许存，因在荆南不得志降于王建，“高祖忌存勇略，欲杀之，掌书记高烛曰：‘公方总揽英雄，以图霸业，彼穷来归我，奈何杀之？’”[3](P8488)但高祖终是对他不太放心，让许存戍守蜀州，“阴使知蜀州王宗绾察之 。宗绾密言存忠勇谦谨，有良将才，建乃舍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3](P8488)可以肯定，假如王宗绾另有说法，王宗播必死无疑。高祖的猜忌使宗播不得不谨小慎微，亲吏柳修业屡劝宗播慎静以免祸。“其后宗播为建将，遇强敌诸将所惮者，以身先之；及有功，辄称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终。”[3](P8488)

　　假子王宗弁为了避嫌也自求退职。“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称疾，罢归成都，杜门不出。蜀主疑其矜功怨望，加检校太保，固辞不受，谓人曰：‘廉者足而不忧，贪者忧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岂可求进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许之，赐与有加。”[3](P8719)胡三省注曰：“宗弁之祈闲，以蜀主之雄猜也。”

　　王建的猜防之心还可见于它例。915年当主力部队伐岐时，蜀宫起火，“自得成都以来，宝货贮于百尺楼，悉为煨烬。诸军都指挥使兼中书令宗侃等帅卫兵欲入救火，蜀主闭门不内。”[3](P8797)胡三省注曰：“恐有乘救火为变者。史言蜀主之猜防。”“火犹未熄，蜀主出义兴门见群臣，命有司聚太庙神主，分巡都城，言讫，复入宫闭门。”[3](P8798)两度闭门，足见王建对诸将忌讳之深。

　　王宗佶事件之后，虽然册封了亲子宗懿为太子，但王建并未放松警惕，假子多为久经沙场的战将，且年富力强，阅历丰富；而亲子未谙练军事，为了防备众假子功高震主，王建可谓处心积虑。虽然不少假子担任了军队高级将领，但离最高军事权力始终一步之遥。

　　首先，掌握最高军事权力的枢密使一职，王建一概任用所宠信的文臣，而劳苦功高的假子则被排斥在外，及临终又指定由宦官宋光嗣担任，从此枢密使之权移与宦官。“蜀主以諸将多許州故人，恐其不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3]（P8826） 所谓许州故人即和王建同时起家的将领，有晋晖、李师泰、李简等，当也包括幼从征伐的诸假子，而且更大程度上指假子，因为当时李师泰、张造、李简等人皆早死，史称“晋晖等诸人皆一时从龙，为国家腹心爪牙，其半不及见太平之盛者。”[2]（P598）

　　其次，判六军诸卫事作为前蜀最高禁军统帅，除了由唐道袭短暂担任外（不到一年），也一直由亲子元膺和王衍（先后被封为太子）担任，以节制手握重兵的假子。

　　虽然王建对假子防范甚深，但在王建心目中，假子毕竟和他确立了名分上的关系，父子之义有时对双方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还是较他人更可信任的，所以当他病重时，他首先想到把后事托付给假子，并做了他认为安全稳妥的人事调整，从前线召回王宗弼，任命为马步都指挥使。“以宗弼沉静有谋，故召还。”[2]（P527）“辛丑，以宋光嗣为内枢密使（兼判六军），与兼中书令王宗弼、宗瑶、宗绾、宗夔并受遗诏辅政。”[3]（P8826）

　　（二）王建亲子与假子的关系

　　诸假子与亲子间毫无例外也存在着利害冲突，因此其明争暗斗也颇为激烈。史言“晉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為子，寵遇如真子。及晉王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伏，或託疾不出，或見新王不拜。”[3]( P8690)前蜀虽没有史料明确记载王建假子如此跋扈，但假子与亲子间的冲突也波涛暗涌，何况太子“宗懿（即元膺）骄暴，好凌暴旧臣。”[3](P8721)难免与诸假子产生龃龉。元膺之死，假子也难逃嫌疑。

　　太子元膺与枢密使唐道袭的冲突最为明显，但其间也交织着太子与假子的矛盾。“（913年)秋，七月，蜀主将以七夕出游。丙午，太子（元膺）召诸王大臣宴饮，集王宗翰、内枢密使潘峭、翰林学士承旨高阳毛文锡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来，必峭与文锡离间也。’大昌军使徐瑶、常谦，素为太子所亲信，酒行，屡目少保唐道袭，道袭惧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锡离间兄弟。’蜀主怒，命贬逐峭、文锡，以前武泰节度使兼侍中潘炕为内枢密使。太子出，道袭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袭曰：‘太子谋作乱，欲召诸将、诸王，以兵锢之，然后举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袭请召屯营兵入宿卫，许之。内外戒严。”[3](P8773)

　　太子和道袭的话或许都有不实之处，太子召集诸王宴饮是否真的打算把诸将、诸王一网打尽，难以断论，但是从中却可以嗅出太子与元勋故旧之间几乎是剑拔弩张。太子的目标即使不是直接针对假子，但是作为勋旧假子当然也在被打击之列。

　　双方的矛盾升级成武斗，大战于清风楼下，中外惊骇。“蜀主乃召兼中书令王宗侃、王宗贺、前利州团练使王宗鲁，使发兵讨为乱者徐瑶、常谦等。宗侃等陈于西球场门，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门梯城而入，与瑶、谦战于会同殿前，杀数十人。瑶死，谦与太子奔龙跃池，匿于舰中。太子出就舟人伹食，舟人以告蜀主，亟遣集王宗翰往慰抚之；比至，太子已为卫士所杀。蜀主疑宗翰杀之，大恸不已。左右恐事变……”[3]（P8775）

　　上述史料还说明：太子与集王的关系也似乎不洽。先是集王宗翰拒绝宴请，让元膺大发雷霆，甚至迁怒于其他大臣。后来宗翰在平乱中，奉命前去慰谕太子，但太子却被杀。王建怀疑太子为宗翰所杀，是否如此，无可查证。诸假子奉命讨乱，借机杀死元膺也是十分可能的。如果因此对假子大加诛戮，很可能引发更大的内乱，因此王建不得不尽量低调处理，杀一批侍从了事。

　　元膺死后，王衍被册封为太子，而他得以顺利正位南面，也有赖于王宗弼的力援。“内飞龙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参预机密，欲去诸大臣，遣人守宫门；王宗弼等三十余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见，文扆屡以蜀主之命慰抚之，伺蜀主殂，即作难。遣其党内皇城使潘在迎侦察外事，在迎以其谋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闼入，言文扆之罪，以天册府掌书记进延昌权判六军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贬唐文扆为眉州刺史。”[3]（P8826）宗弼当机立断，强行入宫，揭露了唐文扆的阴谋，让诸将避免了横遭屠戮，同时王衍顺利继位，消除了因即位之争引发政局动荡的可能性，维护了前蜀政权的稳定。

　　王衍即位后，由于他追求享乐，不亲政事，故而和众假子的矛盾不太突出。但宗弼作为援立功臣，势焰熏天，从此得以左右朝政。王建去世不久，“内枢密使宋光嗣以判六军让兼中书令王宗弼，蜀主许之。”[3]（P8836）而且从此判六军诸卫事就由宗弼担任，直到蜀灭，完全违背了王建排斥假子的初衷。

　　养父子之间毕竟不是血亲关系，“这种拟制血亲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关系。为了既得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随时可以中断或更换。”[9]（P105）有的假子甚至几易其姓，其叛附完全视政治利益而定。如王宗弼是王建最早收养的假子之一，为前蜀立过大功，也深得王建宠信，但他却朝秦暮楚，全无忠信之心。王建谋取东川，“谋因犒师执之（指东川节帅顾彦晖），宗弼乃以密语泄之彦晖，高祖殊不为意，待之如初。已而从高祖攻东川，为东川兵所擒，彦晖念旧恩，畜为子。及彦晖败，复自归于高祖。”[2]（P574）高祖驾崩，首选宗弼为辅弼大臣，但宗弼岂当此任？“蜀主不亲政事，内外迁除皆出于王宗弼。宗弼纳贿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宠任之，蜀由是遂衰。”[3]（P8831）诚如《十在文》说，“受先皇之付嘱，为大国之栋梁，既不输忠，又不知退，恣一门之豪奢，任数力之骄矜，徒为贪饕之人，实非社稷之器。”[6]（P232

　　假子王宗范“本姓张氏，幼丧父，随母周氏再适建，为九夫人，宗范年十岁，冒姓王氏，”[8]（P22） 前蜀灭，宗范随王衍入洛至长安，张篯为节度留后，“宗范以珍玩赂篯请复姓为猶子，易名师范。”[8]（P22）

　　“君父，人伦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节。”以传统社会的价值观而论，王宗弼等人的行为令人不齿，欧阳修对此痛心疾首：“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耶！”[10]（P385）

　　当然也有的假子对养父忠心耿耿，如王宗裕，“（王）建亲督诸军力战，宗裕必冒矢石而掖卫之”。[8]（P19）王宗俦“以蜀主（王衍）失德，与王宗弼谋废立，宗弼犹豫未决。庚戌，宗俦忧愤而卒。”[3]（P8925）王宗寿也曾对后主犯颜直谏，同光元年（923）“蜀主以重阳宴近臣于宣华宛，酒酣，嘉王宗寿乘间极言社稷将危，流涕不已。”[3]（P8892）

　　三 假子与前蜀之败政

　　“蜀之将帅，鲜不好货。”[11]（P150）假子系武将出身，素质较低，他们倚权怙势，贪蠹不法，嗜凶好杀，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

　　“是时王宗佶恃高祖养子，骄纵不法。一日，高祖宴群臣，谓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韩信而将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虽不才，自顾可鞭箠取天下。’ 扶进曰：‘陛下雄才大略，尚不能得岐陇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愿陛下无以中原为意。’宗佶大惭恨，阴令庖人置堇毒杀之。”[2](P620)

　　王宗训镇黔州，“贪暴不法，擅还成都。庚辰，见蜀主，多所邀求，言辞狂悖。蜀主怒，命卫士殴杀之。”[3](P8784)

　　王宗鉥“性轻率好货，恃勇不法，未周岁，以讼免官，归成都。”[8](P22)

　　“宗裕既秉旄钺，遂贪冒财货，以白金百两作铤，铭记年月，每五铤为一束，以生牛革裹之，子谏曰：‘牛革著物坚韧，复难可开。’宗裕叱之曰：‘何更开？’……筑第蜀城中，颇侵民舍，有酤者青阳家不徙去，宗裕遣人以巨虺置其舍中，复投以污秽，酤者将诉于建。宗裕惧而止。又于郊外开广林莽，坏掘丘墓，立亭榭凿池沼树花木，携妓纵酒为乐。”[8]( P19)

　　“宗翰好蓄妓妾，**珠翠常百余人，性残虐吝啬，刺彭州日，部民史氏有胡让庄，号为沃饶，宗翰杀史氏而取之。”[8](P20)

　　“伪蜀宁江（应为镇江）节度使王宗黯生日，部下属县，皆率醵财货以为贺礼。巫山令裴坦以编户羁贫，独无庆献。宗黯大怒，召裴至，诬以他事，生沈滟滪堆水中。”[11](P147)

　　有的对规谏的幕僚残暴无礼，“王宗宪镇宁江日，辟隐辞为节度掌书记。宗宪起家武人，颇多诛求，多为恣横，隐辞数数进谏。宗宪颇不平，无复宾客之礼，对将吏咄责之。隐辞求退职，又不许，遂咏《白盐山》、《滟滪堆》诗刺之。宗宪闻而发怒。忽一日江干饮酒酣，仰视白盐，斜睨滟滪，曰：‘刚有破措大欲于此死。‘遂令壮士拽隐辞离席，执手足于砂石上暴之。”[2](P620)

　　“（宗翰）通正初授通义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守兴元尹，以杜尧嗣为之佐，令规正焉。……宗翰所为不法，尧嗣多谏止之。及为招讨使，请尧嗣同行至大散关，尧嗣腹疾请归府，乃自木皮店沿流而去，宗翰令以膠船载之，中流而溺。”[8](P20)

　　“宗信性残毒，酷喜杀人。常镇凤州，有角抵人苏铎者，委之巡警，与麾下孙延膺不相能。一日，铎被锦袍束带，若有远行状，宗信登楼见之，顾延膺问：‘铎何往？’铎本岐人也，延膺因谮曰：‘铎受公畜养，包藏祸心，久欲逃归敌境耳。’宗信大怒，令执铎至，断其舌，脔斩焉，将士无不冤之。”[2](P584)

　　宗寿在诸假子中号称贤者，但也因王先成“伐功侮慢，颇切齿于先成。”[2]（P619） 914年，荆南攻夔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请甲，宗寿但以白布袍给之。……成先密遣人奏宗寿不给甲之状，宗寿获之，召成先，斩之。”[3]（P8782）

　　假子横行不法，恣为威虐，上行下效，加速了前蜀政权的腐败。

　　结 语

　　吴任臣分析蜀亡原因说：“奈何阉人秉钧于外朝，母后司晨于阃内，嬉游山川，宣淫郡国，秦川之变，骤临非辜。自古蜀亡未有王氏祸之烈者也。”[2]（P357）而只字未提诸假子的消极作用，未尽然也。欧阳修指出李克用的假子:“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业，及其亡也亦由焉。” [10](P385)毛汉光先生则认为:“欧阳修所谓‘至其天下多用以成功业’一语甚为恰切，‘及其亡也，亦由焉’，似乎语气太过。”[12](P459)前蜀亦然。前蜀灭亡的原因固然复杂，认为假子是前蜀灭亡的主因或许有失公允，但是他们作为前蜀帝国的守门人，�

　　��兵压境时，不战而降，坐待其亡；作为政府要员，他们纳贿行私，贪赃枉法。前蜀之速亡，他们实在难逃其咎。

　　参考文献：

　　[1]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吴任臣.十国春秋[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5]王夫之.读通鉴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张唐英.蜀梼杌[M].四库全书第4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7]赵翼.廿二史札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8]路振.九国志[M].笔记小说大观第十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9]葛剑雄，周筱.历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欧阳修.新五代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孙光宪.北梦琐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