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是憋久了，布一掏出来，他就不停地咳嗽。

　　半天老公才停歇下来，冲着他发出一声吼：不就是要钱吗？多少钱你说话，少给老子来这种下三滥。

　　我连忙让老公闭嘴，把他惹毛了，这种人，啥事干不出来？

　　还好，他没有冒火，冷冷地说：“我不要钱，我要我兄弟。”顿了顿又接上，“我妈还等着我们回家过年呢！”

　　老公也冷静下来了，往前挪了挪身子，对着他说：“挖煤这活，你干过，有些情况你是知道的，就是提着脑袋挣钱，谁敢保证煤洞子不出事。遇不上，是祖坟埋得好；遇上了，是运气孬。你兄弟遇上了，我也难受，听矿上的说，他是干活最卖力的。你没了一个好兄弟，我没了一个好工人，将心比心，我知道你的感受。既然你知道这事了，这是天意，这样，我按照国家标准，赔付给你二十万元。另外，你们农村来的，家庭也不宽裕，我私人多掏三万，总共二十三万，一次性付清，如何？”

　　老公说完，脑袋往前倾，大约是想听听他的意见。

　　我舒了一口气，老公这样做，也算尽到仁义了。二十多万，像他这样瘸了一条腿的，怕是干一辈子也挣不来。老公这人啊！别看有钱，抠门得很，我娘家那些亲戚，从来没从他这儿拿走或者借走过一分钱。

　　一下就给了二十多万，够慷慨的了。

　　老公脑袋还在茶几上空悬吊着，眼巴巴看着他。

　　他倏然一动，横起一枪托，砸得老公侧身翻倒。半天老公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费力地把自己搬到沙发上放好，狠狠地盯着他骂：“狗日的，有本事你把我放开，老子和你一对一。”

　　他绷着的脸忽然放松了，语调清晰地对老公说：“把我兄弟弄出来，你得把他负责送回老家，还得给他披麻戴孝，送他入土。”

　　老公咕哝了两声说：“这个倒没啥问题。”

　　“你估计还有多久能挖出来？我没啥耐心了。”他说。

　　“根据埋的深度，全厂人一起上，估计得一天时间吧！”老公说。

　　他点点头，喃喃自语：“算是有个着落了，老娘该着急了，得给她说一声。”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的电话边，把枪夹在腋下，拨通了电话。

　　“喂，叔吗？我是老大啊！我找到我兄弟了，麻烦你叫我妈接个电话。唉！好，好，我等着。”

　　他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像是花园里绽开的梅花，他甚至连看着我们的时候都在笑。我侧头看了看女儿，居然连我女儿也笑了。

　　忽然，一声闷响，他的笑容就凝固了，眼睛睁得斗大，电话听筒顺着肩膀掉了下去。再接着，他像一截枯朽的老树，连根拔起，咕咚倒地。

　　哗啦一声，碎掉的窗户玻璃散落一地。

　　狙击手

　　接到支队长的通知，我赶忙给老家的爹妈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妈呀，我总算接到任务了，你儿子这一身本领总算派上用场了，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妈在电话那头也替我高兴，说你要晓得珍惜机会，好好干，把平时练就的一身本领使出来，别丢脸。

　　这个机会，我等了好久了。

　　要论枪法，队上没人敢和我比，可是一有任务，就是没我的份儿，为此我还闹过情绪呢！支队长就跟我说，你以为枪法好就行了，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要枪法好，还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要有临场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你以为打死一个人那么简单？尽管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要你亲手打死他，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听他这样一说，我就不敢说话了。这时候支队长就拍拍我的肩说，不要急，有你表现的时候。

　　我是中午接到的通知，支队长专门找我谈了话，说你不是一直猴急着上吗？机会来了，犯罪分子把一家人给劫持了，手里还有枪。我们去看过地形了，四面都是高墙，不利于谈判，所以研究决定，在不惊动罪犯的情况下，秘密狙杀。从围墙外架好楼梯，每个窗口都布置狙击手，根据罪犯的活动情况，谁有利谁狙杀。但是有一点，必须一枪毙命，不然人质就危险了。

　　我一拍胸脯，保证完成任务。

　　支队长一看我的样儿，脸上有些不放心，他说：“现在你猴跳舞跳的，等进入实战，就怕你发软，这和打靶不一样，这次的靶子是个人。”

　　“打死的是坏人呢，我有把握。”我信心满满地说。

　　“对，为民除害，有什么好怕的。”支队长也大声说。

　　我知道，他是给我鼓气呢！

　　去现场的路上，我抱着枪坐在车里，心还是有些慌，毕竟是第一次执行任务。

　　怀里是一支八五式七点六二毫米狙击步枪，这支枪这些年为我赢得了好几座奖杯，今天，我就要用它来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狙杀了。我手有点抖，心也突突地跳。

　　到达事发地，梯子已经架好了，我的位置是靠南的那个窗户。我抬头看了看，围墙上有已经干枯的爬山虎，这样好，利于隐蔽。披上迷彩衣，再把枪身伪装好。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过来对我说：记住，一枪毙命，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能开枪，知道吗？我点点头。

　　爬上围墙，我先目测一下距离，不超过两百米，这样我心里就有数了。我手里的狙击步枪在两百米以内的距离上，就是一头大象被击中胸部，几乎都没有生还的可能。

　　窗户视线很好，能见到小半个客厅，客厅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只钟，从瞄准镜里，能清楚地看到秒针在跑。靠窗的高脚茶几上放着一部电话。客厅能见部分，足够完成对移动目标的瞄准和狙杀。

　　时间像黏稠的汤汁，我就是一只掉进汤汁的蚊子，一分钟仿佛一个世纪。我身体开始发热，很热，太阳穴火烤一般。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从来没有。

　　我开始在心里唱歌，老家的小曲，老家好多人都会唱，田间地头累了，歇下来抽袋烟，喝碗水，都会哼上一小段。我是到了部队才学会这招的，紧张的时候，唱上一小段，立刻就不紧张了。

　　山歌不唱两年多，

　　喉咙起了蜘蛛窝；

　　三朋四友来会到，

　　先说苦情后唱歌。

　　山歌好唱口难开，

　　樱桃好吃树难栽；

　　大米好吃田难种，

　　鲜鱼好吃网难结。

　　天上星多月不明，

　　地上坑多路不平；

　　朝中官多不办事，

　　世上人多事难成。

　　唱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心口通畅了不少。

　　就在这时，一个人影出现了，他慢慢走到窗户边。从瞄准镜里，我看见了那支枪，应该是支火枪。他在电话边停了下来，把枪夹在腋下，开始拨打电话。

　　天，竟然定在那儿了，这比狙杀移动目标容易多了。看来，真是天要收他了，又或许是祖宗有灵，保佑我万无一失地完成一次为民除害的光荣使命。

　　手指放在扳机上，心跳又加速了，血液成了沸腾的开水。看来支队长说得不错，要狙杀一个活人，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想，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一个人，能说话，能呼吸，能思考，可你手指轻轻一勾，他就开始变得冰凉、僵硬，他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的花花绿绿，听不见那些繁杂而又美妙的声音了。

　　我悄悄跟自己说：不要胡思乱想，你面对的是个坏人，他死了，更多的人就安全了。我就开始默念：他是坏人，他是坏人。念到第十遍，我忽然变成了一匹驰骋在草原上的骏马，飘荡在广阔天空的一块浮云。这该就是一个狙击手的最佳状态了。

　　瞄准镜的十字对准了他的胸部，那里是一颗正突突跳动的心脏，等炽热的弹头击穿它，危机就会随着他的呼吸远去了。

　　一切和想象的一样，他倒下去了，我却站了起来，今后，我就是一名真正的狙击手了。

　　趴在墙上安静了片刻，我顺着梯子滑下来，支队长朝我跑来，两手搭在我肩上用力一拍，一脸的笑容。很好，他上下打量着我说，像是不认识我似的。

　　一个警察跑来给支队长汇报：一枪毙命，人质全部获救。

　　支队长高兴了，笑着说：“这年头有钱人也难啊！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的口袋呢！”警察也笑：“既然干了，也该把装备搞得像样些才是啊！你看，”他把那支枪递给支队长，“一把破枪，撞针都没了，连火药都没填。”

　　支队长拿着枪掂了掂，嘿嘿笑两声。然后转过头对我说：“第一次执行任务就能有这样出色的表现，很好很好。”

　　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过来，支队长把我推到他面前说：“就是他击毙了罪犯。”

　　那人点点头，连说了几个好，接着握着我的手说：“人民有你这样的保护神，任何犯罪行为都不会得逞。”

　　我心里涌起来一阵自豪，还有些不好意思，脸发烫。

　　回到驻地，我给老家的爹妈再打一个电话，我要让他们知道，儿子没有给他们丢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电话打到大伯家，我跟大伯说让我妈接个电话，大伯问啥事这样急？我说是好事，大伯说你等着，我给你叫去。

　　我把听筒挂在肩上，忍不住又笑了一回。

　　我妈肯定一路小跑，脸上还带着笑呢！

　　我们村

　　守着这个村庄好些年了，我发现村庄仿佛越来越累了。每天，太阳老高了，你都见不到一个人影，细长的乡间小道都成了摆设。越过午后，路上才能见着人，蚂蚁一样，都是些糟了心的老树桩子。五十岁以下的，没几个了，气饱力胀的，都扛着行李进城去了。

　　村庄啥都慢，人们说话慢，走路也慢，炊烟起来得慢，日头落得也慢，风过来的脚步慢，好像连庄稼都长得慢了。

　　每天，我守在村委会的屋子里，守着那部黑色的电话机，它连通了村庄和外面的世界。电话每天都是要响的。电话那头全是嫩嫩的声音，喊，叔啊！你让我爸接个电话。我就站在村委会门前的坝子里，敞开嗓子喊：某某某，电话来了。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或者两个老迈的身影，从远处颠颠跑来。女的，也许还沾着一手水，男的，说不定手里还抓着一把泥。吁吁进屋来，把手伸到腋下擦干净，激动地抓起电话，先眼泪汪汪喊声儿啊或者姑娘啊，就开始了不断重复着的絮絮叨叨：衣服要多穿啊！饭要吃饱啊！注意安全啊！总之都是些念得快发了霉的话。啰唆完，对着我笑笑，出门去，还是该干啥干啥，仿佛新翻出的泥土，太阳一过，又恢复原样了。

　　偶尔，一堆老得松松垮垮的男男女女会来这里坐坐。通常是晚饭后，聊一聊天气，说一说早已远去的奇闻轶事。最后的话题总是奔忙在外的姑娘娃娃。攀比是难免的，我家的在皮鞋厂，一个月能挣头肥猪呢！我家的在服装厂，两年就能往家里寄三间猪圈。争执也是难免的，你说他吹牛了，她说你浮夸了，面红耳赤完毕，就都陷入沉默了。接着就是一屋子的叹气声。每个人都会跌进哀伤的笼子，笼子上了锁，没一个能挣脱出来。

　　这几日，平姑来得最勤了。她腿脚不好，从小路上过来，得飘荡好些时候。来了也不和我说话，眼睛盯着桌子上的电话机。我知道，她在等，等他们家老大的电话。老大出门那天，从村委会门前经过，我问他干啥去，他憨憨看着我笑笑，说寻老二去。他的笑很勉强，一点不舒坦，他那是担心自己兄弟呢！老二我是知道的，每个月固定的时间，桌上的电话机就会响，不用接，我就知道是老二来的。后来电话不响了，我都有些不习惯了。

　　平姑就这样，盯着电话呆呆看，有时候看一上午，有时候看一下午。除了忙活，其他时间都给电话机了。电话一串脆响，总能让平姑一激灵，然后她就对我说，他叔，响了呢！你看是不是老大。没一次是老大，看着那些挂着笑进来抓起电话儿啊女啊喊个不停的人，平姑脸上堆满了羡慕。

　　看她魂不守舍的模样，我就安慰她，说你也别心急火燎的，该来的自然会来。她撩撩花白的头发，也不说话，看着我笑笑。我看得懂她的笑，酸酸的，还夹杂了一些苦。

　　这些天放晴了，平姑没来了，我想她定是在焐谷种了，这活繁琐，又耗人。

　　我依旧带着镜子窝在火炉边看报，报上都是好消息呢！我真觉得形势是好了，我们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了。

　　老大的电话是午后打过来的，天气好得很，阳光铺满了村庄。抓起电话，老大在那头喊：喂，叔吗？我是老大啊！我找到我兄弟了，麻烦你叫我妈接个电话。

　　我一听高兴了，说你等等啊！我叫你妈去。

　　我跑出来，站在院子边，高声喊：平姑，老大来电话了，他找着老二了。

　　远处的小路上，平姑高高矮矮地跑来。

　　风撩着她的白发，阳光照着她的脸，她的脸上带着笑。

　　那笑，像做了幸福的新娘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