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会像昨晚一样再也睡不着。

　　这个念头让我有点心慌，心脏又怦怦地跳了起来，有条不紊的低音鼓在胸腔里重重地敲击着，额头、脖子一片冰凉，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我烦躁地坐起来，眼前一阵发黑，缓了好久，才逐渐恢复。

　　0分钟又一晃而过。现在，我给自己设定的休息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了，接下来的时间我决定再去找找流浪者，暮晚时分，他们可能会聚集在公园里。

　　我躺下来，闭上眼睛，决心让呼吸慢下来，但眼前浮现出方非的形象，旁边是他面目模糊的叔叔。突然之间，“叔叔”掏出一把刀来，狠狠地刺向方非，我一声尖叫……

　　“做噩梦了吧。”

　　睁开眼，看到值班员的嘴巴一张一合地，正在跟我说话呢。

　　我点点头。接着，我凝视着窗户发了会呆，便起床驾车沿着江岸寻找那几位打工的朋友。我已打听到，捡包的老彭死前，方非的包被几个打工者抢走了。要找到手提电脑，得从他们身上找突破口。虽然不一定是昨天那三个人，但既然已跟他们混了个脸熟，不妨继续找他们。春桃的敌意是一个原因，如果她了解我，哪怕只有一点点，她会明白粗鲁对我来说，不是侮辱，而是挑战。

　　我想着要不要去买老彭提示的香烟，以便让春桃开口？但我怀疑用物质收买情报的可靠性，怀疑它是否合理合法。不过，世态如此，我觉得自己想得太多了。

　　放弃原则后，我又开始考虑牌子问题。香烟品牌很多，价格不一，他们是打工一族，买好烟惯坏了他们胃口，买差了失去收买的意义，反而招怨。

　　拿不准的事，只得交给有经验的人。我求助那个看起来四十来岁的超市大嫂。她想都没想转身拿出一盒黄芙蓉王，扔在柜台上。

　　“码头上挑担的都吸这种烟吗？”

　　她不看我，眼角瞥着别处。“再拿两包。”我盘算着给他们一人一包，公平合理。

　　“多少钱？”我从没买过香烟，不知道价钱。

　　“5。”

　　我抽出两张二十的票子放在柜台上。“你只要一包？”她鄙夷地看着我。

　　我不想啰嗦，拿出一张五十的。她补了我十五块。我觉得这烟有些贵了，请他们吃个饭也不过这么多钱。但我驾车赶到江湾公园时，却没有再看到他们。

　　掉头转上沿江而建的风光带，下游不远就是流浪者救助站。我知道，一些居无定所的民工有时也在救助站里找住处。救助站在街区背后，门脸很窄，主楼缩在街道里面。前面有几个车位，全满了。我将车停在隔壁的垃圾处理站，顺着马路过了一道石灰拱门，来到一处院子，一群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抽烟。院子两边种着桂树，中间植着草皮，只是早已枯黄。草皮上扔着烟头、果皮、包装盒和痰盂。我感觉来错了地方，虽然我已够邋遢，但跟这里的环境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

　　门牌下有一排椅子，横竖坐着人，大家都盯着我，但没人动一下，或开口询问。我推开门，想着会不会有人盘问我。在温馨家庭里长大的我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种种假想的限制中。我最欣赏的是种种标语：“禁止踩踏！”、“禁止随地大小便”、“禁止吐痰”……我就是在一系列的制度限制中长大的。

　　但我从不鄙视或怜悯流浪者，我甚至很欣赏那些看似流浪者的民工，他们为生活所迫，白天努力做事，靠力气赚钱，晚上为省钱而在外面流浪。他们出生底层，而只能沉沦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人生能改变吗？我不知道。或许，他们在为改变下一代的命运而奋斗。

　　房间很大，不断有人走进走出，各式沙发和椅子上都坐着人。靠里约四分之一的面积围成一个服务台，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大妈坐在柜台后的转椅上。

　　我前面排着一个男人，他拿出一张身份证递进去。“你好，我是蒋卫国，麻烦你看一下有没有我的包裹？”他伸长脖子，斜眼向里面瞟。柜台下面堆着一垒各式包裹，有几十个。

　　大妈没有答话，拿起身份证左看右看，然后低下头翻得哗啦作响。过了一会，她说：“没有，今天没有。”

　　男人盯着一只电子商务专用盒，仔细地辩认着上面的姓名。“这个，是不是的？”

　　“不是。那是蒋一平的。”她滑回到柜台前，把身份证还给他。“你见过兰艳吗？她找你。”

　　“没有，她找我干嘛？”

　　“不知道，也许有事呗。你问问外面的人，看看她说过什么吗？”

　　他离开柜台，消失在门外。大妈转向我，非常客气地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觉得亮证件没意义，便直接说：“我想打听一下，前天死去的那个老彭。你是否知道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不知道。”

　　“老金和春桃，你认识吗？”

　　她仍然不动声色，似乎确认某个人的存在是件难事。“不认识。你四处看看吧，看你要找的人在不在这里？”

　　“好的，谢谢您。”我客气地说着，离开柜台。

　　“小心点，美女。”大妈在背后喊道，“这可不是五星级酒店。”

　　旁边有好几间公共休息室，很宽敞，足够容纳好几十人。最里面的房间摆着一台大电视机，但屏幕是黑的。靠墙一排书架摆着科普读物和少儿动漫画册。一个家伙躺在一整张沙发上，盖着外套睡觉。有几个人蹲在地上说话，大多数人坐在塑料凳上，无所事事。唯一例外的是坐在沙发垫上的两个女人，一个人在不停地拆一件棕色毛衣，毛衣越拆越小，一个人在帮着挽线，绕成一个大毛线球。

　　走遍了救助站，仍找不到老彭、老金和春桃。我感觉精疲力尽，那个跟老彭同姓的人怎么死的呢？他捡了方非的包，几次想联系我，但我总与他失之交臂，这都是我的错。也许，正是那个包让他失去了生命。

　　人死了，但那个包还在某个人的手里。我不会放弃的。我暗下决心，不仅要找回包，还要为老彭报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