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鲜三天三次求援

　　9月0日，朝鲜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首先向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面交了金日成、朴宪永的联名信。10月1日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柴军武，正式向中国方面提出关于中国紧急出兵援助朝鲜的请求。这是朝鲜向中国第一次求援。

　　10月1日夜，经毛ze东修改，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对人民军的作战行动提出建议。致电倪志亮并转告金日成：朝鲜人民军“一方面军八个师既已被隔断，请考虑有无可能将该八个师分为两部分：以四个师将笨重武器破坏，分成许多小的支队，从敌人间隙中分路撤至三八线以北；而以四个师在南朝鲜分为许多小支队，依靠人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大股敌人，使其不能北进”。“你们的军队必须迅速北撤，愈快愈好。”次日，再电倪志亮，强调：请告金日成，除照前电精神“尽可能将被敌人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10月日凌晨时，毛ze东起草电报，以中央军ei名义发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冈和边防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

　　根据毛ze东的电令，以宋时轮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9兵团，于10月1日起从上海地区北上，进入山东兖州地区待命。

　　10月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再次提出作战行动指导建议。当晚，金日成再次向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介绍了朝鲜战场的情况，说：人民军主力仍基本隔绝于三八线以南地区，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多为新组建的部队，而南朝鲜军已经穿入到三八线以北的襄阳。在人民军主力尚未北撤集结，防御部署没有完成之前，如果美军和南朝鲜军采取两翼伸展，强取元山、海州，同时正面向北进攻，则局势万分危急。在出现这种情况时，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政府恐怕非向中国求援不可。这是朝鲜第二次求援。

　　10月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派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内务相朴一禹携带由金日成、朴宪永联合签名的求援信函到达北京，当面呈交毛ze东主席，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这是朝鲜第三次求援。10月1日、日、日连续三天向中国求援，其迫切之心可想而知。

　　此时，朝鲜党和政府已经决定实施总退却，临时首都平壤的党政军机构向北疏散，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移驻德川，政府机构及外国使馆移至新义州，总后方基地设在江界。

　　（二）第一次决策出兵与叫停

　　几天之内朝鲜战场形势巨变，情况万分危急，一面是苏联的鼓动，另一面是朝鲜的请求，加上中国对战局发展前景的担忧，迫使毛ze东当机立断，做出决定。

　　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入夜，北京的国庆烟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没有离开天安门广场，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里，毛ze东主席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已经在讨论出兵问题，一直到第二天凌晨。10月日时，毛ze东以中央军ei名义给高岗和邓华发电，要高岗立即来京开会，让邓华下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同一天，毛ze东给斯大林发电，通知苏联中国已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还通报说中国预先调至东北的1个师将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在朝鲜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进行防御战，待苏联武器到达后，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这是毛ze东第一次明确表示出兵入朝作战。（编注：后来经考察确认，毛ze东的这封电报当时并没有发出，不过，对于毛ze东本人来说，当时的确是决心出兵的，只是没有向苏联表明而已。）

　　10月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开会商讨出兵朝鲜事宜，会议出现了意见分歧。特别是紧邻朝鲜的东北政府主席、号称“东北王”的高岗举手反对，他说：“打仗要打实力，出兵援朝，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反对帝国主义霸权，道义上没错，可苏联比我们力量雄厚，武器不知比我们好到哪儿去了，他们都不打，为什么要我们打？以我们这么一点力量去跟美国人打仗，即使打胜了，要付出多大代价？”。曾经征战东北实施辽沈战役的原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biao也不主张出兵，他说：“美国人一个师有大炮几百门，我们一个军才有三十几门。他们有空军，我们没有。他们有海军，我们又没有。这仗怎么打？”毛ze东没想到会有这么大分歧，特别是“东北王”高岗和“四野王”林biao的反对，使毛ze东的决心难以定夺。毛ze东是准备让林biao挂帅出征入朝的，但是主帅不赞成出兵，称病推辞。高岗是负责战争保障的，这两个人的意见非同小可。于是毛ze东决定明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行讨论。毛ze东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会议，看来只能临阵换帅了。

　　10月日，毛ze东致电斯大林，告知：中国组成志愿军出兵朝鲜，预先调十二个师，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对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同时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并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援助。同一天，毛ze东还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发了致斯大林的另一份电报，重点强调了中国志愿军出动后可能会出现的严重后果和中国的困难，提出暂不出兵的建议，以了解苏联对此的态度。中共中央将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我们是同您商量一下。

　　关于上述中国是否出兵的问题出现了两封完全对立的电报。一封在中国的档案馆，一封在俄国的档案馆。一封是要出兵，一封是暂缓出兵。从表面上看，这两封电报的内容看确是相互矛盾，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而中国和俄国的档案中又都仅存一份他们各自公布的文件。

　　两封电报经过沈志华等中国史学专家的分析，并经官方认定；两封电报确实是中国起草的，由于中国领导人对出兵的问题上有分歧，因此，第一封电报未发出。之后，第二封电报是中共中央讨论的意见并发给了苏联，而且第二封电报上明确说，“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留有充分的余地。这样，第一次出兵就暂时搁浅了。

　　（三）第二次决策出兵

　　10月4日，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ze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朝鲜问题。会议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暂不出兵。主要是：战争创伤还没有医治；土地改革尚末完成；国内的土匪、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经过长期战争，有些干部和战士有和平厌战情绪等等。因此，出兵朝鲜，同美国较量，没有胜利的充分把握。另一种意见则积极主张出兵援助朝鲜。在毛ze东已经答应斯大林和金日成出兵之请的情况下，仍然发表出众多反对意见，说明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赞成出兵或至少是暂时不出兵的倾向是主要的。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回忆说，当时党内的不同意见倾向提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毛ze东的心情也十分复杂，他在会议上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毛ze东还说，我们可以提出几十条、几百条甚至几千条顾虑，这些顾虑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另外一条就是我们应该在朝鲜争取反美胜利，应该给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头子一个打击，把它的气焰压下去。他认为，尽管遇到那样多的顾虑，但那是可以克服的困难，或者应该忍受的困难，也是我们为着争取这个伟大的胜利应该付出的代价。

　　1950年月10月4日近午时分，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王”彭德怀正在办公室内埋头审阅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此时，由于气候原因，中央接彭德怀的伊尔18飞机10月4日中午刚到西安，中央派来了两名干部向彭德怀报告说：“毛ze东请您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开会。”而且“一刻也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彭德怀感到不解，难道到中央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还这么紧张吗？他叫上秘书把西北地区各单位报来的经济规划方案、调查报告统统带上，直奔机场。伊尔18飞机的机械师刚刚完成例行检查，接着飞机又驶向跑道，疾速起飞，下午4点多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彭德怀一下飞机，几辆小汽车早在等候着。前来迎候的人传达毛ze东的交代，要彭德怀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彭德怀急不可待地说：“不是说不能耽误吗？先去中南海！”车到中南海的丰泽园，周恩来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并把他引进会议厅。赶到会场，与毛ze东等打过招呼后，彭德怀找了个椅子坐下，听别人的发言。忽然他“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不寻常”，分歧意见很大。当天下午，彭德怀没有吱声。

　　10月5日，上午9时左右，邓iao平受毛ze东委托专程到北京饭店接彭德怀去中南海谈话。显然，毛ze东请彭德怀参加会议也有扭转会议的僵持局面的意思。因此，谈话时毛ze东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当彭德怀表示支持毛ze东出兵的主张，并愿意带兵出征后，毛ze东颇为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以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下午政治局会议继续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进行讨论时，仍有两种意见。下午的会议一开始，彭德怀慷慨激昂地说：“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有些同志还认为：三五年以后再打，让我们松口气，当然好。但三五年以后还是要打，我们三五年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一点工业，到那时还要打得稀烂。目前就打也许更有利，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彭德怀的发言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会议同意了毛ze东的主张，决定出兵援朝。所以会议结束后，毛ze东走到彭总面前说“《六韬·龙韬》中说：‘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还是你彭老总啊！靠你带兵打仗，部队就有勇气也有能力战胜强敌。”接着，十分肯定地对彭德怀强调：“给你十天准备时间，出兵时间初步预定10月15日。”

　　10月5日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国人对这一决策的评价是，“正确地把握了局部的当前的利益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的关系，是革命胆略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产物，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bao、反抗侵略的决心，展现了中华民族保卫和平、维护正义的气概”。这是毛ze东第二次决定出兵入朝。10月5日，在中国确定出兵朝鲜的同时，苏共中央政治局也举行了会议，对中国出兵问题进行讨论。会后斯大林在给毛ze东回电中提出：“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

　　10月6日周恩来在居仁堂主持中央军ei会议，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并研究部署志愿军出动的各项准备工作。林biao在会上又提出了重要意见，为了拯救朝鲜而把中国打烂不值得，因装备太差与美军作战没有胜利把握，美国可能用原子弹或大规模空军袭击中国大陆。因此，他还是主张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待机行事，实际上林biao采取的是一个迂回路线。周恩来批评了这种看法，强调出兵援朝的决心已定，现在只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胡乔木后来也回忆说：我在毛z东身边工作0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ze东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7日，毛ze东复电斯大林，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经作出了出兵决策，并且决定第一批出动9个师而不是6个师。电报中还告诉斯大林，志愿军不是立即出动，需要准备一些时间。同时决定派周恩来和林biao就中国出兵援朝问题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协商。

　　10月8日，周恩来与林biao离京，秘密前往苏联。8日这一天，毛ze东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第1兵团及所属四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三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后勤供应和联系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高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同日，毛ze东发电将这一决定致电驻朝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这样“西北王”和“东北王”拴在一起，将要演出一场活剧来。不过，对志愿军，毛ze东只明确了彭德怀和高岗这两个头，而志愿军的领导机构和机关尚未确定。8日这天晚上，毛ze东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毛ze东的长子毛an英陪侍，据说，毛an英主动要求去朝鲜锻炼。从来不喝白酒的毛ze东上了中国最好的茅台酒，并亲自为彭德怀斟酒。并赠送一言一物。一言么，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一物么，送长子毛an英一同上朝鲜前线。毛ze东指着岸英对彭德怀说，我这儿子不想在工厂干了，想跟你去打仗，早就交上了请战书，要我批准，我没有这个权力，你是司令员，你看要不要这个兵。从此，毛an英就跟随彭德怀走了。聂荣臻回忆，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当向毛ze东请示怎么办时，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也是在8日的晚上，当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柴军武将毛ze东出兵朝鲜的电报面交给金日成时，金日成高兴得两手一拍说：“太好了！”他立刻用手分别拉着倪、柴两人的手进入会客厅，随后也拿出几瓶酒请中国大使和临时代办喝酒。席间，金日成一再对中共中央、毛ze东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表示深深的感谢，并说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将永垂青史。

　　9日，中国沈阳和平街1号一幢日式小楼，在二层有一个红木地板的套间，这是彭德怀的临时办公室。彭德怀在沈阳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主持召开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听取各部汇报准备情况，部署出动事宜，研究出动方案。并要求志愿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在10天内完成一切出国的准备工作。10日，周恩来与林biao抵达莫斯科，随后乘坐飞机飞抵黑海海滨的克里米亚，与正在那里休养的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

　　（四）斯大林的手腕

　　10月8日，毛ze东将中国组成志愿军出兵朝鲜发电转告金日成；9日，斯大林也给金日成发去了一个电报，转述了他与毛ze东之间关于出兵问题交换意见的情况，电报全文如下：

　　由于同中国同志协商需数日，复信迟了。10月1日我致电毛ze东，问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个中国师去朝鲜，以便朝鲜同志能在这些师掩护下建立预备队。毛ze东拒绝了，推说他不想把苏联拖进战争，中国军队技术装备差，战争会在中国引起很大不满等。我以下面这封信回复他：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一、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二、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三、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和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月7日我收到了毛的复信，他表示赞同我信中的基本论点，说他将派出不是6个而是9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他要求我接见他的代表并同他们详细会谈。我当然同意接待并同他们讨论给朝鲜军事援助的详细计划。

　　从斯大林大段文字电报来看，对朝鲜来讲是，现在中国不想出兵，经过我晓以利害，他们同意了。对中国来讲有几层意思：一是出兵朝鲜与中国的利益关系极大；二是现在出兵朝鲜是最为有利的；三是苏联将做中国的坚强后盾。但是没有提及空军的问题。实际上，在斯大林给中国的回电之前，10月5日中共中央和毛ze东已经做出了决定，而且在10月8日晚上也把这一决定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当面报告了金日成。从什特科夫10月9日转呈的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信及10月10日葛罗米柯会见朝鲜驻莫斯科大使朱宁河的情况也可以看出，金日成已经得知中国准备出兵的情况了，因为这时朝鲜向苏联提出的只是培训飞行员和其他技术人员的问题，显然不是以前那种急切要求援助的问题。斯大林以为中国出兵主要是他的电报起的作用，并向朝鲜介绍出兵情况经过。

　　（五）空军成了大麻烦

　　既然10月5日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当天又收到了斯大林要求出兵的电报，为什么10月7日才告诉苏联呢？显然，对不同的国家在表达上要有所侧重，同时有些情况毛ze东对斯大林还是有所保留。从分析来看，当时，毛ze东拖延答复斯大林是因为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国作战还有一个条件，即必须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和援助，苏联能够提供多大援助，特别是能否保证提供空军的支援，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中国军队的领导人更是明确提出，志愿军出国作战必须得到苏联空军的支援。早在8月1日，邓华、洪学智、解方联名向朱德总司令建议，实现“速战速决”方针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组织大量空军参战”，同时提出“假如苏军在空军或技术装备上能更大的帮助我们，则这一方针的实现更有了物质保证。如果我们的空军条件不成熟，不妨推迟出动时间”。

　　正是因为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还没有与苏联达成明确的和具体的协议，毛ze东心里没有底，所以，才迟迟没有正面回答斯大林的要求。这也正是毛ze东派周恩来、林biao到苏联与斯大林进行直接会谈的根本目的。

　　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从军事角度讲，最不利的条件就是缺少空军。根据俄国的文献，中国早在7月初就提出空军的问题了，而且中苏之间已经交换过意见。周恩来在7月日与苏联大使罗申的谈话中就询问苏联空军是否有可能掩护中国入朝作战的部队。7月5日斯大林对此做了答复，他要罗申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尽力”为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在7月1日经罗申给周恩来或毛ze东的电报中再次明确表示：“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您已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配备14架飞机的喷气式歼击机师，用于掩护这些部队。”

　　斯大林进一步说：“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7月日罗申转呈了毛ze东关于这一问题致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谈到：“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航空兵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毛ze东还表示中国有能力于1951年—4月前“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兵师全部武器装备的工作”。

　　7月5日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给罗申电报还谈到：“经菲利波夫同意，转告毛ze东或周恩来，我们同意他们提出的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喷气式飞机的步骤和时间安排。”8月7日斯大林又致电周恩来：“苏联政府答应您关于派苏联军事顾问——防空专家和空军专家——到华东和东北军区的要求。8名顾问将被派到中国，其中10名是防空专家，8名是空军专家。至于其余6名顾问，我们认为不是特别需要派他们去，因为这些顾问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8名顾问完成。”

　　从中苏相互往来的电文看，双方在苏联帮助中国空军建设和训练的问题上谈的比较仔细，并做出了具体安排和计划，至于掩护中国入朝部队作战的问题，无论斯大林还是毛ze东的电报都没有实际协商。然而，面对斯大林如此帮助中国建设空军，似乎给人感觉要直接支援中国打仗。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帮助建设与支援打仗、后方掩护与前方作战完全是两回事，“教你飞”与“我要飞”是有根本区别的，而斯大林对此早就是确定的原则（法宝），根本不可触动的，而中国领导人还没有摸到斯大林的底牌。

　　从军事角度讲，关于苏联空军参战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中苏双方当时未谈清楚的地方有三点：一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问题，是与中国军队同时行动还是让中国地面部队先行一步？二是苏联空军援助的方式问题，是配合中国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作战还是只负责中国领土的防空或掩护中国部队的后方供应线？三是苏联配备14架喷气式歼击机到了中国，中国飞行员还没有培养出来，发生战争怎么办？从苏联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战略方针来分析，斯大林的想法是避免在使用苏联空军的问题上过早地做出明确和具体的承诺，特别是不可能使用苏联空军与中国陆军协同对美国作战，那样，就等于苏联直接参战了。但是对于中国方面来讲，并不了解斯大林对朝鲜战争、对美国的真实想法，中国要求苏联援助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关键就是苏联空军能够协同中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支真正的空军部队，一旦战争打起来，在空军方面只能依靠苏联。

　　决定出兵以后，中国军事指挥员对这方面的要求就显得非常迫切和非常具体了，因为，中国军人知道朝鲜人民军与联合国军作战时就没有空军的支援和掩护，遭受了很大损失。在10月9日彭德怀在沈阳召开的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很多与会者特别提出了这个问题，以至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ze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毛ze东11日回电：“惟空军暂时无法出动。”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也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甚至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

　　（六）第二次出兵叫停

　　周恩来、林biao10月8日离开北京，因飞机中途停留，于10日到达莫斯科，11日在布尔加宁陪同下乘专机飞到黑海之滨斯大林的休养地。当天下午举行双边会谈，据师哲的回忆，会谈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1)斯大林解释苏联不能出兵的理由。斯大林认为苏联虽设想过帮助朝鲜，但早已声明苏军从朝鲜全部撤出，所以不能出现在战场，更不能同美国直接对抗。()斯大林劝中国出兵，如果中国出兵，苏联将供应武器和装备。()周恩来阐明中国出兵的困难：中国人民长期遭受战争之苦，许多国计民生问题尚未解决，目前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和建设，我们没有高射炮、飞机和坦克等必须的装备。周恩来还具体进行了说明：为了应急，我们只好在各个军进行武器调配，比如让8军全部使用日本武器，这一个军的战士都在用日本的三八枪，40军全部用缴获的美式装备，全部用汤姆枪，只有这样才能勉强保证统一供应等等。斯大林虽然感到周恩来所说全是实情，但是他还是建议，如果中国不出兵，就通知金日成早些撤过鸭绿江，保存有生力量，可将主力部队撤到中国休整，以利再战。

　　周恩来仍积极争取，强调指出：只要苏联空军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助朝鲜。同时要求苏联为中国抗美援朝的军事行动提供武器装备和弹药。斯大林同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和制造技术，但对于他曾许诺过的中国志愿军出动时将提供空中掩护问题则表示，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掩护志愿军作战。斯大林还说，中国既有困难，不出兵也可，说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

　　会谈结束后，当晚7时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周恩来因未能达到请苏联空军出动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作战的目的，所以与斯大林共同做出暂不出兵的安排。毕竟，中国领导人在是否出兵问题上有过激烈争论，而是否有苏联空军掩护则是能否保证出战必胜的关键问题。因莫斯科与北京时差4个小时，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联名电报到北京时是1日子夜，再由苏联使馆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呈毛ze东，大约已是1日下午。

　　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总头”，苏联空军不能直接参战，指望中国出兵已经不可能，军情又如此紧急，斯大林必须当机立断了。当天（11日）下午，斯大林给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发出一封转交金日成的电报，通报了他与周恩来和林biao会谈的情况，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来已经表示中国人还不准备参与战争，因此，斯大林建议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残余部队从朝鲜撤到中国和苏联，还命令什特科夫大使帮助金日成制定一个执行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计划。在同一天，莫斯科还做出另一项决定。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维辛斯基在成功湖发表讲话，呼吁美国放弃“强硬化”政策，恢复与苏联战时的合作关系，他还保证苏联会对美国做出“迁就”。现在，斯大林终于把底牌亮出来了，中国看着办吧！无非是放弃朝鲜。

　　什特科夫大使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当天晚上会见了金日成和朴宪永（副首相兼外务相），并向他们读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电报的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惊讶”，“金日成说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建议，他们将照此执行”。金日成还要求苏联人对拟定撤退计划给予帮助，并于当晚做出了撤退的安排。

　　接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电报后，北京也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1日下午，毛ze东得知苏联已确定暂不出动空军的消息后，当晚0时紧急发出两封电报，指示东北的彭德怀、高岗以及华东的饶漱石、陈毅：出兵命令“暂不实行”，“1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同时，请高岗和即将赴朝会晤金日成协商关于志愿军出去作战事宜的彭德怀，立即回京商谈。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担心电报转辗延误时间，又于当晚7时许匆忙赶到军委作战部值班室，直接用电话找到正在安东察看渡口的彭德怀，告诉他情况有变化，回北京当面谈。由于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中苏双方理解不同，斯大林又瞻前顾后，以至中国在下决心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再次出现波折。这是中国决策出兵的第二次叫停。

　　（七）第三次决策出兵

　　10月1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抵达北京。下午，毛ze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彭德怀听说苏联不给予空军支援后十分生气，并表示要辞去志愿军司令。毛ze东再次掌握了会场，他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

　　�毛ze东又问彭德怀，可不可以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彭德怀坚定地说：“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毛ze东讲：“即便打不过也好，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随后，毛ze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会议结束后，毛ze东于当晚时给周恩来去电：

　　……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较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于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ze东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三日

　　毛ze东在电报中还要求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同苏联领导人商议苏联以何种方式提供武器装备和苏联空军出动的时间及方式。毛ze东认为：“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一场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第二天毛ze东又致电周恩来，通报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方案，并说明志愿军出动的日期是10月19日。这是毛ze东第三次下决心出兵朝鲜。

　　同样在1日，毛ze东把出兵的决定通知了苏联驻中国大使，其中又特别强调了空军援助的问题。毛ze东先解释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然后，通知了中国的决定：“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暂时先派出由9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它能够打李承晚部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努力准备第二梯队。”此后，毛ze东又强调说：“主要问题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ze东又接着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而“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电报最后说，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14日，毛ze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

　　中国领导人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的确出乎斯大林的意料，据说，斯大林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喃喃地说了一句：“中国同志好啊……那个毛ze东是个马列主义者……”。同时，斯大林立即通知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我刚收到毛ze东来电，他在电报中通报说，中共中央重新讨论了形势，决定尽管中国军队非常缺乏武器装备，但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我正在等待毛ze东关于此事的详细通报。鉴于中国同志的这个新的决定，请暂缓执行昨天发给你们的关于在朝鲜进行疏散和将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电报。”当天，斯大林再次致电金日成强调：“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

　　（八）第三次出兵叫停

　　中国出兵的问题解决了，但关于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事情还要继续讨论。毛ze东电报中所说“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和“掩护我们的空军”，显然是指苏联空军配合中国地面入朝作战的问题。也就是说，毛ze东在这里接受了苏联空军推迟出动的条件，但也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苏联空军提供援助的方式。而斯大林在得到中国已经决定出兵的消息后，则明确表示苏联出动空军只是保护中国领空和中国军队的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周恩来接到毛ze东1日电报后于当夜约见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转告了毛ze东来电内容，要求立即报告斯大林。14日又收到毛ze东两封电报。第一封来电介绍了朝鲜前线敌友的最新情况和我志愿军出动后的初步考虑，并指出志愿军出动后拟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岳地区组织防御，“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如此，则我军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并等候苏联空军到来，然后再打”，同时电报再次提出1日电中需要苏联政府明确答复的两个问题。第二封来电通报了志愿军出动时间和整个部署，说明要等6个月后再进攻元山和平壤。周恩来迅速将这两个电报内容通知了斯大林。10月14日，苏联政府承诺对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将采取信用贷款的方式，以及将出动十六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周恩来又致电在疗养地的斯大林，进一步提出苏联除战斗机外，可否出动轰炸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出动空军入朝作战外，可否加派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以及除提供武器装备外，可否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贷款订货的条件等等。

　　就在中国军队箭已上弦，不得不发之时，莫斯科方面的情况又有变化（也可能实际上斯大林一直就是这样内定的，对朝鲜就一直没有派出空军掩护），斯大林给在莫斯科的莫洛托夫打电话说，要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这无疑是向中国领导人表明，中国军队在发动进攻的时候不要指望得到苏联空军的掩护，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中国学者认为：斯大林已把底牌亮出，不管中国怎样，苏联要坚持既定的原则，将战争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10月16日，无可奈何的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

　　10月15日凌晨1时，毛ze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转交金日成。电报说：“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10月16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10月15日平壤告急，金日成派朝鲜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彭德怀告诉他，中国已做出最后决定，预定10月18日或19日部队分批渡江。同日，毛ze东致电高岗和彭德怀，要求志愿军出动日期提前。电报说“我军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第二个军可于18日出动，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10天内外渡江完毕”。彭、高接电后即于16日上午赶到安东，召集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决定，并提出渡江后的战术要求。

　　可是，此时苏联却决定不派空军入朝作战，也就意味着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根本无法得到有力的空中支援。这不能不使中国重新考虑出兵问题。于是，毛ze东在17日下午5时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改变计划，原定先头部队17日出动，现改为“准备于19日出动”，并且说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电报还要彭、高两人再乘飞机回京商谈。另有著作引证的电文为：“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一情况，10月17日毛ze东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要他们火速回京商议，部队出动时间“当再有正式命令”。这是毛ze东出兵朝鲜的第三次叫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