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需要安得鲁先生对那位至关重要的、在贺祁太太死前与谈话的人做描述。你能想到他怎么说的吗？老人问我。”

　　“您知道，我并没有像您一样出席庭审，所以自然知道的没有那么具体。您刚刚讲诉的内容，有许多都第一次听说呢。”我实话实说道。

　　“其实你对他描述的类型应该十分熟悉。因为他的描述就与你刚刚描述坐在旁边的那位先生异曲同工，甚至把你俩的描述调换一下也不会有什么不妥。据他说，那位先生中等身材，胡须不太深浅，帽子两边露出的一点头发也看不太清楚是什么颜色，似乎是很自然的颜色，他穿的是西装，并且一直戴着帽子。你瞧，这描述并不比你的描述逊色吧？但是这样的男人，在大街上可有很多呢，你说是不是？”

　　我终于有些弄清楚老人先前让我描述人的用意了。“可是，那个人可是同贺祁太太交谈了一路呢，安得鲁先生和他们在同一节车厢，又是和那个人在同一站下车，总会有些记得更多的吧？比如，一些”我问老人。

　　“一些特别的地方。先生，我知道你正要这么说。但确定，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安得鲁先生一直在忙着看手机，并没有特意的观察。加之那个人一直戴着帽子，所以，安得鲁先生只能如实的说，确实在车上有那么一位和贺祁太太交谈过的男人，但是，再深入一些，他可就不晓得了。他甚至不能肯定自己再见到他是否能够认出来。”老人有些遗憾地说。

　　“这样看，正如您说的，安得鲁先生只是描述出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并不能构成对林顿先生的指控呀。”我有些不解问道。

　　“确实如此。安得鲁先生的证词并没有什么破案的实际价值，但是另一位证人顾维拿先生的证词却使案子有了很大的转机，一切矛头却都指向了林顿先生。”

　　“哦，对了，那位顾维拿先生。我记起来了。”接着我向角落里的老人透露了一些关于顾维拿先生的一些信息。顾维拿先生是一家卖彩色印刷机的公司罗浩企业的经理，也是安得鲁先生的朋友。他作证说当时他正在车站等火车，看到自己的朋友安得鲁先生从一个头等火车厢里下来，于是两个人在月台交谈了一会儿，直到火车快开了，他才匆忙踏进车厢正是安得鲁先生下车的那节车厢。他记得是有一位女士坐在他的对面的位置，不过是在很角落的地方。他没有看见她的脸，因为她低头似乎睡着了。同安得鲁一样，顾维拿先生也是一位称职的生意人，自然不会浪费这坐车的好时间掌握生意上的资讯。所以他一坐下，就拿起杂志认真地看起来。后来，他在杂志上看到了一些感兴趣的内容，关于物品行情还是其它什么，总之他觉得要立刻记下来的生意经。但是他随身只带了一支铅笔，并没有纸张。所以就捡起地上还很干净的名片，在背面把自己需要的内容记了下来。然后，这张在案发地点捡到的名片就被放到了顾维拿先生的口袋里。”

　　“顾维拿先生捡到了林顿先生遗失在现场的名片。”我把自己想到的大声喊了出来。

　　正当我为自己突然的顿悟而沾沾自喜时，角落里的老人一开口，就给我泼了盆冷水。

　　“先生，你的说法恐怕有些不严谨的地方。准确地说是，顾维拿捡到了一张名为林顿的人的名片，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定那是林顿先生本人掉在现场的。”老人纠正道。

　　“你应该能想象出顾维拿先生的证词一说出口，现场的人们是多么义愤的事情了吧，从都认定了凶手就是林顿先生。”老人继续说，“尽管法庭上很多人都是林顿先生的朋友，但是相信他可以被无罪释放的可就没有几个。林顿先生自己也慌了手脚。我敢说这个突然在旅游路上被抓过来的年轻人还没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脸色苍白，不停地舔着嘴唇，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因缺水晕过去一般。“

　　“林顿先生可是处在一个十分不利的位置，种种证据都对他很不利。首先，他没有任何不在场证明，案子已经是三个星期前的事情了，他还可以回忆起当时自己在哪里，某个俱乐部或是运动场。但是肯为站出来作证的人可都找不到。谁也不敢在法庭上发誓说案发当时自己和林顿先生在一起。这一点，林顿先生自己也清楚得很。”

　　“并且，他是去日本的路上被捕的，虽然他解释说那只是一次旅行，随行且慢无目的的旅行，可是大家却不那么想。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在打算畏罪潜逃。这只能说明他的运气并不好。”

　　“还有一点，警方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包括氢氰酸在内的各种有毒物质，证明他是一个爱好并专研毒理学的人，这就更加对他不利了。”

　　“您说的没错，”我插话道，“但是，他的律师可是相当厉害，不然这位疑犯可没法逃脱。”

　　“先生，听你的口气，似乎对这一切都很愤愤不平呀。”老人笑了笑，“英格亚确实是有绝佳辩护技巧的大律师，他在庭上巧妙的申辩可是把所有指证林顿先生的证词全都推翻了。不过，我却认为他做得十分高明并且正确。”

　　“难道您不相信证人们的证词吗？”我不解问到。

　　“当然不是。我十分相信证人们都是爱国正直的人，绝不会在庭上说谎。但是我也相信，单凭这些证据就逮捕林顿先生，确实很草率，并不明智。正像英格亚在庭上证明的那样，安德鲁并不能肯定那个穿西装的男人就是林顿先生，那个生意人甚至有时连自己公司的职员也认不出来。”

　　“他可以肯定的就是当他在车上时，贺祁太太还是好好的，并且没有任何像是准备赴死的迹象。并且他确定那位穿西装的男人与贺祁太太并没有任何挣执，他自始自终没有听到过女士尖叫挣扎，两人还握手，那个男人用愉快的声音说:“再会，今晚别迟到了！”所以他判断，那个西装的男人可能是在贺祁太太自愿的情况下给她注射了致命药物。”

　　“至于顾维拿先生，他同样不能确定名片是林顿先生在车上遗落的。他只能确定来自那节车厢，并且他一直在这节车厢里，从车站到贝厅街两站之间，没有其他人上车。而那位女士，则自始至终没有移动过。”

　　“林顿先生更是完全否认自己在那节车厢上，他发誓自己只在那天早上在贺祁太太家见过面，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了。所以，一切又回到了原点，我们即不能肯定那穿西装的人一定是凶手，也不能证明凶手一定是林顿先生。”

　　“能够在庭上理清这些的，也只有聪明的英格亚了，他可是救了自己的当事人一命，林顿先生最后被无罪释放，据说他现在住在国外，而且他的婚礼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看来你同律师一样，并不相信林顿先生凶手？”我问道。

　　“先生，就我们刚刚分析过的证据来看，确实不能草率地那样说。况且据说所知，在林顿先生的朋友圈中，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不相信他是凶手呢。虽然明林顿有罪的证据，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不是吗？他们不过是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想要紧紧抓住林顿先生这唯一的犯罪嫌疑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