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
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应邀去参加一个捷克朋友举行的party。这位朋友叫瓦尼亚,曾经在中国留过学,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因此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一边为中国人办事,一边狠赚中国人的钱。几年下来,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小富翁。他深知赚钱要靠这些中国人,因此非常喜欢交有实力或者有品味的中国朋友。他经常举办这样的party,但我是第一次来——实在不好意思再拒绝了。
人很多,但主要是捷克人。中国人不多,只是几家大公司的老板和一些自封为作家、画家、书法家的同胞。酒喝了不少,甜点也吃够了,大家正准备跳舞的时候,突然走进来一位身穿黑色低胸晚礼服的漂亮中国女子。瓦尼亚急忙迎上前去,轻轻吻了吻她的脸颊,然后问:“你为什么才来?”
那女子说:“实在对不起,我忘记了时间。”
瓦尼亚说:“没关系,你能来就是我的荣耀。来吧,我把你介绍给大家。”他拉着她的手转过身来,欣喜地向大家高声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刚从布达佩斯来到布拉格发展的美丽的露西小姐!”
大家有礼貌地鼓掌。
露西小姐对大家含笑行屈膝礼。
音乐响起来了,瓦尼亚非常绅士地邀请露西共舞。她跳得非常好,优雅舒展,就像一只优游的天鹅。
我站在角落里,端着一杯葡萄酒,冷眼看着。
夜深了,party也散了,我第一个出来,坐进车里,发动马达,打开车灯。
灯柱照射着穿晚礼服的卢曦,她含笑站在我的车前。
在一个冷清的酒吧里,我们相对而坐。我要了一杯啤酒,她则要了咖啡。她说:“我一进来就发现了你,你为什么不过来打招呼?”
“我为什么要过去和你打招呼?你去哪儿了?”我直截了当地问。
“我没回国,我去匈牙利了。就拿你给我的钱,从练摊儿开始……,上个月才来布拉格。我还和以前一样吗?”她问。
我摇摇头。
“不一样了?”
“我已经忘记了你过去的样子,要知道,我们仅仅见过两面呀。”我说。
“我可是牢牢记住你了。这两年我碰到的男人可多啦,都他妈是坏蛋!”她恨恨地说,又莞尔一笑,“不提那些了,郭小川说得好——‘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
我笑了,说:“难为你还记得这首诗,‘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哟,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
她端起咖啡和我碰杯:“为郭小川,为新生活,更为我们的重逢,干杯!”
她把名片放到我面前,“喏,我的地址、电话,还有新名字。”
我看看名片,是新近注册的一家公司,挺有名的。我说:“我该叫你什么呢?是卢曦还是露西?”
“你随便,反正也分不大清楚。再见吧,我要走了,给我来电话。对了,把你的电话给我呀?”
我没给她去电话,她也没来过电话。
我觉得她显然不愿提起我们最初的相识。
后来,我经常听生意场上的中国朋友提到她的名字,说她生意做的云生风起,有声有色。也有人说她是靠着**交易完成原始积累的,说得有鼻子有眼儿。
一个多月以后,我开车去布达佩斯的朋友那里办事。我想通过匈牙利中转,把货发到克罗地亚去。一大早出发,走走停停,中午才到布加迪斯拉发。在布加迪斯拉发吃过午饭,又在车里打了个盹儿,到布达佩斯天都快黑了。
朋友不在家,我就在车里等。等了大约有一个小时,他开着车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刚要开门,我按了两下喇叭。
他转过头来,我立即打开车灯,照得他浑身透亮,他却看不到我。
他知道必是朋友,便用手遮着眼睛走过来,“谁呀谁呀?有这么照人的吗?叫警察了啊!”他咋唬着走到我车前,“哟呵!有朋自远方来呀这是!赶紧走赶紧走,去中华楼搓去!”
我们俩挑了个角落坐下,点了几个凉盘热菜,要了几瓶啤酒便喝起来。一边儿喝一边儿聊,朋友说:“你猜我这么晚回来去哪儿啦?”
我当然不猜,他也不用我猜。
“我去监狱啦,看一个朋友,唉!”他长叹一声。
“怎么回事儿?”我问。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陶川。也是北京的,1991年我俩一块儿坐火车出来的。他国内有路子,来了就发集装箱。那时候赚钱太容易了,很随便就发了财。到199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富甲一方了。老婆也来了,租一大house,十几间房子,都放着货,还雇了一个南方女子,发货记账都是她。夫妻俩开车跑外地,那女子在家就地批发,干得热火朝天。
“他们有一个好朋友,姓杨,广东人,二十多岁。这小杨也是个怪物,从小父母双亡,一个人在广州混大,什么场面没见过呀?可不知怎么就成了佛教徒。也弄不清信的是什么佛,反正家里是天天香火不断,那香火把家具熏得一道儿一道儿的,房东老因为这事儿跟他吵。吃饭前必打坐,虔诚着呢。
“他们几个互相经常走动,处得挺好。小杨有时候过来给大家做顿粤菜,我还吃过几回,味道确实不错。
“有天晚上,陶川和老婆又开车去了外地批发市场,家里只剩下那位南方女子。第二天晚上一回来,出事了:满满几个屋子的货,被搬得干干净净——连房东的电视机也给搬走了。
“陶川两口子登时就急了,十万美金的货呀,不是小数。赶紧就问那南方女子是怎么回事?她支支吾吾说不知道,她夜里没在家住,一个人害怕,跑小杨那儿去了。
“陶川琢磨不对呀?平时他们去外地也都是她一个人在家,从没听过她说害怕的事儿呀?满肚子狐疑,便去找小杨核对。可那小杨竟找不到了。
“他愈想愈不对,第二天深夜,他把那南方女子叫起来,粗声大气地逼问究竟。洞庭湖的麻雀见过风浪,那女子根本不怵,除了哭,就那一句话——晚上没在家住,什么也不知道。陶川不信,所有房门都好好的,一点破坏都没有,显然是用钥匙开的。可钥匙除了陶川夫妇,就是她有啊。陶川从厨房拿过一把菜刀来,往桌上一拍,拽住那女子的头发说,你今天要是不说实话,我就在这儿把你跺了扔进多瑙河!
“那女子这下可真怕了,布达佩斯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再看那陶川一双眼珠子红红的,凶相毕露,脖子上青筋蹦蹦跳。她哇哇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你们去找小杨吧,我什么也不知道。
“陶川明白了,他本来就怀疑,自打到处找不着小杨,他心里就咯噔一声:平时几个人天天一块儿攒,怎么忽然就没影儿了呢?他出了这么大事儿,布达佩斯的华人没有不知道的,光上门慰问的都十几拨儿了,愣没见小杨的影儿,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呀。那女子今天这么一说,他全明白了。
“当下他找越南人买了一把微冲,开始满世界找这吃斋念佛的小杨。
“也该着出事儿——他竟把小杨给碰上了。
“那是一个傍晚,陶川从我这儿回去,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灯时,他发现从他车前走过去的一个人特像小杨。傍晚,看不太清,但走路的姿态、个儿头都像。从他前边右转,进了一条小巷。绿灯一亮,他立即拐进那条小巷,小巷里空无一人,他把车猛地在那人身边煞住,跳下车来。那人听见动静,回头一看,撒腿便跑。
“这一跑就什么都清楚了。
“陶川猛追,小杨人小腿短,几步就让陶川给追上了。先一拳放倒,又掏出微冲顶住脑门儿,喝令他交待。
“小杨眼瞅着青筋直蹦的陶川和黑洞洞的枪口,知道不是对手,便全说了——那南方女子如何如何建议,他们怎样周密安排,最后怎么分的钱……一五一十说了个底儿掉。
“陶川这气呀,牙咬得咯吱咯吱响,真是家贼难防!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小杨说你放了我吧,我明天把钱都给你还上,现在我口袋里还有二十万福林,你先拿上。陶川一摸他口袋,果然鼓鼓的,便把钱掏了出来,装进自己口袋里,说放了你?做梦去吧。起来上车,跟我回去找那个臭娘儿们对质。
“陶川押上小杨上了车,把车慢慢开出巷口,又碰上红灯。刚停下,小杨已经一跃而下,大喊大叫地跑到路当间儿。正好有一辆警车经过,见一个中国人在川流不息的车流里乱喊乱叫,知道是出事了,立马停下。
“小杨和陶川都被带到了警察局。
“这小杨脑子灵,来匈牙利后先交了五百美金的学费,在布达佩斯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了一年匈牙利语。虽说还不精通,但对话已无问题。恶人先告状,他向警察指控陶川抢劫和绑票。
“轮到问陶川了,他除了吃饭问路修车,其他的匈语一句也不会说,警察局专门请来了翻译。警察问他你是不是抢了杨先生二十万福林?他梗着脖子说是。问他你是不是用枪逼着杨先生上车?他也说是。他琢磨他有理呀?先把这些认了,然后便说起因果:十万美金的货被盗,那南方女子怎样供出小杨,他又如何在大街上逮住负案在逃的杨先生……请警察局惩处罪犯,归还他被盗的财物。
“警察不信,笑着反问他:你既然被盗了价值十万美金的财物,为什么没有报案呢?这一下就把陶川给问住了。陶川说他没有语言,要报案还得请翻译,太麻烦了。而且中国人之间这样的事儿多了,报案有什么用?中国人到哪儿都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看着警察好像不信,他说你们可以问那南方女子。
“警察把那女子带了来。
“然而,她的供述对陶川极为不利。
“当天夜里,陶川即被拘留。过了几个月,法院开庭,小杨和那女子都当庭指控陶川抢劫、绑架和恐吓威胁。法庭宣布罪名成立,判处陶川五年监禁。
“我今天就是去看他,给他带点儿吃的,放点儿零花钱。陶川说了,只要一出来,非把小杨和那女子杀了不可。陶川这人是劝不住的,本来就是火爆脾气,又吃了这么个瘪子,等着瞧吧,再有两年,就会看到惊天大血案了。唉!”
朋友长叹一声。
“那小杨呢?”我问。
“不知死的东西,在外地城市开了个商店,生意听说还不错。”
“那女子呢?这个案子里最坏的就是她。”
“去你们布拉格了。”
“叫什么名字?没准儿哪天我碰上。”
“卢曦。”
我倒吸一口冷气。
她的生意做得不大不小,但是比较顺利。我们没有再见过面,有关她的情况都是听别人说的。除了生意以外,还说她频繁换男人,私生活很滥。所有这一切,我都无法同当年那个有着一双受惊小鹿般美丽眼睛的她联系起来。
可是她突然就来了。
那是一个早晨,我刚刚起床不久,有人摁门铃。这么早会是谁呢?我一边想一边打开门,竟是她!裙服外面套一件风衣,笑盈盈的站在那儿,明媚依然,只是眉宇间多了些憔悴和风尘。
“怎么,不欢迎吗?”她走进来,先巡视了一遍各个房间,然后脱下风衣,坐在沙发上。
双眼含笑,还是那样迷人。
“喝点什么?咖啡还是 juice?”我问。
“什么也不喝,只想坐会儿。”她说。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我好奇地问。
“只要我想知道。”她轻轻一笑。
我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她问:“去了趟匈牙利?”
我点点头。
“听了不少关于我的坏话吧?”她问。
我迟疑了一下,摇摇头。
“你不老实,不是当年的你了。”她说。
“你也不是当年的你了。”我话里有话。
“没错儿,”她爽快地承认,“是生活改变了我们。我现在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纯而又纯的人是没有的。”她站起来,走到落地窗前,望着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幽幽的说:“你看这满大街的人,哪一个不是带伤行走呢?”
“总还是有纯洁和美。”我说。
“在哪儿?你指给我看。”她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竟一时语塞。
“你会说爱情是纯洁的,是美的。但你不可能不知道爱情的基础是性和性的**,是肉的饥渴和焦灼,是男女之间的相互占有,——有什么纯洁和美可言?你会说爱国主义是纯洁的,是美的。但这又纯洁又美的爱国主义的基础是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人生来就是自私的,自爱是一切爱的根基,尊重他人是为了尊重自己。不错,人类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千百年来都被赞美和歌颂。但这创造力的深处是人类占有一切,支配一切,享受一切的贪婪**。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吗?太离经叛道了,对吧?”
“你是专门来跟我讨论哲学的?我记得跳舞才是你的强项。”我说。
“你无法反驳我,所以不回答。”她笑着说。“我该走了,——我要去税务局,路过你这儿,想进来看看。”
我站在阳台上目送她绝尘而去,那是一辆红色的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