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因为这件事情太严重了，张居正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第二，这件事情让张居正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悲哀。当初严嵩把持朝政，上对不起嘉靖皇帝朱厚，下对不起满朝官员和黎民百姓。为此张居正投靠清流自居的徐阶，为的就是推翻严嵩这些贪官，还朝廷一个清白世界。但是徐阶是正义的化身，更是清官的表率。但是无论是谁都知道严嵩是一个大贪官，徐阶是一个清得不能再清的清官。因为严嵩支持景王，所以张居正和徐阶一定要帮裕王当上皇位继承人，从而打击景王和严嵩。后来严嵩打倒了，景王灰溜溜地去了封地当一个藩王。徐阶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内阁首辅，可是这时候的徐阶已经变了。他学严嵩把持朝政，甚至于想架空隆庆皇帝。这还不够徐阶想要张居正等人向自己效忠，组成属于他个人的势力范围。对于权力欲望极具庞大的徐阶，张居正再三劝告都是无功而返。为此徐阶开始针对张居正，逼张居正向他靠拢。在隆庆皇帝等人的支持下，张居正终于和徐阶脱离了关系，不用担心徐阶威胁到张居正。这也代表着张居正和徐阶至间的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他们再也不是心意相通的师徒了。如今徐阶为了再次出山，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竟然勾结景王在内的几个藩王，企图针对新登基的小皇帝。徐阶要把他当年努力的成果毁了，要把他一手扶持起来的隆庆皇帝的儿子的江山毁了，这让张居正十分不安。难道说权利对于一个人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当年严嵩这样，徐阶也这样，高拱也是这样的人，难道自己将来也会这样吗？

　　张居正一边为自己的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一边想办法解决眼前的局面。直到最终到了皇宫，和大家商量了一整天，张居正这才想到了只有利用外围势力才能办成这件事情。皇室和内阁尽量不要插手，不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要公开这件事情。利用秦泰这种破案高手，把这个阴谋当做一件案子来揭露。当大家都知道事情真相之后，朝廷和皇室才可以下手。利用国家大义和家族的家法处置这些藩王和过期的大佬们。到时候皇室和内阁可以拿老百姓做文章，说为了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只好牺牲一些皇室成员和一些大臣了。到那时弄死几个老臣，比几个王爷自尽，不但解决了问题而且出去了后患，又巩固了小皇帝的江山，三全其美一石三鸟。

　　秦泰也知道自己这一次成为了张居正在内的皇室和内阁的工具，他们利用自己一定会出手的性格，逼秦泰发起进攻。要是秦泰完胜的话，功劳和成果是他们的。要是秦泰失败的话，一切责任就是秦泰一个人的，朝廷和皇室不但不会帮秦泰报仇而且会对秦泰落井下石。那个孟冲就是来监督和看管秦泰的，必要的时候孟冲会第一时间杀了其他一家人，绝对不会给对方留下任何的借口的。秦泰也知道自己是逃不了的，张居正有一句话没有明说，就是秦泰不去干的话，秦泰就是天下的罪人，是让张居正、小皇帝在内的人死去的罪人。为了亲情，为了正义，为了友情，为了忠义，为了老百姓的安危，为了隆庆皇帝能够安心，秦泰一定会接下来的。只要秦泰接下了任务，秦泰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秦泰到如今还没有办不成的案子。所以张居正相信秦泰，朝廷相信秦泰，皇室相信秦泰，李太后和新皇帝也只能相信秦泰了。

　　还有一点是秦泰所不知道的，也是新任皇帝和李太后最关心的，也就是如何改变局势的问题。权臣、外藩、宦官成为了任何一个大明皇帝心中的三大难题。权臣是一个自古就存在于帝王心中的最大一根刺。本来是君王一个人说了算的，君王可以任意说什么做什么的。可是早在没有正式有皇帝的时候起，大臣已经成为了历代君王身边的大问题。这些大臣既是君王最好的左右手，也是制衡君王手里权利的“绊脚石”。他们处于共同利益会帮助君王处理军国大事，表面上看上去是君臣和谐的样子。但是一旦君王的决定危及或者损害到大臣为代表的贵族集团的时候，作为代表的他们就会出来制衡君王。或是小心翼翼地提醒君王，或是私下警告君王，更或者是公开拒绝君王的号令，甚至于公然召集大家废除这个君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许多君王就这么被逼消失或者下台过。所以历代君王既离不开这些大臣，又在心里十分忌惮这些大臣。秦始皇建立帝国成为第一代皇帝时，在众大臣的暗示下不得不设立了一个衙门，可见这些大臣在涉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多么齐心协力，就连这么强势的秦始皇也不得不向他们妥协。秦始皇是第一任皇帝，也就是最高统治者，下面是丞相、太尉和御史。丞相是百官之首，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唯一不能插手的就是军事；太尉是武官之首，平时负责训练和管理军队士兵和武将的。但是到了战事的时候，太尉也不能直接调动军队的，没有皇帝的手令太尉不可能调动大部队；御史又叫言官，负责监督官员的个人操守和工作态度。同时言官也负责监督包括皇帝在内的后宫任何人员的言行。一旦皇帝说出或者做出出格的事情的时候，御史和他所率领的团队就可以直接指责皇帝的言行。为了保护御史的安全，为了不让御史被打击报复，大臣们帮御史求到了一份保证书。由秦始皇亲手写下了“言者无罪”四个字，保证皇帝不能迁怒言官，也不会事后打击报复言官。而这些言官就是代表了贵族阶层的核心利益的人。从此历代君王对身边这些大臣是又爱又恨，为了照顾这些人的感受，汉朝皇帝不得不提出让步的说法，这就是后来皇帝都十分后悔的一句话。“君王和天下臣工共治天下。”本来应该皇帝老子一个人说了算的，变成了皇帝要和众大臣商量着办事，皇帝当然不高兴了。可是皇帝又离不开这些大臣，这些人不但代表着贵族阶层的利益，更是皇帝平时处理事务的左右手。一旦皇帝离开了这些大臣的话，皇帝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处理得了这么多的日常事务。所以皇帝只好对众大臣敢怒不敢言，最多私下拉拢一些大臣，以此减少皇权的旁落。

　　本来除了这些代表贵族阶层基本利益的文官集团外，皇帝还有一个最大的心腹大患，那就是朝中武将集团。文官最多威胁一下皇帝，给皇帝一个不痛快而已，只要皇帝不做出太出格的事情，这些人不会轻易决定换皇帝的事情的。可是武将就不同了，他们不但不会婉转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动不动就会动手打人。这些人不但粗鲁而且杀伐之心很重，一旦他们感觉到了危险就会先出手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一旦武将和皇帝发生了冲突的话，就不可能有挽回的可能。不是武将被皇帝消灭，就是皇帝被武将带兵杀了。所以皇帝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文官而是不要命不怕死的武将。可是这个要命的难题早在宋朝的时候就被皇帝和文官集团联手扼杀了。皇帝之所以要对付武将，是担心武将们拥兵自重的同时威胁到皇权和自己。文官之所以要对付武将，是要更好更绝对的控制皇帝，不让胜利果实分给其他人一起享用。为此他们和皇帝联手，利用武将在政治上的粗心大意，又利用文官在财政上的优势，终于把武将势力打压到了低点后，把武将势力收归文官集团之下。从此在中国古代出现了“重文轻武”的局面，武将不但要受到文官的管束，而且再也不可能单独成为一股对抗皇帝的势力。为了控制和防止武将的壮大，皇帝默许文官故意打压武将。文官更想出从军队开支和物资上扼制武将的办法，例如军饷的发放，日常开支的严格把关，军粮和军备的控制等等。武将手里虽然有兵但是没有钱，支付不了士兵的日常开销，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控制住军队。一旦发现某一个武将不听号令，不用皇帝或者文官讨伐，只需要停止供应这队军士的开销。这个武将就会被他的手下抓起来送到朝廷那里去，因为大家不可能陪这个武将一起死。从此皇帝少了一个心腹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