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团糜烂的政治
皇后一党崛起
武三思一死，失去靠山的宗楚客、纪处讷等人纷纷向皇后韦氏靠拢，迅速缔结了一个以韦后为核心的“后党”。
李重俊政变后，中宗李显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命司法部门大力搜罗太子余党，大有“宁可错杀三千，不使一人漏网”之势。后党意识到这是一个铲除异己的良机，立刻把矛头对准了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
在安乐公主、宗楚客的授意下，侍御史冉祖雍等人随即对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发出弹劾，指控他们是李重俊同党，应该逮捕归案。李显看到奏疏后，二话不说，即命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萧至忠立案审查。
一接到指控马上就走司法程序，这分明是一副法不容情的姿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皇帝之所以摆出这种姿态，无非是在暗示司法部门——一切秉公办理，不必忌讳他们的皇亲身份！
朝臣们不禁替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捏了一把汗。接下来，他们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关键就要看主审官萧至忠了。准确地说，是要看萧至忠的政治立场。
不过大多数朝臣对此并不乐观，因为一直以来，萧至忠都是武三思的人。神龙之初，萧至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吏部员外郎，随后因为依附武三思，便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青云直上，爬至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的高位。虽说现在武三思死了，但武氏一党基本上都投靠了韦后，人们相信这个萧至忠肯定也已经变成后党了，否则皇帝李显凭什么挑他当主审官？
因此，很多人都悲观地认为——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这回八成是死定了！
然而，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意外。
萧至忠非但没有依照皇帝的旨意去搜罗李旦和太平公主谋反的证据，反而跑去做皇帝的思想工作，拼命替李旦和太平公主说话，说到动情处甚至声泪俱下：“陛下富有四海，竟然容不下一弟一妹，要眼睁睁看着他们被人罗织陷害吗？当年相王身为皇储时，曾一再向则天皇后请求，愿将天下让给陛下，为此数日饮食不进，此事海内共知，奈何如今却要以冉祖雍的一句话而猜忌他？”
李显蒙了。
他顿时感觉眼前的情景有些荒诞。原本以为钦点萧至忠为主审官，应该能把这件案子办成铁案，没想到却自摆了一回乌龙。
那么，萧至忠为什么会悄然改变他的政治立场呢？
李显百思不得其解。
实际上，萧至忠并未改变立场。他确实已经投靠了韦后，但这不等于他一定要以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为敌。
说白了，他之所以替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说话，并非出于政治立场，更非出于道德良知，而纯粹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在他看来，大权独揽的武三思一死，朝中的政局就变得扑朔迷离了。韦后这个格局狭小、轻浅浮躁的女人能否斗得过器识深远、机智沉稳的太平公主？能否迅速填补武三思留下的权力真空，并且稳定地、持久地掌控朝政？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所以，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萧至忠绝不愿像宗楚客和纪处讷那样，把宝全押在韦后那一头。他宁可暂时采取骑墙态度，两边都不得罪，静观事态发展。他相信，等尘埃落定之后，再选择自己的政治队列也为时不晚。
后来的事实证明，萧至忠的这种骑墙态度确实很明智。几年后韦氏一党垮台，睿宗李旦即位，太平公主用事，他被贬出朝廷，外放为地方刺史。但他凭借此次替李旦和太平公主开脱的功劳，轻而易举地攀上了太平公主，旋即回朝担任刑部尚书，不久又复任中书令，一度成为帝国政坛的不倒翁，并且被太平公主视为心腹股肱，让很多人艳羡不已。只是萧至忠千算万算，怎么也算不到，太平公主居然那么快就被她的侄子李隆基给收拾了。而萧至忠作为太平公主的死党，最终也没能逃过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
就在萧至忠极力替李旦和太平公主开脱的同时，右补阙吴兢（《贞观政要》的作者）也上疏说：“自古以来，因委任异姓，猜忌骨肉而导致国破家亡者不知有多少，陛下岂可不鉴察？如今，陛下身边的宗室至亲已经所剩无几，且登基不久，便有一子因故贬窜，一子弄兵被诛，唯余一弟朝夕侍奉左右，陛下不可不慎啊！”
李显顿时产生了莫大的迟疑。
问题倒不是萧、吴二人的劝谏果真唤醒了李显的骨肉之情，而是他们的话提醒了他——李旦和太平绝非一般人。他们所拥有的身份、地位、资历、功勋、声望，放眼当今天下，几无一人能及。不要说满朝文武和王公大臣，就是他李显本人在这些方面也比不上这两个弟弟妹妹。
这些年来，太平公主利用她特殊的地位、卓著的声望和雄厚的财力，已经在朝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人脉关系网，谁也说不清哪个朝臣曾受过她的提携，或者得到过她的什么好处。正因为此，李显才会一不留神就钦点了一个极力替嫌疑人说话的主审官，闹出一个自摆乌龙的笑话。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萧至忠曾经受过太平公主的恩惠，但是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萧至忠对这个神通广大的女人心存忌惮。
基于上述理由，李显不得不重新考虑，倘若执意对李旦和太平公主下手，会不会激起难以意料的变故？他们会不会像太子李重俊那样，跟他李显拼一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
李显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而且，还有一个促使李显重新考虑的因素就是——指控李旦和太平公主参与政变的理由本来就很难成立。
众所周知，李旦和太平公主是拥立李显复位的功臣，神龙政变后，他们的政治待遇和威望都已达至人臣顶点，若说他们参与李重俊政变，那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就算政变成功了，他们也不过是再当一回功臣而已，不可能得到比现在更大的利益；而一旦失败，他们便会丧失所有。在这样的利弊权衡之下，他们还会参与李重俊的政变吗？
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所以，若要强行将他们定罪，不仅不能让满朝文武和天下人信服，而且还有可能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拔刀相向。倘若真的逼得他们动手，那后果绝不会像李重俊政变那么简单，而极有可能是第二次神龙政变。
想到这里，李显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
罢了罢了，还是谁也别玩火，大家相安无事的好。
随后，李显马上作出一副幡然醒悟的样子，撤销了对李旦和太平公主的指控，宣布从此不再追究此事。
没能扳倒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韦后一党很不甘心。不过他们其实也很清楚，以他们目前的实力而言，要想把这两个功高望重的帝国大佬一举置于死地，似乎还欠些火候。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壮大实力。
为此，他们随即把矛头转向了时任右仆射兼中书令的魏元忠。
只有除掉此人，韦后一党才能彻底把持帝国的权力中枢。
魏元忠位居百官之首，按理说权力应该很大，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自从回朝复相的那天起，魏元忠就一直受到武三思一党的打压，表面上贵为首席宰相，实则根本无力制约武氏一党，以致朝野上下的正直之士都对他颇为失望，认为他尸位素餐，不堪为百官表率。河南的一个低级官吏甚至专门写信骂他，并历数当今朝政十大阙失，说他必须为此承担责任。
魏元忠一边受到武党的打压，一边又被士人们在背后戳脊梁骨，就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内心大为郁闷。直到李重俊政变爆发，武三思被杀，他才有了一种重见天日之感。
但是，这场政变也给魏元忠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因为他儿子死了。
李重俊发动政变时，魏元忠之子、太仆少卿魏升遭到胁迫，无端卷入其中，事后又被乱兵所杀，不仅死得稀里糊涂，而且还背上了一个“勾结逆党”的罪名。魏元忠悲愤难当，于是四处扬言：“元凶首恶已死，现在就算把我拿到油锅里炸了，我也死而无憾，只可惜太子英年早逝，死得太不值得！”
魏元忠这句话，既是在为太子鸣冤，又是在替自己的儿子叫屈，显然是“大逆不道”之言。中宗念在魏元忠是三朝元老，而且又是自己的东宫旧属，所以不予追究。然而，后党骨干宗楚客、纪处讷等人却死死抓住魏升参与政变的把柄，指控魏元忠与太子通谋，奏请中宗“夷其三族”。当然，李显马上否决了宗楚客等人的奏议。
虽然有皇帝保他，可魏元忠还是强烈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为了让自己的“三族”数百口人免遭灭顶之灾，魏元忠不得不主动递交了辞呈。
李显知道魏元忠老了，再把他留在朝中也没多大意义，所以没有挽留他，而是让他以特进（正二品散官）的官职致仕，并保留每月初一、十五两次进宫朝见的权利，算是给了他相当高的离休待遇。
首席宰相魏元忠一倒，后党的势力立刻崛起。
太子政变后不过两个月，宗楚客、纪处讷便同时拜相，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由于担心魏元忠卷土重来，宗楚客等人随后一再上奏中宗，一意要置魏元忠于死地。
率先出招的是刚刚被宗楚客提拔为御史中丞的姚廷筠。他在奏疏中说：“想当年，侯君集虽然是开国元勋，可当他谋反的时候，太宗向群臣求情想饶他不死，群臣坚决不同意，太宗也只好含泪将他处斩。其后房遗爱、薛万彻、齐王李祐等人叛乱，虽是至亲，皆依国法处分。元忠功勋不及君集，身份不属国戚，儿子名列叛党，自该满门抄斩，把家宅夷为池沼！陛下仁慈，难免受其迷惑，故一再掩饰他的罪过。臣今日不惜触犯龙麟，忤逆圣意，实在是因为此事关系到社稷大业！”
姚廷筠的一番话说得有理有节，大义凛然，李显无力反驳，只好退了一步，命大理寺收押魏元忠，随后贬为渠州（今四川渠县）司马。
紧接着，已升任给事中的冉祖雍再度发飙，上奏说：“魏元忠既然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就不应该授予他渠州司马的官职。”与此同时，同为后党成员的侍中杨再思和中书令李峤也随声附和，要求严惩魏元忠。
李显忍无可忍，终于发火：“元忠为国效力多年，朕才特意赦免他，诏书已经发布，岂能一改再改？更何况，裁决之权理应在朕的手中，你们上奏个没完，是不是成心为难朕？”杨再思等人从来没看过皇帝发怒，顿时大为惶恐，一再磕头谢罪。
然而，魏元忠一日不死，宗楚客便一日不肯善罢甘休。不久，他再次授意监察御史袁守一上疏：“重俊是陛下的儿子，尚且加以罪刑昭明国法，元忠既非元勋亦非国戚，岂能单独逃脱法网？”
这句话显然戳到了李显的痛处。
他不得不再退一步，把魏元忠贬为务川（今贵州沿河县）县尉。
尽管一退再退，可李显的底线也非常明确——无论如何都要保住魏元忠一条命。
宗楚客仍不死心，命令袁守一再奏：“则天太后当年卧病上阳宫，狄仁杰请求由陛下监国，可魏元忠却上密奏反对，这证明魏元忠心怀逆谋，为时已久，请将他处以极刑！”
李显没好气地说：“依朕看来，人臣事主，必须一心，岂有主上小疾，就马上请太子主持政务？这是狄仁杰想讨好我，不见得魏元忠有错，你袁守一怎么可以借以前的事情陷害他？”
就这样，中宗李显再次把诛杀魏元忠的声浪压了下去。
可是，魏元忠最后还是死了。
因为他已经年迈体衰，再也经不起这种一贬再贬的折腾了。魏元忠没有走完他的贬谪之路，而是中途死在了涪陵（今重庆涪陵区）。
目睹老臣魏元忠的凄凉结局，正直的朝臣无不感到义愤填膺。
然而，他们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因为，韦后一党的强势崛起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韦后的政治模仿秀
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春天，桃红柳绿，百花盛开，繁华的长安就像一位富丽雍容的贵妇一样在世人面前展现出娇美灿烂的容颜。在这样一个万象更新、生机盎然的季节里，大唐帝国的皇后韦氏感觉自己的人生仿佛也迎来了第二次青春。
是的，尽管她已人到中年，但是谁规定“青春”只能用生理年龄界定，而不能用心理状态衡量呢？谁说一个饱经风霜的女人就不可以拥有青春常驻的生命状态呢？
至少在韦后的记忆中，这世上就曾经有一个女人青春了一辈子。
准确地说，是用一种年轻的心态活过了一辈子。
这个女人就是武曌。而现在，韦氏发誓自己也要成为武曌这样的女人。她要让自己拥有跟她一样的心态和人生，也要拥有跟她一样的权力、地位和无上的尊严！
是的，没有谁可以阻挡她成为这样的人。
武曌曾经是母仪天下的皇后。这一点，韦后做到了。
武曌曾经是垂帘听政的皇后。这一点，韦后也做到了。
武曌曾经让自己的党羽遍布朝廷，位居要津，牢牢掌控了帝国权柄。这一点，韦后正在努力，很快就会大功告成。
武曌曾经制造了许多美丽的政治神话，让天下人都相信（或者被迫相信）她是上天派来的造福社稷，利益苍生的旷世女主。
这一点，韦后还没开始做。所以，她必须马上着手。
事不宜迟，时不我待。
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舞台上，美丽的政治神话总是层出不穷，有多少帝王君临天下，或者有多少想当帝王的人准备君临天下，就有多少政治神话横空出世。在历史上，这些神话通常都有一个专用名词——祥瑞。
一心一意要上演政治模仿秀的韦后，当然也要拥有自己的祥瑞。
早春二月的某一天，皇后寝殿中，一群宫女正在伺候韦后更衣。忽然间，某个宫女爆出了一声惊叫。众人吓了一跳，循声望去，只见该宫女毕恭毕敬地捧着一条裙子，眼睛和嘴巴都张成了一个圆，口中激动地喃喃自语：“祥云，祥云，多么美丽的五彩祥云啊……”
裙子是皇后的，刚刚从衣箧中取出。宫女所说的祥云并不是指裙子上的图案，而是说她看见了一团五彩祥云正在皇后的裙子上飘飞缭绕。顷刻间，众宫女齐齐跪倒，频频向皇后祝福：“恭喜皇后，贺喜皇后，恭喜皇后，贺喜皇后……”
笑容像一朵鲜花一样在韦后的脸上粲然盛开。很快，皇后裙上生出五彩祥云的消息便传遍了整座太极宫，并传进了皇帝李显的耳中。
李显又惊又喜，立刻起驾前去观赏。
当然，皇帝来迟了一步，没有亲眼目睹这一人间稀有的祥瑞。
不过没关系，宫中多的是技艺一流的画师，让他们拿出看家本领，让现场目击的众宫女都来作证和描述，依然可以还原出一幅绝无仅有的“五彩祥云图”。
画作一成，李显眯着眼睛看了又看，不停地欢喜赞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李显随后便召集文武百官，在宫中举办了一次画展，让臣工百僚大饱了一回眼福，也分享了这份稀有难得的喜悦。侍中韦巨源（韦后亲族）立刻向皇帝提议，应该临摹更多的“五彩祥云图”，然后流布天下，让天下万民都来瞻仰膜拜。李显龙颜大悦，当即照准。
中国人历来笃信天人感应之说，所以“祥瑞”总是很有市场。如果说祥瑞代表的是天意，那么有一种与祥瑞类似的东西，则既有天意的成分，也可以代表民心，它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学名，叫作“谣谶”。每当改朝换代之时，总有各式各样的谣谶满天飞。虽然绝大多数谣谶都是旋生旋灭的肥皂泡，但只要其中一个应验了，人们就会说：这则谣谶真是太准了！至于那百分之九十九不准的，则再也没人提起。
几乎在“五彩祥云”的祥瑞诞生的同时，长安坊间便开始盛传一则《桑条韦》的谣谶了。据说《桑条韦》早已有之，但却是到了最近才忽然流行起来。人们时常可以看见里坊小儿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唱什么“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之类的古怪歌词。跟古往今来所有的谣谶一样，这首《桑条韦》的特征也是：文字通俗，语意却非常神秘；内容简单，含义却极为丰富。所以很多人不太明白它究竟在唱什么。
因此，谣谶往往需要有人去解说。
有个叫迦叶志忠的朝臣，就主动承担了这项解释工作。他非常用心地呈上了一道奏疏，首先对现当代的一些著名谣谶与实际政治的对应关系作了一番讲解，大意是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最终由唐国公李渊定鼎天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天下盛唱《桃李子》；大唐开国后，秦王李世民原本并不是太子，可他最终却能入继大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当时军中盛唱《秦王破阵乐》；高宗李治原本也不是太子，可照样继位为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天下流行一首名叫《堂堂》的乐曲；则天皇后是妇人，却能以女主之身君临天下，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自隋朝以来，天下到处都在歌咏《妩媚娘》……
说完大唐历代天子与谣谶的关系，迦叶志忠就隆重推出了当今的皇帝和皇后。他说，当今圣上之所以得到天命，是因为早在他当英王时，就已经有一则名叫《英王石州》的谣谶广为传唱了。如今，天下又盛唱《桑条韦》，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分明意味着，皇后韦氏之所以能够母仪天下，完全是天意使然！所谓“桑条韦也，女时韦也”，正是韦后主持养蚕种桑的写照，是对韦后国母风范的传扬和歌颂。
最后，迦叶志忠郑重其事地向皇帝献上了由他本人创作的《桑条韦》升级版——《桑韦歌》十二篇，请求皇帝将其流布天下，让老百姓广为传唱，并且编入乐府，以备韦后每次祭祀蚕神时演奏。
迦叶志忠的奏疏和《桑韦歌》呈上后，皇帝李显非常高兴，当即赏赐给他田庄一处、彩缎七百匹。一见皇上如此喜欢，太常卿郑愔马上组织乐工对《桑韦歌》进行编曲配乐，组织舞者练习彩排。皇帝十分满意，马上也给了他一笔丰厚的赏赐。
祥瑞有了，谣谶有了，韦后对武曌的克隆越来越像模像样，但是还有最后的画龙点睛之笔，韦后还没有完成。
这最后一笔，就是参与某项国事大典，以此提升政治威望。
要论顶级的国事大典，那当然要属“泰山封禅”了。“封”是祭天，“禅”是祭地，“封禅”就是天子率领文武百官前往泰山祭祀天地的典礼。众所周知，这是中国古代帝王最重视的一项祭祀大典，因为它是天下太平和帝业鼎盛的象征。高宗李治曾经在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举行过泰山封禅，而当时武曌就是以皇后身份主持了大典中的“亚献”（第一轮献礼称为“初献”，第二轮献礼称为“亚献”），从而一举打破自古以来没有皇后主持亚献的纪录，极大地提升了她个人的政治威望。
如今的韦后，当然是做梦也想来这么一回。
不过，中宗一朝的文治武功稀松平常，要想举行泰山封禅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韦后只能退而求其次，打算在即将举行的“南郊”祭祀中主持亚献。
南郊祭祀是帝王率领文武百官前往京师南郊祭天的典礼，比泰山封禅低一个级别。虽然典礼的级别比封禅低，但是按照《周礼》规定，皇后还是没有资格参与主持，顶多只能参与更低一级的祖宗祭祀而已。
可韦后决意要突破礼制。
武曌破得，我为何破不得？
其实，不管是当年的武后还是现在的韦后，对祭祀活动本身都不可能有什么兴趣。她们真正想要的，只是对礼制的突破而已。
因为只有突破礼制，才能最大程度地凸显她们的个人权威。
于是，在韦后的授意下，国子祭酒祝钦明等人随即提出动议，认为应该由皇后在南郊祭祀中主持亚献。但是此议立刻遭到太常博士唐绍等人的反驳。双方为此大打口水仗，各自引经据典，一时间竟也相持不下。不过，无论是国子祭酒还是太常博士，都只能提提建议而已，根本做不了主。最后的裁定权，还是在负责制订礼仪规程的宰相手里。
而这个宰相，就是侍中韦巨源，所以这场口水仗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韦巨源随即向皇帝提出，应该由皇后主持亚献，李显当然马上就批准了。
紧接着，祝钦明等人又得寸进尺，居然提出由安乐公主主持“终献”（第三轮献礼）。唐绍等人怒不可遏，再次据理力争。最后祝钦明等人自知理屈，只好悻悻作罢，结果是由韦巨源主持终献。
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十一月十三日，韦后梦寐以求的祭天大典终于在长安南郊举行了。
她站在高高的祭坛上，想象着武曌当年参与泰山封禅的情景，内心深处泛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喜悦和满足。极目望去，深冬时节的少陵原满目萧瑟，万物凋零，但是韦后的心中却是一派春意盎然，脸上也荡漾着一片傲人的春光。
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再往前迈一步，就是人间的极顶，就是帝国的巅峰，就是武曌当年曾经缔造过的那片旷古未有的女主乾坤！
那里有着怎样异乎寻常的山河日月，又有着怎样撼人心魄的生命体验呢？
北风在天地间奔涌呼啸，祭坛上的韦后神思迷离，裙裾飘飘。她恍惚觉得自己立刻就要迎风而起，振翅飞翔，遨游在那片崭新而神奇的国度之上……
那里有一种激情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
那里有一种梦想像鲜花一样灼灼绽放。
韦后醉了，彻底醉了。
有人说过，权力的美酒比世上的任何佳酿都更能使人迷醉，也更易使人疯狂。
安乐公主：新女性的代表
没有人会否认，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在古代中国，男性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制定了一套男权至上的意识形态和游戏规则，而绝大多数女性只能沦为男人的附庸，连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参政议政了。
然而，武曌却颠覆了这个传统。
虽然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无法用她掌握的权力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更谈不上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是，她却用她的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女人并非天生是男人的附庸，也并非注定与权力无缘，女人也有能力统治天下，也有资格统治男人！
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曌对男权社会的颠覆只能是一种个人行为，不可能具有制度变革的性质，但她的行为足以对后来的女性形成强大的诱惑力。在她之后，许多女性对权力的热望便被不可遏止地撩拨了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就像春天里疯狂生长的藤蔓，又像冬眠中被猝然惊醒的蛇一样，那种潜藏在她们内心的权力欲望一旦被唤醒，就再也无法被压抑和禁锢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后武曌时代，把武曌的人生故事视为励志教材和成功宝典的，绝不仅仅只有皇后韦氏一人。人们不难发现，在著名政治女性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闪现着一些武曌的余光魅影，也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对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渴望。
除了一线的这些政治女性，中宗一朝的政坛上还活跃着一群极度热衷权势的女人，她们是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的姐姐）、郕国夫人（韦后的妹妹）、沛国夫人郑氏（上官婉儿的母亲），内宫女官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等等。
景龙年间，以安乐公主、上官婉儿为首的这群女人恃宠弄权，卖官鬻爵，俨然组成了第二个帝国政府，与大唐吏部同时行使职权，有时甚至凌驾于三省六部之上。一时间，无论你是杀猪的屠夫，卖货的小贩，还是卑贱的奴仆，只要能凑够三十万钱孝敬这些神通广大的女人，马上就有一张写着你名字的任命状递进中书省，时人称之为“斜封官”。
从此，形形色色的另类乌纱开始在大唐官场漫天飘飞。诸如“员外官”“同正官”“试官”“摄官”“检校官”“判官”“知官”等各式花样纷纷出炉，任君选购，不仅琳琅满目，品种齐全，而且明码标价，童叟
无欺。
由于“斜封官”的销售形势太过火爆，花钱买官等待任命的人太多，大唐吏部不得不在长安和洛阳各设两个吏部侍郎，一年遴选四次。可即便如此，每年排队等待任命的人还是有数万之多。后来，安乐公主等人干脆绕开中书省和门下省，直接把任命状下达各部司。两省的主管官员也不敢过问，只能任由这些乌七八糟的斜封官直接到各级衙门走马上任。
景龙年间，由于后党正处于权力的上升期，气焰极为嚣张，太平公主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尽量不与后党正面抗衡。职是之故，一直把太平公主视为潜在对手的安乐公主便越发得意忘形，有恃无恐，其影响力一度超越了太平公主，俨然成为新一代政治女性的代表。
在中宗李显的宠爱和纵容下，安乐公主几乎成了一个无冕宰相，朝中宰相以下的各级官员，超过半数以上出自她的引荐。除了大力培植党羽，左右朝政之外，安乐公主还极力在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富贵。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与姐姐长宁公主斗富，斗富的主要手段，是大兴土木，修建豪宅。在她们的竞赛活动中，一座比一座更堂皇的府第，一处比一处更富丽的别墅，争先恐后地拔地而起，傲然屹立在瞠目结舌的世人面前。当时的人们都说，两位公主的豪宅虽然规模不比皇宫大，但是其奢华和精巧的程度，却比皇宫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进行豪宅大赛，安乐公主和长宁公主还有一项别出心裁的竞技活动，那就是——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抢人。
准确地说，是两位公主竞相放纵自己的家奴，把人抢回来当奴婢和仆役。
看谁抢的人数多，质量好，看谁抢的模样俊，块头大！
有一个叫袁从之的侍御史实在看不过眼，就秉公执法，将公主那些为虎作伥的家奴逮捕治罪。两个公主立刻向父皇告状。中宗李显赶紧下达手谕，命袁从之放人。袁从之上疏说：“陛下放纵公主的家奴掳掠良家子女，如何治理天下？”
可是在中宗李显看来，能让两个宝贝女儿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几个百姓的子女又算得了什么？真是小题大做！
最后，李显还是坚持让袁从之释放了公主的家奴。
就在“豪宅大赛”和“抢人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安乐公主就觉得不过瘾了，因为这样很难分出胜负。最后安乐公主灵机一动，就去找父皇李显，开口就要父皇把长安城内最著名的风景区之一——“昆明池”赐给她。
李显顿时吓了一跳。
这昆明池可不是一般的小池塘，它是大有来历的。
据班固在《汉书》中记载，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象滇河”。亦即仿造昆明的滇池，在上林苑开凿了方圆数十里的昆明池。汉武帝之所以开凿这个人工湖，并非出于娱乐目的，而是出于军事用途。如《史记·平准书》记载：“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这就是说，当时南越（今越南）欲与汉军在海上进行船战，汉武帝为了训练士兵的水上作战能力，便修建了昆明池，让士兵在此用楼船演习水战。只是到了后来，昆明池不再专门用于军事训练，而是逐渐具有了旅游、养鱼、蓄洪等多种功能。
到了唐朝中宗年间，昆明池不但成了历史悠久的人文古迹和风景名胜，而且还是附近许多百姓打鱼捕虾赖以维生的地方。如果把它赐给安乐公主，成了她的私人领地，不仅长安官民失去了一处踏青休闲的游览胜地，而且断了附近百姓的生计。中宗李显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拒绝了这个要求。
安乐公主大为懊恼，一怒之下，竟然强占了长安城南方圆四十九里的民田，然后仿照昆明池，开凿了一个比它更大的池子，取名“定昆池”（顾名思义，就是要压过昆明池一头的意思）。池子凿好后，安乐公主又命人仿造华山形状，在池中央修筑了一座巨大的假山，并引水到山巅，使其形成一道瀑布飞泻而下，远远望去，状若银河；同时又在山上修路、筑亭、造桥，“飞阁步檐，斜桥磴道，衣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穷天下之壮丽”（《朝野佥载》卷三）。
比之昆明池，定昆池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当即引来了无数百姓的赞叹，也吸引了许多达官贵人既羡且妒的目光。
这一切，无不让安乐公主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面对烟波浩渺、穷极壮丽的定昆池，长宁公主也只能甘拜下风，自愧弗如。
然而，安乐公主的炫富行动并未就此终止。
很快，她又做出了一个令世人瞠目结舌的举动，挖空心思地打造了一条史上最贵的裙子——百鸟羽毛裙。
据史书记载，这条裙子价值一亿钱！之所以如此昂贵，一是制作材料非常特殊，二是人工成本出奇高昂。
为了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安乐公主命人专程到各地捕杀各种珍禽异鸟，采集它们身上的羽毛，然后精心挑选出其中最惊艳、最绮丽的一小部分，命能工巧匠用手工编织在裙子上。这样做成的裙子，据说“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资治通鉴》卷二○九）。意思是说，从正面看，从侧面看，在阳光下看，在阴影中看，这条价值连城的裙子就会焕发出四种不同的色彩。如果再仔细看，会发现上面绣的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的图案都极端小巧，只有米粒大小，而且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如此材料，如此工艺，如此效果，当然可以称得上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了。所以百鸟羽毛裙一问世，立刻在长安引起轰动。从此，无论是王
公大臣还是士绅百姓家中的女眷，都纷纷效仿，争做百鸟裙。一时间，“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尽，至于网罗杀获无数”（《朝野佥载》卷三）。
这是一条裙子引发的生态灾难。那时候还没有《动物保护法》，所以乱捕滥杀也没人来管，很多珍稀鸟类很可能就这样灭绝了，或者变成了濒危物种。
景龙年间，安乐公主无比自豪地发现——自己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大唐帝国最夺人眼球的女人！
无论是与长宁公主进行豪宅大赛，还是在大街上进行抢人比赛，或者是定昆池的修建，再或是百鸟羽毛裙的问世，都一再证明了她的与众不同与至尊无敌，也无不让她成为舆论的焦点和时尚的风向标。
到了景龙二年冬天，安乐公主又独领风骚地火了一把，再度成为长安百姓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冬天里的这把火是安乐公主的第二次婚礼。中宗李显似乎是为了抚慰她一度孀居的不幸，所以特地为她举办了一场空前盛大的婚礼，其规格、排场和轰动效应，都远胜于第一次。
公主的新驸马，是前夫武崇训的堂弟——武延秀。
说起这个武延秀，也是知名度颇高的一个人物。他是长安城内数得着的美男子，曾在圣历年间被武皇远“嫁”东突厥，与默啜可汗之女和亲，没想到默啜有意刁难，说他想要的女婿是李唐的皇族贵胄，不是身份低微的武氏小儿，硬是把他给“退货”了。
武延秀虽然没当成可汗的女婿，但是去塞外走了一遭，却学会了突厥舞。回国后，每逢大小宴会，武延秀都会秀一把他的异域风情。俊美的容颜加上曼妙的舞姿，使他更显得风流倜傥。后来他堂兄武崇训与安乐公主成婚，武延秀又在宴席上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回，顿时赢得满座喝彩。
武延秀没想到，就是这次献舞，竟然成了他生命中的一大转折点。
因为安乐公主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从此，安乐公主就经常借故让武延秀到她府上去玩。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很多事情心照不宣，所以一来二去，叔嫂二人就把好事办了，只是碍着有武崇训在，不得不偷偷摸摸。后来武崇训一死，两人就完全没了顾忌，成天出双入对，卿卿我我，从一对野鸳鸯变成了一对人所共知的“无证夫妻”。中宗李显一见孀居的女儿又有了新爱人，赶紧给他们发结婚证，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皇帝为安乐公主举办的这场婚礼异常高调，不仅派出了皇后的仪仗队，而且动用了禁军作为护卫，甚至命令相王李旦亲自护送公主的花轿，以彰显婚礼的隆重。成婚翌日，李显宣布大赦天下，并擢升新驸马武延秀为太常卿兼右卫将军，随后又召集文武百官，在两仪殿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席间，李显让安乐公主起身拜谢公卿，可公卿们哪敢接受这个天下第一跋扈公主的拜礼，未等她起身离席，就全都趴在地上叩拜如仪了。
看着满朝文武诚惶诚恐、毕恭毕敬的表情和动作，安乐公主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无遮无拦地笑了。而尤其让她感到万分得意的是，一直与她明争暗斗的姑母太平公主，竟然也在这时候向她露出了一个带有奉承意味的微笑。
不仅如此，这个昔日高傲无比的太平公主还携夫君武攸暨起身离席，为众人献上了一支双人舞。虽然太平公主嘴上说是要把这支舞献给皇帝，祝皇帝天寿永享，但是安乐公主看得出来——太平公主这是在向她示好。
权势真是一个好东西。一旦你拥有权势，人人都会向你示好，就连对手也要向你露出谄媚的微笑！假如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情形又会变成怎样呢？
安乐公主禁不住浮想联翩。
要怎么才能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势呢？
“和事天子”李显的幸福生活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皇权专制的国家，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始终有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在代表皇帝履行统治职能，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一切事务的最高裁定权和最终解释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换句话说，文官政府充其量就是这个国家的躯干和四肢，唯独皇帝才是这个国家的“灵魂”。所以，如果这个灵魂的品格、才智和能力是上乘和优秀的，那么他所领导的文官政府就较有可能体现出廉洁、高效和睿智的品质；反之，帝国政治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陷入腐败、混乱和黑暗。
用黑格尔的话说，古代中国的这种统治模式是“基于家长政治的原则”，所以“臣民都被看作还处于幼稚的状态里”。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家长”的皇帝当然就“必须担任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黑格尔《历史哲学》）
正是由于这种“家长制”的政治传统几千年延续不断，中国的老百姓才会像嗷嗷待哺的幼儿一样，把社会的清明和自身的福祉全都寄望于“圣主明君”的降临。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寄望通常都会落空。
因为老天爷降下圣明天子的概率通常不会比我们今天中彩票的概率高。像唐太宗李世民这种世所公认的英明帝王，在中国历史上即便不说独一无二，至少也是千载难逢。大多数时候，老百姓殷切盼来的天子，在才智和能力方面往往只能归于平庸一类，其道德品质也不见得比一个普通百姓更加高尚（甚至有可能更加卑下）。因为皇帝的权力归根结底是不受制约的，所以他的欲望就更有机会膨胀，他的品质也就更有可能败坏。
比如眼下的大唐皇帝李显，就绝对不属于“不断行动，永远警醒”“道德的、辛勤的”那一流。他治下的帝国政府虽然还没有败坏到“一切废弛，全部解体”的地步，但也早已是腐败丛生，一团糜烂了。也许是房陵那十几年的幽禁生涯让李显受够了苦日子，所以景龙年间的李显像是要把失去的享乐拼命捞回来的样子，几乎从不把心思放在朝政上，天天都在变着花样地寻欢作乐。
除了时常召集一帮佞幸之臣嬉戏宴游之外，李显还在内宫开辟了一块“集贸市场”，让宫女们扮成商家，开设各种店铺，再让公卿百官扮成商贩，和她们做生意，谈买卖，用市井俚语讨价还价，甚至用污言秽语吵架谩骂。而李显和韦后则在一旁兴致勃勃地观赏这种原生态的“市井生活”，经常被逗得哈哈大笑，乐不可支。
李显还喜欢体育活动，最热衷的项目当属打马球。在天子的示范效应下，当时朝野上下的马球运动蔚然成风。安乐公主的前夫武崇训、长宁公主的驸马杨慎交等人，包括青少年时代的李隆基，都成了马球高手。据说有一次吐蕃组团来长安与唐人比赛，武崇训、杨慎交、李隆基就曾以四人组队迎战对方的十人队，结果还大获全胜。
李显本人爱好运动，当然也希望人人跟他一样，所以经常举办群众性的拔河比赛。一般参加这种比赛的都是年轻活泼的宫女，可这样的比赛看久了，李显不免厌烦。于是有一次他突发奇想，就把朝廷三品以上的大员全部召集到了球场上，命他们分组进行拔河。可怜这些当朝大员大多已老态龙钟，比如宰相韦巨源、唐休璟等人，都已是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可君命难违，也只好硬着头皮参赛。结果比赛开始后，绳子刚一拉，韦巨源、唐休璟等人就摔得四仰八叉，一把老骨头几乎散架，趴在地上半天起不来。每当这个时候，观众席上就会响起天子李显、皇后韦氏、安乐公主以及一大群嫔妃宫女的笑声。
她们的笑声是如此欢快，可在这些老臣听来却无比刺耳。
碰上这样的昏庸天子，这些帝国大佬的权力和富贵固然没什么失落的危险，可他们的人格和尊严就只能扫地殆尽了。
没办法，凡事总有代价。倘若他们希望保住权力和富贵，就只能割舍人格和尊严。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
所以，别说天子喜欢看他们拔河，就算天子喜欢看他们裸泳，这些老家伙估计也会扒光了衣裤往水里跳。
在李显眼中，他统治下的大唐帝国虽然没什么骄人的文治武功，但却足以称得上是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小康之世。尤其是李重俊政变后的这几年，他觉得到处是一派歌舞升平，整个世界都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在这种时候，他当然会本能地抵拒一切不和谐的事物。
然而，有一天在朝会上，一件不和谐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个叫崔琬的监察御史，突对两个朝廷高官发出了严厉的弹劾。
他弹劾的是后党的核心成员、当朝宰相宗楚客和纪处讷。崔琬指控他们暗通西突厥，收受重贿，导致边境不安，请求皇帝予以严惩。这个罪名非同小可，而且遭到弹劾的又是两个最得势的宰相，所以文武百官不免暗暗心惊，预料到帝国政坛必将因此掀起一场死斗。
依照大唐律法，大臣在朝会大殿上遭到弹劾时，应该俯首弯腰退出大殿，到自己的衙门中听候处理。可恼羞成怒的宗楚客竟然无视朝规，不仅不退下，而且厉声辩白，大骂崔琬诬陷。
在正常情况下，皇帝无论多么偏袒宰相，也应该让他们以身作则，先依照惯例退下，过后再慢慢找借口替他们开脱。如此，才既不会坏了朝廷规矩，又能保住自己的宠臣。
然而，李显根本没这么做。
他为了保持和谐，非但不做追究，反而当场命令崔琬与宗楚客结为兄弟，握手言和。于是，这件令人心惊的弹劾案就稀里糊涂地了结了。
如此荒诞的一幕，顿时令满朝文武啼笑皆非。
崔琬与宗楚客最后到底有没有结成兄弟没人知道，但是人们却因此给皇帝李显送了一个绰号——“和事天子”。
和事天子喜欢和稀泥，所以不仅对朝政的黑暗视而不见，对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也显得出奇地宽容。比如他头上帽子的颜色，就绿得触目惊心，可他却不以为意。
古代皇帝的后宫泛称“三千佳丽”。按照唐制，李显拥有一皇后、四妃、九嫔、九婕妤、九美人、九才人、二十七宝林、二十七御女和二十七采女，除了这八级，一百二十一个人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宫女。
然而，老婆太多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普通百姓的老婆只有一个，万一老婆红杏出墙，绿帽子顶多也就戴个一顶两顶，可皇帝的老婆一旦红杏出墙，那绿帽子可就数以千计，蔚为壮观了。
很不幸，中宗李显正是这样一个拥有壮观绿帽的皇帝。
首先来看他的第一夫人——皇后韦氏。
自从武三思死后，韦后的凤榻就比以前寂寞和冷清多了，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她的身边就出现了两个年轻貌美的男人：一个是精通医术的散骑常侍（宫廷高级顾问官）马秦客，一个是善于烹饪的光禄少卿（宫廷膳食部副部长）杨均。
每当韦后身体有某种不适，她就会频频传唤马秦客，而医术高明的马秦客当然不会令她失望，总是能够“药到病除”。每次马秦客离去之后，太监和宫女们总能看到韦后脸上焕发出一种异样的神采。除此之外，韦后还忽然喜欢上了饮食营养学，所以时常单独召见杨均，和他在一起切磋一些营养保健方面的学问。切磋既久，自然效用显著，韦后的容颜便愈加散发出一种少女般的光泽。所以，一些侍奉过则天皇后的老太监都说，如今韦后的精神状态真的跟当年的武后如出一辙，貌似越活越年轻了。
不仅第一夫人的宫闱生活多姿多彩，李显的其他妃嫔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
由于李显毫无原则的纵容，上官婉儿和后宫的一些得势嫔妃悍然打破自古以来的宫廷规矩，纷纷在宫外建立私第，而且多数时间都住在私第里，什么时候入宫，什么时候出宫都没人管束，简直称得上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自由度最高的后宫嫔妃。和历朝历代那些“一入宫门深似海”的深宫怨妇比起来，上官婉儿等人几乎不能叫嫔妃，而应该称为唐朝后宫的高级白领。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比现代的职业女性更自由，也更幸福。因为她们上下班都不用打卡，不想去还不用请假，同时又没有业绩压力，各种福利待遇还高得没边，实在是让人羡慕死了。
既然这些白领丽人兼有美色和权势，而且大多数时候都住在宫外，那她们身边当然不会缺男人。朝中的一些官员如蚁附膻，纷纷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从之游处，以求进达”（《资治通鉴》卷二○九）。
这种时候，要说这些女人还会自觉自律地抵拒诱惑，为皇帝李显守身如玉，那显然就是扯淡了。比如上官婉儿身边，就经常有一个美男子朝夕相伴，这个男人就是当初武三思的鹰犬崔湜。
既然上官婉儿等妃嫔大多时候都住在宫外，那她们身边必然会有一大批侍候起居的普通宫女。可以想见的是，这些寂寞难耐的宫女一旦有机会在宫外生活，一颗颗驿动的芳心自然也会去寻找各自停泊的港湾。
史书中有一则“后宫红杏集体出墙”的记载，就足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那是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元宵节的晚上，李显携韦后微服出行，到闹市去观赏花灯，同时把几千名宫女放出宫去游玩，没想到大多数宫女竟然集体失踪，从此一去不回，让李显目瞪口呆，懊悔不迭。
这几千不辞而别的宫女到底上哪去了呢？
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绝对不敢回自己的家乡，因为她们当年入宫都是登记在册的，逃回老家的唯一结果就只能是抓回来治罪。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她们从此隐姓埋名，改头换面，毅然决然地追求自己的终身幸福去了。
当皇帝当到李显这份上，被自己的妻妾戴上数以千计的绿帽，也算古往今来只此一个了。
唐中宗李显连自己的老婆们都管不住，自然很难希望他管好手下的文武百官。所以他在位时的大唐朝廷，可以说是开国将近一百年来最腐败、最混乱、最糜烂的一届政府。
景龙年间的帝国政坛上，不仅有一大群政治女性恃宠弄权，贪赃枉法，搞得斜封官满天飞，而且掌管大唐吏部的官员本身也不是什么好鸟。
在不算太短的时间内，朝廷两个握有实权的吏部侍郎居然都是武三思当年的鹰犬：一个是崔湜，一个是郑愔。
武三思死前，崔湜只不过是个中书舍人，可自从成为上官婉儿的情人后，就开始飞黄腾达了，先是升任中书侍郎，很快又兼任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赫然进入了宰相行列。郑愔也差不多同时擢任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这两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政治投机客共同执掌朝廷的吏部后，便利用手中的人事大权，倾力交结权贵，大肆贪赃受贿，所录用的官员经常超过原定的编制。有时因收受重贿，职位缺额又不够，就寅吃卯粮，提前支取后三年的缺额，把大唐的选官制度败坏得一塌糊涂。
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崔湜得势后，他老爸也不甘寂寞，硬是捞了一个国子司业的官，然后整天正事不干，专门帮着儿子卖乌纱。
当然，乌纱都是由儿子给，钱却是落入老崔自己的腰包。有一阵子生意太好，老崔光顾着收钱，把人家托付的事给忘了，没跟儿子打招呼。那个买官的仁兄兴冲冲地交了钱后，左等右等，却始终等不到官做，就去找崔湜告状，说：“崔大人，您有个亲戚收了我的钱，为什么不给我官做？”
崔湜勃然大怒：“哪个亲戚收了你的钱？看我不把他乱棍打死！”
那人冷笑：“千万别，您要是把他打死了，可得守孝三年啊！”
崔湜闻言，才知道是他老爸干的好事，顿时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墙缝钻进去。
崔湜和郑愔如此丧心病狂地大搞腐败，自然引起了少数正直朝臣的愤慨。几个御史暗中搜集了一堆铁证，在一次朝会上突然对他们发起了弹劾。
看着御史呈上来的这些确凿无疑的证据，李显终于如梦初醒，慌忙将二人逮捕下狱，命监察御史裴漼审理。
眼见后党的两个骨干一下子被告倒了，安乐公主马上跳了起来，亲自出马去找裴漼，又是威胁又是利诱，让他识相一点，将崔、郑二人从宽发落。没想到裴漼根本不买她的账，反而在次日朝会上弹劾她妨碍司法公正，并且当天就判处郑愔死刑、崔湜流放。
关键时刻，李显再次和起了稀泥。他匆忙下旨，将判为死刑的郑愔赦免，改判为流放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将判为流放的崔湜赦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
可即便如此，后党的人还是不依不饶。
尤其是上官婉儿，一看自己的情夫要被贬到那鸟不拉屎的边瘴之地，马上和安乐公主、驸马武延秀一起去找李显，拼命为崔、郑二人求情辩护。李显不愧是天下第一和事佬，赶紧又作出改判，让崔湜当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刺史，郑愔改任江州司马。
一件证据确凿的铁案，居然被皇帝如此轻描淡写地了结了；两个罪行昭彰的败类，居然如此轻易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御史们义愤填膺，但是却无可奈何。
而更让人们愤怒和无奈的是，没过多久，崔湜就大摇大摆地回到长安，官复原职了。原来皇帝对他的贬谪，纯粹是做做样子而已。
朝政腐败到了这个程度，人们夫复何言？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一转眼中宗李显已经五十五岁了。在他这个年纪，祖父太宗皇帝已经作古四年，父亲高宗皇帝也已经病入膏肓，即将不久于人世，唯独李显在这个岁数上还是身心康泰，无病无殃。
李显甚感欣慰。
他觉得，照自己这个精神头，起码再活个二三十年不成问题。
然而，此时的李显绝对没有想到——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他幸福的生活将在这一年戛然而止，他健康的生命也将在这一年无疾而终。
按照佛教的说法，每个人的福报，亦即每个人应该享有的幸福、快乐、成功、寿命等等，就像是银行的一个存款账户。你如果懂得珍惜生命，善待他人，并且懂得利乐人群，造福社会，那么你就等于是在向账户里头存进更多款项；而假如你耽于声色，纵情享乐，对自我、他人和社会都产生了太多负面作用，那么你就是在拼命支取你的银行存款，等到账户余额显示为零的时候，对不起，福报享尽，你这一生的游戏也就结束了。
而李显在这些年里的所作所为，显然是把
自己的福报当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银山，于是拼命挖掘，尽情挥霍……
所以，在五十五岁这一年的夏天，他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丧钟为谁敲响？
自从几个不畏权贵的御史弹劾宗楚客和崔湜相继失败后，朝中少数仍抱有正义感的官员对时局就心灰意冷了。因为有这样一个黑白不分、稀里糊涂的天子在位，帝国政治就只能是乌烟瘴气、一团糜烂，所以那些正直的朝臣到头来也只能独善其身而已，再也没有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的动力了。
然而，就在满朝文武都在令人失望的现实面前保持沉默的时候，帝国的底层却传来了几声微弱却又清晰的呐喊。
首先，一个叫郎岌的定州士人大胆上书皇帝，说出了朝野上下人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韦后和宗楚客等人擅权乱政，迟早会谋逆作乱！”
听到如此强烈而直接的指控，韦后顿时暴跳如雷。她马上去找皇帝告状，要求杖杀上书者。李显二话不说，立刻命人将郎岌乱棍打死。
可是，有道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布衣郎岌刚刚因为说真话掉了脑袋，随即又有一个叫燕钦融的低级军官再度上言：“皇后淫乱，干预朝政，致使外戚坐大；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这些人，都有危害社稷的图谋！”
这一次，中宗李显终于觉着有些不对劲了。
如果说布衣郎岌胆敢大放厥词是因为他脑子坏了，那么燕钦融明知道这么干只有死路一条，为什么还要往刀口上撞？难道他们都疯了？
李显想了好几天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最后决定亲自召见燕钦融，听听他到底想说些什么。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在许州担任司兵参军的小官燕钦融破天荒地得到了天子的召见，来到了长安。
在皇帝面前，燕钦融面不改色，侃侃而谈，一一指陈朝政的弊端，并且毫无惧色地对韦后一党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李显听完后，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无力地摆了摆手，示意燕钦融退下，既不作任何表态，也不对他作任何追究。
就在天子接见燕钦融的同时，宰相宗楚客也寸步不离地守在殿外。燕钦融一退下，马上就有眼线向宗楚客通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宗楚客立刻感觉有些不妙。因为皇帝虽然没有表态，但他对燕钦融的那番“大逆不道”之言居然保持沉默，而且又没有治他的罪，这足以说明皇帝已经默认了燕钦融对后党的指控。
这还得了！假如皇帝真信了他说的话，那岂不是大祸临头了？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司兵参军，竟然敢在皇后、公主、驸马、宰相的头上屙屎屙尿，而且还能毫发无损地走出太极宫，这样的事一旦传开了，朝中的谏官一定会趁此机会对后党群起而攻，他宗楚客日后还怎么混？
不行，决不能放过这小子！
可皇帝摆明了就是要放他一马，自己一时间又找不到什么借口收拾他，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出太极宫，走出长安城？
不，老子今天就算得罪皇帝，也一定要把你小子灭了！
一想到这里，宗楚客就再也坐不住了。他立即假造了一道皇帝诏书，然后飞身而起，跑到飞骑营召集了一帮禁军侍卫，最后终于在宫门附近截住了即将离去的燕钦融。
一追到人，宗楚客马上命令禁军开打，十几个人拳脚齐下，很快就把燕钦融打了个半死。接着，宗楚客又命人抓住他的脑袋往石头上撞，最后当场扭断了他的脖子。
看着桀骜不驯的燕钦融终于像一条破麻袋一样瘫软下去，宗楚客忍不住大呼痛快。
宗楚客固然是痛快了，可有一个人却很不痛快。
他就是天子李显。
光天化日之下，当朝宰相居然敢在皇宫中杀人，而且还是矫诏杀人，这也太无法无天了！你宗楚客还有没有把我这个天子放在眼里？暂且不论你的矫诏之罪，也不论你知法犯法之罪，单单看你的杀人动机，就够耐人寻味了。你为什么非要打死燕钦融不可？这不恰好证明你做贼心虚吗？如果燕钦融的控告纯属诬陷，你大可以在大唐律法规定的范围内，启动正常的司法程序，定他一个诽谤罪，按“反坐法”来惩治他，同时还你自己一个清白。可你偏偏不这么做，而是恼羞成怒地杀人灭口，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这不是恰好坐实了燕钦融对你的指控吗？
李显越想越不爽，巴不得马上拿宗楚客问罪。
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大，远不是宗楚客一个人的问题，假如拿他开刀，皇后和裹儿肯定会站出来阻挠……一想起自己的妻子和宝贝女儿，多年前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那一幕马上又浮现在李显的眼前。
想到这里，李显的满腔怒气顿时消失了大半。
说到底，他还是太爱她们了，所以，他永远不希望和她们发生任何意义上的不愉快。假如对燕钦融一案穷追不舍，结果证明他所指控的都是事实，那李显该怎么办？当所有事情全部掀开，一切都暴露在阳光底下，李显有勇气直面真相吗？
没有。
与追究真相比起来，李显似乎更在乎与妻女保持一贯的和睦关系，同时也更在乎眼下的幸福生活——即便为了保持这种关系和这种生活，他要以一定程度的“无知”作为代价。
燕钦融被杀之后，李显虽然没有对宗楚客等人作任何追究，但内心难免“怏怏不悦”（《资治通鉴》卷二○九），因而脸上便不由自主地罩上了一层阴霾。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阴霾。韦后和宗楚客等人看在眼里，顿时感到了深深的忧惧。
他们知道——皇帝被惹恼了。
虽说这是一个一贯温柔得像头绵羊的皇帝，可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是手中仍然握有生杀大权的皇帝。
自从“燕钦融事件”后，韦后便隐隐感到皇帝注视她的目光中，似乎多出了一丝狐疑和闪烁。虽然她并未因此中断与马秦客和杨均的暧昧关系，但是每当和他们云雨交欢时，韦后却总有一种如芒在背之感。
黑暗中，似乎有一双冷冷的眼睛在窥视着她。
那是一双遭遇背叛的丈夫的眼睛。
一旦这双眼睛蓦然浮现，韦后便会从快乐的巅峰直接坠入不安的深渊。每当这种时候，她总是会猛然推开身上的马秦客或是杨均，一丝不挂地走到铜镜前。
借着微弱的烛光，她看见了一个鬓发散乱、脸色苍白、肌肉松弛的女人。
岁月不饶人啊……她看见铜镜中的这个女人分明有了人老珠黄的迹象，可那个光芒万丈的女皇梦，却还距离她如此遥远。
还要等待多久，她才能拥有跟武曌一样的自由、快乐和权力呢？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韦后不知道。
她只知道，自己的老公李显还活得十分健康，他分明遗传了他母亲武曌的体质，一点都不像他那个一辈子都病恹恹的父亲李治。按照李显目前仍然良好的身体状况来看，再活个二三十年似乎都不成问题。倘若如此，自己十有八九会死在他的前面，还做什么女皇梦呢？还侈谈什么母临天下，女主乾坤呢？
所以，不能再等下去了。韦后想，如果不能主动敲响李显的丧钟，就只能坐等自己的丧钟敲响！
别无选择！老娘豁出去了……
决心已定，韦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女儿安乐公主。
韦后知道，天下没有第二个人像她女儿这么迫切渴望她当上女皇。
因为，只有她当上女皇，安乐公主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女。
所以，为了共同的利益，她们没有理由不走到一起，更没有理由不联手行动。
此时此刻，在韦后和安乐公主眼中，夫君已经不再是夫君，父皇也已不再是父皇，而是横亘在她们权力之路上的一个障碍——一个亟待粉碎的巨大障碍。
此时此刻，对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来说，所谓的爱情和亲情已经变成一种既可笑又脆弱的东西。在巨大而真实的权力面前，爱情和亲情又算什么呢？除了让人变得优柔寡断、无所适从，变得软弱愚蠢又不堪一击之外，还能给人带来什么呢？
在这一点上，她们一致认为，当年的女皇武曌就做得很好。别人都背负着感情的锁链，唯独武曌抛弃了这个沉重的负担。所以，只有她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并且掌控所有人的命运。
这些年来，韦后和安乐公主一直在锲而不舍地思考一个问题——武曌能够做到的事情，她们难道就不能做到吗？在这个帝国，难道就只能出现一个名叫武曌的女皇吗？
现在她们终于可以大声地作出回答：我不相信！
于是这一年夏天，便有了一碗汤饼（唐朝流行的面食，类似于现在的面条）与两双手的相遇。
汤饼是看上去很普通的汤饼。
手是两双看上去很纤弱的手。
可当这碗汤饼和这两双手相遇之后，汤饼就不再是普通的汤饼，手也不再是纤弱的手。
因为这碗汤饼毒死了一个皇帝。
因为这两双手，从此紧紧扼住了帝国的咽喉……
中宗暴崩
景龙四年六月初二，唐中宗李显吃过一碗汤饼后，忽然七窍流血，暴崩于太极宫的神龙殿。
韦后秘不发丧，于次日召集宰相们进入内宫，小范围通报了皇上宾天的消息。还没等宰相们回过神来，韦后旋即有条不紊地发布了一系列命令：
从京师附近紧急征调五万名府兵进入长安戒备，同时把这支部队的兵权分别交给了驸马都尉韦捷（韦后侄子，娶李显女儿成安公主），韦灌（韦后侄子，娶李显女儿定安公主），卫尉卿韦璿（韦后的族弟），左千牛中郎将韦琦（韦后侄子），长安令韦播（韦后侄子），郎将高嵩（韦后外甥）；其次，命中书舍人韦元（韦氏族戚）率兵在长安城内巡逻，维持治安；最后，命左监门大将军薛思简率五百人迅速进驻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严密控制软禁在此的李显次子谯王李重福。
尽管天子暴崩的消息让宰相们感到了无比的震惊，但是此时的宰相班子绝大多数是后党成员，所以韦后的命令当即得到了执行。
全面控制住京师长安的局势后，韦后又在同一天，将五名后党成员全部擢升为宰相，以加强对政治中枢的控制。这五人分别是：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其中，裴谈和张锡原本都在东都担任留守，韦后此次没有调动二人的岗位，只是在他们的原职务上又加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其用意非常明显，就是通过对这两个留守的笼络，加强对东都洛阳的遥控。
做完这一切，韦后终于牢牢掌控了帝国的最高权力。
接下来，韦后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刚刚到手的巨大权力合法化，并且常态化？
换言之，韦后必须扶植一个人来当傀儡天子，然后像当年的武后那样，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摄政，其权力才能得到巩固，才能在此基础上向女皇之位发起冲刺。
那么，要挑选谁来充当这个政治花瓶呢？
当然只能从李显的儿子中来选。
李显一共生有四个儿子，老大李重润和老三李重俊都死了，所以剩下的人选只有两个：一个是流放均州的老二，时年三十一岁的谯王李重福；再�
��个就是李显的幼子，年仅十六岁的温王李重茂。
按照立嫡以长的古代政治传统，李重福绝对比李重茂有资格入继大统，然而，韦后绝对不会选他。原因有二：其一，他已年长，不易控制，当然不适合当傀儡；其二，韦后跟李重福有血海深仇。
韦后为什么跟他有仇？
这就要从多年前的一桩公案说起。
李显的长子李重润是韦后亲生，当年一出生就深受高宗李治的宠爱，还不到一岁就被立为皇太孙，并且开府置僚属，这无疑是早早确立了他的皇位继承人身份。当时的韦后欣喜万分，因为有这样的儿子做靠山，她后半生的权力和富贵就有了保障。然而，让韦后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李重润十九岁那年，因对二张乱政不满，在背后肆意抨击，结果被人一状告到武曌那里。武曌勃然大怒，当即向李显施加压力，迫使他逼杀了李重润。
和李重润一起罹难的，还有他的妻子永泰郡主，以及她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
这场变故对韦后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她自然就把满腔怒火对准了那个出卖他儿子的告密者，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在韦后看来，这个杀千刀的告密者，正是李显的次子李重福。
韦后之所以咬定李重福是罪魁祸首，是因为她相信，李重福比任何人都更具备告密的动机。首先，他排行老二，只要抓住机会整死老大，他就最有资格成为太子；其次，他老婆是张易之的外甥女，作为二张得势的受益者，他们夫妻俩自然容不得别人非议二张。
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李重福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告密者，但这并不影响韦后的上述判断。于是从李重润死的那一天起，李重福就成了韦后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到了神龙元年，李显刚一复位，韦后就迫不及待地把李重福流放到了均州。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韦后都绝不可能扶立李重福。
因此，年幼的温王李重茂就成了傀儡天子的不二人选。
然而，废长立幼不合礼制，如果以韦后的懿旨强行拥立李重茂，势必招惹非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韦后决定假造一份天子遗诏，在遗诏中宣布由温王李重茂即皇帝位，并由她以太后身份临朝摄政，这样就没人敢说三道四了。
韦后把这个伪造遗诏的任务，交给了她信任的后党成员，专门负责宫中诏命的“女中宰相”——上官婉儿。
接到任务的那一刻，上官婉儿马上意识到，这是决定帝国命运的重大时刻，也是决定她个人后半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换言之，她如果全盘按照韦后的授意来草拟这份遗诏，那就是彻彻底底地把自己跟韦后绑在一起了，日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也没有了半点退路。
这么做妥当吗？
上官婉儿很清醒地告诉自己——不妥。
道理很简单，韦后并不像看上去，或者像她自己认为的那样强大。
在帝国宫廷这个天下最险恶的角斗场上浮沉了大半生，上官婉儿已经练就了一种鉴人识人的深刻洞察力。她看得非常清楚，如今的韦后虽然一门心思想当武曌第二，但她的智慧、城府、能力、谋略、胆识，包括政治根基和执政经验，跟当年的武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武后三十六岁就开始临朝听政，一直到六十六岁才登基称帝，时隔整整三十度春秋。也就是说，她为了实现自己的女皇梦，整整花了三十年时间来做准备工作，其间耗费了无数的精力和心血，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种种代价。然而，很多人往往只盯着她那炫人眼目的巨大成功，却无视她走过的那条充满了荆棘和血泪的艰辛历程。
反观韦后，从神龙元年开始垂帘听政，迄今也不过五年，而且其中有一段时间，真正大权独揽的是武三思，并不是她韦后。所以，无论是在收拾人心、培植党羽方面，还是在打击异己、铲除政敌方面，抑或是在积累政治经验、锻炼执政能力方面，韦后都还做得非常不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座值得攀登的巅峰都没有捷径可走，任何一处绝美的风光都隐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所以，只有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去征服一切艰难险阻，你最终抵达的地方才是别人无法逾越的极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韦后要自作聪明，想抄一条近路达到目标的话，那别人也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她，并很快把她踩在脚下。说白了，速成的结果只能是速败，捷径的同义词只能是短路。韦后倘若一味急功近利，心存侥幸的话，其结果很可能是自取灭亡，并且徒然授人以笑柄。
所以，要是把自己的后半生绑在这么一个女人身上，上官婉儿觉得风险太大。
因此，眼下最妥当的办法，就只有利用草拟遗诏的这个机会，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准确地说，就是采取骑墙态度，在不得罪韦后的前提下，为自己多找一座政治靠山。而这样一座靠山，当然就是以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为代表的李唐宗室。
这几年来，尽管随着韦后一党的强势崛起，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都表现得很低调，可他们的政治能量并没有因此而减损。在上官婉儿看来，与其说这两个李唐宗室的代表人物是怕了韦后和安乐公主，还不如说他们是在避敌锋芒，保存实力。暂时保持低调，韬光养晦，是聪明人在眼下最好的选择。
上官婉儿知道，以相王李旦的身份、资历和名望来说，他其实比李显的儿子们更有资格入继大统。因为他毕竟是高宗和武后唯一在世的儿子，而且已经当过一任皇帝，更当过很长时间的帝国储君。无论李旦本人如何淡泊寡欲，谦恭自持，他始终是一面足以凝聚天下人心的政治旗帜。因此，一旦形势有所变化，别人就完全有可能再度拥立他为天子。
那么，哪些人有可能拥立相王呢？
在上官婉儿看来，满朝文武虽然表面上慑于韦后之淫威，其实心向李唐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所以，不排除一些朝臣会拥有跟当年五大臣一样的志向。此外，一直与后党明争暗斗，在朝中拥有极大势力的太平公主，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李唐的江山社稷落入韦后一党的手中，所以，她也完全有可能挺身而出，帮他的四哥夺回天子宝座。还有，相王李旦的五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其中颇有英武果敢之辈（比如相王第三子临淄王李隆基，就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假如后党要对相王动手，李隆基等人为了自身的安危荣辱，就必然会奋起抗争，拥立他们的父亲即位。
上官婉儿之所以会对相王的这几个儿子如此刮目相看，实在是与近日在长安坊间传得沸沸扬扬的一则预言有关。
长安城的东北角上，有一个隆庆坊，相王的五个儿子就居住在这里。据说在武周时期，这里有一口普通水井有一天忽然往外冒水，而且一冒就不可收拾，到最后竟然把方圆数十顷的地方淹成了一口大水池，时人称其为“隆庆池”。
这池子的来历本来就甚为古怪，到了中宗年间，相王的五个儿子在池的北面建立宅第之后，更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有一天，一个道行高深的风水师路经此地，偶然望见隆庆池上空缭绕着一团奇异的云气，忽然间神色大变。随后的日子，风水师天天都到隆庆池边长久伫立，遥望相王五子的那片宅第，心中若有所思，脸上的神色越发凝重而怪异。最后，隆庆池附近的居民听到风水师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此地）常郁郁有帝王气，比日尤甚！”（《资治通鉴》卷二○九）
很显然，风水师所指的“帝王气”，正是针对住在隆庆池北面的相王五子而言。
此言一出，顿时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长安坊间，并且传进了中宗李显的耳中。
开什么玩笑！有道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朕还好端端地坐在金銮殿上，隆庆池居然敢冒出什么“帝王气”！
李显大为不快。尤其让他感到惴惴不安的是，相王李旦本来就是皇位的潜在争夺者，如今他儿子们的宅子上竟然又冒出了帝王气，这让李显如何能安心？
不行，一定要想办法把这股“邪气”压下去！李显马上召来宫中术士，命他们提出禳除的办法。
当然，办法很快就有了。
景龙四年四月中旬，也就是李显暴崩的一个多月前，他率领一大群侍臣、术士、宦官、宫女，浩浩荡荡地驾临隆庆池，命人用彩缎搭起一座楼台，在此大宴百官，接着又在隆庆池上泛舟，最后又牵出几头大象，绕着隆庆池踩了好几圈。
这样一场热热闹闹的活动搞完，李显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落了地。
按照宫中术士的说法，如此一来，就足以把威胁天子的那片帝王气化解掉了。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短短一个多月后，中宗李显就平白无故地暴崩了。所以，在此时的上官婉儿看来，这则有关“帝王气”的预言，其应验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既然如此，她当然更有理由向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示好了。
如何示好呢？
上官婉儿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暗中邀请太平公主来共同草拟遗诏。换言之，就是不能让后党独吞这块巨大的权力蛋糕，而应该让李唐宗室也来分享。
李显暴崩次日，一份由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联手炮制的“天子遗诏”就出炉了：“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资治通鉴》卷二○九）
遗诏的前两项内容，显然是按照韦后的授意拟定的；而第三项，则分明是出自太平公主的意志。假如这份遗诏得到执行，相王李旦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对韦后形成制约，从而在李唐宗室和后党之间达成一种政治平衡。
可想而知，这样的设计自然会遭到后党的强烈反对。
诏书一送到中书省，后党的核心成员、时任中书令的宗楚客马上就跳了起来。
这块权力蛋糕明明是后党千方百计挣来的，凭什么让相王李旦来分享？宗楚客急忙找到韦后的兄长韦温（时任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说：“由相王参与辅政，在道理上说不过去。况且，相王和皇后是叔嫂，自古以来，叔嫂之间就不便共事，今后在朝会上裁决政务，二者要依何种礼节相处？”
韦温深以为然，随后便与宗楚客共同牵头，率领所有宰相联名上表，请皇后临朝摄政，同时罢除相王李旦的辅政之权。当时，有一个叫苏瑰的宰相不属于后党成员，于是怯生生地嘀咕了一声：“既然是遗诏，能随便更改吗？”韦温和宗楚客当即怒目而视，苏瑰吓得不敢再多说半句。
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精心设计的平衡构想，就这样被后党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上官婉儿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愉快，因为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向李唐宗室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和诚意。如今个人目的既已达到，那么最终结果如何，当然就与她无关了。
至于此事的当事人相王李旦，似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因为他本来对权力就毫不热衷，现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自然乐得继续做他的逍遥王爷。
只有太平公主对此结果愤愤不平。这几年来，她一直对韦后和安乐公主忍气吞声，原本就活得十分压抑，如今三哥李显又死得不明不白，后党又如此嚣张跋扈，一手遮天，她和四哥李旦今后的日子，又怎么可能好过？
一贯自视甚高的太平公主绝不会就这样无所作为，束手待毙。
此刻，太平公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
除了防守反击，没有别的选择。
六月初四，韦后召集文武百官，正式发布中宗李显驾崩的消息，同时发布遗诏，立温王李重茂为太子，由韦后临朝摄政，同日大赦天下，改元唐隆。为了安抚李唐宗室，韦后同时擢升相王李旦为太尉，进封雍王李守礼（李贤的次子）为豳王，寿春王李成器（李旦的长子）为宋王。最后，韦后又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亦即让他掌握全国武装部队及京师内外的所有警备力量。
六月初七，太子李重茂登基，尊韦后为皇太后。
六月十二日，韦后命侍中纪处讷秉持符节巡抚关内道（陕西省中部和北部），命中书侍郎岑羲巡抚河南道（黄河以南地区），命吏部尚书张嘉福巡抚河北道（黄河以北地区）。
这是大唐帝国新一任女主人在向四方的臣民宣告她的登场，昭示她的权威！
在此时的韦后看来，那顶金光灿烂的女皇冠冕似乎已经触手可及了。只要再迈一步，就那么一小步，她就将登上权力的巅峰，实现所有的梦想！然而，此时的韦后并不知道——这一小步，她永远也迈不过去了。因为有两个人挡在了她的前面。
一个是太平公主。
另一个就是临淄王李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