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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第七章 诸藩自立为王

大唐兴亡三百年 王觉仁 25988 2024-11-16 02:05

  第七章 诸藩自立为王

  向藩镇开刀

  为了让儿子李惟岳能够顺利继承节度使之位,成德李宝臣在临死之前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建中二年正月初,李宝臣以托付后事为由,把跟随他多年的十几个心腹大将召到恒州,并且在同一天全部杀死。

  这件事很绝情,很残忍,可李宝臣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李惟岳太年轻,而且生性软弱,缺乏主见,日后很难镇得住这帮悍将,所以李宝臣只好提前帮儿子清场。

  当那十几颗血迹斑斑的头颅在李宝臣面前一字儿摆开的时候,他还没来得及感到欣慰,就不由自主地蹙紧了眉头。

  因为漏掉了一个。

  他麾下最骁勇的将领、时任易州(今河北易县)刺史的张孝忠并没有在这串头颅里面。

  这可不妙。李宝臣想,张孝忠不死,儿子将来的麻烦可就大了。

  李宝臣随即派遣使者前往易州,催促张孝忠来恒州晋见。

  使者是张孝忠的弟弟张孝节。

  看着弟弟那张拧成一团的苦瓜脸,张孝忠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你回去问问李宝臣,那些将领犯了什么罪,竟然同日被诛?你告诉他,我张孝忠怕死,所以不敢去,不过请他放心,我也不敢背叛他。说来说去,就是跟他不敢奉诏入朝一样罢了!”

  张孝节的眼泪哗哗就下来了,哽咽着说:“你要不去,我就死定了。”

  “我要是去,咱哥俩就全死定了!”张孝忠说,“有我在,他不敢杀你。”

  张孝节空手而回,李宝臣在心里一声长叹。

  看来张孝忠是杀不掉了,而且这个笨蛋张孝节也不能杀,现在杀他就等于提前逼反张孝忠。

  没办法了,让一切顺其自然吧。儿子李惟岳能不能守住这份家底,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正月初九,李宝臣卒。幕僚胡震等人劝李惟岳秘不发丧,随后以李宝臣的名义上表朝廷,请求由李惟岳继任节度使。

  看着成德的奏表,德宗李适的心头不禁掠过一阵战栗。

  这是兴奋的战栗。

  李适很清楚,李宝臣肯定是一命呜呼了,否则李惟岳也不会这么急着上表。

  机会来了!要想把藩镇的权力收归中央,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于是,德宗一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成德的要求,一边派遣了一个叫班宏的使臣前往恒州,去“探望”李宝臣的病情。

  朝廷使臣一到,李惟岳顿时傻了眼。他知道瞒不住了,只好拿出重金贿赂班宏,希望他能够帮着隐瞒。不料班宏却一口回绝,马上回京向德宗禀报了李宝臣已死的实情。李惟岳无奈,这才匆忙发丧,同时自立为留后,并授意成德将领联名上奏,请求朝廷赐给旌节。

  德宗再次驳回了他的请求。

  天子的强硬态度让诸藩大为惊愕,同时也让他们感到了唇亡齿寒的危险。

  尽管诸藩人人心怀鬼胎,处处明争暗斗,但是在“确保权力世袭”这一点上,他们却是空前团结、高度一致的。早在许多年前,成德李宝臣、魏博田承嗣、淄青李正己、山南东道梁崇义等人就形成了一个秘密约定——诸镇必须齐心协力,确保各自地盘的世袭。

  当初田承嗣死时,李宝臣就曾极力帮他的侄子田悦说话,迫使代宗朝廷承认了田悦的世袭权力。

  所以,当德宗此次明显流露出“削藩”的意图时,诸藩当然不会坐视。随后,魏博节度使田悦便代表诸藩频频上奏,一再替李惟岳求情。

  德宗还是那个字:不!

  眼看事情陷入僵局,朝臣劝谏德宗说:“李惟岳承袭父位已经是既成事实,若不顺水推舟,势必发生叛乱。”

  德宗当然知道——敢于说“不”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此他早有心理准备。

  如果李惟岳及其河北诸藩胆敢抗命,他将不惜一切代价与之一战!

  为了表示自己向藩镇开刀的决心,德宗李适对满朝文武说了一番话:“这些年来,各种反叛势力凭的是什么?还不是凭借朝廷封给他们的土地、赐给他们的权位!过去,朝廷为了息事宁人,不断给予他们任命,不断满足他们的欲望,可结果呢?叛乱还是有增无减!由此可见:爵命不足以消弭叛乱,适足以助长叛乱!所以,倘若李惟岳必定要叛,给不给他任命,结果都没什么两样。”

  朝廷最终拒绝李惟岳的消息传出后,田悦和李正己的使者便迅速赶赴恒州和李惟岳见面。

  诸藩紧急磋商的议题只有一个——武力联合,对抗中央!

  建中二年五月,诸藩率先动手了。

  魏博节度使田悦命兵马使孟佑率五千步骑北上增援李惟岳,同时命兵马使康愔率八千人进攻邢州(今河北邢台市),命别将杨朝光率五千人在邯郸西北扎营,阻击昭义方向来的朝廷军,而他本人则亲率数万大军围攻临洺(今河北永年县)。

  与此同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出兵扼守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州市)及涡口(今安徽怀远县淮河入口)一带,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遥相呼应,封锁了朝廷的江淮运输线。

  德宗没料到诸藩居然赶在他前面动了手,顿时勃然大怒,立刻与朝臣们制订了一个平叛计划。

  六月初,德宗发布作战命令,准备在南、中、北三条战线上与叛乱藩镇全面开战。

  南线战场,由于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屡屡主动要求征讨梁崇义,德宗感其忠义,遂晋封他为南平郡王,加授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命其统率诸道军队进攻山南东道。

  中路战场,德宗命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治所相州,今河南安阳市)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军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组成联合兵团向魏博的田悦发起进攻。

  北线战场,德宗把进攻李惟岳的任务交给了幽州留后朱滔。朱滔二话不说,欣然领命。本来,幽州与成德、魏博(并称河北三镇)一直是同穿一条裤子的,可自从代宗大历十年,魏博田承嗣诱使成德李宝臣偷袭幽州的朱滔后,幽州镇就与成德镇结下了梁子。如今朝廷要讨伐李惟岳,朱滔当然要借这个机会报仇雪恨了。

  浓密的战争乌云,又一次在帝国上空迅速聚集、剧烈翻涌……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次大战爆发前夕,亦即建中二年六月十四日,大唐帝国的头号功臣、四朝元老郭子仪终于走完了他沧桑而辉煌的一生,病逝于长安家中,享年八十五岁。

  在平定安史之乱、挽救李唐社稷的那批功臣中,郭子仪是活得最久的一个,也是声誉最隆、威望最著、功业最盛的一个。其实,郭子仪身边不乏嫉恨他的小人,比如鱼朝恩、程元振等,都曾经不择手段地算计他,甚至想置他于死地,可郭子仪每次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这首先当然要归功于上天赐给他的好运气,但同时也跟他的处世之道息息相关。

  说起郭子仪的为人处世之道,不外乎这四个关键词:谨慎,低调,宽容,坚忍。他之所以能够在惊涛骇浪、大起大落的一生中屡屡化险为夷,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几条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的处世原则。

  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郭子仪的一生,未尝不可作如是观。

  和他同时代的很多武将、文臣和宦官,为了功名利禄争得头破血流,最后却大多死于非命。可郭子仪很少主动去争什么,到头来却拥有了世人梦寐以求的一切:权力、地位、名望、富贵、平安、长寿、妻妾成群、子孙满堂……

  史称,郭子仪仅“中书令”一职就兼任了二十四年,光朝廷发给的俸禄每月就多达两万缗(两千万钱),加上各种渠道的私人收入,可谓富甲一方,所以家里的库房总是“珍货山积”。

  郭子仪不仅门庭显赫,而且人丁也异常兴旺。在他的长安大宅内,家人、族人,连同奴婢、仆从加起来,足足有三千人,相当于今天正规部队的两个团!

  郭子仪有八个儿子、七个女婿,“皆为朝廷显官”;孙子有数十个,每次请安的时候,郭子仪连认都认不过来,只好保持同一个表情,对每个孙子都微笑点头。曾担任郭子仪副将的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等人,虽贵为王公,也经常被郭子仪呼来喝去,甘愿受其驱使,以至连郭子仪的家人,也把这几个大将视同家里的仆从差役。

  盖棺论定之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郭子仪做了这样的评价:“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终有唐一朝,做人做到这份上的,恐怕也只有郭子仪一个了。

  郭子仪死后,德宗为之辍朝五日,命有关部门为他修建一品陵墓,并在一丈八的高度上诏令再加一丈,所有丧葬费用都由朝廷支付,文武百官全部赴郭宅吊唁。出殡那天,德宗李适率百官亲临安福门,为之哭泣送葬,随后谥号“忠武”,让其配享代宗庙庭。如此种种,可谓极尽人臣之哀荣。

  就在郭子仪去世的同时,一场大规模的平藩战争也迅速拉开了帷幕。战争在三条战线上先后打响。

  首先来看中路战场。建中二年七月底,马燧与李抱真合兵八万,从壶关(今山西壶关县)越过太行山直抵邯郸,对驻守在此的杨朝光部发起攻击。正在围攻临洺的田悦担心腹背受敌,亲率一万多人回师援救杨朝光。马燧命部将李自良在双冈(今河北邯郸市西北)阻截,并下死令:“如果让田悦过了双冈,你就提头来见!”李自良遂奋力死战,击退了田悦援军。

  随后,马燧以优势兵力一举击溃杨朝光,全歼其所部,随即进抵被围已久的临洺。田悦投入全部兵力迎击马燧。双方恶战一百多个回合,田悦军终因士卒疲惫而不敌,被斩首一万余级,连夜败逃。邢州、临洺二州之围遂解。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病死,其子李纳一直封锁消息,自领军政。田悦战败后,慌忙向李纳和李惟岳求援。李纳遂出兵一万,李惟岳出兵三千,与田悦残部合计二万余人屯驻于洹水(流经河南安阳市)。马燧等人率部进驻邺城,与其隔河对峙。

  八月,李纳为父发丧,同时上表请求承袭节度使职。

  李适不禁冷笑。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做你的春秋大梦呢!

  李适不想给李纳任何答复了。

  他现在只想用刀剑说话。

  南线战场,兵力单薄的梁崇义唯一一次主动进攻失败之后,便一直集中兵力龟缩在襄阳。李希烈大军沿汉水而上,直逼其老巢。梁崇义急命部将翟晖和杜少诚在蛮水(汉水支流,流经湖北南漳县南)阻击,被李希烈打败,二将皆降。李希烈即命二人暗中返回襄阳,对守城军民进行策反。梁崇义下令闭城坚守,但守城将士却打开城门纷纷出逃。梁崇义无力阻止,绝望之下带着妻儿投井而亡。

  随后,李希烈轻而易举地入踞襄阳,割下梁崇义的首级传送京师。

  就在中路战场首战告捷、南线战场获得完胜的同时,在北线战场,朝廷在战事未开时就先捡了个大便宜——朱滔成功策反了成德悍将张孝忠。

  当时,张孝忠正率领八千精锐将士驻守易州(今河北易县)。朱滔想要南下攻打李惟岳,易州就是必经之地,是他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朱滔知道,张孝忠骁勇善战,所以这颗钉子只能智取,不能硬拔。

  大军未发之前,朱滔便先行派人去游说张孝忠,说:“李惟岳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竟敢对抗朝廷,实在是不自量力!而今昭义、河东军已经攻破田悦,李希烈的淮宁军又克复了襄阳,河南的各路军队都在日夜兼程向北挺进,成德与魏博亡可立待,你若能率先以易州归顺,那么平灭李惟岳的首功便是你的,此乃转祸为福之上策!”

  事实上,不用等朱滔来游说,张孝忠早就有心归降朝廷了。

  自从李宝臣向功臣宿将挥起屠刀,张孝忠对成德的忠诚早已荡然无存,现在李惟岳又跟朝廷大动干戈,张孝忠当然没有理由再为成德卖命,所以朱滔这番话正中其下怀。随后,张孝忠奉表向朝廷请降。德宗大喜过望,于九月初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

  九月初七,为了表彰李希烈平定梁崇义的功劳,同时为了鼓舞前线官军的士气,德宗又加授李希烈为同平章事。

  此时,诸道平叛军队已经对成德的李惟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整个战略形势显然对李唐中央非常有利。

  德宗李适大为自豪,他觉得自己基本上是胜券在握了。李适相信,用不了多久,那些拥兵割据的跋扈藩镇必将被一一铲除,而大唐帝国也必将回到大一统的轨道上来!

  然而,李适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马上就摆在了他的面前。

  问题出在刚刚被他树立为平叛英雄的李希烈身上。

  种种迹象表明——李希烈并不是收复了襄阳,而是吞并了襄阳!也就是说,李希烈主动请缨、大举出兵的目的,并不是替朝廷平定叛乱,而是趁机壮大实力、扩张地盘!

  怎么会这样?

  刚刚在他心中涌起的那股豪情刹那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不安。

  梦想很坚挺,现实很疲软

  本来,在德宗李适的心目中,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可造之才。他相信假以时日,李希烈完全有可能成长为像郭子仪那样的帝国功臣。

  当初李希烈自告奋勇请求讨伐梁崇义,德宗别提有多高兴了,多次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赞李希烈,说他心忧天下,忠勇可嘉。但是听到这样的赞语,却有好几个大臣不以为然,比如宰相杨炎,还比如黜陟使(负责考察地方官员的中央特使)李承。

  当时,李承恰好从淮宁视察回来,对李希烈的野心已经有所察觉。他忧心忡忡地对德宗说:“李希烈此役必能建立战功,可问题是,在此之后他很可能会居功自傲,不服从中央。到时候,朝廷恐怕还要对他发动第二次讨伐。”

  德宗当时根本就听不进去

  可现在,他终于明白——李希烈的所谓忠诚,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一旦他具备足够的实力,必将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同年九月初九,亦即刚刚加授李希烈为同平章事的两天之后,德宗便任命李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让他赶赴襄阳接管梁崇义留下的地盘。

  李承临行前,德宗提议要让禁军护送他去,可李承却婉言推辞了。

  在他看来,李希烈现在刚刚占领山南东道,立足未稳,肯定不敢跟朝廷翻脸,如果他带着禁军前去,势必引起李希烈的猜疑和恐慌,甚至会迫使他铤而走险。

  所以,李承决定单骑赴任。他知道李希烈肯定会视他为眼中钉,但是他相信,在目前的情势下,李希烈还不敢把他怎么样。

  不出李承所料,当他带着朝廷的任命状到达襄阳时,李希烈尽管恨得牙痒痒,却不敢轻易动手,只把他软禁在宾馆里,百般威胁,千般恐吓,企图把他吓回长安去。可李承知道李希烈只是在虚张声势,所以不为所动。

  到最后,李希烈实在是拿这个新任的节度使没辙,只好在襄阳全境纵兵大掠一番,才悻悻然引兵而去。

  李希烈大军虽然撤走,但却留了一个将领在襄阳,名义上说是留守军队物资,实际上是在襄阳插了根钉子。李承接管襄阳军府后,差不多用了一年时间才让军政事务重新步入正轨。同时,李承也派出心腹数度前往许州和蔡州,暗中收买了李希烈的几个亲信,准备寻找机会干掉李希烈。

  至此,德宗朝廷与李希烈的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表面上虽然相安无事、波澜不惊,但背地里却是剑拔弩张、暗流汹涌。

  从建中二年冬天起,唐朝政府军与叛乱诸藩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较量。令德宗甚感欣慰的是,官军在战场上又取得了节节胜利。

  先是在这年十一月初,朔方将领唐朝臣等人在徐州大破淄青和魏博的军队,一举打通了被封锁达半年之久的江淮运输线。紧接着在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正月,马燧等部又在洹水大败田悦的魏博军,斩敌二万余级,俘虏三千多人。

  田悦带着残部一千余人,连夜逃回老巢魏州,守城大将李长春却闭门不纳。

  很显然,李长春是想等官军杀来后举城投降。可直到第二天早上,李长春还是没等到官军,只好打开城门。田悦在城外冻了一夜,勃然大怒,一进城就杀了李长春,然后命令部众全部登城据守。

  然而,此时的魏州城内,仅余士卒数千人,而且士气极为低落。尤其是那些阵亡将士的家属,更是哭天抢地,满街哀嚎,搞得整个魏州城人心惶惶。

  田悦大为忧惧,这是他继任节度使以来遭遇的最严峻的一次信任危机。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尽快安抚人心、重振士气,说不定还没等官军来攻,士卒们已经把他的脑袋砍下来献给朝廷了。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最能考验一个领导驾驭人心的本事。处理得好,还有机会从头再来;处理不好,身家性命随时可能玩完!

  那么,田悦能渡过这次信任危机吗?

  作为田承嗣的侄子,田悦能够把田承嗣的一帮儿子通通比下去,被田承嗣选为接班人,当然是有一些过人之处的。

  逃回魏州的当天,田悦就在节度使府门口召集军民训话。他骑在马上,把自己的佩刀高高举过头顶,声泪俱下地说:“田悦不成器,当初承蒙淄青、成德两位世伯(李正己、李宝臣)举荐,继承了伯父的事业。如今,二位世伯已经过世,他们的儿子(李纳、李惟岳)却不能子承父业,我不敢忘记二位世伯大恩,决心保举他们的儿子,所以才不自量力、对抗朝廷,以致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连累了父老乡亲,这都是我一个人的罪过。田悦上有老母,不能自杀,只希望诸公能用我手里这把刀,砍下我的首级,打开城门献给官军,自取富贵,不要和田悦一起陷入死地!”

  话音未落,田悦便作出一副悲恸欲绝之状,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

  将士们大惊失色,慌忙冲上去把他抱住。

  节度使这番话,真可谓慷慨激昂,感人肺腑!军民们大受感动,当场纷纷表态:“大人是出于正义而举兵,并非为了一己之私。胜败乃兵家常事,我等累世受田氏厚恩,怎么忍心听到这些话!愿为大人拼死一战,若不能胜,再与大人共死不迟!”

  田悦泪流满面,激动地说:“诸位不因落败而把我抛弃,田悦即便是到了九泉之下,也不敢忘记各位兄弟的深恩厚意!”

  这张悲情牌打得实在漂亮,以至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田悦赶紧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然后挥刀断发,与诸位将领结成了生死兄弟。紧接着,田悦又打开府库,把积藏多年的一百余万钱全都拿了出来,分给了所有将士。

  经过这一番感情和金钱的双重洗礼,将士们无不精神抖擞、勇气倍增,一个个都发誓要和节度使同生死,要与魏州城共存亡。

  在泪弹加银弹的攻击下,田悦成功地俘获了所有将士的心。于是魏博“众心始定”,“军势复振”(《资治通鉴》卷二二七)。

  数日后,马燧等部将魏州团团围困,并日夜猛攻,但是叛军的反抗意志却比他预料的强大得多,所以始终未能攻克。

  建中三年正月中旬,朝廷军在战场上又取得了一连串胜利。

  首先,魏博将领李再春以博州(今山东聊城市)归降,田悦堂兄田昂以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归降;接着,朱滔、张孝忠在束鹿(今河北辛集市)击败李惟岳,继而攻克深州(今河北深州市)。正月下旬,成德将领康日知又以赵州(今河北赵县)归降。到了闰正月下旬,成德骁将王武俊又发动兵变,斩杀了李惟岳,然后砍下他的人头向官军投降。

  李惟岳的首级传至长安,德宗和百官大为振奋。

  二月初,成德将领杨政义又以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归降。

  至此,黄河以北大致平定,只剩下田悦困守魏州孤城,而黄河以南的官军则猛攻濮州(今山东鄄城县)的李纳。李纳势穷力蹙,基本上也是败局已定。

  面对如此大好局面,德宗朝廷顿时充满了乐观情绪,上自天子、下至百官,无不认为天下将从此太平。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德宗朝廷距离最终的胜利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形势却突然急转直下,再次把帝国卷进了更大规模的战乱之中……

  叛乱诸藩的大部分辖区被官军收复后,朝廷就开始着手分地盘了。

  一时间,河北诸镇分田分地,忙得不亦乐乎。

  朝廷把成德一劈为三:易、定、沧三州给了张孝忠,任他为节度使;恒、冀二州给了王武俊,任他为都团练使;深、赵二州给了康日知,任他为都团练使。另外把淄青的德州(今山东陵县)和棣州(今山东惠民县)给了朱滔。其余的地盘,朝廷自己收了。

  德宗对这样的安排感到很满意——既赏赐了有功之臣,又把旧成德劈成了三瓣,达到了令降将们互相制衡的目的,此外朝廷又收回了魏博大部、淄青大部和山南东道全部,这样的安排真可谓皆大欢喜!

  但是李适错了。

  这样的安排就让某些人很不欢喜。

  比如王武俊就窝了一肚子火。他认为:既然是他亲手宰了李惟岳,那他的功劳绝对在张孝忠之上,凭什么张孝忠能分到三个州,还能当节度使,而自己才分到两个州,并且只封了个小小的“都团练使”,这不明摆着瞧不起人么?非但如此,皇帝还下了一道居心叵测的诏书,让他给朱滔送去三千石粮食,给马燧送去五百匹马……王武俊越想越愤怒:这又是什么意思?这岂不是在削弱我王

  武俊的实力?你李适是不是想借我之手先把魏博的田悦收拾了,接下来再来灭我?

  有鉴于此,王武俊遂拒不奉诏。

  跟王武俊一样,幽州节度使朱滔也是极度不爽。他本以为拿下富庶的深州之后能顺势将其占为己有,没想到朝廷却把它划给了康日知。朱滔再三请求得到深州,朝廷硬是不答应,朱滔索性就赖在深州,说什么也不给康日知挪地儿。

  此刻,诸藩分赃不均的一幕被某个人看得清清楚楚。

  他就是已经濒临绝境、困守在魏州城内的田悦。

  田悦仿佛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即派人前往深州游说朱滔,说:“讨平李惟岳事实上都是你的功劳,当初天子承诺,一旦把李惟岳的城池打下来后就都归属于你,如今看来纯粹是一派谎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今天子志在削藩,打算以文臣取代武将。在此情况下,魏博要是继续存在,你幽州就能高枕无忧;魏博要是亡了,你也就危在旦夕。如果你现在出手援救魏博,那就等于是在挽救你自己子孙万世的福利啊!”

  朱滔觉得田悦的想法正与他不谋而合——朝廷要是把河北诸镇都扫平了,最后是不会单独留下他一个幽州镇的。随后,朱滔马上联络王武俊,二人一拍即合,遂决定三镇(幽州、恒冀、魏博)联兵,再度与朝廷对抗。

  刚刚被朝廷任命为深赵都团练使的康日知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狼群之中,第一时间向朝廷发出了求救信号。德宗皇帝匆忙下诏,给了朱滔一个通义郡王的爵位,试图以此安抚他。

  然而,此刻的朱滔要的是实地,不是虚衔。他把天子诏书撕得粉碎,立刻与王武俊联合,先以部分兵力包围赵州的康日知,然后二人亲率主力驰援魏州的田悦。

  形势突然逆转,此前的平叛力量现在都成了叛乱势力,屯驻河北的马燧兵团顿时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德宗紧急征调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命他率朔方军及神策军共一万五千步骑,开赴前线支援马燧。

  建中三年六月底,魏州城下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两方援军在同一天进入战场。

  田悦马上杀牛宰羊,犒劳朱、王援军;马燧不甘示弱,也摆出盛大军容迎接李怀光部。

  所有人都很清楚,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将决定河北诸镇的命运。

  李怀光求胜心切,打算趁叛军立足未稳发起进攻。马燧劝阻,可李怀光不听,独自率部向惬山(今河北大名县北)西面的朱滔展开攻击。

  朱滔猝不及防,被杀一千多人,向后溃退。李怀光信马由缰地走上一面高坡,望着仓皇逃窜的敌军,满脸得意之色。士兵们见主帅没有追击的命令,随即一头冲进朱滔遗弃的营寨,疯狂争抢战利品。

  李怀光没有料到,就在他自以为初战告捷的时候,王武俊突率两千精骑横冲而来,一下子将他的部众拦腰截断;朱滔紧随其后,对其发起猛烈的反扑。

  正在抢夺战利品的官军毫无防备,顿时崩溃,逃跑中互相践踏挤压,落进永济渠溺毙者不计其数,尸体堆积如山,渠水为之断流。战场上的形势突然逆转,马燧想出兵援救也来不及了,只好坚守营寨。

  当晚,朱滔又出兵截断了官军粮道。马燧等人大为惊恐,连忙拔营西撤,于七月初撤到了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南)。

  惬山会战惨败,魏州围解,朱滔又遣将援救被困于濮州的李纳,一时间四镇联合,叛军声势重振。

  败报传至长安,德宗李适呆立良久,半晌无语。

  建中三年十一月,叛乱诸藩在一夜之间全部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李纳自称齐王。

  大唐帝国仿佛在一夜之间进入了战国时代。

  诸藩设坛祭天,共推朱滔为盟主。朱滔自称“孤”,田悦、王武俊、李纳自称“寡人”;他们居处的厅堂改称“殿”,他们的政务公文改称“令”,所有的属下上书称为“笺”;他们的妻子称“妃”,他们的长子称“世子”。以他们所统治的各州为府,设立留守兼元帅;设立东西曹,视同中书、门下省,设置左右内史,视同中书令、侍中;其余各级官员的设置一律仿照中央政府,只是名称略有差异。

  建中三年十二月,更让人抓狂的消息接踵而至——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在河北诸藩的劝进下,自立为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俨然已有称帝之志。

  消息传来,李适顿觉天旋地转。

  乱套了,一切全都乱套了!为什么朝廷花这么大的力气平藩,到头来居然是前门驱虎,后门迎狼?为什么自己的梦想那么坚挺,可遭遇的现实却是如此疲软?

  接下来该怎么办?

  李适心里一片茫然……

  李希烈之乱

  茫然的德宗李适在新年伊始又遭到了当头一棒。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正月初,李希烈派兵拿下汝州(今河南汝州市),继而攻下尉氏(今河南尉氏县),紧接着又包围了郑州,同时派出骑兵四处劫掠,前锋已进抵彭婆(今河南伊川县东北彭婆乡),对东都洛阳形成了严重威胁。

  据来自东都的战报说,当地官军屡屡出兵征讨,却每每无功而返。东都“士民震骇”,已经有好多人拖家带口逃出洛阳,纷纷躲进了深山老林。

  德宗无比震惊。

  尤其让德宗感到愤怒的是——东都的南面屏障汝州,几乎是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投降李希烈的。

  为什么会这样?

  问题就出在德宗亲自任命的汝州守将李元平身上。

  李元平,原本是湖南一个普普通通的中级官员,“薄有才艺,性疏傲,敢大言,好论兵”(《资治通鉴》卷二二八)。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的宰相关播听他谈了一通兵法,惊为天人,遂极力向德宗推荐,说此人有“将相之器”,才堪大用。德宗信以为真,赶紧把李元平派驻河南前线,让他专门防范蠢蠢欲动的李希烈。

  李元平就这么带着天子和宰相的殷切期望,踌躇满志地来到汝州,准备大干一番事业。刚一到任,他就迫不及待地在城门口贴出告示,说要招募工匠修葺城墙、加固防御工事。

  按理说,李元平这么做没什么不对,可问题是他的告示被李希烈看到了。

  李希烈嘿嘿一笑,对手下说:咱也派些人过去,支持一下李大人的工作。

  随后,便有几百个淮宁士兵化装成民工,光明正大地走进了汝州城。几天后,李希烈突然派出几百名骑兵,直抵汝州城下。还没等李元平反应过来,一伙“民工”就蜂拥而上,将他摁倒在地,然后把他捆成了一颗粽子,同时打开了城门。城外的淮宁骑兵遂长驱直入,群龙无首的汝州守军只好乖乖缴械投降。

  李希烈就这样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汝州。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被宰相关播誉为“有将相之器,才堪大用”的李元平被押到李希烈面前时,居然吓得屎尿失禁,弄得满身污秽。李希烈哭笑不得:“他娘的宰相瞎了眼,竟然把你当成我的对手,何至于把我轻视到这种地步!”

  李希烈骂得没错,能从帝国基层的万千官员中挑出李元平这样的货色,宰相关播的眼光确实“非比寻常”。

  那么,李唐朝廷为什么会有关播这样的瞎眼宰相呢?

  答案很简单——他是首席宰相卢杞引荐的。

  说白了,关播就是卢杞手中的提线木偶。

  当初,卢杞除掉杨炎之后,知道德宗肯定要再提拔一两个朝臣为相,于是就主动推荐了时任吏部侍郎的关播。他给关播的定位很明确,就是木偶。他不但不让关播插手政务,甚至连话也不让他随便说。

  有一次德宗召集宰相议事,卢杞侃侃而谈,关播忍不住也想畅所欲言,可刚刚要开口,就看到了卢杞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目光,只好硬生生把话吞进了肚子里。会后,卢杞立刻向他提出严重警告:正因为你这个人恭谨少言,我才引荐你当宰相,刚才你怎么可以有说话的冲动呢?从此,关播就把自己的嘴巴缝上了。

  有这样的两个宰相盘踞中枢,天下事可想而知。要命的是,德宗李适又偏偏对卢杞宠信有加,事无巨细皆与其商议定夺。�

  ��一次也不例外——当李希烈发动叛乱的消息传来,德宗的第一反应就是问计于卢杞。

  卢杞胸有成竹地说:“李希烈年轻气盛、居功自傲,部将们肯定都不敢劝他。如果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携带陛下诏书,前去向李希烈当面剖析祸福利害,李希烈定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到时候,中央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把他降服。颜真卿是四朝元老,忠贞正直、刚毅果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实在是此行的不二人选。”

  德宗频频点头,觉得卢杞的话很有道理。

  正月十七日,德宗下诏,命颜真卿前往许州(今河南许昌市)宣慰李希烈。诏书颁下,满朝文武尽皆失色。所有人都觉得,卢杞这么做无异于是让年过古稀的颜真卿去送死。

  没错,卢杞就是要让他去送死。

  自从当上首席宰相的那一天起,卢杞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如何把朝中有威望、有资历、有水平的人一个个搞掉,好让自己永远待在首席宰相的位子上。

  很不幸,四朝元老颜真卿就是这么一个有威望、有资历、有水平的人。这样的人不除,卢杞就寝食难安。

  接到诏书后,颜真卿义无反顾地出发了。临行前,他给儿子留了封信,上面只写了六个字:奉家庙,抚诸孤。

  很显然,这是遗言。

  颜真卿知道卢杞的用意,也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但是他没有丝毫犹豫,更没有半句怨言。因为,从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了,能够活到今天,实属幸运。若能在古稀之年为社稷和苍生略尽绵薄之力,他宁愿赴死,并且死而无憾。

  走到洛阳时,东都留守郑叔则极力挽留颜真卿,劝他在洛阳逗留一段时间,看天子会不会改变主意。颜真卿谢绝了他的好意,说:“这是圣旨,岂能逃避!”

  颜真卿到了许州,见到李希烈后,刚刚要宣读皇帝诏书,李希烈就暗中指使一千多名亲兵冲进节度使府,一个个刀剑出鞘,将颜真卿团团围住。颜真卿脸不变色、心不跳,从容不迫地宣读了诏书。

  李希烈见恐吓未能奏效,赶紧换了一副面孔,挺身挡在颜真卿面前,做出一副义愤填膺的表情,厉声斥退了那些亲兵,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颜真卿送到了驿馆。

  李希烈没有杀颜真卿,也不想放他回去,而是把他软禁了起来。

  他知道,颜真卿这个人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作为当时硕果仅存的四朝元老,颜真卿在天下人心目中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若能迫使他背叛朝廷,投到自己麾下,李希烈就能利用他的威望号令四方,增强起兵叛唐的合法性。

  然而,李希烈打错了如意算盘。

  倘若颜真卿真是他想的那种人,早在安禄山起兵时他就叛了,何必等到今天?

  颜真卿到达许州不久,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也分别派遣使者来到许州,一起劝李希烈称帝。李希烈得意洋洋地对颜真卿说:“如今四王皆遣使劝进,可谓不谋而合,太师(颜真卿时任太子太师)都看见了吧,眼下受朝廷排挤、深怀功高不赏之惧者,岂止是我李希烈一个人?”

  颜真卿冷笑:“我只看见‘四凶’,没看见什么‘四王’。大帅若不自保功业,而与乱臣贼子为伍,结果只能是和他们一同覆灭!”

  李希烈强忍怒火,命人把他扶了出去。数日后,李希烈宴请四镇使节,特意邀颜真卿一起赴宴。席间,四镇使者在李希烈的授意下,纷纷以“宰相”之位劝诱颜真卿,说:“久闻太师德高望重,而今大帅即将正位称尊,太师恰好到来,这岂不是上天要把开国宰相赐给大帅吗?”

  众人话音未落,颜真卿就厉声怒斥:“什么宰相?你们听说过那个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那就是我的兄长!我已年近八旬,只知守节而死,岂能受你们威胁和利诱?”

  四个使者无言以对,只好悻悻闭嘴。李希烈勃然大怒,当天就命人在颜真卿的驿馆里挖了一个大坑,扬言要把他埋了。颜真卿神色自若地对李希烈说:“我自知死生已定,你又何必搞这么多花样?只要给我一把剑,大帅岂不就称心快意了?”

  李希烈恨得咬牙切齿,可一想到颜真卿的利用价值,还是忍住没有杀他。在此后的一年多里,李希烈用尽各种手段,对颜真卿软硬兼施、百般胁迫,却始终不能得逞。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八月,亦即被软禁了一年零七个月后,颜真卿终于被李希烈缢杀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县),享年七十七岁。

  第二年,李希烈之乱平定,德宗为颜真卿举哀,辍朝五日,追赠司徒,谥号“文忠”。在祭悼颜真卿的诏书中,德宗说了这么一句话:“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旧唐书·颜真卿传》)

  能在身后得到如此哀荣,颜公在九泉之下当可瞑目矣。

  德宗当时虽然派了颜真卿前去宣慰李希烈,但他并没有放弃武力征讨。

  建中四年正月下旬,德宗估计颜真卿此行不会有什么结果,遂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哥舒翰之子)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命他率部出征,会同各道征讨李希烈。二月下旬,哥舒曜克复汝州。三月,李希烈命亲信大将周曾率三万人进攻哥舒曜。

  李希烈没有想到,这个周曾早已被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承策反。周曾率军行至中途,随即与另外几个当初被一同策反的将领密谋,准备倒戈攻击李希烈,然后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可是,周曾等人的密谋旋即被李希烈获悉,李希烈立刻派人斩杀了周曾等人。

  建中四年四月,哥舒曜率兵行至颍桥镇(今河南襄城县东北),突遇倾盆大雨,不得已而退驻襄城。李希烈命部将李光辉出兵攻打,被哥舒曜击退。

  哥舒曜虽然遏住了李希烈的势头,也暂时解除了李希烈对东都洛阳的威胁,但随后的几个月里,官军在河南、河北两个战场上都没能取得任何进展,与叛乱诸镇形成了对峙态势,整个战局一片混沌。

  日渐陷入泥潭的战争首先带来的就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当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长期驻扎在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南)与河北诸镇对峙,而神策军及永平、宣武、淮南、浙西、湖南、剑南、岭南等十余镇军队,皆环绕在淮宁战区周围与李希烈相持。这么多军队参战,其粮饷和后勤补给本来就已经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加上旧制规定,各道军队只要离开本镇,一切费用全部由中央的财政总署供给,而德宗李适为了表示对参战将士的体恤,又额外补贴了一份“酒肉钱”。这对于原本就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无异于雪上加霜。更有甚者,各道军队还利用这些政策大发其财,总是以平叛之名离境,但一出本道边境便按兵不动,实际上并未参战,却照样享受比平时多了好几倍的军饷和补贴。

  德宗李适无奈地发现——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正在变成一个可怕的黑洞,即将把整个帝国吞噬。

  当然,朝廷总是有办法的。

  无论哪朝哪代,国家的财政亏空最终总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建中四年六月,判度支(财政总监)赵赞奏请德宗,出台了两项新税法:“税间架”和“除陌钱”。所谓“税间架”,实际上就是房产税,规定每栋房屋以两根横梁的宽度为一间,上等房屋每年每间征税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税务官员拿着纸笔算盘挨家挨户实地勘算,若有瞒报者,每隐瞒一间杖打六十,举报者赏钱五十缗(一缗一千钱)。

  所谓“除陌钱”,则相当于交易税,无论公私馈赠还是各种商业收入,每缗征税五十钱。若是以物易物,亦当折合时价,按相同税率征收;隐瞒一百钱的,杖打六十、罚钱两千;凡有举报,赏钱十缗,由偷漏税者承担。

  新税法颁布实施后,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可民间却是一片怨声载道。

  当然,百姓的声音从来都是微弱的,天子一般听不见。

  除非这些微弱的声音日渐聚拢,最终汇成改朝换代的轰天巨响,否则统治者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所以,此刻的德宗李适根本听不到。

  眼下,光是李希烈与河北四镇称王称霸的叫嚣就已够让他头疼了。

  这一年八月初,李希烈亲率三万精锐将士猛攻襄城,哥舒曜向朝廷告急。德宗急命淮西招讨使李勉派兵增援。李勉认为李希烈此次倾巢出动,总部许州必定空虚,因此向德宗上奏:由神策军大将刘德信和宣武军大将唐汉臣直取许州,则襄城之围自解。

  为抓住战机,李勉还没等朝廷下诏便命二将出兵。九月十二日,刘、唐二军进抵许州仅数十里处时,德宗派遣的宦官就追上了他们,责备他们违抗诏令,擅自行动。二将无所适从,只好沮丧而回,在半路突遭淮宁李克诚部伏击,士卒死伤过半,唐汉臣逃奔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刘德信逃奔汝州。

  官军援兵既破,李希烈更为猖獗,一边继续围攻襄城,一边派遣游击骑兵往洛阳方向一路洗劫,兵锋直抵洛阳南面十里处的伊阙。

  眼看中原战场连连失利,作为东都屏障的襄城也岌岌可危,德宗李适只好征调关内的各道军队紧急出关,增援襄城。

  在奉命出关的诸道军队中,有一支部队来自泾原(治所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

  此刻的德宗李适当然不会知道,这支部队即将给长安带来一场浩劫……

  泾师之变:从天而降的劫难

  建中四年十月初三,天气异常寒冷,长安城被笼罩在迷蒙的雨雪之中。

  这一天,奉调出关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士兵途经京师,由于在天寒地冻中跋涉多日,士兵们都显得疲惫不堪。在这支无精打采的队伍中,还夹杂着一些半大的孩子。他们是士兵的子弟,反正留在家乡也没饭吃,索性跟着父兄一块走,以免在家里活活饿死。除此之外,士兵们也是想多拉几个人头来凑数,以便多分一些赏赐养家糊口。

  按惯例,部队离开本镇到外地作战,朝廷都是要给予额外赏赐的。

  然而,他们的期望落空了。

  当泾原军抵达长安郊外时,负责接待的京兆尹王翃只给他们提供了一顿极其简陋的饭菜:饭是连皮带壳的糙谷米,菜也只是几盘青菜,连块肉都没有,更别提什么额外的赏赐了。

  众人心里不约而同地燃起了怒火。

  他们开始发出抱怨,紧接着就出现了骚动。有人踢翻了饭菜,破口大骂:“我们就要死在敌人手上,却连一口饱饭都吃不上,凭什么让大伙拿小命去对抗白刃?听说皇宫中有琼林和大盈两座宝库,金银布帛堆得像山一样高,不如去把它劫了再说!”

  士兵们一呼百应,立刻披上铠甲,扛起军旗,锣鼓喧天地涌向了长安城。

  一场劫难就这样从天而降。

  当时,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皇帝辞行,闻讯疾驰出宫,在长乐阪(长安东面)遇上了哗变的士兵。还没等他开口制止,就有人朝他放箭。姚令言吓得趴在马背上,抱着马鬃突入乱兵之中,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们犯下大错了!东征立功,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为什么干出这种灭族的事来?”

  可这种时候,节度使的话已经没有丝毫约束力了。乱兵们强行簇拥着姚令言,吵吵嚷嚷地向长安冲去。

  德宗听说姚令言已经无力制止,慌忙下令赐给泾原士兵每人两匹绢帛。没想到传令的使臣刚刚走出城门,就被迎面而来的哗变的士兵乱箭射死了。德宗再派宦官出宫宣慰,乱兵已经冲到了通化门(长安东北第一门)。宦官来不及开口宣旨,就被丧失理智的乱兵们砍成了肉酱。德宗大恐,又下令装上满满二十车的金银绢帛赐给他们。

  遗憾的是,这么做已经没有用了。此时乱兵已冲入城中,一个个眼冒绿光,唯一的目标就是宫中的府库,根本没把这区区二十车财宝放在眼里。

  长安的百姓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骚乱吓坏了,纷纷惊惶奔走,四散逃命。乱兵们大喊:“你们不用怕,我们不会抢你们的财产,更不会要你们缴纳间架税和陌钱税!”

  百姓们一听这口号,心头的恐惧顿时减轻了大半。

  非但如此,老百姓心里甚至生出了一丝庆幸。假如这伙乱兵真的把这句口号付诸行动,那他们就不叫乱兵了,简直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义兵”啊!

  稍后,德宗又派了皇子普王李谊和翰林学士姜公辅出面安抚,但此时乱兵已经冲到皇宫的丹凤门外,随时可能破门而入,和平解决此次兵变的希望非常渺茫。

  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长安百姓则聚集在周围看热闹。

  意识到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德宗李适慌忙下令禁军紧急集合。

  可是,德宗李适一连下了好几道命令,却始终不见一名禁军前来护驾。负责传令的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跑了好几趟,最后都是哭丧着脸回来禀报——皇上,根本无兵可调啊!

  李适傻眼了。

  怎么回事?朝廷长年累月供着这帮养尊处优的禁军,如今大难临头,居然无兵可调?

  其实李适不必惊讶,因为他确实拥有画在纸上、每月按时领取薪饷的禁军名额,但并不拥有真正在职的禁军兵员。

  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很简单:神策军使白志贞并不是德宗想象中的能臣干吏,而是一个渎职贪贿的庸才!

  由于深刻认识到肃、代两朝宦官执掌禁军所带来的种种危害,因而德宗李适刚刚即位,就把禁军兵权从宦官手上收了回来,交给了他认为更值得信任的白志贞。德宗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就能完全掌控禁军,从而不会再受到宦官的操纵和胁迫。

  然而,德宗万万没想到,白志贞固然没有把禁军变成胁迫天子的工具,但他却把

  禁军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

  这些年来,白志贞一方面隐瞒了神策军东征的阵亡人数,另一方面又收受富家子弟的贿赂,用他们的名字替补。这些市井子弟虽然名列军籍,每月照常领取薪饷和各种补贴,但人却天天待在长安的商埠坊间做生意,一天也没进过军营,所以事到临头,天子根本无兵可调。

  司农卿段秀实曾经察觉到白志贞的渎职行为,也曾向德宗进谏:“禁军不精,兵员严重不足,万一有变,朝廷将无法应对。”可德宗始终信任白志贞,对此谏言置若罔闻。

  如今,德宗李适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上(德宗)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就在德宗茫然无措之际,乱兵已经撞开宫门,蜂拥而入,呐喊声惊天动地。窦文场和霍仙鸣匆忙召集一百多名宦官,拥着德宗、太子、贵妃、诸王等人,从禁苑北门仓皇出逃。

  此时此刻,天子李适的心头蓦然涌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慨——危难之际,还是宦官最贴心啊!

  当这样的感慨发自于天子肺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不久之后,李唐王朝的中央禁军必将重新回到宦官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的宦官擅权,而相同的历史也将再一次循环上演!

  也许,这就是帝国的宿命。

  也许从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刻起,大唐帝国已注定无法摆脱这样的宿命。

  德宗一行由普王李谊为前驱,由太子李诵殿后,途经禁苑时,正好碰上郭子仪的儿子郭曙带着几十名家丁在此打猎。郭曙一看见天子的狼狈之状,赶紧上前护驾。与此同时,正在军营中教练射箭的右龙武军使令狐建闻讯,也带着四百多名士兵前来追随。

  德宗李适就在这些人的簇拥下逃出了长安。

  他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唐朝历史上第三个被迫逃离帝京的天子。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泾师之变,则是德宗李适即位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也是他帝王生涯中最难以忘却的一个耻辱。

  暮色徐徐笼罩了前方的大地,也渐渐覆盖了身后的长安。德宗李适策马狂奔在苍茫的天地之间,全身弥漫着一种痛彻骨髓的沮丧。

  这是一个有志中兴却无力回天的天子灵魂深处的沮丧。

  这种沮丧注定将弥漫他的一生。

  德宗等人仓促逃离后,京师的大部分官员和皇室的大部分亲王、公主都没来得及逃走。只有宰相卢杞和关播、翰林学士陆贽、京兆尹王翃、神策军使白志贞、户部侍郎赵赞等人相继逃出,在咸阳追上了天子一行。

  随后,长安城开始了一场大暴乱。

  哗变士兵欢呼着冲上含元殿,大喊:“天子逃跑了,我们可以自求富贵了!”随即争先恐后地冲进府库,大肆劫掠。部分乱民也趁机冲进皇宫抢夺财物,那些没能冲进宫中的,就在大街上公开抢劫,整个长安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各坊居民只好成立自卫队自保。

  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皇宫的金银财宝全部被洗劫一空。

  抢完府库后,乱兵们一个个都钵满盆满、心满意足。可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一下子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接下来该如何善后?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为此大为头疼。

  他本来压根就不想造反,却在乱兵胁迫下参与了整个兵变行动,说起来实在是很冤枉。可他也知道,既然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一步,他身为节度使也难辞其咎,就算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所以,他现在唯一的保命办法只有一个——将错就错!

  既然无路可退,那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怎么才叫一条道走到黑?

  很简单,找一个人出来当皇帝——另立新朝!

  姚令言随后找到的这个人,就是当时正被软禁在家中的太尉朱泚。

  朱泚是幽州节度使朱滔之兄,历任幽州、陇右、泾原节度使,也算是姚令言等人的老上级。本来,朱泚在朝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可自从朱滔与田悦、王武俊等人联合发动叛乱后,朱泚便被朝廷剥夺了职权,并遣归私邸,形同软禁。

  朱泚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完了,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最郁闷、最失落的时候,这些泾原的老部下竟然跑到长安发动了一场兵变,然后又找上门来拥立他当皇帝!

  这真是否极泰来、喜从天降啊!

  那一刻,朱泚的心脏狂跳不止,全身不由自主地滚过一阵战栗。

  这辈子能过一回皇帝瘾,那就不虚此生、死而无憾了!

  当天深夜,朱泚就在乱兵的拥护下进入大明宫,登上含元殿,当夜宿于殿中,自称“权知六军”。

  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料到朱泚会篡位称尊。就在这一天白天,也就是德宗仓皇出逃之际,翰林学士姜公辅就曾跪在德宗马前极力劝谏,说:“朱泚曾担任泾原节度使,后因朱滔叛乱废弃在家,心中早有反意。臣以前劝过陛下,若终究信不过这个朱泚,不如早点把他除掉,以绝后患。如今陛下离京,乱兵一旦拥立他,其势力必将难以遏制,望陛下当机立断!”

  然而,德宗只顾着逃命,根本听不进姜公辅的谏言。

  十月初四,德宗一行从咸阳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初五,部分文武官员陆续到达,左金吾大将军浑瑊也率部赶到奉天。浑瑊骁勇善战,随着他的到来,德宗和流亡朝廷的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

  与此同时,长安城里也开始了一场篡位登基的闹剧表演。以光禄卿源休为首的一帮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向朱泚劝进,怂恿他称帝。随后,又有凤翔和泾原大将张廷芝、段诚谏率兵前来投靠。朱泚自以为众望所归,便开始对百官发号施令,并设置六军宿卫,一切仿照天子之制,篡唐之心已昭然若揭。

  十月初七,陆续逃到奉天的大臣们都劝德宗加强奉天守备,以防朱泚派兵来攻。卢杞闻言,居然义愤填膺地说:“朱泚的忠贞,满朝文武无人能及!我愿以阖家百口性命担保,朱泚绝不会造反!”

  德宗深以为然。

  可是,就在卢杞信誓旦旦替朱泚担保的第二天,野心勃勃的朱泚就用他的实际行动狠狠扇了卢杞一记耳光。

  建中四年十月初八,朱泚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翌日,朱泚任命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其余附庸他的朝臣亦各有任命。

  此外,朱泚又封朱滔为皇太弟,并派人送信给朱滔,说:“三秦地区(陕西中部)不日即可平定,黄河以北,就靠你剿灭残敌了,当择期在洛阳与你会面。”朱滔接信,欣喜若狂,立即将信在军府中传阅,同时复制多份通牒诸道,毫不掩饰他的志得意满之情。

  伪朝既立,李唐宗室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

  源休劝朱泚把滞留在京师的李唐宗室全部剪除,以绝天下之望,同时杀戮立威。朱泚觉得很有道理,遂下令屠杀了李唐的郡王、王子、王孙共七十七人。

  就在长安沦陷的同时,被围达数月之久的襄城也陷入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哥舒曜迫不得已,只好放弃襄城,撤至洛阳。李希烈旋即占领襄城。稍后,在河北与叛乱诸镇对峙的李怀光、马燧等人也接到了德宗从奉天发出的勤王诏书。诸节度使遽然听到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消息,无不仰天恸哭。数日后,诸节度使相继撤离战场: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与神策都知兵马使李晟率部驰援奉天,河东节度使马燧率部退防太原,河阳节度使李艽率部退防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亦率本部退防临洺(今河北永年县)。

  突遭此重大变故,唐朝政府军不得不从主动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

  十月十三日,朱泚亲率大军直取奉天,准备一举消灭德宗皇帝和他的流亡朝廷。

  德宗李适万万没想到,自己抱着澄清宇内、重振河山的雄心壮志继承了李唐社稷,可即位才短短几年,天下就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叛乱的烽火不仅燃遍了帝国的四面八方,而且直接烧到了他的眼皮底下!

  李适苦笑着对自己说:现在,就连你自己的性命都朝不保夕了,还奢谈什么澄清宇内、重振河山呢?

  朱泚叛军倾尽全力猛攻奉天,浑瑊等人率众死守、昼夜力战,唐军大将吕希倩、高重捷等人先后战死,奉天城危在旦夕……

  自从安史之乱平定以来,大唐王朝还从未遭遇如此严重的危机。

  帝国能安然度过这场危机吗?

  德宗李适能逃过这场从天而降的劫难吗?

  奉天保卫战

  奉天只是一座中小规模的城市,其兵力、粮草、物资、装备都极为有限,被朱泚强攻半个多月之后,消耗巨大,形势万分危急。如果四方勤王之师迟迟不来的话,奉天随时可能被朱泚攻破。

  建中四年十一月初,第一支援兵终于出现了。

  这支援兵有一万余人,由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今陕西定边县)刺史戴休颜、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刺史时常春、渭北(治所在今陕西富县)节度使李建徽四路勤王之师集结而成。这支援兵虽然兵力不多,但毕竟是一支生力军,对于鏖战已久、伤亡惨重的奉天守军来讲,它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就算不能解奉天之围,至少能帮奉天多守一段时间,以待后续援军。

  然而,此刻奉天城的外围全是朱泚的军队,援军入城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距离奉天北面十二里的漠谷,二是距奉天西北四里的乾陵(唐高宗李治陵寝)。

  援军到底该走哪条路?

  德宗的临时朝廷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浑瑊和关播都认为,绝对不能让援军走漠谷,因为此地既险又窄,一旦遭到叛军伏击,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乾陵。援军可以利用茂密的树林隐蔽行军,在树林东北面的鸡子堆扎营,与奉天守军里应外合,分散敌军兵力,减轻奉天的正面压力。

  可是,此议却遭到了卢杞的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走漠谷的行军速度更快,就算遭到伏击,奉天也能立刻出兵接应,万万不可走乾陵,因为这会惊动先帝陵寝。

  惊动先帝陵寝?

  这真是一个愚蠢透顶的理由,可它却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从军事上来讲,这个理由不值一哂,更不值一驳;但是从政治上来讲,这个理由绝对正确,而且让德宗李适很难反驳。

  德宗眉头紧锁,默然不语。

  关播看了看天子,又偷偷瞥了一眼卢杞,然后就闭嘴了。

  只有浑瑊气得脸红脖子粗,大声说:“自从朱泚攻城以来,日夜不停地砍伐乾陵松柏,要说惊动,先帝陵寝早就被惊动了!眼下奉天万分危急,各道救兵都还在路上,只有杜希全等人赶到,这支援兵关系重大,若能安全抵达奉天城下,据守要地,便可击破朱泚,岂能冒险去走漠谷?”

  卢杞依旧大义凛然地说:“陛下用兵,不能与逆贼相提并论!他们怎么做是他们的事情,倘若让杜希全走乾陵,那就是我们自己惊动了陵寝,罪无可赦!”

  看着卢杞的一脸忠贞之状,德宗内心的天平终于倾斜了。他当即下令,命杜希全等人经由漠谷入援奉天。

  德宗内心这一瞬间的倾斜,直接导致了接下来这幕惨剧的发生。

  十一月初三,杜希全等部奉命穿越漠谷,果然在此遭到了叛军的伏击。朱泚军占据两侧山头,居高临下发射强驽,投掷巨石。漠谷顷刻间变成了死亡之谷,唐军伤亡惨重。奉天紧急出兵接应,却被早有准备的朱泚分兵击退。最后,杜希全等人只好带着残部连夜退守邠州(今陕西彬县)。

  唐军的救援行动彻底失败。

  朱泚大为得意,命人将缴获的辎重及各种战利品陈列在奉天城下,然后大摇大摆地进行检阅。

  唐朝的文武官员们呆呆地站在城头上,一个个面面相觑,心里充满了无奈和恐惧。

  随后的日子,朱泚对奉天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同时把中军大帐设置在乾陵之上,居高临下地俯视奉天全城。朱泚此举,首先当然是为了侦察敌情,但更重要的则是为了羞辱德宗,进而削弱德宗君臣和奉天军民的守城意志。

  日子在一天天流逝,最后的时刻也在一步步逼近。

  奉天被围一个多月后,城中的物资和存粮均已消耗殆尽,专门供应皇室的粮食也只剩下二石糙米,连下饭的菜都没有。负责管理御膳的官员只好趁半夜敌军不备,派人偷偷缒下城墙,去野地里挖些野菜来充当天子御膳。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证明此刻的奉天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有一次,守军挑选了一个身手敏捷、健步如飞的人,准备派他出城执行侦察任务。此人衣服单薄,临行前向天子跪求一套御寒的衣裤。德宗命人拿一套给他,没想到找了半天,竟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找不到,德宗只好伤心地把他打发走了。

  在这样的困境中,奉天还能坚守几天?

  德宗内心的沮丧达到了顶点。他近乎绝望地把所有公卿将帅召集过来,说:“朕无德行,自陷于危亡之地,这是朕咎由自取。诸位爱卿并无罪错,还是趁早投降吧,至少能保住身家性命。”

  群臣闻言,慌忙跪地叩首,一个个涕泪横流,纷纷表示愿为天子尽忠效死。德宗也止不住潸然泪下。

  很显然,这是德宗李适的一张悲情牌。事到如今,除了这么做,他委实不知道该如何凝聚行将瓦解的人心和士气。尽管这番话不见得都是肺腑之言,可至少也算是真情流露。身为天子而主动引咎自责,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德宗这张牌一打出去,没有理由不赢得臣子们的谅解、感动和支持。

  然而,这已经是德宗李适的最后一张牌了。

  奉天还能靠这张牌撑几天?

  德宗心里根本没底。

  建中四年十一月中旬,濒临绝境的奉天终于迎来了转机。

  因为援军到了。

  ——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所部五万人渡过黄河,进抵蒲城(今陕西蒲城县)。

  ——神策都知兵马使李晟率本部四千人从蒲津关(今山西永济市西)渡过黄河,沿途招募士卒,最后共计一万余人进抵东渭桥(今陕西高陵县南)。

  ——奉命征讨李希烈的神策兵马使尚可孤得到奉天危急的消息后,迅速回师,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进驻七盘山(今陕西蓝田县东南)。

  ——原驻华州(今陕西华县)的镇国军副使骆元光率一万余人进抵昭应(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

  ——河东节度使马燧派儿子马汇、部将王权率五千人从太原日夜兼程奔赴关中,进驻中渭桥(今陕西咸阳市东)。

  各路勤王之师陆续抵达长安外围,虽然来不及驰援奉天,但已经对长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

  朱泚感到了莫大的恐惧。

  他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势力范围只剩下一座长安孤城,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攻下奉天、颠覆李唐社稷,那他刚刚建立的朱秦王朝转眼就会灰飞烟灭。

  最后一战,朱泚使出撒手锏,赶造了一种硕大而坚固的攻城云梯:高宽各数丈,外裹犀牛皮,下装大车轮,可同时承载五百名士兵。一见这庞然大物,德宗君臣和奉天官兵尽皆目瞪口呆。德宗慌忙问计于群臣,浑瑊建议挖掘地道陷其车轮,然后辅以火攻。

  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朱泚利用大型云梯对奉天城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至十五日晨,叛军陆续攻上了东北角的城楼。眼看守城官兵死伤无数,奉天城破在即,德宗不禁与浑瑊相对而泣,群臣也只能仰天祈祷。

  最后,浑瑊向皇帝跪别,然后率领敢死队冲上城防缺口,与叛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战斗异常惨烈,冲在最前面的浑瑊身中流矢,依旧奋力砍杀,但是敌人却像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地涌了上来,而浑瑊身边的将士却一个一个地倒了下去……

  就在这场奉天保卫战即将以失败告终的时候,老天爷终于站在了李唐王朝这边。

  这天黄昏,风向突然逆转,城上唐军借着风势,赶紧把成捆成捆浇有松脂和膏油的芦苇草扔向敌军。与此同时,朱泚的攻城云梯也陷进了唐军挖掘的地道,动�

  �不得,埋伏在地道里的唐军马上点火,熊熊火焰立刻从地道口冲出。片刻之间,叛军的云梯和所有攻城的士兵全都被熊熊烈焰吞噬了,焦臭之气弥漫在整个奉天城的上空。

  叛军遭到重挫,不得不向东面退却。唐军把握战机大举反攻,太子李诵亲自指挥作战,从东、南、北三个城门同时出兵,终于将叛军彻底击溃。

  是夜,不甘心失败的朱泚又组织了一次进攻。战斗中,一支冷箭嗖的一声落在了德宗面前三步远的地方,把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这已经是朱泚能够射进奉天的最后一支箭了。

  十一月二十日,李怀光挥师援救奉天,在东南方不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县)击败了朱泚的阻击部队。朱泚大为震惊。他意识到,自己如果再不回防,长安马上会被唐军拿下,而自己最后肯定也会被诸路唐军包了饺子。

  思虑及此,朱泚不得不放弃奉天,带着满腔的遗憾逃回了长安。

  望着叛军远去时扬起的漫天黄尘,德宗李适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知道,李怀光要是再晚到一天,一切就全完了!

  奉天保卫战虽然以叛军的撤围而告终,德宗君臣也终于摆脱了这场可怕的梦魇,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或者说,导致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对此,朝野上下当然会有各种不尽相同的看法,可不管别人的看法如何,李怀光个人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这一路走来,他只有两个目的:一是靖难勤王,二是奏请德宗诛杀三个人。

  哪三个人?

  宰相卢杞、度支使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

  李怀光坚持认为,这三个人就是造成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罪魁祸首。因为卢杞嫉贤妒能,以致政策失当;赵赞赋敛烦重,以致民怨沸腾;白志贞受贿渎职,以致关键时刻无兵可用。总而言之,这三个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奸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谢天下!

  李怀光这一路走来,一直扬言到了奉天就要宰了他们。“天下之乱,皆此曹所为也!吾见上,当请诛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眼下奉天围解、大功新建,李怀光信心满满地认为:天子一定会以特殊的礼遇来回报他,而他的谏言也一定会得到天子的支持和采纳。

  可是,李怀光错了。

  他在奉天城外的军营中眼巴巴地等了多日,不但没等到天子召见他的消息,反而接到了一纸出兵的诏令。

  诏令让他立刻率部进驻西渭桥,与李晟等部会师,择日克复长安。

  这一刻,李怀光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愤怒,同时又都浸透着无奈。这种感觉就像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又像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千里迢迢前来勤王,而今大功告成,与天子近在咫尺,结果居然连一个面都见不着,连一句话都说不上,这算什么事儿?

  其实,李怀光没必要感到困惑和失落,因为德宗李适和他的看法全然不同。

  早在德宗刚刚逃到奉天的时候,就曾经和翰林学士陆贽谈到了这场祸乱的起因。陆贽很婉转地告诉德宗:“致今日之患,皆群臣之罪也。”他的意思其实和李怀光一样,也是把原因归结到了卢杞等人身上,只是他说的话比较艺术,不愿指名道姓罢了。可是,德宗却对此不以为然。他的回答是:“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德宗的意思明摆着——这是老天爷的过错,不是哪个人的责任。

  也就是说,即便天下的人都认为卢杞其罪当诛,德宗也是不会这么认为的。

  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自从卢杞当上首席宰相后,所犯的错误可谓不胜枚举,为什么德宗竟然视而不见,仍旧一心一意袒护他呢?为什么德宗即位时那么英武果决,现在却变得如此昏庸暗昧呢?

  答案很简单,德宗受伤了。

  众所周知,德宗本来是一个自视甚高、胸怀大志的人,但这几年遭遇了太多挫折,自信心被打击得一塌糊涂,所以日渐变得敏感脆弱,甚至还有些自卑。在此情况下,任何直言不讳的进谏都无异于往他的伤口上撒盐,只能引起他的抵触和反感;相反,只有像卢杞这种事事逢迎、处处随顺、从不说半句违逆之言的人,才能抚慰德宗受伤的心灵。

  既然如此,德宗又怎么可能杀卢杞呢?

  对于德宗的这种心态,卢杞洞若观火。所以,当李怀光扬言要诛杀奸臣的消息传进卢杞的耳朵时,他丝毫没有恐惧之感。因为他知道德宗离不开他。况且,要跟李怀光这种只会打仗不懂政治的大老粗过招,对卢杞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奉天之围一解,卢杞马上向德宗提议——应该命李怀光乘胜攻取长安,不能拖延时日,尤其不能召他入城觐见,因为一进城就要赐宴、颁赏等等,一拖又是好几天,倘若让叛军利用这个时间重整旗鼓,想要消灭就难了。

  德宗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让李怀光吃了闭门羹,还颁下了那道让李怀光怒发冲冠的诏令……

  李怀光走了。

  他带着自己的五万部众黯然离开了奉天。临走前他说了一句话:“吾今已为奸臣所排,(天下)事可知矣!”(《资治通鉴》卷二二九)

  显而易见,此时的李怀光已经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感到绝望了。

  一个对国家和个人前途感到绝望的人,通常都属于危险人物。尤其是当这个人手里掌握着一支军队的时候,其危险程度更是不言而喻。

  这样的人,接下来会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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