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的这一次中央国防委员会的常委例会和往常一样的平常，但又不同寻常，正是这一年的最后一次常委会议，在华皇陛下的强硬表决之下，帝国中央内阁总理顾维钧通过常委投票，正式列席常委之一。.org

　　这就意味着顾维钧总理将在未来的任期内都会知道军部的所有事情，所有的机密研究和备用作战计划，他都有权知道，对于每年高达27亿中圆的巨额军费开支，他也将有权知道这些军费的所有开支细节。

　　常委会议结束后，宋皇帝让顾维钧和蒋方震都留下来，准备就军部和内阁之间的问题再做一次协调。

　　皇帝是军部和内阁之上的帝国最高统帅。

　　宋彪同军部这边基本每天都有接触，军部之内的大事一概要由他亲自决策，内阁这边，宋彪平均每周会和顾维钧见面一次，有时是讨论局势，有时是听取内阁的解释，有时是对一些重大的国内外事件作出一番要求。

　　同唐绍仪、欧阳赓内阁时代不同，宋彪对顾维钧这一届内阁干涉的更少，管的也更少，很多内阁政策即便不能令他满意，他也会签字同意批准。

　　三位总理大臣中，唐绍仪和顾维钧都是特别精明的人才，在顾维钧担任外相的十年时间里正好是帝国从列强进步为顶级列强的阶段，在他任内，帝国在外交领域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比如两次印尼风波，比如日本汉城挑衅事件，以及大萧条等等，但顾维钧都能很巧妙的应对。

　　如今这个世界看似混乱，但对中国却是最为有利的局面，而这个局面恰恰是顾维钧所推行的模糊战略的结果，不管是担任外相，还是担任首相，顾维钧在帝国外交政策都采取一种不明确敌对势力的方针，对英美苏德都保持一种稳定巧妙的平衡战略，使得帝国在崛起为世界第一霸主的进程中难以被任何一方遏制，帝国没有明确的敌人，在列强之中也没有明确的盟友，对英美采取平衡模糊策略，对苏德同样采取平衡模糊战略。

　　如果帝国一直坚固的维持英法中的同盟阵营，帝国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遭遇更多的风险，过于紧密的维持中美法同盟，也会遭遇日苏英的牵制。

　　这些选择都不符合帝国的最高利益。

　　在推动模糊战略的同时，顾维钧继续采取远交近攻、联西压东的策略，对日本实施战略和外交上的遏制，迫使英法美苏德都不能过于明目张胆的同日本保持合作，不能对日本给予明显的援助，帝国同时建立亚盟、上海国际贸易协会组织，凭借亚洲领导者的身份牵制英苏国，联合法国牵制英国，联合巴西、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牵制美国，再利用苏德互相牵制。

　　今天的世界之所以一团混乱，各个阵营都相互敌视，谁都无法联合成一个整体，这些局面本身就是顾维钧总理的功劳，堪称是居功至伟。

　　正因为他用联纵制衡的外交手段将世界折腾的混乱不堪，中国才能在极少的牵制和压力中快速崛起，即便今天的帝国在经济总量、军事实力，甚至海军规模都超越英美，英美也极难有办法对中国实施牵制和遏制。

　　牵一发而动其身，这种危险的平衡和模糊战略正是顾维钧总理想要的效果。

　　顾维钧内阁在外交上的政绩很漂亮，在内政上则有一段时间都缺乏合适的政策和纲领，直到宋彪给出一系列的建议，并且让汪兆铭在国会推动新的立案，在中央内阁增加副相职务，副相即副总理大臣，兼任国家经济工作委员会理事长，在内阁排名高于外相，并由陈其采担任帝国的第一位副相，负责协助顾维钧处理内政工作。

　　自此，在顾维钧这一届的中央内阁彻底定型，由陈其采担任副相，郭泰祺担任外相，因为顾维钧和欧阳锡历来不和，欧阳锡卸任之后，由顾维钧提名原央行货币委员会主任刘大钧担任新的财政大臣，农业水利大臣由杨兆麟接任，宋教仁再次被提名担任法务大臣，宋教仁考虑拒绝，最后是在宋皇帝亲自劝说下才选择接任。

　　国土资源大臣继续由军方背景的人出任，蔡锷回归军部后，这一职务由中央国民巡防警备军军令部部长蒋光鼐担任，在杨铁生、蒋光鼐之后，中央巡防军军令部长职务由内廷一等内侍官方鼎英中将接任。

　　顾维钧作为总理，他其实没有这么大的人脉能镇得住这些人，除了他提名的几位，其他人的资历都比他资深很多，能力也未必在他之下。

　　大家愿意配合他，无非还是有皇帝的支持和汪兆铭在光复党内部的协调。

　　国家要稳，内阁首先要稳。

　　帝国未必就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政治人才，但在皇帝的协调之下，帝国每一届内阁基本都能保证稳定和最优的人选配置，每一位都是经验丰富和能力突出的大臣，加上帝国长期推行公考和党招两种体制，整个帝国的官员体系一直保持着很稳定的状况。

　　这是帝国在内政治理上长期稳定，能将每一个政策都长期推行下去的关键之所在。

　　在其他几名国防委员都离开后，蒋方震才起身同顾维钧握手祝贺道：“恭喜您成为中央国防委员会的常委，希望以后合作愉快。”

　　虽然是迟到的祝贺，顾维钧还是很高兴，和蒋方震紧紧握着手答道：“一定，一定。”

　　军部这边一贯是比较傲慢的，很多人都不将内阁放在眼里，若非帝国之上还有皇帝高高在上，怕是连首相也同日本一样总是被颠覆。

　　所以，皇帝说帝国同日本的军国主义并无差别。

　　虽在会议的最后成为了中央国防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因为在此前刚刚力荐皇帝不急于对日开战，几乎让海陆空三军过去半年的努力都付之东流，诸位常委很是愤怒，都快要是怒而离席，让顾维钧颇是尴尬，也愈发觉得即便是首相，在帝国中央军部这边也并无声望可言。

　　当年唐绍仪、欧阳赓在军部这边屡次吃亏，连唐绍仪最后都因为得罪军部而至今无机会登上第三届总理任期，这里面的各种问题，顾维钧在这两年里也是深有体会了。

　　宋彪自然看的出顾维钧的难堪，在蒋方震和他都重新坐下来后，宋彪才安慰顾维钧道：“你也不用太在意，历朝历代不都是这样吗，开**功之臣哪里会将文官们放在眼里？中国这样的国家历史太久远，有些事情总是不可能同西方都一样。”

　　顾维钧谨慎的答道：“皇上圣明。”

　　宋彪则和蒋方震笑道：“其实啊，我倒觉得顾维钧比当年的唐绍仪要好运很多，比欧阳赓的运气也好一些，他们那两届都还是陈武他们在的时候，那帮人更嚣张。”

　　蒋方震赞同道：“确实是如此啊，皇上如今推行国防和军部的国家化，我觉得正是时机恰当之时，早点或者晚点都不如现在恰当。””

　　宋彪嗯一声。

　　现在这个时机之所以好，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蒋方震担任总参谋长，陈其采担任国防大臣，这两位都是支持国防国家化的陆军上将，资历也堪称最深。

　　在过几年，如果没有大规模战争爆发，蒋方震就要退役，或者是前往中央军事学院长期担任院长一职，或者是负责组建中央国防大学，接任他的人选中不管是傅良佐，还是张孝淮，或者是冷门人选蔡锷，这几位可都不是内阁那边好相处的人。

　　宋彪稍作思量，决定暂时不讨论这个话题，他毕竟还没有到控制不住军部这般人的程度。

　　军人桀骜不驯是很正常的事，特别是这些资历声望和能力都达到了帝**方顶峰的高层们，每一个都具备指挥数十万集团军作战的上将们，若他们都只是一群阿谀奉承之辈，国家恐怕就要遭殃了。

　　正因为他们是外国不敢得罪的帝国鹰派，内阁才能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治理国家，制衡外国列强，用外交手段平衡牵制各国和各地区。

　　宋彪转而直接和顾维钧问道：“关于对日开战之事，你到底有没有一个更合适的想法？”

　　顾维钧谨慎的思量片刻，答道：“回禀皇上，臣以为帝国当今只有两个不可松懈的死敌，一是苏联，二是日本，其他都不过一时之患。对日本要么不打，要打就当在全无顾忌的情况下一打到底，一战保住百年间的中日和东亚和平，而这个时机很简单，只要我们诱使德国进攻苏联，使得苏联无法乘机对我国发难，使得苏联后方空虚，根本不能保留大量兵力在我国后方牵制我国，我们就能抓住一个两年左右的契机对日本狠狠打一仗，一直打到横扫整个日本的本土为止。”

　　宋彪很是赞同的唔一声，和蒋方震问道：“你觉得总理的这个想法如何？”

　　蒋方震道：“总理乃是大外交家，对于国际局势之把握自然精妙，只是要想创造这个契机，我国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多，而德苏交战，不管谁胜谁负，结果都肯定不利于我国。”

　　宋彪选了一根玉溪雪茄，点燃之后抽了片刻，同蒋方震、顾维钧两人分析道：“对我国而言，最糟糕的莫过于苏联击败德国，最好的则是苏德持续不能分出胜负。总体来说，我们宁可让德国先胜，若是德国不满足，再反攻法国，我们又正好打掉了日本，那就再打德国，将极左极右的两种势力都一次性的消灭掉，恢复国际社会的长期和平发展局面，这才是我们最想要的结局。”

　　蒋方震问道：“皇上，若是德国战胜苏联之后，不再反攻法国，利用占领苏联的基础稳步发展，那恐怕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宋彪则道：“想报仇的人总是要报仇的，如果连苏联都打掉了，德国绝对会反攻法国。我们需要利益最大化，一个这样的德国绝对更利于我们同英法谈判。所以，我们现在的政策还是要支持德国，特别是在军工业领域，适当同德国进行一些更为深入的交流是很有价值的，在瑞典，只要德国保证瑞典的中立原则，我们也可以继续加大在瑞典投资，作为一个重要的援助支持德国对苏联宣战。”

　　蒋方震续问道：“那波兰怎么办，德国几年前就和我们提及此事，我看他们是很想兼并波兰，唯一担心的就是我国和英法的态度而已。”

　　宋彪感叹一声，和顾维钧吩咐道：“在近期比较合适的时候，你可以同国防大臣陈其采一起前往德国访问，在此之前先访问波兰，还是建议他们结盟。”

　　顾维钧默默顿首称是。

　　帝国和波兰的关系确实是特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强行阻止的话，德国就会放弃对波兰的侵略。

　　德国和波兰的问题说是在德意志走廊，不如说是波兰这个国家也是犯贱，对于自身的实力一直没有合适的把握，总是将自己视作等同英法德的欧洲大国。

　　既然顾维钧有合适的想法，宋彪也就不再多问了，这些事情还是交给内阁处理更为合适，他身为皇帝，并不应该过多的操控这些事，而且，顾维钧所提倡先诱使德国进攻苏联，使得帝国可以别无旁骛的消灭日本，这确实不失为帝国最佳之上策。

　　试想帝国在进攻日本之时，如果苏联乘此机会扩大在中亚的渗透，或者是将帝国拉入战争泥潭，在西北地区大规模堆积重兵牵制帝国主力，结果可想而知。

　　利用这一次的见面，宋彪也和顾维钧简单的询问了今年财政的审计报告的情况，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

　　在陈其采担任副相之后，顾维钧和陈其采就组成了一个稳定的内阁班底，基本采纳皇帝所提倡的“自由民族主义”的中间派政策和“三个中等”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建设规划，在教育上推出新的102重点大学计划和1235计划，在全国推进102所重点大学建设规划，推进12年制的义务教育，所有学生都享有免费完成中等职业教育的权利，在工业上推进冶金、材料、机械、电气、计算机、半导体、船舶、航空、汽车、化工等37个重点产业的发展，所有目标都直指建立一个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目标。

　　在文化领域，帝国也开始重点推进电影工业的发展，在背景、上海、沈阳、广州都成立了电影学院，并对帝国的改良主义文化风潮给予更为明确的长期支持政策，要在这个时代缔造一个更为繁荣的文化复兴时代，正如历朝历代一样，国家复兴必然迎来文化的发展，这也是皇帝所提倡的建立一个伟大帝国的重要部分。

　　帝国在1935年推出的大量减税政策在1937年底结束，明年预计中央财政将会摆脱长达三年的赤字状况，在这几年的过度中，帝国的经济格局也已经有了足够的缓冲和过度，机械、电气、汽车等工业的投资和发展都变得更为庞大，传统低附加值工业在帝国的工业比例中明显减低了7个百分点。

　　按照内阁的预估，帝国低等工业的衰减在未来十年内还会持续保持每年2%左右的幅度，逐步减弱，而帝国在机械等工业的增长则仍然会高速成长，帝国在南美洲、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市场的工业产品占有率正节节攀升，对欧美的出口也在1937年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帝国在亚非和南美市场的资本投资规模同样在小幅度的持续增长。

　　从经济上来说，现在的帝国并没有任何问题。

　　除了英国确实还是在衰落的过程中，美苏德法等国的工业发展同样都很顺利，世界经济也在这几年的发展超过了大萧条之前的水平。

　　这种全球经济的稳步增长，使得帝国中央四大信托公司在海外的资产沽售和套现的过程中谋取了极高的利润，很大程度上已经稳固住了中央财政，即便中央财政存在着较多的赤字，帝国的财政状况也要比英美日等国好很多。

　　顾维钧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大外交家。

　　如果将朝鲜去殖民化的工作交给他全权负责，军部基本就得靠边站，想要和日本开战至少还要再等两年。

　　蒋方震总的来说对此有点怨言，毕竟军部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但顾维钧的考虑也没有错，最好还是先等德国对苏联开战，所以他只能另外重新安排新的规划，并将眼光放的更为长远一些。

　　在顾维钧先行离开后，宋彪和蒋方震继续谈了一段时间，两人将核动力舰船机组的事情和涡轮燃气动力机组的两项长远军工业研制任务都确定下来，准备在明年开始投入资金研究，编号分别是201S042和201S043，这两个工程显然是很长期的事情，基本在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里都很难看到最终的成果，但是帝国愿意在这个领域进行先期的摸索，只要能抢先实现这一目标就行。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兼并奥地利。

　　此时的奥地利也是法西斯政党执政的国家，比之纳粹德国更像意大利，有着强烈的保守主义宗教倾向，对于这种法西斯内部的兼并，世界的反应自然是很冷淡，虽然它违背了《凡尔赛和约》，法国没有明确的反对，中国和英美更犯不着。

　　对英国来说，他们更担心中国。

　　同样是在这一个月，中华帝国中央政府也宣布在两到三年内取消对朝鲜的托管，支持朝鲜成为独立自由的亚洲国家。

　　这样的表态引起了大韩帝国的李氏皇帝的恐慌，因为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间一直在扶持朝鲜自由党，这个党宣称将会建立一个朝鲜共和国，不再承认皇帝，并将李氏皇帝无能和迂腐视作国家衰败的主要原因。

　　朝鲜自由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于在中国留学的朝鲜籍学生，骨干部分更是大多毕业于中央帝大，这里面也有一部分军事干部毕业于的远东军事学院和远东陆士。

　　从中国表态推动朝鲜自由独立的几个月前，朝鲜自由党就已经获得了组建北方政府的特许，他们积极将朝鲜巡防军组编成为北方国民革命军。

　　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家，顾维钧的手腕很灵活，他并不打算支持北朝鲜进攻南朝鲜，长久的战乱对东北亚不利，对中国也不利，他只是要用这种方式牵制日本，将必然要爆发的战争拖延到几年之后。

　　他还需要时间去改善帝国的中央财政状况，同时在这两年里将中央信托公司在欧洲的资产大体沽售，随着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随着德意钢铁同盟的缔结，他已经充分意识到一场世界战争必然会到来。

　　乘着国际经济现阶段尚处于一个较好的状况，中央必须沽售海外资产，换取足够的黄金和白银储备，将资产转移到不会有战争风险的加拿大、美国和澳洲，以及南美洲国家，而不是留在欧洲这种地方。

　　在德奥合并之后，顾维钧总理亲自乘坐专机访问德国，在承认纳粹德国和法西斯奥地利的合并合法有效的同时，以此为交换，同阿道夫.希特勒元首达成了一系列的交易，将帝国政府和民间在德国、奥地利的投资都撤走，德国以政府名义收购这些资产。

　　在这一系列的交易背后，帝国进一步加大了和德**事科技领域的合作，并为德国和波兰进行同盟谈判进行协商，暗中鼓励德国和波兰缔结反苏同盟，而对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同帝国的关系非常恶劣，并且涉及到了对日本的问题，帝国并不希望德国和意大利结盟，但也不反对。

　　在这一点上，帝国的外交工作和当时的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完全相反，后者极力劝说德国吞并波兰，而非签订同盟协议，而顾维钧则在同阿道夫.希特勒的会晤中明确表态，帝国和波兰依然有很特殊的关系，绝对不可能坐视波兰被侵略，即便帝国不愿意牵涉欧洲的事务中，如果真发生了这种危急的情况，帝国一定会联合法国干预此事。

　　这样一来，纳粹德国的唯一选择就是同波兰缔结同盟条约，并保证波兰作为独立政府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