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革命军的速败很快就惊动了全国，即便隔着长江也无法抵挡半个小时，在湖北革命军的映衬下，东北军的战斗力被进一步展现出来。.org

　　当然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和湖北革命军的实际指挥人黎元洪在最后时刻的倒戈，以及革命军内战的消极因素也是这场速败的主因，这毕竟不是革命军和清军之间的战斗，东北军是雄赳赳的冲过来保卫胜利果实，而湖北革命军的众多官兵也没有必要死拼下去。

　　两天后，在同乡刘赓云等人的劝说下，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张伯祥宣布接受光复革命思想，退出同盟会，转而加入光复会，随着黄兴等同盟会骨干的提前逃走，湖北革命政府也被帝国临时内阁政府接管，承认中华帝国临时政府的中央统治权。

　　这样的消息传出后，此前看似在南方的平衡忽然间被打破，其余各省新军纷纷宣布接受中华革命军整编，各省革命政府也承认了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同盟会和各省地方势力的那种暧昧关系迅速被撕裂。

　　至9月15日，清政府组建的二十镇和十六个混成协新军中，除赵尔巽、赵尔丰控制的第十七镇、第十九镇、第三十三混成协、贵州混成协和同盟会控制两广第二十五镇、第二十六镇、广东混成协、广西混成协，以及其他地方特殊势力控制的第三十九混成协、甘肃混成协、新疆混成协、伊犁混成协外，其余都陆续接受整编，划归中华革命军阵营。

　　大量的新军加入到中华革命军的阵营中，只能说明宋彪称帝在即，已经没有多少部队愿意为此而反抗，而临时内阁政府真正可以管辖的省只有东三省、直隶、晋、鲁、豫、江、浙、徽、赣、湘、鄂、闽，天高皇帝远的云贵、两广、四川和甘、宁、新疆，宋彪的唯一办法就是继续进攻，直到全部统一为止。

　　对宋彪更为有利的一点是同盟和残余的地方势力对新军、革命军、自治军的控制也并不高，这些部队之所以继续幻想自治，无非就因为距离过于遥远，并不觉得东北军能一路攻打过去。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同盟会的另外一位重要成员宋教仁通过年轻时代的好友吴禄贞的介绍，正式组团前往通州拜访宋彪。

　　通过第五骑兵旅的旅长吴禄贞的书信转交，宋教仁给宋彪写了一封信，愿意承认君主立宪制，并且全力支持，条件是宋彪务必要推行责任内阁制。

　　看完这封信后，宋彪同意了和宋教仁的见面安排。

　　宋彪将见面的时间安排在下午4点，因为宋教仁的火车大约是下午2点抵达，宋彪让蔡元培负责接待，先在临时内阁政府洽谈一个小时，中间休息一段时间再到革命军总司令部。

　　武昌一退缩，同意接受帝制和整编，其余各省新军也就都不在坚持下去，过去的这一周时间里，中华革命军和光复会的形势一片大好。

　　不过，宋彪并没有掉以轻心，继续在各省大量增换新的省议员，为组织第一次国家议会做准备，帝国第一临时宪法已经准备就绪，只要能确保国会议员超过2/3是自己人，通过这一临时宪法就没有任何问题。

　　在宋教仁已经抵达通州，前方临时内阁政府访问时，宋彪还在办公室里继续查阅各省议会的议员名单，陶成章在六名副会长中直接负责此事，而他往常在各省活动时期也担任着类似于组织部长的职务，此时就由他负责向宋彪汇报人员清单。

　　帝国第一临时宪法还没有正式制定，目前按照宋彪的意见，国家议会和各省议会的议员任期为五年一届，各省议员在50至80人规模，偏远地区人数可以低于50，但原则上不得低于30人，国会议员按每省3名计算，军方派出议员10人列席，各党派总计保留30名调剂名额，总计不超过150人。

　　在临时政府管辖的各省提交的新议员总清单中，光复会成员占半数，立宪派、维新会、乡绅和旧咨议员之中抽选的地方名绅占了另外一半，大体确保各府都有六至十人，这些人另外推选3人作为本省代表参加国会。

　　光复会内部的联络部负责此事，和特务局、情报局一样，联络部也是一个特殊的情报机构，由陶成章直接负责，相当于是组织部和联络处的一个大合并，和蔡元培负责的宣传部、章炳麟的政论部共同组成光复会的三大中枢。

　　联络部将这些议员的资料都整理成册，由宋彪逐一查阅审批，在这些资料册中，有红色油印标记的都属于光复会成员，蓝色油印属于偏光复派思想，如立宪派和维新会的成员，以及地方知名乡绅，黑色油印则属于同盟会及偏向同盟会的成员，无油印标记则属于地方人士中未作表态的。

　　后两种的人员非常少，可这些都是各省份量极重的名流，以至于不能直接取消议员资格。

　　国会之事极其重要，并非是虚伪的掩耳盗铃之策，而是帝国政府真正能否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源头，所以一定要办好，军部情报局、总督府特务局都在积极忙于此事，对于那些想要排挤掉的议员清单大肆搜集不法罪证，在地方报纸上进行攻奸，有些时候在地方报纸上不能刊登，则由光复会印刷传单广为散布。

　　对于光复会选定的本派各省议员，光复会也统一发放行政款，支持这些议员从事一些积极的政治和公益活动，为此，光复会内部统一印发《议政手册》，指导议员如何从事政治活动。

　　因为有资本这个巨大的优势，宋彪很清楚帝国的第一次国会越晚召开，情势对他就越有利。

　　他将陶成章提交的各省议员清单都翻看一遍，只是从纸面上的资料而言，普遍都是一些有识之士，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影响力，整体思想也都偏向于国家统一和君主立宪体制。

　　慎重的将这些名单的资料册都看完，宋彪和坐在他身边等待回答的陶成章问道：“你们大体都和这些人见过面吗？”

　　陶成章道：“我已经和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四省的备选议员都大致见过，王嘉伟和江西、湖南这边的人见过，龚宝栓和河南、山东、山西的人见过，蔡元培见了直隶、天津和京师的备选议员。现在各省分会的负责人都在全力置办此事，逐一挑选最为合适之人选。如今之矛盾就在于革命之士未必有声望，有声望之绅未必革命，对于我等光复会成员在议员名单中大幅扩大之势，立宪派和维新进步会多有异议，只是不敢说太多罢了。”

　　宋彪想了想，道：“要让他们说出来，只是私下说，私下多沟通罢了，你这段时间要多辛苦，和张謇、梁启超多多碰面交谈，要多沟通，相互谅解，如今是非常之时，一切唯以国家之事为上。第一届议员暂时如此安排，第二届就继续采取地方选举之法，让光复会各省同仁要多谨慎，慎言慎行，多办实事，议员们也要善于宣传自己。宪法制定之后，身为皇帝，我当保持局外中立，就不能再多问你们的事，以免非议，你们要自珍自爱自立。”

　　陶成章道：“皇上说的极是，如今良机难得，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正在此一举，我等更应该自立自珍。”

　　宋彪微微颔首。

　　光复会的理论思想上并非是一点都没有吸引人之处，比如在春秋复兴、民族复兴、文化改良、利民富邦和自由经济之类的理论上，还是大为吸引人的，特别是有章炳麟这个大国宝在手，通过章炳麟组建的春秋社招揽了一大批国学大师，积极从事春秋复兴、民族复兴和文化改良之事，通过修整理论，宣扬诸子思想和传统文化吸引传统文化名流的积极加入。

　　光复会的另一大武器是荀子，以“隆礼尊贤为王，重法爱民为霸”为主体思想，大力宣扬新教育和法治爱民之国政，在理论层面完全要比孙逸仙提倡的三民主义更容易为国人名绅所接受。

　　宋彪和蔡元培等人也谈论过此事，总体来说，只要能从根本上遏制各省盲目追求独立自治的这种特殊局面，真打起理论战、宣传战，光复会其实一点都不吃亏，此前就是亏在各省所谓革命群体妄图自立自治。

　　如今，第八镇新军这个刺头被打服帖了，其他各省新军和所谓的革命群体也不敢再自大，局面上的优势则在短短一个月间完全倒向了光复会。

　　蒋政源在这时走进办公室，和宋彪耳语几句。

　　蔡元培已经到了会客厅。

　　宋彪将名单册交给陶成章，道：“事情办的慢一点不要紧，反正大局已经定了，如今一切求稳，每一个人选都要几经推选，确保绝非贪赃枉法之辈，确保都有真才实学，真正愿意为国为民效力者。”

　　陶成章默默点头。

　　宋彪这才道：“你先去办事吧，以后有什么新消息就再来和我汇报！”

　　陶成章这就起身鞠躬告辞。

　　作为中华帝国的开国皇帝，宋彪在君臣礼仪方面要求的还是比较轻和更为人道的，大家至少不用跪拜之类的，通常以躬身礼为最常见，即便是跪礼，也都被安排在最为特殊的场合中。

　　现在一个比较大争论的内阁首相第一次参见接受任命时，是否需要行跪礼，绝大部分人都建议行跪礼，而且是三叩首这样的规格，宋彪还没有对此说话，他也还在考虑中。

　　等陶成章离开，蒋政源就和宋彪问道：“陛下，现在是否要召见宋教仁先生？”

　　宋彪想了想，感觉自己坐了半个上午也很累，直接站起身伸展一番手臂，道：“走吧，我亲自去会客厅见他！”

　　说完这话，宋彪将礼仪性质的军刀带在身上，郑重其事的前往会客厅接见宋教仁。

　　此时的宋教仁正坐在会客厅里喝茶，负责陪同他的人是蔡元培，两人在日本法政大学就读期间就有过密切的来往，此后，蔡元培成为光复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而宋教仁则一直是同盟会在日本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并且继续留在日本求学攻读法学。

　　两人私交密切，此刻都在等待宋彪的召见，正在藤条沙发里抵近交谈，窃窃私语，大概是在讨论见到皇上要如何称呼，如何谈及重点之类的，以及皇上日常接见客人的一些规矩。

　　两人正说话间，宋彪已经在蒋政源的陪同下走了出来，见到他突然过来，蔡元培和宋教仁都很惊讶，匆忙起身，蔡元培当即行躬身礼，宋教仁则犹豫片刻，还是走上前和宋彪握手。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宋彪至少通过照片等情报知道宋教仁长什么样子，他知道眼前这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就是宋教仁，只是对方的身材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高。

　　这一年的宋教仁28岁，和赵庭柱大致相同，比宋彪年长三岁。

　　这一年，真是中国青年英才尽出的大时代，也正是这些青年在推动国家向前进步。

　　宋彪和宋教仁握手，很自然的邀请他和蔡元培一起坐下来，而他自己也在一张单人的藤椅沙发里坐下来。

　　宋教仁显得很恭谨，坐下来就和宋彪答道：“既然全国各省大体都已经承认中华帝国和您是皇帝的现况，我想，我身为国人也必须暂时承认这一点，新帝国的皇帝陛下。”

　　宋彪并不与他为难，很客气的说道：“如果你觉得尴尬之类的，或者是难以启齿，那就称我为将军，或者是总司令官阁下之类，宋副理事长先生。”

　　宋教仁犹豫的想了想，答道：“事实就是事实，不容理想主义者去质疑，您是新帝国的皇帝，既然全国大多数的省都已经明确此事，您也即将正式的稳定全国的局势，使得全国人民能在短暂的武装革命之后重新获得宁静而充满新希望的生活，我想应该就没有人可以继续质疑这一点。”

　　对于宋教仁这种有点拗口和较真的回答方式，宋彪也想了一下，这才答复道：“或许吧。”

　　稍加停顿，宋彪继续和宋教仁说道：“在推翻满清的中国大革命中，光复会和同盟会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两个革命组织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功，此后在两个革命组织之间发生的冲突实际上是光复革命和共和革命之争，也是我们坚持彼此原则而导致的。虽然因此发生了小规模的内战，但我们必须明白双方都不是坏人，都是为了让国家强盛，至少我、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这样的人不应该被说成是坏人和革命的毁灭者，这种言论上的攻击是不恰当和不理智的，甚至是疯狂的。同时正如我和蔡元培先生所认定的那样，共和革命看起来很美好，理论说的非常漂亮，其实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没有考虑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更没有考虑目前军事力量的分散，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包括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军事威胁和被侵略殖民的风险。现在，我想这样的革命路线的争论应该已经暂时告一段落，我在此时邀请你过来，也是希望劝说同盟会转变为一个正式的合格的现代政党，参与到国家的建设中来，参与到选举和内阁政府的运转中，而不是继续去做一个颠覆政府的秘密组织。”

　　宋教仁一直沉默的听着这番话，随即答道：“是的，我此次前来觐见您，同样也是为了建立我国的内阁政府制度和宪法而来。现在，我所质疑的一个问题是否和西方君主立宪体制一样，军队归属政府管辖？”

　　宋彪答道：“暂时不能，因为中国的军人和普通的民众，包括上层所谓的社会精英都还没有这样的国民素养。如果军队交给政府，结果只会变成日本战国时代那种军阀割据现象，最终还是会破坏宪法，由强权的军事政府上来。我觉得同盟会在这一点上显得过于幼稚，几乎每一个人都很清楚，我所率领的东北军可以完整的控制整个国家的军事力量，还不至于使各省的军事武装相互分裂。如果中国的军事武装继续分裂下去，我们就不可能很好的应对外国的侵略，甲午战争的失败正是此一点真实写照。我和蔡元培等位先生的共识是军队首先皇室化，以效忠皇室为基础，逐步在几十年的时间中缓慢而稳健的过渡到接受民选政府的统管，由此成为真正的国家和国民的武装，而非个人、家族和政党的武装。”

　　宋教仁看了看蔡元培，这才和宋彪答道：“我也觉得这样是更为稳健的。”

　　宋彪则道：“我们必须看到现在有一部分人，即便明白这里面的道理，也依然想要维持自己的武装力量，宁损国家和民族，也要利己。比如说赵尔巽兄弟在云贵四川，其他的地方就算了，云南这个地方四面征战，面临着英法等国的吞噬，只靠一省之力去抗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考虑英国对西藏传统的贪婪**，我也必须在西藏部署一支真正最为精锐的山地步兵师。赵尔巽仗着云贵远离京师，联合地方势力把持军政，这种分裂趋势一旦被英法利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便英国正式要求我承认西藏和云南独立，我在一时之间也难以派兵增援。西藏是中国绝大多数水源之源头，挡着外国从西侧入侵和威胁我国，此地不能丢，云南则是西南进入我国内陆地区的重要屏障，更不能丢，退一万步说，就算没有任何价值，它只要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哪怕只有一寸之土，我们也不能放弃。我是愈发觉得外国之强和贪婪，愈发为之紧张，愈发想要尽快光复我国和中华民族，整顿全**力与欧美各国抗衡，更要和日俄雪耻，夺回台湾和远东失去的疆域。现在的问题就是国内一部分人明明知道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为了私利却宁愿不让我做到这些事。”

　　蔡元培忍不住感叹道：“陛下，国家积难，内外贼生，真是苦不堪言，如今只能是强行进攻，以强行之暴力结束目前的混乱，唯有保持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国家，我们才有继续推行光复革命之基础啊。”

　　宋教仁也只能答道：“陛下和蔡先生说的都很对，我对此也深感遗憾和抱歉，因为纠葛与共和光复之争，现在这种部分地区的分裂局面也是我们同盟会造成的。”

　　宋彪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还好我和光复会同仁在过去的五年中准备的非常充分，目前也有能力保持全国的统一。现在，我希望同盟会在承认全国统一和君主立宪体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党，参与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中去，集合全国革命志士的力量共同建设新中国。如果同盟会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在两广的选举中获胜，那完全可以继续在两广按照宪法组织地方政府，条件是军队必须接受中央陆军的整编和管辖，我就不会继续从湖南向两广进军。这样的情况对我们双方都是最好的，因为我就能腾出兵力从汉中进入四川、云贵，将骑兵派去陕甘宁，保留一部分军力在内外蒙，防止外**立。”

　　说到这里，他又补充道：“你们都觉得我是沙俄支持的，这大概是反我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我们东北军对沙俄的防备心理是极强的，现在，俄国已经在暗中支持外**立，我前几天刚和俄国陆军部大臣交涉此事，如果外**立，我必须派兵深入大漠。假如这个时候，同盟会继续在南方和我搞破坏，那我很可能前功尽弃，而外蒙也将独立，国内又是一片混乱。所以，同盟会真的不能再折腾，为了夺取政权而不惜充当搅屎棍的作用，以前是为了中国富强而努力，现在继续折腾，那就是纯属为了夺权而搞破坏了。”

　　宋教仁点头承认，道：“您说的极是，我现在也是深有同感。同盟会内部会党力量和地方势力极大，特别是近期扩会之后，成员复杂。此时此刻，我们已经不能任由野心家为了自己的目标而破坏国家的稳定和团结，故此，我才请求和您见面，共商国策。”

　　宋彪知道宋教仁指的是谁。

　　宋教仁和之间的矛盾实际在成立同盟会之后就已经存在了，在1907年至1909年之间的两次倒孙潮中，宋教仁都是主要的参与者之一，他曾经在同盟会内部说过，“像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到目的，那是怎样都不可能的”。

　　宋彪不是反感和批评孙先生，但任何人都有缺点，而孙先生之缺点确实是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化目标，而无视现实的残酷，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复杂局面和威胁。

　　理想是好事，理想过于拔高就是坏事。

　　宋彪没有去评说此事，他只是和宋教仁建议道：“尽快建立政党，倡议新的现代政党体制，以党制代替个人，以党章和党的集体政治理念去公开的推动中国发展。我们要推行光复革命，你们要推行共和革命，这显然是矛盾的，而如果你们推行民主革命，我觉得这就是不矛盾。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主如何落实到人民的身上，我一贯觉得一个省数千万人口，只有几千人投票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四万万国民至少有1/4参与投票，这才能勉强算是真正的民主。所谓民主，我以为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找到一个合适合理之对策，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去教育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参与国家的治理，将选举人票逐步的扩大，从每个省的一万人，扩大到几万人，再扩大到几百万人，最后是全省的所有人。”

　　听了这番话，宋教仁忍不住的赞同道：“您这样的想法真是太好了，我也一直为此而困扰，即便是在日本，我们所看到的民主和西方相比也非常的差，可至少是开启了民主的第一步。如果有您这样的皇帝在背后作为革命志士的源泉力量，我想，中国的前进已经是不可阻挡之势。”

　　宋彪想了想，沉重的答道：“少说废话，多做实事吧。我们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中国如此之大，想要治理好，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件事，何况我们的积弊如此之多，历史欠账又是如此之重。”

　　“是啊！”

　　对于宋彪所说的这一点，宋教仁也是不得不承认。

　　宋彪想到了孙逸仙所设计的一条道路，即“军政、训政、宪政”之路，这个设计似乎是好的，关键是人治本身的多种复杂性，而军政之路恰恰是地方军阀割据的源头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