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特殊的情报可以证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试图接受中华帝国的警告,停止现阶段的海军竞赛蔓延下去,但日本海军的一些低级军官谋求通过暗杀田中义一来阻止此事的消息,让田中义一最终选择沉默,这无疑是一种悲剧。.org
这个时代的日本生活在一种悲剧的世界观中,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不幸的事件之一,而它的起始点恰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当福泽谕吉在社会思想和制度上要求日本脱亚入欧时,另一位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日本思想家田口卯吉也提出了一个更为离奇的思想,即日本人种也要脱亚入欧,以此回应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泛滥于整个世界的高加索人种优势论。
丘吉尔在英国竞技神号航母和两艘重巡洋舰被日本海军击沉时,他说宁愿是被德国海军击沉这些军舰时,指的就是这种高加索人种的至高无上论。
当帝国陆军在欧洲战场击败奥匈帝国,在中苏战争之中再次击溃数百万的俄国红军时,欧洲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那种内心世界的疑惑和痛苦只有他们自己明白。
在日本,甚嚣尘上的也是一种日本来自欧洲人种的言论,日本那时最为著名的学者小谷部全一郎在全面的论证之后,宣称日本人的祖先是来自于以色列十二支族中已经消失的“迦德”族部,日本是“希伯来神族的正系”,日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迦德后裔”,而他们最有利的证据就是日本人要比中国人白很多,他们是白种人中的一中。
大正时期的日本历史学家木村鹰太郎的研究更为夸张,他宣称日本的领土也是西来,以小谷部全一郎的研究为基础,宣称日本最早是埃及建立国家,那里就是日本传说中的倭女王国,古埃及女王就是倭女王,大日本帝国的疆域曾经横跨整个欧亚大陆,从东到西征服了整个世界。
现在看来,这样的所谓研究实在是过于荒诞和无耻,但在1928年,这些传说般的研究正流行于整个日本,每一个“证据”传出都会让整个日本社会和国民振奋不已。
不管是伊势事件,还是现在中日海军竞赛,都已经让宋彪真正的理解了日本和这个时代,总之,这就是一个远离理性的时代,如果非要用理智去解释每一个国际事件,特别是围绕着日本的那些国际事件,你根本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
理解日本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不要去尝试如何理解这个时期的日本的理性在哪里,20世纪初叶的日本也根本就无理性可言,在浮躁的国际竞争中,他们选择一条不归路,也是唯一能够实现日本民族称霸世界之梦的道路而已。
同样不可理解的还有中国。
纵观历史,中国的**精神往往是和忠君思想所联系。
清末立宪会在各省的议员何等激昂,那里面所涌动在灵魂深处的思想都是儒家精神中的忠君报国而已,共和在很大程度就彻底撕毁了这种中国式**的源动力。
不管是民国,还是共和国,最终都彻底宣告了儒家之死。
在今天的帝国时代,支撑着那些议员、官员、军官的最重要的思想还是儒家精神中的忠君报国,不论国体如何变化,中国至少还有一位圣明威远的皇帝。
宋皇帝就是这个帝国的象征,他的存在正是这个国家走向现代的过渡期的第一保障,作为最后实质意义上的皇帝,儒家思想的拥趸者们依然效忠于他。
如果不效忠于皇帝和报效国家,生命的意义又何在?
正是这种力量在社会层面支持着整个国家的运转,保证了国家的秩序,和法律一起限制着政府官员的贪婪,监督着政府的运转,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美好的一个时期。
这就是神武新政。
这就是神武复兴。
它注定会成为中国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篇章,被后代们无数次的仰慕和崇拜。
你不能期待国家和民族的支柱在一瞬间都成为**人士,变成法制社会的基石,但至少能让他们在儒家、重法、仁政、现代、西化、民族主义、光复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主义、社会主义、达尔文主义等等思想浪潮中寻找一个锚柱,拴住所有的船只,稳定所有的洪流,让整个社会有一个总体向前发展的大趋势。
宋皇帝就站在这里,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体和灵魂去支撑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他的威信和地位其实在更大程度上都是国人所赋予的,他只是各种思想者的寄托,人们愿意夸大他的存在,并一厢情愿的相信因为有他的存在,这个国家和民族就将是安全的。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他的每一句话都会有着无比沉重的分量,鼓励和趋势人们为之向往,为之努力,他说中国需要现代的实业家,于是国民就会踊跃的想要成为实业家;他说中国文化需要改良、继承和光复,于是国民就会踊跃的改良、继承和光复传统文化;他说中国需要最为优秀的军人,国民就会踊跃参军,报考军事院校……。
正是因此,宋皇帝很多时候都会选择沉默。
他有的是如火焰一般高涨的激情,但却不愿意犯错,因为他一旦犯错,就将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上海视察之后,虽然感觉到了很多经济上的问题,宋彪却沉默寡言的一句话不说,只是将他认为比较合适的处理方式低调的转达给内阁,让内阁想办法收缩信贷,挤压上海等大城市的地产和股市泡沫。
在此之后,他乘坐海军震旦号战列舰,在一艘青州级战列舰、两艘抚顺级重巡、两艘锡林郭勒级轻巡和四艘驱逐舰的保护下前往菲律宾访问。
在菲律宾,他将和正在菲律宾的美国国务卿康恩斯.范德堡会晤,就中菲领土划分问题做出一次重要的协商谈判,按照事先的协商,中菲将会确定以吕宋海峡为分界线,海峡以北的巴坦群岛将归属帝国台湾省辖区,沿帝国所划分的领海线,将以后可能存在争议的南中国海都划入帝国辖区。
在这一时期,这样的划界并无什么不妥之处,也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但这将是美菲同中国的正式政府协约,以后就将再也没有争议之处。
至少对中国而言,这是没有争议的问题。
在前往菲律宾的途中,他会顺道经过黄山马礁,正式将该岛改名为太平岛,寓意南疆太平,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谁说中日海军没有较量,在一战期间,帝国就乘机和英法达成协约,使得英法承认南中国海上的所有岛屿归属中国。
此后,帝国海军一直在和日本海军围绕这里进行争斗,倒是日本感觉意义不大才选择退让,在帝国完全控制了南海各地岛礁后,立刻投入资金在各岛礁上进行扩建,保留海警驻营。
经过太平岛,访问菲律宾之后,宋彪还会前往文莱访问,再前往柬埔寨,最后视察老挝,结束行程之后再重返广西,乘坐火车返回国内视察帝国位于武汉的第一座长江铁路大桥,此后就直接前往庐山度假。
这就是他在1928年上半年的所有行程安排。
得益于交通的便捷和君主立宪体制,在中国历史中的所有皇帝中,宋皇帝肯定是留在京都时间最少的皇帝,每年之中,他大约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外地视察。
4月上旬,宋彪乘船正式前往菲律宾,4月5日,海军在太平岛附近停驻,受港口条件的限制,宋彪和舒皇后只能乘坐一艘驱逐舰前往太平岛,并且将宋彪亲手题写的“南疆太平”石碑运送过去。
从1921年正式占据此岛后,帝国海军就驱逐了在这里经营鸟粪磷矿的日本商人,将岛屿转给南海军垦局管辖,并在这里逐年投入资金增建基础设施,不惜资本围海造田,在周边修筑水泥堤坝,从菲律宾进口沙土填充,将面积从0.49平方公里逐步扩大为1.2平方公里,修筑了机场、港口、地下水库等设施,还打通水井,由南海军垦局在这里安置渔民。
军垦局在这里设有一个军垦巡逻支队,拥有8架飞机、4架水上飞机、两架运输机,本身还有两艘大型巡逻艇和一艘货轮,由于淡水资源有限,随着人口的增加,用于收集雨水的地下水库也一扩再扩。
帝国之所以如此不惜重金,正因为帝国海军长期存在一定劣势,唯有靠空军的优势才能弥补在南海同日本竞争的缺陷,而且飞机巡逻的效率也要远高于海军。
宋彪不仅是第一次到南海岛屿巡查,实际上也是第一次登上这样的小岛屿,舒萱皇后也是这样的,因此而显得特别有兴致。
这里的条件倒还是很艰苦的,如果不是军垦总局本身就有充裕的经费应付此事,宋彪真的很难想象常驻在这里的六百多名将士如何生活。
军垦局的轮船几乎从不停歇,每周都要往返一次,向岛屿运输补给物资,本地的主要食物来源是鱼类、椰子、香蕉和木瓜,主要的补给物资来源于巴拉望岛,菲律宾华商李庆元特意在此买下了大片田地,雇佣闽南同乡在这里种植水稻,军垦局的轮船就在公主港停靠,运送物资前往太平岛和其他几个有驻军的南海岛屿。
北有永兴,南有太平,帝国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抵卫整个南中国海,而在这个时代,它最大的意义就是遏制日本海军南下进入东南亚。
永兴岛和太平岛本身也是最大的驻港基地,随着两个岛屿的逐年扩建和港口条件的改善,都将在此设立物资中心,周边小岛礁的补给都靠这两个地区来维持,而在这里驻军的空军规模也将逐步扩大,覆盖南北。
海军主力舰不能长期在海上停驻,宋彪和舒皇后也只能是在此短暂停留了两个小时,随即就返回军舰,继续前往菲律宾访问。
宋彪称帝以来,随着中美关系的日渐改善,菲律宾就一直是闽粤人口南迁的重要地区。
帝国在中央政策上大力支持“下南洋”也是迫不得已,北方人口可以向北四省、新疆、远东、东三省、新西伯利亚这样的地方逐步迁移,南方人口更多,而且没有合适的新移民地区,下南洋就只能解决人口危机的一个重要策略。
一战前拿回老挝的宗主权,一战后得到了巴布亚,中苏战争结束后再从法国买入柬埔寨,《华盛顿条约》同英国签署自由投资协约,实际上都是帝国为了解决南方人口生存压力。
在帝国中央政策的推动下,四川人口开始大量迁入云贵、挝、缅、泰,特别是老挝,中央专门在四川设立了移民局,通过设立招垦的方式推动人口转移,在全国东部省份都还没有完全实现义务教育的前提下,帝国就在老挝实行了义务制的汉化教育,投入资金疏通水利,修通公路和铁路。
老挝铁路实在是太难修建了,难于登天,比云贵铁路还难修,即便如此,帝国还是在力推铁路工程,竭尽全力将中南铁路网和成昆铁路联系起来,使得更多的四川人口向南输送。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菲律宾的华人增加到了近百万的规模,老挝华人也增加到了四十万,按照帝国的规划,老挝和柬埔寨的移民工程还会继续推进,帝国最终考虑将老挝纳入自治省的范围。
通过推进下南洋,帝国在过去二十年间对人口压力最大的闽粤桂川输出人口七百余万,这些青壮劳动力对于南洋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华商在各地的经济实力也随之高涨。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华人和当地人口的冲突也在加剧,帝国外务省选择了一种支持海外华人自卫的政策,鼓励华人在外国保持自卫武装力量。
对于这个问题,荷兰已经基本没有争议,英美的争议还是很激烈的,特别是因为,在英国控制的缅甸,整个缅北的华人数量激增,华人和缅人的冲突时有发生,鉴于中国的陆军实力过于强横,在云南,中国又一直保持重兵,英国在处理华缅冲突上只能选择偏袒和安抚华人武装,同时也在不断通过外交努力,希望中国停止支持华人武装自卫,因为华人武装的枪械弹药全部来自于国内的武装弹药公司。
在菲律宾,华人主要云集在马尼拉和林加廷湾地区,特别是华商投资比较集中的林加廷湾一带,中信公司持有周边碧瑶地区的大量金矿,这是华人的主要聚集区,而在整个林加廷湾,华人数量从过去的十几万激增到六十余万,占据当地人口的一半,加上华人血统的部分,华人已经控制着林加廷湾地区。
美国对此也缺乏很好的应对之策,正是因此,康恩斯.范德堡才决定在此和宋彪举行会谈,在划定中菲疆域时,也就菲律宾的华人问题进行一次较为深入的探讨。
此时的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很复杂了,此前几年因为当地外国报刊报道菲律宾人在中国被屠杀了二十多人,一度引起极为严重的排华事件,出于和中国的特殊关系,康恩斯亲自抵达马尼拉,而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戴锦华也积极宣传,最后以严惩这家西班牙商人的报纸为结局,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反而还有十多起华菲事件,大多都是菲律宾人挑衅和攻击在先,华人被迫用武力自卫。
如果是荷兰殖民地,帝国大可直接派遣舰队上来镇压当地,只是这里毕竟属于美国殖民地,帝国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同样的,美国对此也不能采取武力镇压华人武装,美国本身在菲律宾的驻军就严重不足,加起来不过四千多人,而菲律宾华人中持有枪械的数量已经超过数万支。
1924年的排华事件的最后结果是很恶劣的,直接导致菲律宾华人武装自卫军的成立,对中菲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因为华人武装背后有台湾走私枪械的问题,菲律宾本地人又缺乏武装,一路被杀的很惨烈,导致问题更加激化。
由此造成的关联影响很严重,对中美关系都有一定程度的冲击。
正是因此,宋彪此次访问菲律宾也是秘而不宣,只是以舰队访问的名义抵达林加廷港,在这里同康恩斯.范德堡私下会晤。
宋彪甚至没有登上菲律宾,会谈被安排在震旦号港口上进行。
康恩斯.范德堡此时还在马尼拉进行访问,明天才能乘坐火车抵达林加廷,舰队抵达林加廷湾驻扎后,早已在这里等待的几位华商代表则先行登舰拜见皇帝和皇后。
虽然是一直有危机,华商在菲律宾商业领域占据绝对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菲律宾最为繁华的马尼拉湾和林加廷湾都在华人的控制中,在菲律宾的殖民政府中,华人所占据的数量甚至还高于美国人和菲律宾人,所以,美国人在菲律宾不敢轻举妄动对付华人也是忌惮了很多原因。
此时的李清泉就是菲律宾华商领袖和殖民政府的财政总长,而他所控股的菲律宾银行是菲律宾最大的本土银行,家族经营的美辰实业公司是菲律宾最大的木材公司,同远东财团联合后,在造纸、造船、工矿企业上都上有大幅度的开拓,在林加廷、马尼拉都是最大的地产商。
这样的实力让李清泉在菲律宾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他弟弟和族宗亲戚在菲律宾也大多持有不菲的产业,以至于美国殖民政府对此都颇为忌惮,将财政总长的职务让给他。
李清泉等人进了船舱,参见了宋彪和舒皇后之后,这就赐了座位也在船舱里坐了下来。
因为菲律宾华商会早就知道华皇夫妇要前往文莱王国和柬埔寨王国进行皇室访问,途中会在菲律宾停留,面对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家都想前来拜见皇上,在李清泉的安排下,此番前来拜见宋皇帝和舒皇后的华商有十四人之多,如李清泉、杨启泰、王泉笙、曾廷泉、史国镜、黄腾伦、杨荣标、扬静桐等菲律宾华商界的名流都到场了。
军舰的船舱空间是比较小,加上内廷的侍卫和特勤局的特工,几十个人将房间里挤得水泄不通。
宋彪也是难得能见到这些菲律宾华商的代表们,心里是很高兴的,因为华商在菲律宾发展的还是很不错,等大家坐下来之后,宋彪就和李清泉几个人问道:“菲律宾这几年还算稳定吧?”
李清泉答道:“神武十四年的排华事件之后,虽然偶尔还是有一些小冲突,总体倒是日趋平稳,我们商会也尽力捐款捐物,照顾那些意外受伤的菲人,加上殖民政府的积极配合和安抚,这几年倒是日渐平稳。只不过随着华人在菲日渐增多,矛盾增多恐怕也在所难免。”
宋彪对此也并无很好的对策,只能答道:“你们自己要尽力防备万一,既要和平相处,也要有自卫的能力。”
李清泉道:“这两年,我和其他人商议也是打算逐渐退出马尼拉,在奎松港一带购置土地另外建设新城,也可以有效的保护华人。不过华人在马尼拉有数万余户之多,每年都有新增,想要迁走也不容易。这些年里,我们华商对菲律宾的经济控制也确实是更为严重,说是好事,其实也是坏事,但这总是一个大趋势。只能说美国殖民政府比起以前的西班牙时期更为公正,不偏袒双方,对华人也大多能委以重任,说到底还是中美关系良好,帝国实力也强大,美国人也不敢对我等不利。”
宋彪微微点头,则道:“所以,不要轻易支持菲律宾独立这种事,一旦菲律宾独立了,最终选出来的总是菲律宾人为主的政府,对我们就未必有利。当然,如果真的独立也不是什么大事,若无美国殖民统治,我们照旧可以威慑菲律宾,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的生意就未必会好做了,还是要以和为贵,相互约束。”
李清泉答道:“皇上说的是啊。”
中国这些年在中日经贸战争中,特别是在东南亚日渐占据绝对上风,一方面是中国的工业发展的更快,另一方面也是华商的努力所致。
从整个国家的利益考量,宋彪还是很感激这些华商们的,而且他们持有双重国籍,即便旅居海外也是中国公民,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军舰上面不像在宫廷里,一切都能准备的非常妥当,内廷勤务处这时才将茶水都送上来,宋彪也端了一杯铁观音,笑道:“你们好像都是福建人吧,咱们这一次喝的就是你们福建的乌龙茶,内廷一贯是喝红茶为主,工夫不到位,诸位要多担待啊!”
他这番说的是笑话,华商们听了之后都挺开怀的笑出声,李清泉则道:“皇上言重了。”
舒皇后一直陪同在旁边,她这时才感叹一句道:“福建的茶好水好,记得前些年去福州,怎么都觉得是个风水宝地,就是山多地少,民众生活不易。”
诸位听着这番话有些感慨。
王泉笙在这些福建华商之中属于是亦商亦政,和李清泉不同,他曾是福建光复党的主要成员,如今还是福建省的省议员,生意也是以在福建为主。
他就和诸位及皇后答道:“自皇帝登基以来,情况已经是好多了,先是福建的茶叶复兴,此后是修电厂通水利,再修水库和铁路,各地推广果林经济和林牧产业,再加上福建煤铁矿和瓷器工业的复兴的开发,如今的福建比之前朝胜过百倍。”
听了这话,其他福建商人也连声称是。
宋彪想了片刻,答道:“都是中央内阁的功劳,但还是做的不够好,还需要继续努力,诸位也当多多相助。福建这个地方山地众多,到处都是丘陵高山,真正能水田的地方很少,所以在经济上就有其特殊性。中央内阁强力推行《限田法案》,各地都有受惠,百姓日渐富足,但是福建的受益比较少,因为山林不在《限田法案》的范围内。这里面的道理也很简单,开垦山林,不管是经营茶园,还是种植果林,实际上都需要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普通农户是承受不住的。所以这些年的福建经济虽然也是发展的很快,贫富差距却一直在扩大,不像其他省都有所收缩。贫富差距大,穷人就要想办法到外面闯荡,寻求机会,菲律宾可供开垦的土地比较多,每年向菲律宾移民和就业的福建民众就比较多。中央在过去十几年间的国策大体类似于秦代的远交近攻,和美法结交,和周边国家则处于进攻态势,菲律宾则介乎于两者之间,你们在菲律宾工作的华人就需要把握其中的尺度,要以和为贵,要多从事慈善活动,多表达和菲人共同生活的善意。重法爱民是一个大道理,落实到实处就是要给民众真正的实惠,包括我们推行双重国籍的体制,这也是有利于你们在菲律宾生活和工作的,就生意而言,你们在国内的企业是国民经济中的本国企业,在菲律宾的企业也是菲律宾的本土企业。就国籍而言,你们同样既是菲律宾公民,也是中国公民,这具有双重性。所以,在菲律宾的华商和华人要把握好尺度,从长远来看,菲律宾人是迟早要独立自治的,中菲也要正式建交,双方互惠互利,互通有无,互相支持,在这个过程中,菲律宾华商要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也知道菲律宾的华人自卫武装大体都控制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就需要把握这个尺度,凡事还是要以和为贵,和气生财。”
李清泉等人默默点头称是。
宋彪一口气说了很多话,这里面都是他的感慨,也是他对这些华商的特殊感情,在他看来,和他曾经知道的那些胡润富豪榜上的资本家们不同,这个时代华商还真是非常可爱可敬的,值得政府去保护和扶持。
在座的十几位福建籍的菲律宾华商们,谁没有在福建兴办教育,修过桥,修过路?
南洋华商是下南洋政策的一个关键,他们在南洋大量购买荒地开垦,从家乡招募乡民,既缓解了福建、广东两省的人口压力,也为中国的工业产品输出,以及原材料的进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华帝国和共和国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对传统文化继承的非常多,特别是在建筑和家具上,国内对红木、紫檀、黑檀、鸡翅木、楠木的需求量很大,国内本身也缺乏这些木材,很大一部分都是从南洋进口,李清泉就是国内最大的红木和乌木供应商。
皇室在建中央宫和夏宫的时候,其实也大量的使用了菲律宾的木材,特别是因为要召开庐山会议而规模一增再增的夏宫。
应该说李清泉这些年肯定是赚了很多钱,但他也是泉州大学最主要的资助人,还兴办了晋江师范学校和晋江金井高中,福建省的经济水平相对于东北、江浙等地还是弱了很多,教育倒是后发先至,特别是私立教育很普遍,这基本就得意于南洋华商,集美大学、泉州大学、厦门大学都是华商自主兴办的,应该说也都办的很不错。
所以,宋彪对这个时代的华商有所偏爱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谈了一些想法之后,宋彪还是喝茶,大致的整理一下思路,就继续和李清泉等人问道:“你们知道朋友的‘朋’字的原型是怎么来的吗?”
这个话有点奇怪,诸位在座的华商面面相觑,唯有李清泉答道:“回禀皇上,民下通读皇上的社评,记得曾有一篇社评说及,‘朋’之源型乃是两串贝壳,古时以贝壳为货币,两串贝壳代表贸易往来,故而,‘朋’字原型正是源于贸易,相互做交易才有朋友之说。”
一听这话,在座华商都是恍然大悟,隐约是知道了宋皇帝要说的本意。
宋彪哈哈笑一声,和李清泉等人解释道:“那篇社评大体还是章炳麟这位国学大师的手笔,我不过是提一个想法,让他去发挥罢了。朕的意思很简单,古贤管子即是大商贾,中华民族的经商之渊源远深厚于其他各国,历史也要长远于世界,我们有一句古话说的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道理很简单啊,别人带着两扁担的钞票过来买东西,当然很高兴啦。所以说,我们中国天生就是以商贸立国的国家,今日的中国商人也都是儒商名流。随着国家的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多的强调这种商贸立国的新思想。去年我和总理欧阳赓谈到这件事,我们现在的一个考虑就是在全国的一些主要的大学中都增设专业的商学院,商业专科学校也要继续推广和扶持,包括中央帝大也要设立中央商学院。我在这里正好邀请你们参加中央商学院的教学和课程,学员在一起交流课程,研究国际营销经验和经营管理的新知识,一起提高经营和管理的能力。这个事情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我们中央商学院,我们提倡的也是儒商精神和儒商教学,宣扬诚信、博爱、仁慈之儒商,要有报效国家和世界之精神。这是我们和外国商人不同的地方,也是我们以商立国思想的基础。”
李清泉等人听了这番话都是连声称赞,高兴不已。
宋彪则道:“我说的话呢,有一些是比较空泛乏味的大道理,但有一些还是真正有利于大家都实惠之处,关于中央商学院的事情,大家确实要积极参加。今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我会亲自去中央帝大主持开学仪式,第一期的话,我们大概只准备招五十来个人,南洋华商大概能占1/3,这个已经是特殊的优待了,你们菲律宾的华商要抓紧时间报名。读书是好事,每年花几个月时间去进修一下不耽误你们赚钱,正好也能多认识一些朋友,打开华商之间的关系网络,有利于大家做大生意和大事业嘛。”
这一次就轮到在座的华商哈哈大笑了,因为宋彪说的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这种场合之中,能去的都是全国的华商巨子,相互结交,也朕的非常有利于大家相互开启经贸。
这天下午,宋彪和在座的华商谈了很长时间,建议大家都要有建立百年企业的大思维,驻营事项要精,要居安思危,要有长远的品牌精神和恰当的营销思路,也要有质量和诚信意识,要将华商的儒商精神发扬光大,要适当的支持本地的慈善事业,要和本地融洽相处,华商之间更要相互联合,特别是在金融业领域,一定要有大银行的支撑。
虽然李清泉等人在林加廷港口有府邸,邀请宋彪前去居住,宋彪也没有同意。
宋彪这个时候还是在观望,因为中菲之间的关系说不好也不好,说好也好,但是前几年的排华事件和武斗事件的影响还是很恶劣的,宋彪作为中华帝国的皇帝,他要么不上岸,要上岸就必须以正式的身份访问菲律宾。
康恩斯.范德堡作为美国的国务卿,之所以要亲自来菲律宾和宋彪协商中菲在南边的岛屿归属问题,也是考虑宋皇帝如果决定上岸访问,那菲律宾的美国殖民政府这边根本没有一个合适级别的官员能接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