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当世,福及千秋!”
用这样高度的评价来赞誉财政大臣张康仁在一战期间的功绩是绝不为过的,通过在帝国内部强硬推行《货币金属管制法案》,张康仁在一战之前为中央储备局持有55172吨的白银,市值约合2.73亿英镑,据统计占据当时中国国内白银总量的75%以上,在整个一战前期,张康仁不断抛售中央白银稳定住国际市场的银价,1917年,随着帝国大规模参战,国际银价巨幅飙升,张康仁选择果断在1918年底将白银抛售一空,用于购置英法美俄等协约国的国债和兑现黄金,籍此全面调整为金本位货币制度。.org
除此之外,在战争爆发前期,为了抵消战争导致银价提高的风险,中央储备局大量调用货币储备购置军工业股票和资产,而仅仅是在战争期间低买高卖这些资产,储备局从中获利就接近1.7亿英镑。
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1月,帝国央行和中央储备局在持有2714吨黄金的基础上(沙俄黄金可是不能公布的哦,怎么都不会认帐的,当年日本也一直不认帐啊,所以到今天,俄罗斯对日本还是很阴狠,这就叫报应),不仅偿还了帝国拖欠外国的债务,还持有英法美俄等国国债总额11.83亿英镑,法俄债务比例占其中的一半。
如果没有一战和财政大臣张康仁,帝国以如此大的国民资产规模和如此低的黄金储备,想要从银本位转变为金本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战中的军费开支也将会异常困难。
如今的帝国不仅顺利转变为金本位的国家,货币储备率在各大国中位列第一,甚至高于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债权国,中央储备局通过高价沽售白银和军工业资产、物资,从中所赚取的利润超过4.5亿英镑,基本抵消了帝国在一战中的所有军费开支。
帝国之所以能在中苏战争中保持极高的军费开支,也完全是得益于中央财政和中央储备局的良好状况。
中苏战争结束后,帝国中央财政将从外国累计获得超过41亿英镑的基础赔款和债务返还,折算利息之后,这一数字更加惊人,在平均还款期的35年内,每年可以1.35亿英镑的赔偿收入,相当于1919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2。
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再计算帝国在战争期间没收的德俄两国在华资产,中央政府的实际收入更为惊人,其中仅铁路一项,帝国没收的资产总额就超过3.4亿英镑。
张康仁担任了十年的中央财政大臣,帝国也一跃从穷国变成了世界上前三位的富国。
宋彪之所以不打算推选张康仁当帝国的第三任总理,那是因为他心里明白张康仁的盖世功业有水分,水分还很大。
过去的十年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黄金十年,帝国能有这样的成绩,却未必要全部归功于财政大臣张康仁,也未必都要归功于总理大臣唐绍仪。
宋彪不是说要出来抢功劳,但他身为皇帝一贯不受党派、地域和其他各种关系的束缚,可以说是真正的不拘一格的选拔和任用贤才。
在过去的十年里,宋彪凭藉训政之权大量任用了如袁世凯、徐世昌、陆润痒、梁敦彦、唐景崇、孙宝琦、张锡銮这样的前朝大吏和地方大员,也破格重用了杨兆麟、顾德邻、项骧、朱光焘、王兆桐、杨廉臣、吴乃琛、杨寿桐、孙昌润等一甘宣统游学进士和光绪经济特科出身的新派进士。
袁金铠、王文江、王树翰、金铭鼎、关海青这些东北系的地方官员,唐绍仪、张康仁、欧阳赓、蔡廷干、唐国安这些留美幼童,光复会、同盟会、共进会的革命党人,宋彪一概予以重用,甚至连劳乃宣、徐仁镜、郭育才、俞省三这样不受前朝重用知名士子和维新派官员,连梁士诒、曹汝霖这些北洋时代著名的权术高手,只要有合适的位置,有合适的能力和行政经验,宋彪一概都用。
宋彪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气度和心胸,正因为他是皇帝,他所受到的党派和其他关系的束缚是最低的,上到内阁大臣,下到一府的府长,他通常都会有所过问,即便不是贤才和能人志士,也要是守业有成的资历之辈。
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在唐绍仪内阁的全力以赴之下,帝国才能继往开来,不仅很平稳的度过了两朝交替的纷乱之际,又在外国的扶持和一战的刺激下,一跃跨入强国之列。
正是有了这十年的黄金岁月,再依靠中日辛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苏战争积攒的皇朝威信,帝国才能正式跨入新的时代,彻底摆脱前朝的阴影,成为一个新兴蓬勃而充满生机的新帝国。
英雄成就时代,时代造就英雄。
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时代,如今的帝国无论是在财政、外交、法务、地方治理,还是军事领域各方面,都正在快速步入一个不缺俊才的时期。
在他们这一带之下,东北政法大学、中央帝国大学和其他大学,以及海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帝国时期的新青年正在不断进入政府,在直隶、东三省、江浙、湖广诸省,府长一级已经开始出现了东北政法大学的早期毕业生。
在这种平稳的过渡和世代交替中,帝国日渐摆脱了前朝旧式官僚的阴影,已经有了依法治国的根基,此时正走向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期。
比之日本,此时的宋彪至少敢说自己也未必就缺多少治国之才,治国之才或许也不多,治省、治府、治县之才还是不缺的。
比之欧美,大家各有所长,民国也好,帝国也罢,此一时期的中国人未必就真的输给外国人太多,正是持有所长,寸有所短罢了。
国家之稳定在军事和行政,军事和行政之稳定,在于体系之通畅,人才从低到高,如何吸收补充,如何退出,都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至此,国家才能真正的稳定。
帝国的军事人才来源是全国的诸所军事院校,行政人才的培养和遴选则有公考、党选、议聘三种。
“公考”以专科教育为基础,由各政府机关通过公开考试录取,基础科目考国文、外文、历史、政治加数理化综卷,再考专业课两到三门,择优录取为政府行政人员,属于公员编制,合同五年或十年一签,不受政党轮换限制。
“党选”则由各党派在各大学直接招录,作为人才储备从党政内部事务做起,由党派根据条件委任安排锻炼。
“议聘”指的是省府两级地方长官可在议员中直接聘用官员,非正式编制,类比内阁官员,任期结束则自动离任,省府长官换任之后,有权利结束议聘、党选官员的合同,重新安排新的人选。
清政府中断科举可以说是自掘坟墓,帝国自建立起就在全国建立公考机制,此后逐渐开拓出党选、议聘两种民主机制,完善帝国官员晋升和选拔体系。
以此为基础,再过二十载,帝国在行政治理之上必定就能进入更为稳定的时期。
宋彪对此是非常有信心的。
二十年后,二战开启。
他没有什么好怕的。
在唐绍仪三人离开后,宋彪一个人站在办公厅的窗户前沉默的抽雪茄烟,心里不免还是要寻思二十年后的事情,二战很重要,如果打不赢二战,帝国此时的189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都将一战流失。
二十年后,恐怕早已是核武的年代,但也只是一个猜测,最终没有能在战争期间研究出核武器也是很可能的事情,甚至是很正常的事,所以不能将希望都寄托于此。
身为皇帝,宋彪并不需要考虑太多关于内政和经济之事,他已经搭建了这个机制和舞台,自然有合适的人做这些事,他所要保障的就是军事之强大,足以能让帝国东拒日本海军,西拒苏德陆军。
假如因为帝国的贪婪和领土的强占,导致苏德同盟成为既定之事,宋彪断然不能指望法国同盟挡住苏德铁骑,能撑住一个月就算是很不错了,此后就是德国向巴尔干、中东扩展,苏联向中亚和西伯利亚反攻,双线大军压境,中国唯有死战到底了。
如果日本再从朝鲜半岛登陆北上,帝国真是三面受敌,东北工业基地都可能会撑不住。
三面受敌又如何?
宋彪根本不打算通过政治联盟的方式去分化他们有可能的合作,因为他不可能和希特勒合作,和苏联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机会,和日本更不可能。
简而言之,这不是政治外交能够解决的问题,只要中国越来越强,强大到苏联扛不住中国的时候,强大到德国必须忌惮中国对法国的盟国态度时,强大到日本没有生路之时,苏德日三个恶棍国家就必定会联合。
还是那句话,三面受敌又如何?
何尝不是一战奠定中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时机?
危机,危机,危险之中才有真正的机遇。
宋彪并不觉得这样的局面会是如何的恐怖,只要现在开始努力,现在积极做好一切准备,中国可以迎接这样的挑战,可以打败一切敌人。
在真正的危机之前,中国人是不会害怕的,在真正的机遇之前,中国人也是不会放弃的。
只要所有中国人都站起来,那就没有什么敌人是无法打败的。
宋彪很有信心,他坚信,只要帝国真的能以“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为立国之根基,为中国人之精神的根本,八千里之山河,五千年之积淀,四万万之同胞,复兴春秋之自由,复兴战国之雄韬,复兴秦汉之尚武,复兴唐宋之气宇,中国何愁不强?
以光复中华为根基,再融汇西学,荟萃东西方之所长,举世之上,谁可与中国匹敌?
宋彪思索着这些,心中鼓荡着一种挑战一切的精神,仿佛将所有的灵魂都燃烧在烟叶里,将自己的生命都燃烧而尽,只为了生命里这一世的璀璨。
此时的他已然是下定决心用二十年的时间去缔造一个更伟大的中华帝国,用二十年的时间去筹备一场旷古铄金的真正的世界大战,用这一战奠定未来几百年的帝国万古豪迈之雄风,奠定汉人精神的回归。
……
宋彪是一个需要时间思考,需要时间才能凝聚更多智慧的人,他不喜欢给自己安排太多的日常事务,这才能让他思索更多远高于常规的新思路。
宁静以思远,高瞻方能瞩目,眺望未来一百年,才可缔造当今之盛世。
在中央宫的日子里,他可以更安静的远离琐碎事务,即便是选定第三任总理这样的事情,他也觉得并不是特别之重要,因为欧阳赓和张康仁本质上的差别并不是特别大。
在宋彪看来,张康仁的真才学识未必强于欧阳锡,很多事情都是欧阳锡之决策,而非张康仁之功业,欧阳赓则也未必就比梁敦彦更有才能。
这两个人比之唐绍仪,差了一截。
只是唐绍仪适合做一个弱国的贤良宰相,不适合做一个强国的合格宰相,欧阳赓则恰恰相反,作为强国的宰相,他至少能合格,这大约也和欧阳赓常年在美国生活有关,所见所闻所知所经历的毕竟都是强国政客政事。
比之欧阳赓,张康仁更适合做一个央行的行长而已。
即便是作为商人,张康仁也未必能取得何等成就!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罢了。
站在阳台之上,宋彪凝视着北方的金钟岭,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此话真是一点都不假,小小一座金钟岭其貌不扬,如今成了皇家园林之所在,自然是一夜之间菲名天下。
金钟岭之北就是潭柘寺,四面环山,宛若九龙盘绕,宋彪去看了两次风景,此时已经有意在死后安葬于那里,不用造帝陵,修建一个皇家公墓即可。
有了这样的心意,他就将潭柘寺的寺名改为镇国寺,之所以是“镇”,而不是“宁”,正因为这个帝国需要“镇”住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他看着那里,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最终的归宿,心里反而有种莫名的安定感。
整个上午,宋彪几乎都是在这个窗户边静静的凝视远眺,心里思索着远高于现实的那些问题。大约快到了正午的时间,他正准备在下午安排一下行程,去军部看一看新的情况,陈其美就走进来同他禀告道:“陛下,容星桥先生到了,您昨日有过交代,若是时间允许,可以临时见他。”
“哦!”
宋彪这才想起来,道:“行,让他进来。”
陈其美微微点头,这就要准备出去通知在外面守着的容星桥,宋彪忽然想起来什么,喊住陈其美问道:“对了,你考虑过到地方任职锻炼一番吗?”
“唔?”
陈其美很有点惊呀,转而就答道:“皇上既然有令,臣下自当领旨奉命!”
宋彪示意他不急着去通知容星桥,道:“朕原先是想安排你接替袁金铠的,如今想想,人才难得,打算安排你去山西当农业厅的厅长。山西那个地方,你也知道是出了名的刁钻古怪,各种难治的事情都有,王树翰去了两年也就是做个铺垫,后面考虑让齐灏去对付更难的那些事,可朕仔细一琢磨,还是决定让你去辅佐王树翰,你下手既狠又准,正好和王树翰是一个不错的搭档,齐灏则调往伊犁省任职省长,那边的事情也不好对付,需要他这种军方出身的省长镇一镇当地的气焰。至于对你的安排,朕也是考虑长远。”
陈其美一听这话真是大喜过望,当即谢过皇上隆恩圣眷和栽培,这才重新去通知容星桥前来觐见。虽说从内廷秘书局的秘书长下调地方一个农业厅的厅长,未免有降级的感觉,可每个人的人生总是要新的开启,才能走向更远的地方,而他陈其美又何尝不是一个野心家?
容星桥很快就进入办公厅觐见皇帝,此番前来,他的任务只是要报账而已,此外再听一听皇上对财团近期的一些想法。
自一战以来,远东财团就同帝国一样收获颇丰,收益率高的惊人,不仅是卖军火,还垄断了国际市场超过95%的橡胶,狠狠赚了一笔黑价,特别是通过荷兰卖到德国的橡胶、镍、锰和石油,那更是价值千金,直接要用黄金来换的。
战前将在维克斯公司、温彻斯特等军工股票和白银资产套现,手中资本现金更是多的厉害,战后又通过没收俄国资产在阿塞拜疆买断巴库油区的开采权和当地俄国资本的炼油厂,仅此一项,每年获利就不低于一亿美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铜矿、金矿,新喀里多尼亚的镍矿都是远东财团经手,虽说远东财团也一口气买入帝国政府的三十亿中圆的国债支付军费,但是转手就通过竞标拿下库兹涅茨克煤矿、赤塔铁矿和托木斯克油区的开采权。
对远东财团而言,竞标不过是一个流程,投资规模如此庞大的项目,其他国内公司根本无法竞争,能够有能力参与竞争的国外公司这些年暂时也不可能恢复实力。
国内自然也有人提议对远东财团实施反垄断制裁,就如美国对标准石油公司所做的那样,可谁能真的支持呢?别说国会议员们不敢真的支持这样的提案,就算是敢提议,权衡之下,帝国如今还是非常需要远东财团这样的世界级财阀,没有远东财阀,帝国也未必就能有今天,没有远东财阀,帝国去哪里缔造亚洲最大和最先进的冶金集团,去哪里缔造能建造无畏舰的造船厂,去哪里缔造和欧美水平相当的汽车、飞机、电气、机车工业,去哪里缔造日益强盛的中国机床工业?
远东现在还不是帝国的危机,而是帝国的希望之所在。
一个远东财团,基本就相当于半个帝国。
当然远东财团也在逐步转变自身的经营范围,从过去垄断大豆出口到今天的六家特许出口商共同竞争,从过去以远东商行为龙头,日渐转变为以远东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为龙头,按照宋彪的意思,远东银行将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慢慢抹去中国财阀巨头的象征地位,但是被远东财团各家公司合股私有化和中资化的中国通商银行正在逐步成为新的金融巨头,并且在表面上和远东财团保持距离。
远东。
这个品牌将慢慢的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为的是更长久的生存下去,远东汽车公司改组为中华汽车总公司,远东钢铁、远东船舶这个帝国核心产业公司将会在这两年逐步改名为中国联合钢铁总公司、中国联合船舶工业总公司,以后还会继续保持远东之名的企业会越来越少,大体只会剩下远东商行、远东银行、远东航运、远东铁路、远东石油、远东武器六家特大型的企业,甚至连此时利润丰厚的远东纺织、远东矿业都会逐步改变名称,脱离远东系自立。
因为远东太大,它的存在本身就会让世界和国人感到恐惧,而它又必须存在,所以就必须学会隐蔽。
第一次世界大战真的让远东财团赚到了盆满钵满,容星桥身为总董,每年的分红都能在上海办一家小银行,仅是在军工业、石油产业和橡胶产业的投资就在过去六年间赚取了超过十亿英镑的巨额利润,其他的间接收益也极其可观,德国在国际市场的六年真空让远东财团在油脂、化工、染料、纺织、机械、电气六个领域都取得前所未有的大突破,甚至是向英法市场出口,这样的事情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战争确实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虽然远东的技术基础基本还是来源于德国,但是德国工业想在这几年间恢复起来,恐怕也是很不容易的事,而远东也在积极利用这样的周期不断提高生产工艺、效率和技术水平,乘着世界战争在英法俄等国大肆招揽专家,在国内外都设有远东技术研究局这样的机构,如今更是将手伸入德国,在德国大量招揽专家和第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
除了外聘,在一切工业学德国的举国之号召下,远东自身在人才培养和积累上也狠下足了功夫。
资本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也是国家进步、发展的原罪和源动力。
如果说差距很大,那也真不是十几年就能追赶上来的事,但在二十世纪初叶,技术和工艺上的差距真的不是特别大,连俄国、日本、奥匈帝国都能在一战之前建造超无畏舰,如今连中国都可以建造了,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帝国工业发展之快,足以让世界惊讶。
从美德法等国转移技术发展的机床工业,在远东财团长达十年的坚持不懈的投资和扶持下,如今也终于开花结果,不仅在国内市场可以利用关税条款和外国竞争,甚至还能大量出口。
一战后期,法国生产枪械弹药的机床就基本是从中国进口,简直是有点让人不敢想象。
宋彪现在基本就只打算活到二战结束了,想抽烟就抽烟,争取活的潇洒,活的痛快淋漓,看着容星桥呈递的这份关于远东财团各核心产业的报表,宋彪心里何尝不是一个痛快了得。
他很是喜悦的点着一根雪茄,痛痛快快的看报表,心里那份酣畅淋漓之感,别说是有多么的痛快了。
大致翻看一遍,他便和容星桥赞叹道:“中国有这样的基业,何愁帝国不能攀登世界顶峰啊?”
容星桥在外面是堪比帝国总理那般的帝国财阀寡头,操控着帝国的经济命脉,一言九鼎到了连帝国总理唐绍仪都得忍气吞声的程度,可在皇帝御前,再厉害的他也只是一个代理人。
他也算是不卑谄的笑呵呵的答道:“皇上,帝国有1890万平方公里之辽阔疆域,有四万万国民奋发向上,有皇上统御万民臣等,国家自当富强安康。”
宋彪并不自谦的嗯了一声,道:“远东这边的情况确实不错,朕暂时没有什么要叮嘱的,有什么事,咱们等着年底年会的时候再说吧。正好你来了,现在就说一个事情,总理的人选差不多也快能定下来了,可不管谁当总理,下一届政府必然是更为强硬的。大体有两个法案要强行通过,一是咱们老生常谈的《限田法案》,二是《劳工保护法案》,你们这边要提前将工会都组织起来,提前制定合适的员工福利制度,不仅要遵守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甚至要高出一截,这样才能吸引最好的工人嘛。远东在工会问题上要有表率性,要积极参与到工会的建设和组织中去,工会应该具有更多的互助性质,工人有困难,企业也要通过工会多给予帮助和照顾,不要逼迫工会和企业成为对抗的机构。当然,国家在立法时也会限制工会的权责,不能让工会无理取闹,免得搞到最后将企业都整垮拖垮。这是世界的大趋势,不要与之对抗,要主动迎接挑战,甚至要办的有声有色,有特点。”
容星桥当即道:“请皇上放心,远东既是帝国之支柱,也当然要为帝国之楷模,其实这样办也是好事,工人舒心,企业才能办的顺利,一味盘剥工人显然不是合理和长久的事情。此外,拉开和其他各公司的待遇差距,也利于远东招揽各方人才。”
宋彪想了想,道:“朕还是那句话,企业要有人情味,即便不是工人的家,也要是工人愿意共同奋斗和努力的社会机构,资本家要投资回报,企业的管理者要实现人生的价值和理想,工人要生活的有滋味和幸福,这才是真正的好企业,才是长久生存之道。你回去之后好好琢磨朕的意思,将事情办的漂亮点,要有咱们中国人的特色和传统,逢年过节的要发红包,要大吉大利。过去,咱们总是学外国,学外国很好,政府还是要推行西化,但也要更多的保留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有我们自己的哲学思想,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和生活、管理的方式。泰勒有一套科学管理思想,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可咱们立足于此,也要有人情管理的思想,东西合璧,咱们乡下种地顾个长工都要逢年过节买酒烧肉,朕觉得这种人情和睦,尊老爱幼,礼贤下士的人文观,对于中国企业本身是有莫大的帮助,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这种人文观吸纳到企业的管理和运营中去。”
容星桥连连点头,提议道:“皇上不妨写个社评,让国人实业家们都有所启迪,此事利国利民,大利啊!”
宋彪经他这么一提醒,倒是觉得确实要写这个社评,就道:“这个东西别人写不了,你按朕的意思写个草稿吧。”
容星桥一口答应下来。
皇帝的社评很多,可90%都是别人所写的稿子,只有那10%是皇帝的思考,偏偏就这10%的思考最为重要,正是全文的价值所在。
时间正好不早了,宋彪要回去吃午饭,容星桥这么多年效劳下来,也堪称是皇室的大掌柜,而且这也是容星桥第一次来中央宫,宋彪就请他去用御膳。
用过午膳,宋彪下午也未安排其他的行程,难得容星桥过来一趟,包括宋彪自己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就和容星桥一起在中央宫游玩一番,边走边看边谈。
宋彪的风格就是这样,他现在已经很少就单独一件事做出处置和决定,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在这种一整天,或者是一个下午的闲谈之中,将自己对很多事情的想法和思考都与负责人谈一谈,不管是启迪,还是叮嘱,不管是交流,还是商榷,他的思路就是圣意,就是一个大方向,各个方面的负责人就要大体遵循这种圣意和大方向,灵活办事,灵活的实现这些构想和要求。
至于在具体一件事务上的对错,宋彪近几年反而是很少评价,给予别人更多的实权,多看别人的表现,而不是严格要求别人遵循自己的决策办事。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选择。
正如当年的太祖,高于一切的存在,思索问题,思考问题,提出大方向,当然,这个大方向是不能错的,一旦错了就能让整个国家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几十年的辛苦都毁于一旦。
总体来说,宋彪现在的大方向是工业偏右,农业偏左,包括像邮政、电信、铁路、电力、石油这些产业,他也继续坚持私营为主,不搞国家投资,政府依靠政策和规划去推动国民产业的发展。
在农业领域,他则坚持搞《限田法案》,过去是用税收来限制大地主阶层,现在则是想要进一步用法案限制土地兼并,通过对农民持有农耕地的最高限制,政府强行从地主阶层收购超标部分的耕地,通过先租后卖的方式,逐步将土地分散给农户。
宋彪几年前就想这么做,唐绍仪坚决不同意。
总理不同意,宋彪又不想换总理,此事就搁置了,而他此番决定支持欧阳赓,也正因为欧阳赓决定强行推动这一法案的通过,但欧阳赓也有条件,那就是限上不限下。
所谓限上不限下就是政府不保障农民的最低持有农田的数量,只限制最高持有数量,林桑茶果和牧业农用地也不在该限制条款内。
这个法案有利有弊,弊端是对农业的大机械化和产业化有负面影响,很可能就会像法国农业那样缺乏竞争力,好处则是逼迫资本流向工业,提高国内人均购买力,扩大内需市场。
宋彪过去也不敢轻易推动这个法案,因为国内的地主阶层实力太强,现在则不一样了,工业的实力更强,农业就必须为工业让步,也可以拿那些大地主开刀。
宋彪也不用和容星桥谈《限田法案》的事,他就谈一些和企业有关的东西,多询问一些细节上的事,增加自己对帝国工业水平的了解。
帝国工业要发展,还是要靠资本家的努力,政府也要倾尽全力的扶持,提高实业家和高级技术工人、工程师的社会地位,更大规模的推动教育,推动科技的发展。
在欧阳赓这一届总理任内,宋彪就计划在国家科技总署、中央科学院、中央军部科工部推出“中国国家科技项目研究计划”,用一个简单的201计划来统称,也就是要在20世纪推动帝国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在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都要由政府拨出资金支持、资助和主持一些重点技术的研究,这实际上就是当初要设立国家科技总署的原因。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文教部的两个万人计划的进度比预期的要差一截,可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大体也达到1.3万人的总规模,今年补偿性的增加的更快一些,在美国的留学生约占50%,法国其次,只是在俄国和德国的留学生前几年都被迫中断了学业,目前在欧洲各国都有留学生,也有去墨西哥、智利这样的国家,这主要是考虑一些特殊的长期合作,在日本的数量还是比较多,占10%左右,这是因为去日本留学确实比较容易和便宜。
随着和德国重新建交,赴德国留学的学生会在后面几年大幅增加,总体而言,德国的大学教育还是在世界上保持着最高的水平,德国的中等职业专科教育更是非常有特点的很出色,其他国家几乎比不上。
按照欧阳赓的计划,他打算将德国对华的赔偿主动削减掉一部分,余下的则全部设做德国留学基金,对德国来说可以免于外汇和黄金的流出,对中国而言也没有任何损失,利于中德关系的复苏。
在英法两国,他也打算将留学基金扩大,争取在他任内彻底完成两个万人计划,而且,他还考虑设立专项基金,从亚洲国家招揽留学生赴华留学,培养亚洲的亲华和知华力量。
得益于整个世界的环境、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外国知识分子的避难式涌入,国内的大学和中等职业专科教育倒是办的很不错,1540计划基本是在唐绍仪两届内阁的二五计划中完成了,7个省和直隶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21个省份完成了六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化。
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帝国的201计划才有真正的实施可能性,也许在三五、四五计划中,201计划还是要大量依赖外聘专家的协助,但是预期在第五、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本国专家和科研人员就会陆续达到更高的比例、水平。
帝国需要时间。
二十年的时间基本够用了,用这二十年的时间,缔造一个伟大帝国的百年之基业,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