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中国已经有了很深的宋氏烙印。.org

　　皇帝个人的思想、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影响着这个古老而重获新生的帝国，荀子在中国的升华和圣化，本身也是伴随着皇帝在帝国之中的神化而同步进行的。

　　简而言之，帝国有八字真诀——隆礼尊贤，重法爱民。

　　遵循礼教，崇拜圣贤，重视法律，爱护民众。

　　此乃宋氏中华帝国之根本，也简单而可靠的改变着帝国，催生了新帝国的新文明。

　　庐山会议对于帝国的影响从1920年的8月份之后就开始逐步显现，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陈宝琛、严复等一大批社会名流都是汉教的积极推崇者，帝国各省各府都开始有步骤地在建设天坛公园和地坛公园，平时是公园，节假日则用于祭祀天地，祭天则同时祭拜炎黄帝，祭地则拜祭圣贤。

　　实际上，汉教是一种从儒教和道教中脱离出来的新宗教，但又缺乏宗教上的明确的神灵崇拜，乃是更为原始的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

　　在名义上，汉教也不是帝国所公开承认的宗教，它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整套崇拜体系的是由祭天地、祭圣贤、祭先祖三个层次组成，这就将整个国家、民族、家族和个人都通过一种血缘上的关系联合起来。

　　中央宗教部不负责管辖汉教，而是由文教部负责，国家另外设立“中国汉文化委员会”的社会性民间机构负责统筹，预计会是由梁启超和章炳麟负责这些事务。

　　全国大部分的省都有了本省的国学院，推选一位本省籍的国学大师负责担任院长，负责组织研究、改良和推广国学，只是在方向上日渐从孔子转向了荀子和韩非子，国学讲究正本清源，推《劝学》、《论语》、《孟子》为前三书，荀子的《劝学》是全国中学生的必修科目，初中生的国学课分期三年要读完荀子的《劝学》和其他百章诸子名篇，高中生的国学课则必须要系统修读《论语》、《孟子》、《孙子》，大学生的国学课必修《大学》、《韩非》、《中庸》，此为后三书。

　　其实真正能影响国学昌兴与否的关键还是在公务员考试和科举这样的方式，在国家公考中，单独设立国学科目考核，以《劝学》、《论语》、《孟子》、《大学》、《韩非》、《中庸》六书为应试范围。

　　宋彪身为皇帝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力就在于推动了《劝学》的地位，强硬而通彻的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定为国家之根本国策，这种国策思想正是推动《限田法案》和《劳工保护法案》的源动力。

　　帝国的宋氏烙印也就在此，一方面是追求西化，积极学习西方，吸收西方思想、管理、科技和教育的优势，一方面是遵循古典国学中的仁政思想，追求荀子的“重法爱民”的法政和仁政之兼济。

　　宋彪执着于此的意义在于，非如此，帝国根本不可能在二十年后同时与苏德日三国抗衡，虽然那是最糟糕的一种极端情况，但是身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永远都当考虑应对最坏的极端情况，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远昌盛不衰。

　　帝国不仅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强大，不仅要在军事和外交上强大，更在内部的思想文化、凝聚力和外部的影响力上无比强大。

　　只是在另一个方面，宋氏皇帝的烙印在庐山会议之后的1920年下半年也开始显现，在他明确的支持东方正统教派后，帝国内阁总理唐绍仪率先从基督教徒转变为东正教徒，帝国宗教部出资在京都县修建圣马可大教堂。

　　帝国之所以如此明确的支持东方正统教派，正在不管是天主教和新教都严格禁止图像敬拜，而这和皇帝、汉教的冲突过于厉害，双方根本不可能兼济，东方正统教派则是允许图像敬拜。

　　天主教的教宗管制制度对帝国来说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帝国宗教部必须有权指定自己的教区牧首，虽然帝国不会明确禁止天主教会，但是各种压制措施还是在庐山会议后变得异常明显，各地不得再增批天主教堂。

　　从唐绍仪之后，一直归属新教派的皇后和欧阳赓、张康仁也陆续成为东正教徒，并且从希腊正教会邀请牧首，用正教会摆脱西方教派——唐绍仪倒是被皇后逼着率先表态的，因为此事已经关系到皇权和神权之争的问题，虽然说现代国家思潮日趋普及，皇权和神权之间的竞争开始减弱，可在世界范围内，皇权本身也在逐步被现代国家思潮弱化，帝国皇室自然是不惜一切要维持皇权的至高无上，先将宗教的世俗神权踩在脚下再说。

　　汉教和正教的同时发展，实际上就是帝国在未来宗教领域的一个主导方针，佛教的各宗派也得到了较多的支持，但在具体的政策上已经开始限制僧人数量，藏传佛教在帝国疆域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它的价值，但在具体的实权上，帝国皇帝拥有确认活佛转世灵童的最终认定权。

　　宋氏烙印对帝国的另一大影响也体现于对民族尚武精神复兴的追求，太祖、形意、太极、八极被正式确定为四大国术，要求各地小学、中学、高中作为体育教程中特殊设立的国术教育，以太祖拳为基础，逐步学到形意拳，太极、八极的学习则不在强制的要求类，属于选修科目，并且在很大层面上废除了传统的师承制度，采用总教练体制，各省设立国术学校。

　　在帝国政府的能力范围内，在经费可承受的范围内，最为简单的国术教育和初高中生的军训教育毫无疑问是最容易出效果的尚武复兴，北方有条件的省份则可以自行在义务教育中增加骑、射的科目。

　　为了增强对抗性的尚武教育，帝国还将摔跤手博作为一种普遍的群众运动推广，反过来吸取日本柔术的一些现代进步之处，重新恢复本国的柔术，甚至连宋彪都踊跃的参与这种柔术运动中，因为规则上和日本存在较多的区别，吸收了罗马古典摔跤的一些原则，所以也称作中式柔道和古典柔道。

　　随着这一运动的恢复和逐步的推广，宋彪考虑将柔术普及到初中教育中，从小锻炼学生的对抗意识，要不畏强敌，不畏对抗。

　　1920年。

　　看似平静的皇帝宋彪实则一直处于某种波澜不惊的巨大压力之下，因为只有他明白帝国此时的辉煌和昌盛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危机。

　　尚武。

　　尚武。

　　再尚武。

　　光复。

　　光复。

　　再光复。

　　进步。

　　进步。

　　再进步。

　　现代。

　　现代。

　　再现代。

　　越是强调学习西方、效法科学的现代化革命，就越要更多的强调光复春秋、复古秦汉的汉文化革命，除此之外，帝国绝无一条真正的活路。

　　历史一再证明，再强大的国力也是虚假的，只有一个强大的民族才能战胜一切敌人。

　　帝国想要维持现在的疆域，想要保证未来几个世纪的昌盛不衰，想要维护民族的生存利益，帝国就只能在宋氏烙印上铭刻的更为清晰，成为一个现代的汉族，成为一个有根有思想的强盛汉族，帝国才有未来可言，才能打败最强大的敌人，甚至是同时打败几个最大强大的敌人，才能在最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凤凰磐涅。

　　庐山会议之后，敲定下一届总理的人选，宋彪就迫不及待的投身于汉教和古典柔道的推广中，亲自主持天坛祭祀，参加在天坛公园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古典柔道大赛。

　　这才是一个男人该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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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也参加了10月份的第一届全国古典柔道大赛，这让很多选手不寒而栗，生怕遇到皇帝，不怕打不过，就怕打的过啊。

　　这一届的中央内阁还没有设立体育总局，全国古典柔道大赛和国术教育都还是归属文教部统管，原则上，宋彪不希望增加新的内阁机构，也不设立国家体育总局，而是将文教部改组为文教体育部，继续由文教大臣统管，以文化和教育之中轴统抓体育工作。

　　听说皇帝也要参加文教部组织的这次古典柔道大赛，原本就因为下一届内阁可能没有自己的事情而苦恼，此时便觉得希望来临，迫不接待的搞了一次劝谏，害怕伤了皇帝的龙体，等宋彪驳回他的提议，他又要搞一套积极护驾政策，不惜改变规则来保护皇帝。

　　所以说，梁启超也不适合继续担任内阁大臣了。

　　思路太老旧了。

　　其实梁启超根本不用担心，宋彪毕竟常年没有经过正规的锻炼了，虽然临参赛前搞了半个月的突击训练，效果也实在不怎么样，第三轮就被一个准职业水平的高手淘汰了。

　　下了场子一问才知道是北京天坛卖艺的摔跤手胡七拐子，让宋彪颇是有点无语，可他估计也就是梁启超安排的事情，提前让皇帝退出不就是最好的护驾吗？

　　好在效果是有了，全国都在积极报道此事，老北京城里有二十几万民众跑来观赛。

　　宋彪一直感觉水平还不错，好歹摔过了蒋作宾，没有道理不进入复赛，结果如此也谈不上是扫兴，还是很高兴大事是办成了。

　　虽然被淘汰了，宋彪还是很有兴趣的一直留在公园里观赛，确实是很有心很有力的想要将此推广为全国性的男人运动。

　　白天的第三轮比赛结束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宋彪特意和摔了自己一个七荤八素的胡七拐子见了面，将自己平时带在身边的本溪军刀赠予给他，以作鼓励，这才乘车离开公园。

　　上了车，陪同他过来的张富田就笑道：“皇上，您的身手真不如过去了啊，得好好练练。”

　　宋彪想了想，发狠道：“每天坚持跑完五公里越野。”

　　张富田笑道：“皇上，五公里越野的话可真是说了好些回了。”

　　宋彪继续发狠道：“那你就看着呗。”

　　张富田还是笑一声，继续回过头看着前方的道路，等着其他几辆车都上路了，才让侍卫开车跟在中央的位置，其实他比梁启超还不希望皇帝亲自参加这种比赛，因为人太多，安保工作真的很困难，所以才会找了胡七这个准职业的选手，还专门安排人特训了一个月。

　　反正黑锅是梁启超背了。

　　只要皇帝不参赛，哪怕就是天天过来看比赛，侍卫处和特勤局都要松一口气。

　　内廷侍卫处是特设机构，直接负责领导中央特勤局、中央保密局，也有权协调秘书局的工作，一等侍卫官的军衔根据资历在上校和中校之间，张富田上校直接负责领导特勤局工作，兼任内侍总长，蒋作宾中校负责协调配合外交部和秘书局的工作，韩春麟中校则负责协调中央军部的工作，新晋升的章骏上校直接负责领导中央保密局的工作。

　　还好皇后对这种事情不是很感兴趣，今天在宗教大臣的陪同下去参观圣马可大教堂的建设，淑妃那是又怀孕了，第二胎了，暂时也不适合参加这种公共活动，让特勤局这边的压力减少许多，若是皇室都来参加，特勤局才叫紧张了，几十万的群众场合，万一有个刺客真是很难说的事情，现在仇恨皇帝的白俄和俄共分子又多。

　　因为白天都在天坛参加古典柔道大赛，原先安排的和新总理提前会晤的事情就被拖后到晚上处置。

　　此时的欧阳赓已经通过了中国光复党的党内表决，正式成为第三任的内阁总理大臣，但他的正式上任还要等到11月份，此时的外务工作由梁敦彦负责处理，欧阳赓则在内阁筹备总所工作，负责挑选下一届的内阁名单。

　　宋彪回到中央宫，晚上和家人一起用过御膳，这才去御书房接见欧阳赓，而欧阳赓则早已就在这里等着呢。

　　帝国的皇帝和内阁其实是两种方向的同盟，内阁负责的是现代化和学习西方，除了特定时期，平时都是穿西装的，而皇帝则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得穿明服，也就是光复龙章礼服，以做为古典光复的象征。

　　双方各负其责，共同推进帝国的进步和发展。

　　用完晚膳之后，宋彪换了一身白底海蓝龙纹的明服走进御书房，欧阳赓则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听到侍卫的通告后，他就迫不及待的站起来躬身等候。

　　等宋彪进了御书房坐下来，欧阳赓才重新直身低头，还是不能坐下，等着皇帝的吩咐。

　　遵循礼制。

　　帝国要想有规矩，必然就要各种各样的礼仪规则。

　　宋彪看了他一眼，这才吩咐道：“坐吧。”

　　欧阳赓谨慎的微微顿首，这才重新坐下来将手中的两份规划书交给皇帝，这里面一份是他所拟定的内阁名单，另一份则是他预期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宋彪将两份报告拿过来搁在侧案上翻看，内阁名单这边问题不大，帝国现在人才日渐充裕，有些不想留的人就可以直接踢出局了，梁士诒是滚蛋了，曹汝霖还继续留用，看看情况再说。

　　袁世凯、徐世昌、梁启超也终究离开了内阁的范围。

　　如今是光复党一党独大，根本无需和外党联合执政，只是出于政治的稳定需要，欧阳赓还是拟定了1/4的外党内阁大臣名单，宋教仁调任法务部长，杨兆麟调任国土资源大臣，蔡元培调任文教大臣，外交大臣是梁敦彦，交通大臣是唐国安，海关总长、警察大臣都变了，不过欧阳赓打算将警察部降一级为警察总署。

　　内阁比之过去要缩减了一部分，很多部门都被欧阳赓合并，农业水利合并为一个部，邮政电报总署裁撤，相关业务一概退出国营。

　　关于这里面的事情，宋彪也都同意了，只是袁金铠有点不乐意，他原本是相当正部级的警察大臣，如今变成警察总长，成了副部级，他自然有点不痛快，可也还是接受了这样的改革。

　　基本上都是宋彪和欧阳赓在回到北京之前就已经商量过的事情，宋彪没有什么特别的补充，大致翻看一边内阁名单，总体还是很满意，这就合起来，继续翻看新呈交的这份《第三个五年计划预规划案》。

　　一五、二五的成就太高，现在想要突破是很难的，而且帝国在工业和产业上的发展更趋右翼自由主义思想，帝国的新三五计划大体都是以扶持、资助为主，并没有进一步的大投资规划。

　　三五的一个重点是电力化，这是过去十年推进比较慢的地方，三五、四五都是要推进城市电力化，后面再考虑推进乡镇和农村电力化，一部分有经济实力的省份在三五就可以推广乡镇电力化。

　　总体来说，欧阳赓的这份三五计划就是一句话可以总结的，那就是——强有力的推进电力和二次工业革命，深化产业发展，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农业移民和新疆域的开发，提高工业科技和工艺水平，优待和保护工农，收缩金融特权。

　　这一届中央政府基本也就要干这些事情。

　　宋彪大致翻看了一遍，思索片刻才和欧阳赓提醒道：“文化和宗教领域的工作规划要加强，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很重要，文化发展也重要，要积极推广全民的审美运动和体育运动，要推广现代美学观念和人文精神。民族的实力要强，精神也要强，你这个方面的规划很不足。此外，收缩金融权的事情稍微推迟一下，工作计划太多，都是大事情，不要失去了重点，这一届政府要做好金融权的收缩问题，但是要等四五年再办，为什么呢，因为你前面要通过银行的贷款和国家债务的方式强行收购超限土地，需要钱啊。”

　　欧阳赓则道：“我和欧阳锡仔细的核算过，如果提前将金融权收缩起来，将银行的增溢权取缔，央行的金融权就能扩大，以目前的中央储备总量来计算，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国内缺乏资金，而是资金大幅度溢出的问题。”

　　宋彪哦了一声。

　　他只是大概提个意见，具体的政策方面还是需要他们内阁自己平衡，犯错就是犯错，对了就是对了，他只做事后诸葛亮。

　　他还是和欧阳赓问道：“你们确定吗？”

　　欧阳赓道：“确定，虽然帝国一直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就目前而言，货币总量还是增加的太快，容易形成金融危机，欧阳锡对这个事情的担心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想要将大银行的增溢权回收。不过，这就需要远东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的支持，而容星桥那边明显是不支持的。”

　　宋彪道：“没有关系，他那边不是问题，取缔增溢权对远东总是有影响的，但还是以服从政府和中央的法律为第一原则。”

　　欧阳赓松了口气，他其实此前一直没有说这个事，等皇帝支持他当总理，他才决定冒险在预案中提出来试探一下皇帝的态度，如果皇帝反对，他就暂时不搞这个事情。

　　见皇帝同意，欧阳赓这才说到重点，道：“现在问题是财政大臣张康仁并不同意这样的金融政策，我和他已经做过几番交谈，如果他还是不同意，我考虑过安排其他人担任财政大臣的职务。”

　　听到这话，宋彪才知道欧阳赓是想安排欧阳锡担任财政大臣。

　　这倒不是不可以。

　　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宋彪还是反对道：“暂时还不需要，朕会和张康仁谈一谈。其实在一战期间，各国滥发的货币总量还是很惊人的，英法的货币准备率都严重不足，朕感觉这种情况也很危险，暂时还说不清楚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但我们不能说咱们的情况好很多，所以就掉以轻心。在国际经济情势有利于我们的情况下，一味追求产能和投资的增长是不合适的，应该更多的寻求科技、教育、技术和创新所维持的增长。这些年是一个过渡期，中央的金融政策要适应这种过渡期的变化。简单的说，现在的帝国并不用追求速度，而是要追求质量和稳定。”

　　欧阳赓心中愈加高兴，赞道：“皇上圣明。”

　　宋彪也不打算再说什么，总体而言，他觉得欧阳赓还是一个比较适合这个阶段的总理人选。

　　一战期间的各国政府大量超额滥发货币导致各国货币的黄金储备率严重不足，随着战争的结束，大量货币在国际资本市场泛滥，特别是在美国市场的大量涌入导致工业产能扩张过快和股市泡沫，最终因为英镑的金本位危机而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

　　从现在开始，帝国也确实要为这种大萧条作出充足的准备。

　　帝国现阶段就应该乘机摆脱依靠外资流入式的大幅度增长，应该追求内需和金融独立的发展政策，避开世界大萧条的那种冲击，这也是本届内阁政府实际需要努力的方向。

　　一战的战争繁荣结束后，帝国在191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477亿中圆，相比1913年增长了2.43倍，与此同期，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13年的391亿美元增长到1919年的673亿美元。

　　这种增长本身都有较多的通货膨胀因素，虽然中圆和美元的含金量都没有任何变化，但都采取限制兑换黄金的临时政策，这也是两国货币可以大规模增发的主要原因。

　　比之英法的货币超发，中美日三国肯定要好很多，这是一战的三大受益国，三国的黄金储备、国际债权、经济总量都在战争期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日本，其工业出口增长了30倍，国民总产值也随之增长到57亿-60亿日元的规模。

　　美元的含金量是1.50463克纯金，而中圆的含金量是0.7535克，两者的币值比是1.99685：1，基本可以等同为1美元兑2中圆。

　　换而言之，美国的GDP总量是中国的2.82倍，但美国人口是1.05亿，而中国人口则是4.5亿，人均产值就相差了12倍。

　　差距就是空间，对中美而言是如此，对中日而言也是如此。

　　宋彪相信，只要帝国的农民平均都能拥有更多的土地，粮食产能增加上去，新占领的土地开垦出来，山地、丘陵地区和草原地区的农牧林业发展起来，渔业发展起来，养殖业也发展起来，光是依靠农业的发展都可以将帝国的总产值和总税收进一步推向更高的阶段。

　　因为中国现在不仅有了更多的土地可开垦，也有充裕的劳动力，所欠缺的就是将劳动力更好的转移到需要开发的地区，只要政府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积极推动农业的发展，让农民先富裕起来，帝国的经济就大有可为。

　　所以，帝国不用急，更要稳，稳稳的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才是帝国培育广阔内需市场和帝国长久发展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