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说法，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因为大总统的职位被袁世凯拿去了，而且他后来复辟当皇帝，完全破坏了民主共和。其实，袁世凯最初当选大总统，是名至实归，大家都认为应该由他来出任总统，没人认为应该是孙中山。所谓的“篡夺”一词，在当时并无此说法，这主要是后来人的观点。而至于复辟，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话题。纵然当时袁世凯有自己的问题，但当时一些人眼中的最先进的共和体制本身也潜藏着问题。

　　有人讲，如果袁世凯不称帝，那么他可能会慢慢走出困境，可能会使中国顺利地往前走一点。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袁世凯能不能经受住考验，能不能坚持他的信条，按照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做法坚持做下去，能不能让中国变个模样，他有多少有效的杠杆、有效的手段，这些其实都不好说。

　　共和体制的问题

　　什么是体制问题呢？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国家最高权力的所有者从皇帝变成了总统，民众都不太适应。而国会的运作，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等西方话语，中国人也一直不是很清楚。此前虽然有预备立宪的尝试，但毕竟这种尝试是很短暂的。而且，预备立宪的准议会和后来的国会也不一样，因为当年的内阁并非由资政院选出，而且一半的民选议员也都是由地方谘议局选上的。这两者至少在程序上存在不同。国家一下子改成共和制以后，的确使百姓比较困惑。民众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样的职务，也不知道没有皇帝的生活该怎么过，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底。整个中国的伦理结构也出现了问题：由于缺乏了皇帝这一要素，传统的纲常伦理都乱了，各种纷扰先后出现。

　　袁世凯自己也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安抚那些把他当做曹操的人。当时有很多有旧道德的人，他们认为在革命党人闹事、各地独立的情形之下，袁世凯应该扶助清朝，而不是自己当总统，这是一种背叛。像掌握了兵权的张勋，还有过去淮军遗存的老底子，这些带兵的人对袁世凯的行为都有过非议。冯玉祥曾经回忆说，即使是在北洋军系统内部，他也听到同僚和一般的士兵在背地里骂袁世凯是曹操。袁世凯必须着力安抚这样一批人。其次，袁世凯还要想办法去应付同盟会，也就是后来的国民党。他对怎么与革命党打交道显然还没什么经验。这些人在革命后的生存状况，对当权者的看法，以及他们会对政局造成哪些影响，这些问题其实袁世凯都不是很清楚。显然，这也是袁世凯的难题。

　　更大的难题是国家因为政权转换而造成的不同性质的动荡。各地的乱民乱党乘机闹事，社会不稳。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也出现危机，无论是内蒙和外蒙，还是新疆、西藏，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分离危机。因为当时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些边疆少数民族认同和效忠的是清朝皇帝，边疆地区跟中原的联系是建立在他们跟满族皇帝的个人性质的联系之上的，而一旦皇帝没有了，外蒙、西藏等地就先后出现了分离倾向。在满人政权不稳之前，清政府曾经加强了在边疆地区的驻军，但在革命后也都撤出来了。而且，这些地方都有外国势力的介入，西藏有英国，外蒙有沙俄，所以这两个地区首先出现不稳。

　　袁世凯在接受总统之职后，对于马上就要到来的国会大选没有准备，他也不知道怎么应付，所以第一届国会大选基本是没有*控的大选。相对来说，也没有多少人竞选，整体上比较平稳。在此之前，同盟会已经联合了许多小党成立了国民党，这次大选中国民党取得大胜，在参众两院中获得多数席位。当时国民党虽然把总统位置让给了袁世凯，但他们在议会选举中的大胜使他们感觉自己权势如日中天。那个时候，国会被认为是代表民意的，所以谁掌握了国会就意味着谁掌握了天下。宋教仁当时也是踌躇满志，准备组建责任内阁，而且，当时这些人已经筹划着把民国体制由法国体制彻底改内阁制了（孙中山交班的时候，已经由美国体制改成了法国体制），也就是把总统制改成内阁制，让总统变成虚位总统。革命党人认为这个过程会比较顺利，就好像使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一样。但实际上，同盟会或者说国民党大胜的原因，不在于联合了很多小党，也不在于代表了多少民意，而在于袁世凯没有对这次选举进行任何干涉——他没有意识到，或者可能意识到了也没有时间来操控。

　　当时的选举跟此前选举谘议局、资政院一样，是由地方士绅负责操办的，所以到最后选举过程就成了一个具文，主要是由地方士绅来决定谁当选。投票只是个过程，事实上是没有投的。那谁来当呢？由于地方士绅并不确定共和制是什么，更不清楚共和制下的国会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他们倾向于选那些出头露面的革命党人或者是与革命有关系的人。很多代表都回忆说，他们是在家乡被提名为国会议员的，但他们既没有去竞选，也没有去拉票，什么都没搞，坐在北京就当上了国会议员。那个时候是革命缔造共和的嘛，所以，多数的选票都是这么来的。

　　但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实际上是没有力量的。在革命之前同盟会已然出现了分裂的迹象，革命之后，由于利益之争，这种分裂的问题更为严重。同盟会中光复会一系本来就对孙中山不满意，现在因为政权建设之争，对孙更为不满。原来华兴会系统的这帮人，很多都把票投给了孙武参与组建的民社（后来并入共和党）。孙武这人很有意思，为了革命把名字都改了，当时革命党党魁乃是孙文，于是他就改名叫孙武，以致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孙文的弟弟。当然，这应该也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革命后这位以孙文弟弟自居的孙武居然投到了黎元洪帐下，与同盟会相颉颃。同盟会人心离散，没有重心，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缺少可称道的表现，因此这一时期他的威望跌落了很多，缺乏笼络众人的能力。黄兴在革命中打了那么多的败仗，虽然做了很多事儿，但没有获得广泛认可。宋教仁参与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四处张罗选举，但他也没什么服人之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不一定只是章太炎的说法，我们毋宁把它看成当时真实状况的反映。因为会党的参与，革命后建立的秩序往往被这些人破坏，弄得一团糟。地方上的民众对于革命党的印象很不好，认为这些干革命的人都是乱党，就跟前清时候的会党一样。因此，国民党虽然在选举中成了国会第一大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有很强的力量。在国民党成立以后，其议员也常常倒戈，可能吃顿饭就被拉走，就叛党了。这其实就证明了当时的国民党处在一种虚胖的境地。孙中山被袁世凯忽悠去当铁路督办了，他声称要在十年内为中国建二十万英里铁路，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根本不靠谱的事儿，但他就那样去张罗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他就是喜欢这么去说话。但这么说话的后果就是，那些搞实业的人也觉得孙中山不靠谱了。我们搞铁路搞了这么多年也没弄出什么大名堂，你一来就声称能修出这么多的铁路来，这不是孙大炮嘛。

　　也就是说，国民党看起来力量强盛，实际上则是一盘散沙。而经过几次交锋之后，袁世凯已看透了国民党的诸多弱点，也看透了孙中山等人的毛病。此时的袁世凯对于共和是没什么认识的，他认为此时的中国跟以前一样，办不了共和制，但是既然已经建立了，那就只能这样将就了。但即使是将就，也不能任由国民党去闹。

　　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

　　而袁世凯习惯的是用传统政治的那些方式来对国家政局进行控制。比如说，尽量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尽量用权力技术进行操控。他相信对所有人都可以实行笼络，包括国民党此时的实际党魁宋教仁。他还喜欢进行实力控制，喜欢玩儿点小花样——虽说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北京政变是袁世凯直接下令的，但是他跟这一事件肯定脱不了干系，至少是跟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有关联。如果袁世凯不愿意南下就职，直接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即可，但是袁世凯一边答应迎袁公使团的要求，一边又组织一场兵变，然后以此为借口，称自己去不了。这种做法仍然遵循着传统政治的权术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式在中国非常有效。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不仅试探出了国民党的实力和能耐，他也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能力和权限扩大化。唐绍仪当第一任国务总理的时候，曾想超越党派，好好办共和，但是办不了。袁世凯为了保护核心利益，比如在决定直隶都督的人选上，可以绕开与其政见不符的唐绍仪，直接任命。唐绍仪很生气，按照民初体制，我不副署，你的任命怎么能够生效呢。但按照袁世凯的想法，他的总统就是按皇帝的方式当的，直隶都督对于袁世凯而言关系重大，这个他不能让步，即使是违规他也认了。

　　因为宋教仁案，袁世凯也跟其他人发生冲突。现在宋案的研究很多，各种说法也很多。以前是一边倒地认为这是袁世凯个人的阴谋诡计，但现在很多人认为暗杀不一定就是袁世凯最真切的意思，可能是袁世凯手下人猜度他的心思猜度错了，想讨好他，所以就直接办了。还有一些研究者干脆断定这根本就不是袁世凯的意思，因为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也有人认为这个可能就是国民党自己内部火拼闹出来的。反正众说纷纭。现在让我看来，袁世凯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北洋集团参与这件事的可能性最大。不然，正如上一讲提到的，应桂馨这样一个小小的江苏驻沪巡长，怎么就会与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和国务总理赵秉钧等人有这么多的单线电报往来呢？而正好这个应桂馨又是直接收买杀手的操作者。所以，国民党实际的党魁被杀，尽管这一案件事关重大，如果能够通过法律解决最为恰当，但在当时，可能双方都没有通过法律解决的耐心，尤其是国民党这边，最后就仓促发动了战争。而国民党在此前也的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认为武力反抗袁世凯是没有大问题的，至少能够在南方造成一个割据之势，但最后根本不是这样，二次革命基本是不旋踵就失败了，失败后大批革命党人被迫流亡。

　　在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过程中，显然袁世凯得到了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人们认为国民党比较没理，因而国民党相当孤立。但是袁世凯的解决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天衣无缝。宋案本身的疑云仍有很多，在此之前，为了拉拢黎元洪，还曾经有过杀害张振武的案件。这样一些疑云为后来袁世凯的统治造成了障碍，这就是过去中国王朝关于得天下是正还是不正问题的讨论，若是在建国之初发生了这样一些案件，就说明得国不正，是有问题的。

　　而袁世凯还要依靠国会把他选成大总统。虽然说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但袁世凯很清楚，这些议员是会把他选出来的，因为他已经打完仗了，而国民党本来就是一盘散沙。这些议员主要是想来北京当官的，他们不认为自己乃是民意代表，而自认为是国家的官，所以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并不多，很多都是贪图个人享受。国会第一个议案，就是给议员加工资，一个月五百大洋。当时两院共计八百人，号称八百罗汉，仅一家机构就有这么大的财政负担，很离谱。自己给自己定这么高的工资，显然他们很贪图享受贪图富贵的。袁世凯因此而吃定了他们肯定会把自己选为总统，否则就不会放手让他们选了。袁世凯只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派出一些由军警组成的公民团去包围国会。但是这么做就惊动了一些人，结果反而使得投票很麻烦。不管怎样，到最后总算是把袁世凯给投出来了。他当选正式大总统以后，就把国会给抛弃了——追缴国民党议员的代表证书，然后就把他们驱散了。而国民党代表当时占国会多数，现在他们一走，国会投票无法构成最基本的法定人数，就等于废掉了。开始梁启超等人还很高兴，认为国民党的刺头走了，进步党等其他党派就能在两院占多数了，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结果是国民党都被赶走了，这时国会不能成其为国会，那么所谓的相对多数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梁启超等人也很疑惑，为什么搞完革命之后，这个共和制政府的国会状况还不如晚清。后来袁世凯为了安抚这些人，搞了一个政治会议，但这个会议不是议会，只是一个政府的咨询机构。这就是袁世凯的不对了，如果觉得议员不行，应该重选国会代表，但现在只是把国会降级缩编为政治会议，这大有问题。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但是此前我们讲的共和制所带来的那些问题依然困扰着他。他认为老百姓还是不习惯没有皇帝，而且整个统治体系，包括他的官僚集团和他的亲信部下都出现了疑问：需不需要效忠？向谁效忠？怎样从忠于皇帝转向忠于国家？忠于国家了，袁世凯高不高兴？可否使民众对国家的效忠转变成对袁世凯的个人效忠，以强化总统的权威？这样的问题都很明显地摆在了他眼前，他是没有权威的，他连那些当了国务总理或是各部总长的老朋友都控制不了，更不敢处理手握重兵的军头。

　　老百姓琢磨不清总统是什么东西，总统跟皇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中国没有皇帝了，等等。老百姓如此，官僚如此，军头更是这样了。二次革命以后，大批北洋军都被派驻到地方各省，于是一些高级军官也转成了地方各省督军，当了督军的各个军头有了地方行政权以后，很快培植和扩张起各自的势力，不大听中央的话，而中央也没法处理。袁世凯时期，层次低一些的文官犯事了他还是敢处理的，比如也杀过一些局级的官员，但是对于犯错的军头他不敢处理，这就加重了骄兵悍将的骄横程度。这是北洋系统内部的问题，所谓的内忧问题，主要集中在权威性不够这一点上。所以，这个时候国家比较乱，从白朗起义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出现白朗起义原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白朗起义就是一帮土匪闹事，但是因为有国民党人的掺和，所以后来的历史记载把它抬得很高。这次起事规模也不大，而且没有基础，但是各地就是剿灭不了，北洋政府费了很长时间才总算把白朗干掉了。北洋军最初打国民党打得那么轻松，现在围剿一个白朗却这么费劲，白朗起义背后所反映的是各地的割据与秩序的混乱，也暴露出了袁世凯政权的虚弱性。

　　袁世凯本人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他对于整顿内政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正因此，原来在革命前对革命抱有极大憧憬的人在看到民初政局乱象横生的现实后，都感到非常失望，那些本来就很怀疑革命的人此时就更加失望了。所以这一时期大批的遗老遗少都出来了——清朝覆灭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有谁要为这个王朝殉节，但这个时候都出来了。他们都觉得民国不好，鼓吹民国还不如清朝的言论，对民国极尽冷嘲热讽。而且这些人也不是泛泛之辈，像沈增植、劳乃宣等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很大，一说话就能引领社会潮流的，所以大家普遍觉得，民国的确没有搞好。

　　而这个时候，外交也出事了。1914年，一战开始了，欧洲列强忙于内部厮杀。对我们东方人而言，一战就是欧战，因为战场基本就是在欧洲。当时东方的日本也参战了，但是它只打了一仗，就是发动了对驻扎在中国青岛的德军的攻击。此时德军并没有多少力量，而且大多是海军，日本人攻击德国人，基本是杀鸡用牛刀了。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打了两个多月，中国人对此也毫无办法。当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开战，日本胜利之后，沙俄在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范围被日本继承，相对来说，日本的统治比沙俄要温柔一点。但是在山东，胶济线和青岛原来是由德国人统治，他们的统治方式又要比日本人文明一点。所以，日本人取代德国人对青岛及胶济线沿线地区进行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温柔的统治被一种蛮横的统治所取代，这样老百姓是很不舒服的。后来美国人曾经做过调查，他们问中国人，当时德国人占领这块土地时，中国人好像没有进行强烈抗议，但是换成日本人后，为何中国人的反应会这么强烈呢。中国人解释道，德国人的统治比较规矩，而日本人相对不规矩。

　　日本人的这场战争虽然规模较小，但对中国的骚扰却是比较大的，而且日本人很蛮横，在打德国的过程中，其实占去了山东各个地方，它根本不把中国的驻军当回事儿。而且日本并没有就此罢手，有一部分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独占中国的一个良机。所以，麻烦来了。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时带了《二十一条》，要求直接面见袁世凯总统。《二十一条》中的每一条都很不好，其中最可恶的是第五号条款，它要求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其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而且在某些时刻日本顾问有权做出决断。这就相当于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使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袁世凯看到这一条款后，意识到日本“直以朝鲜视我”，震怒，也很惊慌。本来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第五条是建议性条款，就是说中国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交这一文本时，根本就没提到这一点，他就是要让中国全部接受。袁世凯当时立即找来各部总长和机要秘书商量对策，那时候陆军总长段祺瑞非常愤怒，主张和日本开打，认为这些肯定不能接受。袁世凯问段祺瑞，若真打起来，中国军队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段祺瑞想了想，说估计只有三个月。袁世凯一想，这肯定不是上策啊，那还是先谈吧，于是他就让外长陆征祥想办法去谈，去跟日本人磨，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在谈判的过程中，日本人曾警告陆征祥，这些谈判都是机密，不能透露给任何人，不能告诉别的国家。但中国代表一边谈，一边又把谈判细节通报给英美各国的驻华使节，希望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所以很快《二十一条》的消息就走漏了，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政府都开始对日施加压力。比如英国，英国此前跟日本是有合作盟约的，但这个时候开始有人质疑和日本结盟的前景。英国人当然也不希望日本人完全控制中国，因为英国在中国仍然有很大利益，事实上，作为侵略中国最早的西方国家，在中国利益最多的一直就是英国人。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日本被迫作出声明，称第五号条款只是一个建议性条款。后来曹汝霖自己贴金，说这个成果是中国人争取来的，中国人也派了说客去日本游说日本政府。其实在一开始，日本政府就定第五号条款为建议性条款，只是日本公使在向中国传达的过程中有意做了改动。而且日本公使把第五号这个建议性条款和其他条款放在一起本来就是个阴谋。为什么呢？这个条约统称《二十一条》，人们提到它就会首先想到第五号条款，日本政府逼着中国签，这样即使第五号条款没有被中方接受，但在外界看来，如果中国签了《二十一条》，那么可能中国还是接受了第五号条款，那这样袁世凯就完蛋了。日本政府当时并没有做好全面与中国交战的准备，它当时进行战争动员时，也只是动员了在华的日军，并没有真的想要跟中国打，但是袁世凯却屈服了。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人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图谋，就是搞臭袁世凯的声望。他们对袁世凯真的很头痛，在朝鲜时日本面临的中方对手就是袁世凯，而在和袁世凯的几次冲突中，日本人都没有占便宜，所以历史上日本政府就跟袁世凯有宿怨。在日本人眼里，袁世凯是政治强人，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改变，如果袁世凯能力足够强，那么，中国可能真的会由弱转强，成为日本扩张的重要障碍。因此，日本要做的就是把袁世凯搞下去。所以日本人曾在中国鼓吹，说孙中山搞共和是可以的，因为他之前就是叛党，袁世凯凭什么共和啊，他是清朝的重臣。这是他们的宣传噱头，实际上他们是想将袁世凯除之而后快。

　　在1915年5月9日，袁世凯签了《二十一条》之后，他也很难受。我们不能说袁总统就是不爱国，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他来说可能比一般的老百姓所想的更为息息相关。所以他声泪俱下，跟他的部下说：我们一定要奋起，我们再不自强就要完蛋了，我们要好好地干，十年后再跟日本人算账。但是，不管袁世凯是何心境，他的确因为这个《二十一条》而声望大跌。内政如此，外交还办成这样，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怎么服人呢？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袁世凯自己也很焦虑，考虑该如何挽回这个局面。按道理，应该把政治弄得更加清明一点，然后再去做几件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事儿，这是中国人对权威塑造的一般性理解。而当时的环境给袁世凯留下的余地并不多，树立威信的方法的确没多少，然后就有人给他出主意了：那你干脆称帝吧！称帝很简单啊，称帝就是一个政治程序操作，又能够很快就塑造起自己的权威，而做好内政外交比称帝要难得多。

　　在最初思考这个建议时，袁世凯是有些顾忌的，筹安六君子在外界为复辟鼓噪时，其实跟他有间隔，更多的事情都是袁克定在具体操办。袁克定这个人对袁家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比袁世凯更喜欢权术，正是因为他的存在使得袁世凯和外界存在间隔，而袁世凯一度还坚决反对称帝。所以曾有人认为，这事儿跟满洲宗室也有关系，鼓吹帝制可能是想恢复清朝。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是想先趟个路、搭个桥，把权力交还给清朝皇室。到后来形势越来越明朗的时候，袁世凯也听不到多少反对的声音。这的确非常奇怪，虽然有些媒体对恢复帝制持批评态度，但没有哪一派政治势力公开出头反对，梁启超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也是在袁世凯称帝前夕才发表的，此前看不到任何所谓的强烈反对。

　　只有袁世凯的一些老朋友向他表示过明确的异议，比如严修。严修在当时真的算是一个世外高人，而且品格很高尚。当年袁世凯被载沣赶走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为他送行，只有杨度和严修前来，而且严修送完人后还回到衙门起草了一个奏折，言辞激烈地表达抗议，抗议清政府罢免袁世凯的举动，然后挂冠而去。等到1911年袁世凯被再度起用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严修，希望他回来襄助大事，并明确提出把财政总长的位置留给他。但袁世凯再三诚邀，严修一直拒绝。严修希望到民间办教育，在社会中支持袁世凯（后来南开大学的建立就有他的贡献）。严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够意思的朋友，但在此时严修就直接言明，不同意袁世凯称帝。

　　此外，还有些遗老也不同意，不过他们的理由是另一回事儿。总统是任期制，就是说你当总统了不意味着国体会发生改变，你上台不意味着国家进入了“袁家王朝”，但是你当皇帝就是另一回事儿，这样就会开创一个新朝。而若是要建立新朝，你总得有一点点文治武功吧，比如对外有点征服事业，把日本人打败了，这样国内士气就会大振，然后所有人就都老实了，或者就在国内把各种政治势力摆平一点，取得一点政治功绩。但事实上，袁世凯两个方面都没有，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让人非常沮丧和焦虑。在这种普遍的焦虑当中，袁世凯没有解决的办法，反而想通过称帝来渡过危机，这是很荒唐的。遗老们认为，一般的开国元勋、开国皇帝都是有两下子的，至少他的文治武功能够把人震了，这样称帝才能顺理成章。而当时袁世凯的逻辑正好颠倒了，他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政治资本来当皇帝呢？

　　还有一些人本来就对袁世凯有疑虑，他们主要是各地的军头。尤其是那些非北洋系的军人，本来就和袁世凯统治集团有点离心倾向，一直害怕袁世凯把他们铲除了，比如南方的唐继尧、陆荣廷他们。袁世凯不称帝，还真不好反，一称帝，正好可以借口反复辟反他。此外还有些文化人，比如梁启超认为，中国已经共和了，按照他们当时所秉承的进化史观，历史只能进步不能回退，而历史的进步和制度的演进是相匹配的。康有为的新三统里面曾经说过嘛：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民主共和，就是太平世了。我们好不容易已经进入第三统了，制度不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弥补，怎么能倒退呢？怎么能复辟呢？对于梁启超这种深受进化历史观影响的人，历史是绝不允许倒退的。

　　所以，尽管袁世凯在复辟准备阶段没有看到过多少反对的力量，但其实反对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被表面现象遮蔽掉了。就是说，袁世凯一旦当了总统，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看到许多真实的情况，即使看到了，可能也会倾向于视而不见。因为人们总会偏爱选择性知觉，好的东西，表面的东西他就愿意看，连一个外国人办的报纸，也就是《顺天时报》刊登的关于支持帝制的消息，袁克定都要把它重印后呈交袁世凯。古话讲忠言逆耳，很多时候忠言是进不去耳朵的。之所以进不去，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政者主观上不愿意听，他自己有一个心理屏蔽机制，在接触到这些信息时就把他不想听的东西屏蔽掉了，袁世凯也不例外。严修后来回忆，帝制闹起来的时候，最初他能见到袁世凯，后来就见不着他了。袁世凯传话，让他去跟筹安会的人讲，严修就火了：我跟筹安会的人说得着吗？我凭什么跟他们说啊？我就要跟你说，你不听拉倒，就算了。所以，袁世凯不称帝还好，一称帝就乱了。

　　袁世凯的悲剧

　　袁世凯称帝时，古德诺那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影响很大，古德诺当时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的文章本身没什么大错，中国的国民的确不适合总统制，但是他也没说现在就是适合复辟。袁世凯此时是当不了皇帝的，因为各种势力都在反对。而且，由于历史已经走到这里了，进化论的价值观还没人能够质疑，它是一种很强势、很有市场、很有说服力的价值观。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人就认为，袁世凯称帝，就相当于反对人类进步，反对历史进化。总之，不管反对者所持的是什么居心，各自有什么样的怀抱，进化论的声音已然把所有的想法都统一起来了。这就极大地孤立了袁世凯，连他的亲信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都反对他，所以袁世凯最后就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还好袁世凯死的时候像一条汉子，他没有把复辟一事推诿与人，而是承认是自己糊涂，贪恋权位，并对没有听严修的话悔恨不已。袁世凯认为严修不求名不求利，乃真正之国士，国士在前，自己却听不进忠言，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袁世凯觉得自己是咎由自取，但是没办法，现在局面已经变成这样了。

　　再说杨度。复辟的主意出得很馊，但是杨度在中国历史上也能算一个智者，他先是办新政，后来又到袁世凯处当幕僚，做得都挺好的。本来袁世凯想让他做教育部部长，但他不屑于做，他一直以帝师自诩，自认为学的都是屠龙之术，要做的是大事儿。杨度看到中国当时不适于共和制，可能恢复帝制要好得多，便把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不过，他确实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虽然说从道理上讲，当时中国有个皇帝最好，但在情势上，没人有资格做皇帝，谁做谁倒霉。袁世凯曾说过，让他做皇帝，简直是把他放在火炉上烤，但是最后他真的就坐上去了，而且还是杨度把他推上去的。杨度是一个真诚的君主立宪者，他认为中国适合的就应该是君主立宪，所以他一手策划的复辟并不是说要回到君主专制，而是要建成君主立宪。张勋复辟之后，杨度非常失望，认为张勋彻底地把他的理想糟蹋了，所以后来就比较颓唐了。

　　当然，袁世凯的死亡也存在偶然性。袁家流传着一个迷信，说男性都活不过六十岁，所以袁世凯只能活五十九岁。不过我觉得，如果没有称帝这回事儿，他应该能够活得更久，他称帝就赶上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然后他在一急之下就病倒了。即便他不死，复辟失败后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经过这次大挫之后，他肯定是当不成总统了，即使可能还会在总统的位置上待段时间，但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

　　袁世凯死后，中国的政局就陷入了一种更加混乱的境地，没有当家人了。以前至少有一个人还能当总统，但现在想找一个能服众的人来当总统也是不可能的了。黎元洪为人不错，他是早期的海军学生，后来一路走来当陆军军官，在武汉新军当旅长，随后任湖北都督、副总统。他杀张振武是被这帮革命党人逼的，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而且他也没把在报纸上抨击他的人怎么样。他算是个好人，但是，他的确没什么用。忠厚老实的好人当不了中国的总统，他只能挂牌当虚位总统。段祺瑞可不可以当呢？段祺瑞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次于主公袁世凯，他很有政治野心，也很有手腕和想法，也有很多特别的优点，比如用人不疑，对自己帐下的人非常信任，从来都不吝啬，自己不贪财、不好色，等等。但实际上，从气局上讲，他要比他的主公差一点：他能够对进入自己帐下的人全力包容，但袁世凯也是对所有人都能包容的（如果不是革命党在宋案之后挑起战端，他连革命党人也能包容，可以给他们找块地方设个职位），而段祺瑞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另外，段祺瑞在知人方面的确远远不及袁世凯，袁世凯对自己所用的人是非常清楚的，但段祺瑞常常会用一些草包�

　　��这些草包经常会给他坏事儿，就算用的是能人也有问题。比如他的第一号谋士徐树铮的确算个能人，但太过独断专行，后来段祺瑞很多事儿都是被他搞坏的。

　　除了北洋系之外，当时的西南军阀也较有势力。比如唐继尧，此人野心也很大，他自称是东大陆主人，自诩东亚第一人，他创办的云南大学当时的校名就叫东陆大学。他特别自信，但事实上能力比段祺瑞还要差。而草莽出身的张作霖、陆荣廷等就更不行了，他们的修养和文化水平比段祺瑞、唐继尧等人差得更远，可能他们会一点笼络之术，但除此以外就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本事了。至于说已经没有什么实力的孙中山等人就更不行了。总体上说，当时中国真的没什么人物了，中国当时就处在一个无权威状态。

　　而这样陷入无权威状态的中国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处于政治上的纷乱状态对日本人而言极为有利。所以袁世凯死后，中国的地方割据真正开始，各地军阀并起。袁世凯时代，各省的督军还多少对中央保持着一点服从，还能给中央上解一点钱粮税款，但是袁死后，这种事情就没了，中央政府从此政令难出都门。当然，也不是说中央完全控制不了地方，而是要想控制，就得先给钱。往往地方从中央拿一万块钱，就给中央办一千块钱或者一百块钱的事儿，要是中央不给钱，地方啥事也不办，中央政府对此毫无办法。整个体系，上下不服从的问题更为严重，原来是革命党不行，他们捣乱有余、治国不足、内讧不断，现在问题迁移到了北洋系身上。所以，就国家重建而言，袁世凯的失败意味着中国也输了。

　　有人讲，如果袁世凯不称帝，那么他可能会慢慢走出困境，可能会使中国顺利地往前走一点。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袁世凯能不能经受住考验，能不能坚持他的信条，按照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做法坚持做下去，能不能让中国变个模样，他有多少有效的杠杆、有效的手段，这些其实都不好说。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许多问题，他也曾试图解决，比如面对社会伦理道德水准不断滑坡的现实，他也尊孔，主持祭天了，有关军事的问题他也在动手解决。但这些改革的效果都不太明显。向前看，他无法摆平那些先进知识分子的舆论抨击；向后看，那些遗老遗少也对他很不满意。在没称帝时，袁世凯就是因为看不到能够解决问题的出路才出此下策，想通过称帝的方式来重塑权威，进而雷厉风行地推行一整套治国策略。可能今天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什么事都希望通过中央集权这个杠杆来解决问题，这在当时中国是行不通的。如果换一个思路，按照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慢慢走，可能中国还有希望。不过我们也不能太乐观，毕竟现实的环境实在恶劣，当时的外部环境和世界秩序都不允许你慢慢变法图强。那是个丛林时代，西方的列强，尤其是日本给不给中国这样一个转变的机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