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虑到由贝利亚出面去帮我说服斯大林，可能很快就会有答复。为了防止错过他的电话，就连到饭点时，布拉科夫请我去餐厅吃饭，都被我拒绝了，我只让他给我带点面包、奶酪之类的回来就可以了。

　　看到布拉科夫朝门口走去，而卢涅夫还坐在原地没动，我不禁奇怪地问：“卢涅夫同志，您怎么不去吃饭啊？”

　　卢涅夫面带忧色地看了我一眼，幽幽地说道：“莫斯科那边还没打电话过来，我哪里还能吃得下去啊。”

　　我本来对贝利亚说服斯大林一事充满着信心，此刻见到知晓此事的卢涅夫，都表现得如此坐卧不安，心里顿时变得忐忑不安起来。

　　布拉科夫这个人不错，他去餐厅就餐也没有忘记我们，在回来时，还专门让战士给我和卢涅夫送来了晚餐。看着我俩坐在桌边开始吃起来，他才小心地问：“奥夏宁娜将军，莫斯科有电话打过来吗？”

　　我苦笑着摇摇头，回答说：“暂时还没有，估计事情有点棘手。”说完这话，我忽然想起在接受任务后，就匆匆离去的阿富宁和布科夫两人，赶紧又问，“我的那两个部下都安排好了吗？”

　　布拉科夫点了点头，说道：“放心吧，我都把他们安置在军人招待所，有什么事情的话，我的部下会为他们提供帮助的。”

　　他的话刚说完，摆在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布拉科夫扭头看了一眼，随后说道：“好像是高频电话在响。”说完，便快步地朝办公桌走过去。

　　听说是高频电话在响，我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莫斯科方面来电话了。连忙将手里吃了一半的面包放回盘子，起身跟在布拉科夫的身后走了过去。

　　布拉科夫拿起电话听了片刻，便将话筒向我递过来，同时说道：“奥夏宁娜将军，找您的电话，是从莫斯科打来的。”

　　我刚把听筒贴在耳边，就听到里面传出了贝利亚的声音：“奥夏宁娜同志，你现在身边有别的人吗？”

　　“除了乌曼的卫戍司令布拉科夫少将外，”我扭头朝坐在桌边吃东西的卢涅夫看了一眼，如实地报告说：“还有您的部下卢涅夫同志在。”

　　“让他们先回避一下。”贝利亚语气严肃地说道：“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好好谈谈。”

　　“贝利亚同志，”听到我在和贝利亚通话，卢涅夫也停止了就餐，起身走到了我的身边，想听听贝利亚有什么最新的指示，试问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好意思将别人撵出去，只能为难地说：“这件事，让卢涅夫同志知道，也没有关系吧？”

　　“不行，立即让卢涅夫和那个什么卫戍司令，都回避一下。”贝利亚用异常严厉的语气说道：“我要和你谈的事情非常重要，不能让第三人听见。”

　　站在旁边的卢涅夫听到了贝利亚的话，为了不让我为难，他冲站在桌子对面的布拉科夫一摆头，说道：“走吧，将军同志，我们到外面去抽支烟。”

　　布拉科夫也是个聪明人，见卢涅夫叫他到外面去抽烟，立即猜到了对方的意图，点了点头，拿起放在桌上的烟盒和火柴，跟着走了出去。

　　见两人都离开了办公室，我这才对着话筒说道：“贝利亚同志，他们都离开了，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谈？”

　　“我来问你，”贝利亚没有任何的寒暄，便开门见山地问道：“你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遇到那名告诉你，说卡恰洛夫将军牺牲在敌人炮火下的战士？”

　　我听到他忽然问到这个问题，心里不禁咯噔一声，暗说不好，事情穿帮了。但考虑到对方的身份，我却不能向他承认这件事是我胡诌的，只能含糊其辞的说：“贝利亚同志，具体的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遇到的那位战士吧。”

　　“奥夏宁娜同志，都到了这种时候了，你还要对我撒谎吗？难道你忘记我所领导的内务部，是做什么的吗？”见我还在胡编乱造，贝利亚有些火了：“这件事如果不是我帮你隐瞒着，只要被人捅到斯大林同志那里，你不光会被撤掉大本营代表的职务，同时还会彻底失去最高统帅本人对你的新人。”

　　从贝利亚所说的话中，我猜到自己所说的话里，肯定出现了什么破绽。如果在搞不清状况的情况下，一味地辩解下去，没准情况会越来越糟糕，因此我打算转守为攻，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此我硬着头皮反问道：“贝利亚同志，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惹得您这么生气？”

　　“我给你念念卡恰洛夫中将的履历吧。”贝利亚也没给我废话，直接拿起一份文件念了起来：“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卡恰洛夫，苏联陆军中将，生于戈罗季谢镇，1911-1912和1914-1918年在俄军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准尉学校毕业，1918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时期历任骑兵旅参谋长，混成骑兵军参谋长，骑兵第一军参谋长，骑兵第2师师长和骑兵第二集团军野战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参加过对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军队的作战，并在东布哈拉参加过对巴斯马奇匪帮的斗争，1923年毕业于高级速成班，192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28和1935年先后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系。

　　1925-1937年先后任骑兵旅长，骑兵师长和骑兵军长，1938-1940年先后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和阿尔罕格尔军区司令，1940年授予中将军衔。卫国战争爆发后，他担任了在阿尔罕格尔军区组建的第28集团军的司令员，1941年8月在斯摩棱斯克时向德军投降。”

　　念完这段资料后，贝利亚提高嗓门说道：“奥夏宁娜同志，你听到了吗？假如卡恰洛夫中将真的像你所说的，是在指挥战斗时牺牲的，那么他牺牲的地点，就应该是在俄罗斯的斯摩棱斯克附近；而不是你如今所在的乌克兰的乌曼地区。”

　　我所掌握的资料，都是看后世的历史书和各种帖子，其中提到卡恰洛夫时，只是含糊地说他在指挥部队作战时，遭到德军的炮击而牺牲，至于牺牲地点在什么地方，就没有详细介绍了。听完贝利亚所说的话，我顿时被惊出了一身冷汗，心说自己真是糊涂，看到在第270号命令中，斯大林提到了卡恰洛夫、波涅杰林三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三人被俘或牺牲的地点，都是在乌曼附近，谁知道却是张冠李戴了。

　　仓促之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贝利亚的这个疑问。就在我紧张思考的时候，只听贝利亚又说：“奥夏宁娜同志，我知道你是打算为波涅杰林少将脱罪，但是也不能采取这种欺骗的手段啊？幸好这次是我亲自调出了卡恰洛夫的资料来复核，如果换了别人，你这种破绽百出的说法，就有可能让你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对不起，贝利亚同志，我错了。”如果换了别人，也许我还会坚持自己原有的说法，但当着贝利亚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我却有一种无所遁形的感觉。好在我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他有围护我的意思，因此决定冒冒险，对他进行坦白：“我的确骗了您，根本没有什么战士告诉我，说卡恰洛夫将军在自己的指挥部里，遭到德军的炮击而牺牲。”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贝利亚见我坦白了，语气也变得柔和了许多：“既然这件事情与你无关，你为什么要拿着自己的前途去冒险呢？”

　　一时之间，我也无法想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只能委婉地说：“贝利亚同志，我这么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波涅杰林将军的确是一个人才，假如让他继续留在战俘营里自生自灭的话，简直是一种浪费；第二、虽然我不认识卡恰洛夫这位将军，但根据他的履历来看，他是一位对祖国和人民无比忠诚的指挥员，他绝对不会因为惊慌失措而向德国人屈膝投降的。我觉得这其中可能有什么误会，毕竟在当时的那种混乱局面中，有些传言不见得准确。”

　　贝利亚听我的这番话后沉默不语，听到听筒里没有一点声音，我的心里不禁提到了嗓子眼，心说他不糊立即向斯大林报告，然后就派人来抓我吧？毕竟我这次的做法有点过火，居然想瞒天过海，哄骗秘密警察的头子去帮我说服斯大林。

　　“奥夏宁娜，这次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过了许久，贝利亚终于开口说话。他试探地问：“你真的打算要保住这个波涅杰林吗？”

　　“没错，贝利亚同志。”既然事情已经到这个份上了，我肯定不会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便如实地回答说：“我觉得波涅杰林将军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军事人才，假如能得到他的帮助，相信我以后指挥的部队，可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战果。”

　　“既然你这么坚持，”贝利亚见我如此固执，也没有再劝说我，而是有些迟疑地说道：“那我就去和斯大林同志谈谈，但他是否会同意，我就不敢给你打包票了。”

　　我好不容易抓住了贝利亚这根救命稻草，哪里舍得轻易放弃，连忙恳求说：“贝利亚同志，这次您无论如何要帮我，一定要让波涅杰林将军成为我的副手，拜托了！”

　　“但是，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说服斯大林同志啊！”对于我的请求，贝利亚有些无奈地说：“我真的只能试试，能否成功，就只能看运气了。”

　　“这样吧，贝利亚同志。”我的脑子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您可以对斯大林同志说，让波涅杰林到我的部队里来戴罪立功。同时，您再派出人手，到卡恰洛夫将军战斗过的地方，去寻找他的遗骸。只要能找到他的遗骸，那么他叛变投敌的嫌疑就能洗刷清楚，到时您再向斯大林同志提出，说波涅杰林将军的事情也应该重新调查……”

　　“行了，奥夏宁娜同志，你不要再说了。”没等我说完，贝利亚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后面的话，有些不满地说：“我不是你的部下，该怎么做，我不用你教我。就这样吧，我现在就去斯大林同志那里，帮你探探他的口风。”

　　贝利亚挂断电话后，我走到门口，将站在走廊上聊天的卢涅夫和布拉科夫叫了进来。卢涅夫望着摆在桌上的那部高频电话，小心地问：“奥夏宁娜同志，不知道贝利亚都给你交代了什么新的任务？”

　　我考虑到既然卡恰洛夫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阵亡的话，我们在乌曼地区的搜索行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便对卢涅夫说：“卢涅夫同志，贝利亚让我们取消在乌曼地区搜索卡恰洛夫将军遗骸的任务。”

　　“啊，任务取消了？”听到我这么说，卢涅夫吃了一惊，他追问道：“理由是什么？”

　　“因…因为，根…根据我们的最新情报，”我有些吞吞吐吐地说：“卡恰洛夫将军并不是在乌曼地区阵亡，贝利亚同志打算抽调人手到别的地方去进行搜寻。”

　　“哦，原来是这样。”卢涅夫的脸上露出一副恍然的表情，随后向我请示道：“既然不用在乌曼附近的战场搜索卡恰洛夫将军的遗骸，那我就给内务连连长打电话，让他取消明天的行动。”在得到我的允许后，他就直接用电话通知了护送我们来的那个内务连的连长，宣布明天准备进行的搜寻行动取消了。

　　因为担心莫斯科方面随时会打电话过来，所以我决定留在办公室里过夜。虽然布拉科夫出于一番好意，让我到附近的房间休息，说一旦有莫斯科打来的电话，就立即派人来通知我。可是我还是固执地拒绝了他的建议，我可不想让斯大林在电话的另一头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