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莫斯科的军用机场起飞时，天空中布满了铅色的阴云，飘飘洒洒的雪花，如同天女散花般，无穷无尽地从天穹深处飘落下来。

　　我听到副驾驶员在大声地对驾驶员说：“上尉同志，希望我们到达波兰上空的时候，能出现一个好天气。”

　　谁知道事与愿违，当我们的飞机接近卢布林上空时，却发现这里正在下着瓢泼大雨。见到这种情形，我不禁苦笑连连，心说从莫斯科出发时，赶上了下雪，没想到在卢布林这里，却赶上了下暴雨，我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经历了从冬天到夏天的过程。

　　副驾驶员从驾驶室里走出来向我请示：“将军同志，目前卢布林地区正在下暴雨，我们的飞机无法降落，您看是否转飞别的机场？”

　　“转到哪个机场？”由于机舱里的噪音太大，我将话重复了一遍，他才听清楚。他指着地图对我说：“在这里，华沙东面的谢德尔采，我们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到达目的地。”

　　我知道谢德尔采这里有个野战机场，而且第70集团军的司令部就在附近，如果在这里降落，我也能立即和罗科索夫斯基取得联系，因此我果断地命令副驾驶员：“好，我们就在谢德尔采这里降落！”

　　飞机到达谢德尔采上空时，这里依旧是暴雨倾盆，飞行员在和地面指挥塔联系后，遗憾地告诉我：“将军同志，这里的跑道已经被雨水淋坏了，如果要降落的话，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是不是备降其它机场？”

　　我抬手看了看表，发现从莫斯科起飞到现在，已经在空中飞行了将近五个小时，便皱着眉头问飞行员：“飞行员同志，我们飞机的燃料还能飞多久？”

　　飞行员迟疑了片刻，回答说：“大概还能飞行十分钟左右。”

　　我连忙拿起飞行地图看了看，发现任何一个最近的备降机场，都要飞行十分钟以上，而且当天的天气还不知道怎么样，要是我们冒冒失失地选择一个方向飞过去，结果发现依旧没法安全降落，而燃料又耗尽了，到时等待我们的就只有机毁人亡的下场。

　　鉴于当前的形势比较严峻，我果断地向飞行员下达了命令：“就在这里降落！”

　　“可是，将军同志。”飞行员试图劝说我改变主意，“下面机场的炮弹，都被雨水淋坏了，我们要强行降落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的。”

　　“飞机现有的燃料，也无法支持我们飞更远的距离。”我望着飞行员态度坚决地说：“所以我们只能冒险在这里降落了。”

　　“好吧，将军通知你。”见我的态度如此坚决，飞行员只好无奈地说：“我服从您的命令。现在请您坐好，我准备让飞机迫降了。”

　　飞机开始降低高度时，我的心里开始暗暗祈祷，希望飞机能够平安降落。一旦出事的话，我就将在苏军历史上创造了一个令人遗憾的记录：晋升为大将的第一天，就因为空难而殉职。完全可以媲美那个头天晋衔，第二天就出空难的德国将军汉斯·瓦伦丁·胡贝。

　　很快，我就感觉到机身猛地一震，接着轮子便落到了满是积水的跑道上，继续颠簸颤动着朝前冲去。就在我以为降落已经成功时，机身猛地朝一个方向倾斜，然后一头扎进了跑道旁的一个水坑，巨大的惯性，使飞机又向前滑行了几十米才停下，这番剧烈的震荡，让我感觉到自己五脏六腑仿佛都移了位。

　　我躺在自己的座位上无法动弹，满脸是血的飞行员从驾驶室里走出来，帮我解开了绑在腰间的安全带，连拖带拽地将我拉出了飞机，搀扶着我一瘸一拐地往指挥塔的方向走。走了几步，我忽然想起副驾驶还在驾驶室里，连忙停下脚步对飞行员说：“上尉同志，你的副驾驶还在飞机里，快点去救他出来。”

　　“将军同志，”飞行员着急地对我说：“飞机可能会爆炸，我先带你到了安全的地方，再回来救他。”

　　我扭头朝后面望去，只见折断了一侧机翅的飞机，正泡在一个水坑里，在瓢泼大雨中连个火星都看不到，怎么看也不像会爆炸的样子。我用手指着飞机，对飞行员大声地说：“上尉同志，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扔下自己的同志，不管他是负伤还是牺牲了，都必须带上他，明白吗？”

　　“明白！”飞行员响亮地答应一声，转身跑回了飞机旁，从我们刚刚出来的那个舱门钻了进去。我正在考虑是否该上前搭把手时，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了什么响声，扭头望去，只见一长溜由吉普车、救护车、消防车以及牵引车组成的车队，正朝着我们失事的地点快速驶来。

　　十几分钟后，我们三人来到了机场的临时医疗站，在这里接受简单的包扎和治疗。飞行员在飞机倾翻时，碰伤了额头和撞伤了腿；而副驾驶员则比较倒霉，到现在还昏迷不醒，而且右腿小腿骨折，军医正在为他打石膏。

　　军医给我检查一下，然后如释重负地对我说：“将军同志，您只有轻微的脑震荡，只要稍微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集团军司令员波波夫得知消息后匆匆赶来，一见到我，就上前握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在得到我没有什么大碍之后，才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

　　我因为急于和罗科索夫斯基取得联系，和波波夫简单寒暄后，便催促他：“将军同志，带我到你的司令部去，我有急事要立即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取得联系。”

　　“可是，副司令员同志。”波波夫听我这么说，望了一眼正在旁边为副驾驶员打石膏的军医，为难地说：“你刚刚发生了空难，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没事，”我摆了摆手，自信地说：“我的伤势不要紧，立即带我到你的司令部去。”

　　“司令员同志，”军医停下手里的工作，对波波夫说：“这位将军只有轻微的脑震荡，只需要好好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见军医都说我没什么事情了，波波夫才没有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开车将我带到了他的司令部。

　　第70集团军司令部的成员，我前段时间曾经打过招呼，谁负责那一摊子，我还多少有点印象。一进门，我就吩咐走过来的通讯主任：“上校同志，给我接方面军司令部，找马利宁参谋长，我有重要的事情。”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听到耳机里传出马利宁的声音，我连忙问道：“参谋长同志，我是奥夏宁娜，您能告诉我，元帅同志在什么地方吗？”

　　“他在维斯库夫。”马利宁简短地回答说：“由于第65集团军的防御地带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他带着军事委员捷列金、炮兵司令员卡扎科夫、坦克兵主任奥廖尔以及工程兵主任普罗什利亚科夫，一起去了维斯库夫的第65集团军司令部。”

　　在搞清楚罗科索夫斯基的去向后，我又接着问马利宁：“参谋长同志，我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朱可夫元帅曾经告诉我，说给我们方面军运来了一批美国进口的无线电器材，不知道现在收到没有？”

　　“收到了，今天下午刚刚收到的。”马利宁在电话里好奇地问：“这批无线电器材，你打算派什么用途吗？”

　　“是的，参谋长同志。”我笑着对他说：“这些器材，在我们对纳雷夫河西岸的德军实施反击时，将会派上大用途。现在请您派人将这些器材送到空军的驻地去吧。”

　　一放下电话，我就对跟进来的波波夫说：“将军同志，请您帮我准备一辆车，我要尽快赶到维斯库夫，与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