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在年底前奏请天子，说叛军势力强大，京畿一带将有连番血战，考虑到天子和公卿百官的安全，他希望天子和朝廷在年后就西迁到长安去。

　　大臣们反对强烈。

　　反对的理由很多，也很充分，最主要的集中在钱的问题上。很多人都说现在国库空竭，天子和朝廷西迁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这笔钱从何而来？

　　董卓说：“西迁所需要的钱财一部分来自京畿各郡的赋税，一部分来自告缗的抄没收入，还有一部分就要靠大家的捐助了。京中的门阀官僚要捐，百姓也要捐。西迁是保护天子和社稷的大事，大汉子民人人都要出力出钱，否则，以谋反论罪。董卓这话一说，朝堂上顿时鸦雀无声，再提反对意见就成大汉叛逆了。”

　　荀爽说：“大臣们的俸禄一直是减半发放，而这个月京畿的粮食绢布等价格飞涨，一些外地的官员不要说捐助了，就连吃饭都成问题。至于让百姓捐助更是难上加难的事。现在能吃饱肚子的百姓就算是很富裕的了。”

　　董卓冷笑道：“没钱的官员可以向有钱的官员赊借。百姓没钱更好办，西迁需要大量民夫搬运物资，就让他们去充当民夫吧。”

　　但西迁的事在百官下朝之后、立即就变成了相国大人要迁都了。这个谣言先是传遍了洛阳城，然后迅速向京畿各地和京畿以外的州郡漫延。

　　迁都可是一件动摇社稷根基的大事，迁得好可以兴国，迁得不好就会亡国。

　　在大汉国今日的危局之下，迁都自然是加速亡国而不是振兴社稷了。所以京中的儒士在北官门外的血还没有干透的时候，再次冒着生命危险聚集到北宫门外请愿。

　　京中大大小小的宗室门阀世家非常多，再加上寄居于名士大儒家的各地诸生弟子，一日之间也在北宫门外聚集了两千多人。

　　董卓这次吸取了教训，命令司隶校尉宣璠和河南尹王允带着卫士守住了北宫门外的各个街口。严禁北军干涉城内任何警卫事务。

　　洛阳无论如何不能再乱了。

　　………………

　　大汉国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洛阳。

　　正月辛亥（初十），天子下旨，大赦天下、原东郡太守桥瑁不在赦免之列，其余参加叛乱的诸州郡官吏尽数被赦。

　　天子诏告诸州郡官吏，只要在正月底之前，能向天子效忠，献请罪表，送赋税到洛阳入库。天子不但既往不咎、尽赦死罪，而且还官封原职，依旧安排他们在原地为官。

　　这次刺杀事件让董卓感觉到洛阳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由此他想到了洛阳的门阀士族对自己的仇恨和背叛。无论自己如何礼贤下士，如何忠诚为国，如何尊贤重老，都无法得到士人的认同和尊敬，无法得到他们的忠心和拥戴。

　　抛开十一月底的血腥不说，自己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做出什么对不起社稷对不起士人的事。甚至在征服大漠开疆拓土这件事上还有功劳。

　　但现在贤者也好，老者也好，无不想杀死自己，为什么？

　　董卓觉得很悲哀。为了权柄，自己成了大汉国所有士人的敌人，成了大汉国十恶不赦的奸佞。他想到了自己的故主、前太尉段颎。

　　段颎也是一个武人，他位列三公是因为攀附奸阉的关系。为此他遭到了士人们的排斥和打击，最后落得个饮鸠自杀的悲惨下场，而且还留下一段恶名。但段颎那颗拳拳报国之心是错不了的。今天自己也步入了段颎的后尘。

　　董卓就是不明白。自己辅佐幼主主掌国事四个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自问也没有做下什么擅权误国的坏事，为什么就成了大汉最大的奸佞？

　　各地州郡的士人说自己有十恶，首恶就是废黜少帝，可废黜少帝的事是公卿百官一起干的，而且当时太傅袁隗还参隶尚书事主掌国事。现在太傅袁隗没罪，公卿百官也没罪，这罪责突然就成了我一个的了。这世上有极度无耻的人，但董卓没有想到这世上有这么多极度无耻的人。

　　如果自己当初没有进京，没有主掌国事，自己还会是大汉国的奸佞吗？董卓认为自己的下场好不了。不要说当初自己周旋于洛阳数个权势之间，得了个两面三刀的罪名，就是凭自己手上的军队，士人也会把自己打倒在地，势必要杀之而后快。看看士人对骠骑大将军的态度就知道。

　　骠骑大将军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大汉国最大的隐患，认为此人不杀就不能保住大汉社稷。董卓想想就不寒而栗。武人难道当真就比士人矮一截？这江山是武人打下来的，为什么最后反而要跪倒在这些士人面前，任由这些士人践踏****？

　　众口铄金的道理董卓明白，这次如果不把这些士人彻底击败，自己将永远遗臭万年。你们说我董卓乱政，说我将死无葬身之地，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这次就要把这天地倒过来，我要让你们这些士人遗臭万年。

　　举兵叛乱的不是我，乱政祸国的也不是我，该谁的罪名就该谁承担。

　　董卓决定迁都。

　　………………

　　当董卓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李儒和田仪时，遭到了两人一致的反对。

　　李儒说：“此时迁都，对社稷的破坏显而易见。长安自赤眉火烧之后，宫室尽毁，两百年来也没能重建。如果迁都长安，不但要耗费大量的钱财修建宫室，还要重建大大小小的府衙。这对今日的大汉国来说根本无力承受。”

　　“主公要想击败士人，扬名青史，首先是要完全控制权柄，其次是要治理好国家。迁都之举，却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一则主公有损毁社稷的罪名，二则此举更加坐实了士人对主公的诬陷，三则激起了众怒。叛乱州郡会更多，而骠骑大将军也会毁弃承诺，倾尽全力南下阻止主公迁都。”

　　“洛阳如果被攻陷，主公即使占据了关中之险，但权柄又有多大？实际控制的州郡又有几个？还奢谈什么治理天下？”

　　“主公迁都，于国于己没有任何好处，相反，正中了士人的诡计。从此主公权柄尽失，罪恶滔天，当真要遗臭万年了。”

　　田仪也说道：“主公迁都，无非是想利用关中之险阻击叛军于潼关之外，利用西凉的根基继续把持权柄。或者说得更难听一点，主公还想利用迁都洗劫关东，获得大量财物。但正如文优所言，主公会因此犯下毁国之罪，成为举国之贼。”

　　“主公偏安一隅，要权柄没有权柄，要财物没有财物，会活活憋死在关中。主公久经战事，谋略出众，怎会行此取死之计？叛军分散京畿四周，人心不齐，实力也不集中，我们完全可以软硬兼施，以联合骠骑大将军和分化叛军为主，以防御和攻击为辅，取胜叛军轻而易举，不过就是个时间问题。”

　　“洛阳虽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但主公只要击败叛军，就能迅速控制州郡，以手中权柄治理国家，振兴大汉。相反，长安虽有崤函谷之固，据山川之险，沃野千里，但只能偏守一隅，毫无做为，而且一旦洛阳失陷，关中被围，出路尽数断绝，那可就是一块死地了。”

　　“昔日高祖皇帝凭关中之利得天下，为什么到我这就不行了？”董卓不急不慢地问道。

　　李儒和田仪相视苦笑。

　　李儒说道：“此一时彼一时，差距太大了，原因也太多。简单一点说吧，高祖皇帝时是打天下，主公现在是治天下，根本是两回事。”

　　“迁都关系到社稷的兴亡，需要数年的准备，要仔细权衡得失。即使要迁，也要定下详细的策略，否则不仅仅是祸国之举，更是亡国之举。”

　　“迁都长安，至少需要数百亿钱财，需要数年时间，宗庙、府衙、典籍哪一样能少？仅仅搬迁东观、云台等地的典籍文卷大概就要数月时间，我们来得及吗？做得到吗？”

　　“平叛之战要打应该在三月左右，也就是说，主公如果想在这短短两个多月内完成迁都，那不叫迁都，那叫浩劫，叫亡国。”

　　“西迁天子和朝廷，已经可以确保天子的安全，可以分化士人、削弱士人的权势，可以杜绝洛阳随时爆发内乱的隐忧，可以掌握平叛战场上的主动，也可以趁机聚敛财物为大军提供粮饷。甚至在形势极度不利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迅速回撤关中。”

　　“总之，西迁天子和朝廷已经足够达到我们的所有目的，我们既能拥有西迁的所有好处，也能摆脱西迁的所有坏处，而主公既能搏得拱卫社稷的美名，也能占据击败士人平定叛乱的优势。”

　　李儒哀求道：“主公，迁都之议万万不可，这不是饮鸠止渴之计，而是饮鸠即死之计。如果社稷倾覆，主公的权柄从何而来？主公一生的宏图大志又如何实现？”(未完待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