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要说到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实践中无法●避的东西：党派分歧，政见之争，权力的获取与失去。”
最高权力者的声音，随着无线电波，在天空的云层中激荡，在整个中国的上空回响。
这个声音是如此平静，如此的坦然无惧。
所有的国民，面对着这样开天辟地的事件，面对如此闻所未闻的政治秘辛，感受到的却不是恶心，甚至也没有愤怒。
他们心情平静，只是静静地听着，想着，很多人渐渐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原来如此，不过如此。
当锅盖掀开，一切大白于天下，此前的一切猜疑，想象，演绎，一切黑暗到极点或肮脏到不可思议，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想象，最后也就是归纳为有错必罚，有法必依，知错要改十二个字罢了。
说者坦然，闻者平静。
一切原本可以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形形色色的人出于种种私心，有意无意地将事情弄到复杂无比。
“这一次的事件，有林正道和其他人个人思想认识，品性等方面的问题，但也有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那就是政治传统。”
“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上，政治，作为少数菁英份子的游戏，千百年来，尽管有王朝更替，其外形乃至内涵也在不断演进，但有一些传统却顽强地延续至今。比如，党争。”
“很多学习历史，或者对历史有了解的国民都会知道，汉朝衰亡，亡于党人，外戚和宦官争权;唐朝的衰亡，亡于宦官和文官争权夺利，藩镇割据;宋朝，亡于新旧党之争南宋则是主战派主和派之争，文武之争;明朝，亡于东林党，阉党和文官政府内部的党派之争文武之间的斗争。”
“曾经强大的王朝，几乎都是倒在党争之下，而令华夏子民遭受涂炭。那是不是可以消灭一切的党派分歧，只保留一个党派，没有了党争，我们就会没有内耗，轻装前进了呢？”
“这一次的事件之后很多关心国事的朋友都曾经和我讨论，国家的复兴与强盛，几十年来，是基于复兴党这个代表全民族根本利益的党掌握了国家的权力，并且明智而合理地利用了这种权力。建国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却往往和多党并存，政见分歧有关，至于华夏民主党和青年党更是走入歧途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来谋求党派私利。既然如此，我们重新把所有党派统一为一个党派，消除政见分歧不就可以了？”
人们静静地听着想着。即使是有些懵懂的老学究，这个时候也忍不住叨咕些“在理”。
唐绍仪和梁敦彦狐疑地对视了一眼。
“历史告诉我们，党争并不是因为人为地划分党派而产生。每一个政权兴起，政权内部都有一个从早期的团结一致到后来的政见不合，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人与人的利益有统一，也有冲突的必然结果。”
“现代国家，国家内部根本利益一致，但依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党派没有存在的必要。以我们的国家为例，社会发展迅速分工越来越明细，军人，工人，农民，学生，教师手工业者，零售业者，商人，律师，医生，官员······每个阶层，每个团体，在国家整体利益之下，都有着自己的利益，彼此之间有共通，也有分歧，甚至有冲突的存在。这一切是我们否定不了的，也无须否定。…,
“面对利益上越来越多的分歧，一方面，我们要保障国家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聚集起无比强大的力量，为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在这个世界上争取到我们的天然权利;但另一方面，面对差异如此巨大的利益取向，一个政党来代表全体国民，难免有些无法兼顾，即使我们这样做了，政党内部也会因为利益导向的冲突走向分裂。因此，随着社会分工的越发复杂，我们民族内部人群的多样化，一定程度的多党制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
“我不想否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多党制都带来了很多问题。我还可以坦承，目前国家出现的一些事件，也和目前国家的党派政治从复兴党的绝对主导走向多党并立有直接的关系。甚至我还可以直白地告诉诸位，作为复兴党主席，复兴党创始人的继承者，如果想要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威权，维护和加强复兴党的绝对优势地位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我不会选择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仇恨自己的党，更不是因为复兴党做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热爱复兴党，仅次于热爱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对他的感情，超过对其他一切党派。但我却依然要坚持宪法赋予国民的结社自由，维护议会选举体制，维护宪法赋予舆论的自由，维护司法的独立，无论这种维护是否会危害复兴党的利益。因为我首先是国民的总代表，是你们的皇帝，是国家秩序的仲裁者，是宪法的保卫者，在这其次，我才是复兴党的主席。”
“我非常愿意与你们分享我的观点：我认为，复兴党对于国家的贡献，是不可以加以抹杀的，任何恶意丑化复兴党奋斗历程的行为，就是对民族和国家的背叛，是对我们千千万万为了国家复兴流血牺牲的英烈的羞辱。有人这样做了，他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复兴党员们，军人们，烈士的后裔们，那些在民族革命和之后为了国家而流血牺牲的国民，每一个人，听到这里都挺直了胸膛，脸上写满了自豪。
“但这一切都是历史，”皇帝的声音出现了停顿，但很快就以之前的平静继续了下去，“它们并不赋予复兴党超越宪法的权利，也没有给他超越国民整体利益之上，超越国家民族的资格。先烈的鲜血，只是增加后代的荣耀，却绝不可以被用来使后代享有特权。其他国民给与他们的尊敬也好，利益也好·都必须出于他人的自愿，而不能是出于强迫。如果他们以强迫的方式，借助自己的权力和其他资源践踏法律，破坏公平和正义·侵犯国民利益，那么将不会增添先烈的光荣，而是让先烈为他们蒙羞。
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就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他们将愧对复兴党的党旗和党章，愧对他们心中的信仰，愧对自己的先辈·也愧对国家和民族，愧对历史。他们不但将被国民抛弃，也会被党抛弃，被历史所抛弃。”
“这一次的甘肃事件，看起来，是自由党，公民党的言论引发了国民内部的思考和讨论，而这种争论在或明或暗的演绎中·被赋予了越来越多党争和政争的色彩，而终引发了这一场激荡的政治风云。复兴党内部的一些人以党争的手段回应，以破坏法律·践踏公平和正义为代价，力图回击这种政治上的‘挑战，，维护住党的威望和地位。责任到底在哪一方？是发动了这一场讨论的自由党，公民党，乃至很多独立无党派人士，还是作出回击的复兴党？”…,
很多听众的脸上都浮现出了困惑。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这一问题实在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
党派？党争？
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他们最关心的只是温饱，只是家庭，只是自己的生活。至于国家大事·那都是大人物们操心的事。只要不碍着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管他们斗得死去活来？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基本上只有着最朴素的政治观念：谁对老百姓好，谁就是好官，好皇帝。
无论如何，横看竖看左看右看，尤其是今天这么一听·这皇帝确实好得不能再好，甚至连这些事情都跟咱们坦白了唠，光冲这一点，这皇上，还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才好。
复兴党员，乃至其他党派的成员，以及很多关心政治的无党派人士却是各自有着自己的思考。
“我认为，这一次的党争，作为个人，林正道等人等涉案人员做错了。他们的错误，在政争和党争方面，首先就是触犯法律，践踏公平和正义，侵害了国民利益，也背弃了国民的整体利益。但作为组织，自由党也好，公民党也好，乃至复兴党也好，他们并没有整体性地违反法律，也并没有背弃我们的最高目标：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他们的分歧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务的看法。他们作为一个组织的所作所为，我尚未发现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听到这里，不但自由党和公民党的党员和支持者松了口气，连复兴党员也很明显地松了口气。
尽管复兴党的独大局面已经延续了三十年，但所有人都很清楚，在郑鹰的时代，这个党只是郑鹰个人权威之下的附属物，而维系复兴党的凝聚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皇帝个人的忠诚，以及这个执政党的地位。忠于党就是忠于领袖，就是忠于国家，这才是复兴党长期保持一党独大，保持内聚力的关键。
到了这位皇帝的时代，复兴党累经削弱，早已无力对抗这位执掌党争军财宪特警文，威权无二的皇帝。
只要今天皇帝在广播里说一句复兴党要解散，很可能党内就是四分五裂，各自组建新党或是投奔其他党派。
“不过，这并不等于我们的多党体制已经运转完好，也不等于这些党派已经可以自如地以合乎时代要求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复兴党这一次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但问题背后的思想根源，政党文化，却绝非可以用个人责任几个字就可以推脱得掉的。”
“同样，自由党，公民党，乃至其他的各个党派，也都需要以此为借鉴，对自己过往的举动，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当你们进行政治活动的时候，为了选举与其他党派的候选人和舆论工具对垒的时候，当你们宣传自己，批评别人的时候，是否也真正做到了首先从国民的整体利益出发，是否自觉地遵守了宪法，法律，坚持了公平与正义？你们有没有把竞争对手视为仇敌·不择手段地诬陷抹黑，造谣中伤的行为？你们对国家政治提出的主张和见解，到底是首先出于对选情的迎合，还是真正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和底线？”
“在我今天面对你们讲出这一切之前·很多人曾经劝说我，既然党派政治带来这么多的麻烦，既然这些党派人士有这么多的私心，那就把党派取缔好了，就把那些人都关起来好了。为了国家，最好的办法是陛下您组织一批心怀国家的爱国志士另立新党，大家都忠于您·忠于国家，这样就好了。甚至干脆不用再留什么党派，您亲领朝政，大家同心协力建设国家不就好了？…,
“父亲曾经多次对我说，中国的皇权专制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未来最好也不会再出现。之所以采取君主立宪体制，是民意，也是为了给国家的政治生活秩序的构建提供保障·缓冲和仲裁。作为皇帝，我有义务维护这个国家基本秩序的正常运转，有责任在政治上的分歧导致我们的国家走向分裂·走向激烈对抗之前加以弥合，也有责任维护宪法，以及在必要的时候，组织国民和民意代表，对我们的宪法与法律修订展开讨论。”
“既然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还有如此多的问题，既然党派之间的争端发展到了践踏法律，破坏公平与正义，损害国民整体利益的程度，我就必须站出来，把一切在陷入危机之前拉回到正常的轨道。”
“在我看来·如果这一次我不站出来对国民说明一切，我们的各个党派，有可能会以某些更加激进的方式来利用这个机会，在野党也许会利用这个机会质疑执政同盟过往的一切，质疑他们在国务上的决策，乃否定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他们也许会自觉不自觉地鼓动起更加激烈的反对浪潮·乃至鼓动民众走上街头，以某种激进的形式要求内阁总辞职，乃至要求提前大选。至于我们的执政党，也有可能会主动或被动地给以强硬的回应，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法统。随着双方对抗的升级，双方各自煽动起国民对于对方的仇恨，我们这个社会可能走向分裂，最终以超越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用暴力来解决分歧，以一方消灭另一方而告终。”
几乎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很多人也许会认为，我是危言耸听。也许他们已经忘记了两年前北京所流的血，忘记了我们这个国家建立以来那些残酷的现实。是的，这就是政治，这就是我们这片土地上曾经一次又一次出现过的现实。在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坦然地面对，开诚布公地谈出这一切，认真地反思，并且理性地作出我们的选择，冰冷的现实也许又会重演。”
“在这里我还要多说一些因为这个问题虽然表现为党争和政争，而根子却在于我们的社会传统文化，是一种非常危险，极其错误的争论方式。”皇帝的话又让很多人悚然动容，“文化的影响，每一天都会反映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之中。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一种对于社会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的危害最大，那就是我们的争论往往缺乏客观的精神，而偏重情感的宣泄。很少就事论事，往往都是就事论人。很少从实际出发，逻辑严密地推导结论，而是先主观地把对方定位为某种忠奸面孔，然后处心积虑地搜集甚至编造一堆东西来作为佐证。”
“以这一次为例，自由派也好，复兴党也好，众多参与论战的政党也好，固然一开始是就事论事，但很快就都开始陷入了以事论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窠臼。他们看似在讨论某些事情，实际上却把矛头指向了对立的党派，动辄以民族大义相加，给对方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煽动各种极端情绪。他们并不是要阐明道理，而是要打倒对手，而且要让对手再无翻身之地。他们不是从道理上阐述，而是专注于在道德上把对方置于传统道德的对立面，然后对方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也就成了不值一驳的破烂。”…,
“这种争论方式，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实在是民主法治的大敌，也是国家最大的危险所在。”皇帝平静地说道，“自由派的不少人，一方面在强调自由，强调人权，可自己在争论之中却毫不犹豫地以与自己的信念背道而驰的霸道方式压制对立的言论，挥舞道德大棒来打击对手;而他们的很多对手，也毫不犹豫地将对方首先定性为洋奴，定性为野心家和卖国贼，专门从这些方面抹黑对手，把一场自由的辩论变成了人身攻击乃至对骂。”
人们面色各异。
“在此，我要向全体国民表达出我的观点：党争也好，政争也好，这些都很正常。不同的党派之间有理念的分歧，不同的人之间有认识的分歧，不同的人群之间有利益的分歧，有了分歧就自然会有争论，乃至斗争，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想要通过消灭一切争端，或者说，强行压制一切争端来实现所谓的团结，只是徒劳无益地盲动。而这种高压和愚民之下的‘稳定，，其实只能说明社会处于极端的不稳定。一旦秩序瓦解，马上就会是血流成河。”
“所以，在我们这个新国家，合理的争端并不会被权力强行压制，一切斗争行为，只要在法律范围内，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民不要怕告官，官也不用怕被民告。犯了法就要被追究，犯了错就会受到指责和惩罚，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与他人斗争，采取合法的手段，就不能被称为刁民，而应该获得社会的尊重。因为他首先敢于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其次，他懂得利用合法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这些深度参与到政治之中的国民，我也要求你们学会就事论事，放弃就事论人，从道德入手攻击他人，而对事实如何，客观道理如何并不真正在意的从政方式。如果你们始终学不会这一点，那你们就不能被视为合格的公民。”
“这就是我要和诸位分享的，第四个重要观点，政治斗争是正常的，但不能逾越法律的界限。国家的多党体制会坚持下去，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会得到更多的保护和更加全面的贯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正确地面对政争，面对党争，尊重法律，尊重国民的整体利益。”
总理府。
几位阁员，党团大佬彼此对视，梁敦彦面带愧色，苦笑一声：“少川，我······”
“这位陛下，还真是与众不同得很。”唐绍仪喝了杯茶，坦然一笑，“晚上我会去宫内陛见，看来咱们又要有的忙了。”
陆军总参谋部。
窗户外面隐隐约约传来阵阵欢呼，这是街头大喇叭周围和广场上聚集的市民，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兴奋与喜悦。
总参谋长林肃仁眼看着姚武的脸上露出无法掩饰的巨大失望，心知肚明，主动走过去递了根烟：“闷？”
“闷。”
姚武狠狠抽了一口，干脆利落地回答。
“明天有对抗演习，吃过饭一起去吧。”
姚武一跺脚：“成！”
参谋一看两人要走，赶忙说道：“陛下还没讲完······”
“没我们什么事了。”林肃仁摆了摆手，“回头我和陛下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