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少男多的中国，当然也会总会有光棍愿意迎娶这些青春少女。作为大国，传统上总有一番开阔心胸。别看之前恨小鬼子恨得牙根痒痒，现在小日本已经被揍得惨不忍睹，国家也被中国彻底控制，更有如此楚楚可怜的女孩子大老远跑来做苦工，中华爷们也犯不上和他们计较不是？
日本政府方面，眼看着财政状况的恶劣，也不得不广开财源。国内中上阶层的一些底子被掏得差不多之后，这些日本精英又以其丰富的经验，很熟练地选择了“风俗业”作为突破口。
日本藏相松方正义亲自拜访许凡，提出日本政府“充分考虑天朝军方长期在边塞作战，军士劳苦功高，又要身处西伯利亚的苦寒之地”，“将士远戍，保持士气，化解寂寞实乃首要”，而在此方面，“日本自古有些经验”。
许凡看着这人吞吞吐吐，也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当即安排负责在日本采购军需的经济协调委员会负责人和他会谈。
其实所谓军事特殊慰劳服务，在帝国军中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安南，甲午历次战争中，郑鹰等人都在前线后方的轮休基地设置了所谓“特别茶社”，供军人发泄**，以免侵犯平民或弄出兔子之类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是用官方的管理，提高卫生条件，避免军人感染性病，统一采用了荷兰人1883年研制（史实），目前已经大规模国产化的乳胶避孕套。当然，把高额军费又在不动声色之前收回一部分，也是某种心照不宣的非首要考虑。
出乎日本方面的意料，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几乎是一口回绝了日方的提议，表面上说的冠冕堂皇，什么帝国军人以保家卫国为念，军纪严明，绝无贪恋女色，滋扰地方之举，什么中华天朝上国礼仪之邦，什么帝国尊重女性人权等等。私底下，几个人却向许凡报告，“担心日本人利用女色传染性病，影响我帝国军人战力”，也有人直言，“我帝国穷人家女子多有被迫从业者，若此等倭女操此业，置我国贫苦女子于何地？”
最后还是陆军部方面某位大佬发了话，提出“西伯利亚天寒地冻，实非女子所适宜从业。既然日人有意，何妨一试”。日本方面心忧财政，又大出血地提出“我x本国新女性从业之收入分成两成即可”，终于打动了中国方面。
最后，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中国的军需采购人员和日方一起在“盛产美女”的东海道，北海道各县设立招工点，以日本式的“腹艺”提出“招募温柔美丽能吃苦之特别茶话女服务生”，并进行严格的体检测试。日本各地被战乱，贫穷和饥饿折磨得惶惶不可终日的日本少女闻风影从，每天招工处都是人山人海，入选者无不热泪盈眶，与亲人抱头痛哭。
这些入选的女孩子，又被日本政府圈禁起来进行密集的洗脑，从民族大义讲到个人前途，把慰劳中华天朝的远征军和日本民族的兴亡联系到一起，堪称“微言大义”，并进而引申到她们这些人将来也会成为各家的骄傲，并且有机会“去中华或者外洋过上好日子”。半哄骗半强迫，这些女孩子都和政府签订了卖身契，成为了日本官方牌照的ji女，并且堂而皇之的提供给中国军方，成为“军需品”，日本政府在其可怜的两成收入分成中又拿走一半，用以支付中国方面的战争赔款和贷款。…,
这些日本女孩子，在日本那些富有经验的风俗业“达人”，鲸屋和宿屋老板，番头的调教之下，全都学会了各式各样的床上技巧。为了创收，日本方面也绞尽脑汁，成立了所谓的“艺能开拓学社”，专门为这些ji女开发各种取悦男人的服务项目，并且对这些女孩子严加训练，力争“一炮走红，打响大和抚子的招牌”。
两个月后，第一批日本“特别茶话女服务生”抵达西伯利亚和东北前线，很快就以其柔顺，服从，花样繁多而在前线的轮休基地内打开了市场，极大缓解了前线将士的思想和孤寂之情。中国陆军部为此对日本方面发布了“感状”，表扬日方“巾帼不让须眉，大东亚新秩序之肇建，实有大和抚子之功”。受宠若惊之下，日本政府更是卖力，又开发出了众多花样，尤其是把镇压的各财阀，谋逆分子，死硬文武官员和勋贵的女眷也提供了出来，而且设置了相对较高的价码，以“华族”为招牌，出口创汇，专供华军方面的“奢侈性消费”，又赢得好评如潮。
中国军人们在这方面好讲隐语，于是纷纷用“吃日本料理”指代。后来这股风潮也传到了后方，“日本料理”干脆成了“日本式服务”的代名词。
到了战后，这些训练有素的日本娘子军中的大部分也无法回乡，干脆继续从业。他们的组织，则转移给了中华帝国总情局组建的日本新社团“亚友会（asianfreinds）”，由其在欧美广泛开设“大和旅馆”，提供全套“日式茶话服务”，蜚声海外，成为日本一大创收来源，并且为中国方面提供了大笔的预算外情报经费。
这些日本ji女中较为出类拔萃者，经过仔细甄别，很多人都由中国总情局安排进行了间谍培训，并以这个掩护身份广泛搜集欧美国家民间情报，成为后来亚盟情报体系的重要触手。
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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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抄没家产，劳务输出，税收整顿，没收财阀产业部分股权，乃至发行日票等手段让业已破产的日本政府终于缓过一口气，但面对着对华战争赔款，天文数字的内债外债，日本政府依然不得不剑走偏锋。
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日本新内阁发布了文告，甚至天皇本人也颁布诏书，宣布“为皇国安泰，减轻国家和民众的困苦，对内国债一体按面值的三成偿付本金，免除利息，五年内偿付完毕”。
就这一下，高达十亿日元的内债就被日本政府削减到了三亿日元，而很多购买了大笔内债的日本银行立即陷入资不抵债的状态。为了避免挤兑，防止日本金融秩序全面崩溃，日本政府不得不向中国方面求援，最后在中国方面的建议之下成立“银行再担保局”，以日票偿还储户存款的损失，但上限为个人两千日票，企业两万日票。
很多日本银行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又面临挤兑的风险，被迫地板价甚至无偿转让给了中国方面的几大银行。
与此同时，日本又以其独特的岛国文化，掀起了一场“为国减轻负担”的全国运动。肩负重任的日本政府公务员，退伍军人，志愿宣讲员走家串户，向所有六十五岁以上老人讲解国家的困难，国民的苦难，新日本没有资源承担太多的养老责任，并建议这些没有足够劳动能力的老人“为了国家，为了大和民族，也为了您的后代家人，以坦然的态度寻求解脱”。…,
很快，日本就掀起了老人自杀的浪潮。这些被民族大义的大棒砸弯了腰，又被后代子孙福祉这样的推心置腹说动了心的老人们，眼看着家人忍饥挨饿，不由得多了内疚，也失去了继续苟活的心思。
死，在很多时候，也并不是很难做出的抉择。
在日本式的人生哲学指导下，这些老人们纷纷写下遗书，慷慨赴死，以减轻家人和社会的负担。
这一运动，在日本引发了剧烈的反响和震荡，很多失去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尤其是残疾军人，面对这样惨烈的局面，也纷纷选择了自杀。日本政府受到鼓舞，又发动舆论把矛头指向了各种弱智，遗传重病无法工作者一类的“社会负担人群”，开始了半鼓动半强迫的清洗。
在大清洗之中，日本人口到底因此减少了多少，在后来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而日本政府则始终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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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最近很忙。
正式投降后，这位日本至尊一直滞留在中国，由郑宇“邀请”去了北京，并且派了专人陪同“赏玩中华风物”。
明治天皇在安排之下，检阅了中国禁卫军部队，又和郑宇一起检阅了北方方面军的“献俘”仪式，眼睁睁看着十几万的俄国俘虏被押解着经过长安街上的凯旋门，从天安门前沮丧地走过，看着广场上中国民众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看着旗帜的海洋，以及献俘部队严整的军容，看着新编成的摩托化部队，航空部队和浮空部队的英姿，又是多了几分复杂的情绪。
随后，明治天皇又被引领着参观了北京周边的各大工厂，尤其是炮兵工厂，炸药厂，枪械工厂，机车厂，飞机组装工厂，看着充满了大工业暴力美学的大工厂区，看着流水线作业下高效率，大规模的生产，又看到了青年团，少年团的军事化组织演练，公益劳动和民族主义教育，看着这些青少年如同军队一般令行禁止，又不失活力与热情，明治天皇对于日本的失败，已经再无任何遗憾和怨念。
他已经非常清楚，即使再来一百次，结局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这种全方位的实力基础差距，决定了中日的实力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日本，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不过，郑宇在接见这位身份尴尬的天皇之时，却提出了一些让明治天皇有些摸不到头脑的提议。
郑宇提出，未来在东亚，为了加强各国的友谊与文化交流，应该定期组织各种竞赛和互访。比如，既然欧美人组织了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东亚也可以组织东亚运动会，至少中日朝琉是可以参加的。
此外，中日之间还可以举办围棋擂台赛，每年一届。再比如亚洲工业博览会，亚洲文化博览会……
这倒让明治天皇多了些心思。
战场上打输了，在这些竞赛上争回些面子，倒也可聊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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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凡在日本倒是如鱼得水。
这位海军元帅一向被视为民族主义者中的亚洲主义者，在日本私下的口碑很好。中国海军三次完胜日本，更让这位元帅在崇尚强者的日本成为了偶像一流的人物，被视为“世界海军神将”。
日本前海相山本权兵卫，虽然由于对华战争问题被强令退役并接受审讯，最终判了五年徒刑，可拜访了许凡元帅之后，出来后却长叹一声，满脸遗憾：“此生不得为许帅座下走狗，吾生之憾也。”…,
许凡处事公正，待人接物也极有策略，威严之中透着平和，与之前日本政军两界，在国运相赌之下有些歇斯底里的治政相比，实在是一股和煦的清风。在这位元帅果断又不发灵活的手腕之下，日本多年积累的阴暗，很多被人憎恶，却又碍着某些纠缠不清的原因难以革除的弊政，逐渐被扫清。日本社会上上下下在这股清新的风潮之下，也开始发生某些奇妙的变化。
日本传统的等级社会，纠缠不清的派阀政治，在占领军当局引入的相对讲求平等和效率的管治方法冲击之下，也是在日本政府“讨伐国贼”的一系列扫荡之下，逐渐开始了瓦解。
一些以民权，宪政，民生，民主，关心底层，全民福祉为号召的左翼政党，开始从地下浮上水面。中江兆民的信徒，在许凡为首的占领当局半公开的支持下，开始逐渐占领了一部分舆论阵地，宣扬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在日本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思想。
这些人开始论述了西方社会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历史，阐述了社会契约理论，三权分立理论，讲述了宪政与君权神授的区别，也谨慎地提出，日本之前的政治体制留存了太多旧藩政的残余，天皇被作为政治偶像而神化，成为藩阀和财阀勾结操控日本的傀儡，并且从文化上对民众加以愚化和毒害，现在实在是到了需要拨乱反正的时候。
当然，这些人也不可能做得太出格，更不可能直接反对天皇万世一系，只是要求宪法中增加一些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在社会制度框架中增加对底层的关怀，对言论思想等各种人权的保障。
但这已经足够震撼了。
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因为两次的战败，本身已经在痛苦地思考日本未来的何去何从。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等旧偶像，已经被彻底打倒，日本思想界一时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虽然已经提出了“回归华夏”，“师法中华”，但到底学什么，怎么学，又如何与日本的国情结合，什么是本，什么是末，让这些人也很是头疼。
现在，中江兆民信徒的高调出击，尤其是后边中国占领当局有意无意的支持，让这些人开始看到了一个方向。
原本在武士，财阀，政阀，甚至警察官吏面前都只能唯唯诺诺的底层民众，眼看着一项项直接提高民生和保障劳动者权利的政策出台，看着占领当局发布的文告，也逐渐开始活了心思。
对此，日本政府是非常警惕的。西园寺等实权派，三番五次拜访许凡，试探中国方面的意思。许凡的态度有些暧昧，只是说这一切都是宪法中言论自由的体现，也符合开民智，强国家，固国本的要求。所谓治国，无非是缺什么补什么，之前日本缺少这些东西，才导致国家在专制体制下越陷越深，沦为军国主义的扩张机器。现在要拨乱反正，回归正常国家，没有这些新的文化成分，新的政治力量，还是原来那些人玩着老一套，能实现吗？
西园寺公望等人面对这位重兵在握，深不可测的上国元帅也没什么太多办法，只能委托驻华大使内田康哉试探中国本部方面的意思。
李经方的回复也很简单：“敝国皇帝陛下说过，许帅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
就这样，一股反权威，讲民权，宣传民主宪政思想的潮流，在中江兆民信徒的推动下，在占领区当局的默许下，在日本各阶层博弈导致的微妙局面之下，就这样开始了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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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宇早早就注意到了这些变化。
他很清楚，许凡要去日本，除了有这个人对于皇权一如既往的戒备，也是有着在日本实验一些东西的考虑。
他并无心阻止许凡。在他看来，以日本为实验田，有选择，有步骤地推行一些政治实验，对于中国未来的持续改革，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说到根上，中国和日本，传统文化相近，政治制度也很多相近之处。许凡的大胆实验，如果成功，对中国自然就是现成的模板；如果失败，也可以提供很多教训，另外不也是对于国内某些不切实际的民主原教旨分子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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