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共产国际代表陆续到来，中共中央把打通与苏联联系，取得国际援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

　　195年11月0日，毛ze东在《直罗镇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

　　195年1月1日，毛ze东在给张闻天的电报中提到，“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

　　这里毛ze东提出打通与苏联联系的前提是用六个月左右的准备时间，迅速壮大红军，同时在不脱离根据地的基础上，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

　　彭德怀也认为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力量积蓄，才能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他在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意见致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等的电报中提出“以现有力量企图即取宁夏或五、包，与日帝争先机（洛甫来信）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是有极大危险性，没有估计到下列的严重问题：

　　（甲）严冬行军消耗大。

　　（乙）由榆林、宁保〔条〕梁起北进，沿途系蒙族，宁夏多回族。”

　　（丙）宁夏地形险，南凭黄河，北依沙漠，在战役、战略回旋地小。城极坚固，且多土寨，如遇少数民族坚壁清野，取粮不易，扩红困难。

　　（丁）敌固守城寨待援，陷我军于进退维谷。

　　（戊）张学良、井、高等，有进至榆林、三边构筑封suo线，以至迫进黄河间，同以重兵坚守包、绥、五原线，以日帝为后援，摧残陕、甘苏区。

　　（己）有将红军进入宁、五线以北之沙漠中的可能，这种取径出宁夏企图，以现在自己力量不可能的。”

　　在瓦窑堡会议上，毛ze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提出红军的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同日，张闻天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事行动方针的发言，提出红军“打通苏联与巩固苏区，现在要争取同时实现”。

　　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具体行动准备“拿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的任务”。其中第一步，在陕西，从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保证东征的后方安全；第二步，在山西，开辟苏区，扩大红军，筹措给养；第三步，在绥远，依日军对绥远的进攻情况，由山西转向绥远，接近外蒙，打通苏联，便于抗日。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步和第三步与毛ze东同志提出的走山西与绥远打通与苏联联系的主张基本一致。

　　196年1月17日，毛ze东在中共中央政zhi局常委会议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中提出：今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及打通苏联。

　　根据瓦窑堡及有关会议的精神，解决苏区财政和兵员困难，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196年月17日，毛ze东签发东征宣言，月0日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讨伐阎锡山。东征红军先后转战山西50余县，歼敌1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扩红8000余名，筹款50余万元，组织地方游击队0多支，建立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由于受到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联合进攻，红一方面军在达到部分作战目标后，退回黄河以西。至5月1日，东征胜利结束。这证明，红军走山西与绥远打通与苏联联系的道路事实上行不通。

　　东征期间，党中央准备派邓发前往苏联。毛ze东与彭德怀在东征前线指出，邓发去苏联的任务应包括以下几点：（1）对日作战彼我双方之共同步骤问题；（）两军委通讯联络问题；（）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4）技术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弹、轻重机枪、高射机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如可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二次；（5）人的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

　　此时，张国焘南下路线遭遇重大挫折。南下红军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由8万多人锐减至4万多人。

　　196年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希望红四方面军及红二、红六军团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前进。经过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斗争，处于困境中的张国焘初步接受了中央的这一正确思想。月15日，他提出了“会合二、六军来顺利的遂行夺取西北，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4月1日，张国焘又谈道：“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就是说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

　　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取得初步成效。月4日至5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会谈时商定，红军和东北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同盛世才交涉。

　　4月6日，彭德怀、毛ze东在致王以哲转张学良的电报中，就有“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10日，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ze东、彭德怀等，告知东北军“对于红军主力集中向北，愿助其成。彼决派代表赴友邦，并助我打通关系”。

　　4月11日，毛ze东、彭德怀向林彪、聂荣臻通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结果：“四方面军出甘肃，张之部队可让路。”“派赴苏联代表，他的由欧洲去，我们的张任保护，由新疆去。”

　　这里提到红四方面军出甘肃，中共派代表经新疆和向北打通和苏联关系。

　　西征战役开始之际，中革军委提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决定进行西征战役。其中西方野战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消灭二马，占领宁夏，打通外蒙和苏联的联系，接受苏联的军事物资与技术援助。

　　195年5月18日，西北军委主席毛ze东、副zhu席周恩来、彭德怀签发西征战役命令。西征红军分左右两路，用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消灭了马鸿宾主力，俘获人枪各000多，并击溃了所有向红军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西征红军解放了环县、宁条梁、定边、花马池、盐池、固原、豫旺等纵横400余里的新区，与老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东西1000余里，南北600余里的陕甘宁根据地，基本上达到了西征目标。

　　5月5日，党中央在致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通报了红一方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企盼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以便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行策应。”

　　从此电我们可看出，中共中央对红二、四方面军的前进方向也做出一定让步，指出二、四方面军可以走出甘肃或青海打通新疆的道路。张国焘对此也颇感满意。

　　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说，“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

　　“我们也觉得过去党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

　　西征战役开始后，随着西方野战军的胜利，党中央打通苏联的方针更加明确具体。6月6日，毛ze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横山、定边地区是陕甘宁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远、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在7月半以前完成chi化。”

　　6月9日，毛ze东又致电彭德怀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

　　毛ze东还指出：“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

　　“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决渡河船只，这是最好时机。一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则只好等候结冰。”

　　“不论采取哪一条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

　　7月1日，毛ze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认为“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不论为红军、为东北军均须如此。”

　　“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

　　196年5月-6月，中gong对未来西北战略作了计划：打通苏联，从而获得援助，联合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国防政府”，大本营设于兰州，张学良任政府主席、抗日联军总司令。按照计划，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占宁夏；红四方面军进青海，西拒马步芳，配合西北军占河西走廊；红二方面军居中策应东北军控制甘肃。

　　6月上旬，张国焘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6月10日，张国焘、朱德等致电党中央，提出：“我们拟于6月底出动，向夏洮行动，大约7月0日前后可达夏洮。”对此，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后，于6月19日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明确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区。”

　　19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7月5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甘孜召开会议，做出了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随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先后离开甘孜北上，进军甘肃。

　　7月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7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shu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为委员，吴漑之任秘书长。

　　8月5日，中gong中央西北局在求济寺召开会议，制定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以迅雷手段在敌人主力尚未集中洮、岷之前，在运动中大量的各个消灭敌人，先机取得洮、岷、西固地区，主力向天水、兰州方面发展，策应一方面军，一致灭敌为目的”

　　8月9日，《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开始实施。红四方面军分为一、二两个纵队，越过腊子口，先后占领临潭、渭源、漳县等县城。红二方面军作为第三纵队在越过草地和腊子口后，于9月1日到达哈达铺，发动“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全部到达甘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