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风雨飘零

　　温首辅站的角度高，口才更是没得说，随着这个政坛老狐狸深入浅出的寥寥数语，崇祯皇帝对徽州盐商了然于胸。

　　徽州盐商主要是称雄于两淮，扬名大江南北。

　　在盐业上，他们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

　　徽州相距两淮，虽有崇山之限，大江之隔，但相比与远在西北的晋商，尚属近邻。

　　而且从徽州到两淮盐区的中心城市扬州，水陆可通，往来便捷，从水路启程经宁国、芜湖、南京也就直下扬州了。

　　而且，经商需要文化，自古皆然。

　　盐业是一种特殊的商业，对盐业的生产管理、运销、课税等等，大明都有完整的政策规定，非常详细、具体。

　　因此，从事盐业的经营，必须熟悉盐法。

　　而徽商是一支以“儒贾”为特征的商帮，他们虽是商人，却基本上都属于文人。

　　因此，对于盐法的研究，他们比朝廷派去的盐官都理解得更为透彻深入。

　　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

　　大明行盐之法主要是官督商办，朝廷委派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担任盐官。

　　因为盐务关系国计民生，非鸿儒硕学、干练明敏者莫能担此重任。

　　而盐商尤其是总商要经常与盐官打交道，他们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才与盐官有共同语言、共同雅趣，甚至有可能成为与盐官唱和往来的诗文之友。

　　于是，事情就悲催了。

　　官商勾结就成了必然。

　　商人给盐政官员以优厚的生活供应，毫无疑问，盐政官员自亦能给予商人格外关照。

　　尤其是徽商善于结交笼络官员，那手段简直牛逼到让人无法拒绝，著名的扬州瘦马就是他们想出来腐蚀朝廷官员的。

　　当然，聪明的徽商远不止只有女色一种手段，他们的手段是多样化的。

　　总之，一句话，很少有人能抵挡他们海陆空各种手段的轰炸。

　　如此一来，官商勾结的后果就是，原本属于国家的收入没有了，全部落入贪官和徽商盐商的口袋里。

　　“去年盐税的收入不足一百万两银子。而在大明中期，盐税收入一般都超过二百多万两白银，几乎少了三分之二。”

　　说到最后，温首辅语气低沉，开始列出实际数据。

　　这些钱，流向哪里，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情。

　　尤其是作为大明的首辅，更是不可能不知道。

　　可那又如何？

　　管得了吗？

　　多少年过去了，不是依旧？

　　不过，近期皇上的手段，让首辅大人感觉或许有办法解决难题。

　　只是，这个坑有点大，不知皇上……

　　MMP，听完温奸相的话，崇祯皇帝觉得龙蛋隐隐作痛。

　　朕接手的这个烂摊子啊，其实彻底推翻掉，打烂了重建比较容易。

　　像这样在原有体制上修修补补，打打杀杀真他娘的让人憋屈。

　　只不过朕是皇帝，又不能造自己的反，只能忍着。

　　不过，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

　　那还是只能干了！

　　“看来，又要杀了！”

　　崇祯皇帝摇摇龙首，嘴里一裂，似无奈又似冷笑，对着满怀希望的温首辅说道。

　　温奸相眉头一皱，心了一沉，口里发苦，双手一摊，第一次反对崇祯皇帝道：“皇上，恐怕不妥啊！

　　盐官贪腐自然有朝廷法度，这个可以杀。可徽商和晋商不同，他们没有勾结外敌，没有致死的罪名啊！

　　若皇上强行杀之，江南民心肯定尽失，一旦有别有用心之人挑拨，恐有**。

　　而且，朝廷有求于这些徽商。”

　　作为大明首辅，温奸相自然把维稳摆在首位。

　　崇祯皇帝听完，愣住了。

　　对哦，这些徽商没有罪名啊！

　　他们是合法经营，勤劳致富。

　　毕竟，连税都不要交了，自然没有偷税漏税之说，大明更没有行贿受贿罪同一体之说，如何定罪？

　　不定罪，如何剥夺人家的财产？

　　而且，他们不仅没有罪，在江南百姓心中，他们还是活菩萨。

　　徽商是儒商，是读书人出身，平日里很讲究，最在乎名声。

　　说老实话，在太平年间，修桥补路的事情没少干。

　　在灾年，开仓放粮赈灾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总之一句话，他们慈善干得相当不错。

　　并且，崇祯皇帝知道，他们还是复社的金主之一，那些平日里得到赞助的复社士子，没少为他们宣传善行。

　　所以，他们在江南的名声向来不错。

　　还有，从另一方面讲，他们也算爱国人士。

　　历史上，大明凉凉之后，建奴大军南下，南明朝廷开始抵抗。

　　这其中，醒悟过来的部分复社士子和大明官员，开始招兵买马拉起队伍和建奴开干。

　　而这里面的粮饷，就是这些江南盐商或者海商赞助的。

　　这其中的做法，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商人大地主捐助老蒋抵抗倭寇颇为类似。

　　世道颠倒了！

　　崇祯皇帝感到很无奈，终于体会到前几任皇帝的心情。

　　一个士绅不纳税，就已经让国家受不了？

　　可这还不算完，还有土地不纳税，经商不纳税，什么都不纳税。

　　只有农业要纳税，只有地里刨食的百姓要纳税。

　　其他的都是大爷！

　　历史上，在位四十七年的万历皇帝也动不了这些，他把手伸到了矿山，可结果还是收不上来税。

　　为了增加收入，派出了矿监收税，结果呢？

　　矿监被打死了不少，矿税也被迫废除了。

　　占着国家的矿开矿赚钱，不准国家收税，还打死了收税的太监，这种事情千百年来只有大明才有！

　　好吧，万历皇帝拿他们没办法，只能憋屈着。

　　问题是这些人很嚣张，开始扣帽子，什么太监横征暴敛，什么太监弄得民不聊生，什么皇帝与民争利。

　　这是哪跟哪啊，简直颠倒黑白。

　　大太监收钱，他们能看得上老百姓手里面的钱？

　　榨干了也没有多少钱不是！

　　这就好像跑一百个地方，向一万个家庭收费，也不如往马爸爸公司一座，打点秋风来得多啊！

　　这个道理谁都懂。

　　所以，万历和太监收税，弄得还是这些大户。

　　问题是，大明的大户是谁？

　　能得罪吗？

　　于是，万历挨骂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想起这些，崇祯皇帝再也不能淡定，连坐都坐不下，负手起身踱着方步，脑海里不停转动着，怎么办？

　　“温爱卿有何方法，赶紧说来？”

　　走动着，崇祯皇帝发现不对劲啊，温奸相这老货低着头，紧缩双眉，一副欲言又止难以抉择的模样，立马开口说道。

　　“皇上，臣以为，或许需要进行盐法改革，取消开中法，取缔徽商手里的根窝，才是长久之计。

　　可臣又担心，不知时机是否合适？又有谁可以取代徽商手里的雄厚资金？”

　　温体仁依旧思索着，缓缓说出心中的忧虑。

　　说起来，大明的盐法改革并非第一次，长久以后都在与时俱进。

　　明初，对百姓不错的老朱为避免权势仗势独占盐利，严禁食禄之家行商卖盐。

　　洪武二十七年，老朱下令，禁止公候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员的家人、奴仆行商中盐，侵夺民利。

　　景泰五年，规定官员每人支给盐三千余斤，吏每人支盐五百余斤，以防官吏干预盐政。

　　此法制定后，盐务井然有序，国家获利较大。

　　后来，随着战事的进行，推出开中法。

　　开中法是指开边报中，即由官府公布条例，召商输粮食等物与边境地区，以盐作为报偿。

　　实行开中法的目的，最初主要是为了增强边境的军事储备，充实军饷，之后扩展到为救济水旱饥馑，囤积粮草。

　　每当边境军饷发生不足，或发生水旱灾害时，由户部出榜，召商输纳。

　　或令商运粮于指定地点，户部编制勘合和底簿，一式二份，一份交给发粮机关，一份发给各转运提举司。

　　商人纳粮后，由收粮机关将所纳粮数及应支盐数填给仓钞，商人持此仓钞赴各转运提举司。

　　转运提举司比对相符后，按商人所纳粮数给引，派场支盐。

　　商人得盐后自行运售。

　　以粮食换盐引，利用商人运粮纳米，充实边储，这就是大明代食盐开中法的主要内容。

　　开中法实行后，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转运费，边疆粮饷也得到了保障。

　　由于开中法效果显著，不仅粮粟，凡属国家急需物资，皆令商人输纳中盐。

　　由此而衍生出许多新的制度，如纳马中盐、纳钞中盐、纳铁中盐、纳布中盐等等。

　　总之国家需要什么，就开中什么，盐随时随地成为国家与商人交易的媒介。

　　可自宪宗成化以后，吏治日益败坏，盐法亦日趋紊乱。

　　成化末年，权要门宦仗势以廉价买进淮、浙盐贩卖，谋取大利，导致官盐卖不出去。

　　弘治十五年，奸商通过外戚张鹤龄请求以长芦旧引十七万免追盐课，每引纳银五分，另用价买各场余盐如其数，听其贩卖，竟得到了同意。

　　于是，大明中期盐法败坏，关键在弘治皇帝心太软，偏宠权贵。

　　官宦借权力寻租，转卖批条，坐收巨利，受苦的是老百姓。

　　万历后期，实行纲盐法，即由万历前的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制度改为民制商收、商运、商销。

　　纲盐法是商人垄断食盐运销的制度。

　　万历四十五年明神宗采用盐法道袁世振建议，将各个商人所领盐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积引，九纲行新引。

　　纲册许各商永远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无名的不得加入。

　　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和盐户直接交易，收买后运销权都归于商，并得世袭。

　　从此内地盐商得到了解放，食盐的运销红火起来。

　　纲盐法在疏通积压的盐引方面的确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这对于挽救盐政的崩溃，多少起到一些支持作用。

　　但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权钱交易，有权的宦官也借机勒索。

　　权贵垄断盐利，政府肆意搜刮，加派频繁，使引价日增。

　　天启元年，每引官盐的价格是三两八钱。私盐每引价格最高不过五钱，即使加上贿赂上下官吏的支出，仍不及官盐价格的一半。

　　商人纷纷贩卖私盐，再加上令盐课改折，灶户改纳盐为纳银，征非所产，灶户非私贩而不能得银，结果导致私盐更为盛行。

　　到了崇祯年间，就更不用说了。

　　简直败坏到了极点了。

　　而这，也是温首辅决定改革盐法的初心。

　　当然，他是在这段时间看到崇祯皇帝的霹雳手段后，才动了心思的。

　　否则，他根本生不起这个念头。

　　没有一个强势的皇帝支持，他一个首辅能干什么？

　　尤其是在朝廷摇摇欲坠的情况下。

　　“合适，有什么不合适？只要能弄到银子，怎么搞都合适！”

　　温奸相刚说完，崇祯皇帝眼前一亮，立马开口说道。

　　不过，对于温奸相的第二个问题，有谁可以取代徽商手里的雄厚资金，崇祯皇帝并没有什么主意。

　　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干的。

　　而且，这个资金，规模之大，令人咋舌。

　　时下大明，朝廷的盐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在全国拥有十一个大盐田。

　　最大的一个，是位于扬州附近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两淮盐田，其次为天津长芦盐场。

　　两淮盐田包括大大小小三十个盐厂，六十七万多千名工人，产盐量负责供应整个江南并且出口蒙古等地。

　　天启年间，大明军费因建奴入侵而大增时，朝廷曾试图强迫商人提前购买未来二至三年的盐引许可，来增加额外收入。

　　可江南盐商通过拒绝购买这些预售的盐引，来表达自己无声的抗议。

　　除非盐务官员答应扩大运输额度，并让他们以现有盐引运输，他们才会妥协。

　　其中，一些更具投机野心的盐商，也就是徽商，甚至趁机买下同行的旧盐引，以求增值获利。

　　当然，盐务官员可以裁定旧的盐引许可无效，借此打破盐商的专卖局面。

　　然而，官员们发现，盐业贸易过于庞大，只有眼前这些商人，才有足够资本预购盐引。

　　因此，在盐务官员的请求下，朝廷于做出重大让步。

　　任何购买新盐引的人，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获取永久性的运输选择权。

　　于是，朝廷的这次妥协，终于形成了垄断，二十四家徽商垄断了两淮盐场的销售。

　　很快，他们便将这种选择权转换成家传许可——“根窝”。

　　这项特权为他们的后代积聚起了巨额财富。

　　盐田里商人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的个人财富却越来越多。

　　可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能承担起囤盐一年的资本风险。

　　因为，存盐变质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

　　所以，盐务官员必须确定盐商们有足够现银，可以挺过足以让小商贩倾家荡产的仓储损坏。

　　集中化的经济趋势，就势必牵涉到经济规模。

　　在规模如此巨大的贸易活动中，与大量从事地方市场交易的商人相比，的确只有少部分人具备经营全国性市场的能力。

　　说得好复杂的感觉，其实，这在崇祯皇帝心中，这分明就是后世的总代理制度。

　　这二十四个代理商，垄断了两淮盐场，取得定价权，然后再找二级、三级分销商，层层分包下去。

　　只不过，这些徽商实力确实他娘的雄厚，每年承包两淮盐场的资本高达八千万两白银。

　　他们利润有多少崇祯皇帝不知道，他只知道，肯定少不了。

　　因为他们还要四处打点各级官员。

　　总利润中有一部分自动拨作馈赠、酬酢及贿赂历任监督盐场的官员之用。

　　为的，就是能继续承包两淮盐场。

　　试问，投资如此之高，没有高利润谁愿意干？

　　这不是傻逼吗？

　　而朝廷呢，这八千万两白银，要供应两淮盐场六十七万多千名工人工资，和处于扬州的盐运司运转外，一年上缴户部得银不足一百万两。

　　这他娘的是什么比例？

　　完全是替人打工啊！

　　而且，还是替一些孙子打工，这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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