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一发而动全身。

　　大宋贬抑武将政治地位的目的是为了贯彻实施重文轻武的国策。重文轻武的国策体现在兵制上，就是枢密院的掌兵制度，就是以文制武，用文臣来监督和制约武将。

　　如果武将的政治地位提高了，那么武将的权力随之增长，国策随之也要由“重文轻武”改为“文武并重”，而“文武并重”的国策势必影响到兵制，现行兵制随之就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就是说，枢密院的掌兵制度要修改，要废弃“以文制武”这个贯穿整个兵制的基本策略。

　　皇帝迫不得已，答应提高武将的政治地位，他想当然地以为提高武将的品级影响不了根基，但接着他就发现，这是李虎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一个完全颠覆大宋根基的陷阱。他跳进了这个陷阱，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按照李虎的奏议，军职品级大幅提升，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件事，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根本行不通。

　　大宋政治和军事制度的精髓所在就是“地方分权，中央集权，臣僚分权，皇帝集权”。这个基本国策深入政治和军事制度长达一百多年，造成大宋官制和兵制极其复杂，任何变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提升军职品级这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同样如此。

　　大宋军队，从军种来说，它有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土兵之分；从军队编制来说，有系将禁军和不系将禁军，这两者编制不一样；从军队组成来说，有单纯的禁军，有诸军种混合，比如折家军就包括上述五个军种；从军队体系来说，有中央禁军体系，有虎烈军这样的藩镇军队，还有契丹大王府、渤海大王府这样的蕃军；中央禁军体系也很复杂，有中央卫戍军，有边疆镇戍军，有戍守地方的军队。

　　中央禁军体系和大宋地方制度密切相连。军职品级的提升牵涉到了禁军体系，也必然牵涉到了地方行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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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的地方制度看上去是路、府州军和县三级，但事实上只有两级，“路”事实上不能做为一个行政级别。

　　大宋的“路”有安抚使路和转运使路之分，安抚使路是按军事部署来划分，转运使路是以财政需要来划分。安抚使路远比转运使路要多，在以安抚使为主的“路”上，帅司统领一路禁军。依常例，帅司长官还兼任本路大府的知府，而知府又兼任本府兵马都总管，统领本府厢军。同理，州一级的知州也兼任本州兵马钤辖，统领本州厢军。

　　路一级的安抚使，府州军一级的知府、知州，都是本地方的文职军事长官，武将只能做副职，但是，做为主掌地方军事的安抚使和主掌地方军政的知府、知州，他们的行政级别却非常混乱。

　　中央在军政两个体系都要“分权”，在军队更要“以文制武”，所以知府、知州虽然兼任地方军事长官，但在军政两个方面，他们都直接听命于中央，他们和“路”一级的“四司”府署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同时，中央为了限制知府、知州的权力，设通判为副职，以通判来负责具体行政事务和监察州府，通判也直接听命于中央，这样一来，从理论上说，知府、知州算是临时性的差遣，不是常设官职，因此，知府、知州的具体行政级别，就由他们的寄禄官或散官阶来确定了，这一职务可以低为七品，也可以高为三品。

　　在此举个例子，比如苏东坡，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苏东坡贬官后起复，以正七品的朝奉郎知登州，而在哲宗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则以正三品的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安抚使也是一样，依照大宋律，安抚使总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者即可。太中大夫是从四品的文散官，也就是说，安抚使的品秩可以是从四品，也可以高达正二品。

　　安抚使是路一级的军事长官，知府、知州是府州一级的军政长官，这都是职官，按道理应该有具体的行政级别，但大宋为了“分权”，为了互相牵制，为了最大程度地削弱地方权力，硬是把具体的常设职官，变成了临时性的非常设职官，结果权力是集中到了中央，但弊端也非常严重。地方上机构臃肿职能重叠、行政效率低下，军队里也是一样，尤其它的指挥系统，更是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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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军职品级的提升，牵扯面太大了，就大宋这种复杂的军政制度来说，无法操作。

　　李虎以当前形势的需要，以军队战斗力的需要，理所当然地提出改善武将的政治地位，要求重新设定武将的品秩，岂不料，这看似一个不经意的变革，却撬动了整个大宋体制。

　　皇帝醒悟过来了，李虎的目标其实不是提高武将的政治地位，而是以此为契机，实施变革，颠覆大宋体制，但他醒悟得太迟了，以他现在的处境和实力来说，他已经无力阻止李虎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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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和中枢大臣一致同意提高武将的政治地位，接下来，就是具体操作问题。

　　李虎拿出了第二个奏议，军政分离。

　　很显然，要想改变庞大的大宋体制，需要充足的条件和漫长的时间，而变革也要在不断的摸索、总结和完善中缓慢进行，目前临时朝廷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时间，当务之急是生存，是马上奠定三分天下的基础，而要打下这个基础，需要军队，需要通过战争来赢取，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提高武人的政治地位，凝聚武人的力量。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在当前条件下想出对策。

　　当前大宋分裂，中土陷入混乱，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而地方因为长期没有行政长官，没有军权和财权，基本上没有抵抗力，这从河北战场就能看得出来。年初金军入侵，因为河北禁军无力抵挡，黄河防线失守，金军一直杀到了汴京城下，河北四镇全部失陷。后来，中央虽然放权，允许河北各地募军抗金，但大宋体制的力量太强大了，所谓的放权也不过是权益变通之计，河北军民被腐朽的体制捆住了手脚，根本没办法抵御金军的攻击。

　　这种形势下，李虎要想在河北打一场胜仗，要想在黄河防线坚守更长的时间，要想尽快奠定三分天下的格局，必须发挥军队的全部力量，而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军政分离。

　　李虎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他从辽东崛起之日开始，就是靠军队打天下，其后不管在辽西还是在代北，都是军政合一。现在地盘大了，军政合一不行了，为了确保军队的战斗力，军政必须分离。军队一门心思打仗，而临时朝廷则一门心思筹措粮草，保证军队的需要。

　　这是乱世，在乱世中生存需要实力，实力的基础是武力，没有强悍的武力必定败亡，所以大宋那一套不行了，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只能加速大宋的败亡，而在军队里的分权和钳制则会削弱军队战斗力，会进一步加快大宋的败亡，但大宋体制是个庞然大物，它就象一头垂死挣扎的野公牛，它在奔跑之中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令人恐惧，让它停下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砍断它的四条腿，虽然这种办法会伤及自身，但总比让它一头冲进悬崖尸骨无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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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政分离，从中央到地方，军政自成体系，互不干涉，互不牵连。

　　朝廷分东西两府，东府主政，西府主兵。东府长官是宰相、副相，其下有门下、中书和尚书三省。西府长官是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下设十二房。

　　东府的政务由宰相、副相负责，近期主要事务是迁都，建新都，征缴更多的钱粮，其中包括进行财经赋税制度的变革，以收买人心，设法控制更多的州县。全方位的变革则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最起码要等到定都长安之后。

　　西府的事则非常麻烦。

　　军政分离，体现了文武并重的基本国策，但如果完全废弃“以文制武”之策，显然矫枉过正了，武将极有可能拥兵自重，所以在军权的分配上，必须慎之又慎，以防重武轻文，武夫横行，重现晚唐、五代兵祸连接之乱。

　　当年太祖，太宗皇帝用了几十年时间才完成了枢密院――三衙体制，这个兵制的特点就是分权。枢密院主掌兵藉、虎符，三衙管领诸军，率臣主掌兵柄，把兵权一分为三，“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至于率臣，主掌的则是战场指挥权。

　　枢密院有“发兵之权”，三衙有“握兵之权”，率臣有战场指挥权，但在大宋一朝，率臣基本上都是文官，大宋靠这种“以文制武、兵权分立”的兵制，消弭了绵延二百多年的内部兵变，赵氏王朝得以延续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这种兵制的弊端也非常可怕，一百六十余年后的今天，大宋无兵可用，大宋甚至无力抵御女真人，在金军第一次入侵中，汴京就被围攻了一个多月，这是大宋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枢密院――三衙体制的弊端到底在哪？大宋军队为什么不堪一击？这个问题不解决，军政分离对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几乎没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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