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公馆在南虎街中路,大门前有两个石狮子狰狞地蹲在那里。进了威风凛凛的大门,来到砖砌的前院,只见院中有精巧的荷花池,窗台放着金鱼缸,整个院落布置得优雅美观。这是区长刘镇生和儿子们接客的地方。二进院又是两排房子,是他们办公和供奉祖先的祠堂。最后头一幢楼房,则是家眷、管家、帐房、侍女、丫鬟的住所。这座占地广阔、建筑雄伟、人口众多的三进大院,在成都被称为#39;刘家公馆#39;。
我从九岁到十一岁,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多。
刘公馆的主人姓刘名锐,字镇生,是成都市赫赫有名的一霸。成都分八个区,一区管几个镇,他任第八区区长。他是成都青帮的头头,正头由当时四川省长邓锡侯兼任,他与邓还是拜把子兄弟,邓尊他为兄,整天酒肉相交,过往甚密。有了这道护身符,刘家更是为所欲为了。
说起刘家的骄奢淫逸,那真是难以尽述。他比四川大邑县的刘文彩,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文彩是乡下的大地主,他是城里的百万富翁。他的几个儿子有的当国民党军官,有的是资本家,他集官僚、买办、资本家于一身,有财有势,专门渔肉穷苦的市民百姓。
刘镇生七十七岁,长得面红丝白,鹤发童颜,走路异常稳健,要论他的身板,看上去不过五六十岁。他留着长指甲,拿着文明棍,一副道貌岸然的派头。他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呢?
刘镇生不像刘文彩那样,靠几个奶妈的乳汁来补养身子。他府上除雇着十名丫鬟外,还养着几个六岁以下的小女孩,这几个女孩甭说伺候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她们被买到公馆,整天不干什么活计,奇怪的是,先前红头粉颜的嫩脸,渐渐变得黄皮纤瘦,不上一二年就一个个枯弱而死了。人们一直觉得纳闷,可是又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才知道,他有一个养生秘方:将新摘的大红枣子塞进幼女**里,不让幼女吃喝,不让大小便,这样扪上两天,再取出来洗净泡茶喝,红枣将幼女的精血吸干了,刘镇生却被红枣养壮了。
我给刘镇生的孙女刘清翰当丫鬟,她当时正上女子大学,是一个进步青年。后来她发现了爷爷惨害幼女的罪恶行径,便跟爷爷大闹了一场。狡猾而残忍的刘镇生,表面向孙女赔礼认错,暗地里却给孙女下了毒药,把个如花似玉的孙女毒死了。
我十一岁那年春天,刘区长庆八十大寿。宽阔的前庭后院,到处竖立佛像,灯火通明,刘家人穿红挂绿,喜气洋洋。庆寿的、送礼的,一拨接着一拨,挤满了屋院,几十桌酒筵,摆满阔庭长廊。那热闹场面,简直盛似春节元宵灯会了。我们十几个丫鬟照前顾后,个个累得半死。
庆完寿的第二天早上,刘区长坐在太师椅上练毛笔字。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为的是提神运气,保养身体。这时,一个阔太太又哭又闹地闯进屋,我们一看,原来是他膝前二小子的二姨太。
刘区长的二儿子任成都市第二战区副官,这女人原在医院当护士,长得特别漂亮。去年两人勾搭成奸,就把她娶到家里。
二姨太向公公哭诉了委屈。原来,她从美国捎来一件价值上千元的舞衣,昨天庆寿时穿在身上,后来脱下放在屋里,不知怎么就不见了,她怀疑是丫鬟们偷的。
刘区长一听就火啦,立即把十个丫鬟全部传到前厅挨个拷问,最后问到我。昨天,我只顾摆酒端菜,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件舞衣,当然不会承认。刘区长见问谁都不知道,就冲我这最后一个出气,左右开弓,连扇几掌,把我的脸打得顿时肿起来。这几年,我什么样的苦没吃过,什么样的罪没受过呀,苦难中养成了执拗的脾气、倔犟的性格,没看见就是没看见,我还是死不承认。
刘区长见问不出来,又问昨天丫鬟们的家属有谁来过。二姨太说,我父亲曾来这里。父亲昨天确实来过,是来告诉我,他的脚跛后改行当了泥瓦匠,娶了刘妈做后娘,现已迁到了沙河铺,让我安心伺候刘家,等有了钱设法赎我出去。父亲来看我,连刘家大门也没进。天哪,为什么父亲偏赶昨天来呢?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刘家怀疑衣裳是我偷出去的,刘区长让二姨太把我带到她屋里去#39;教训#39;,二姨太抽出藤条鸡毛掸子,又把我一顿好揍。藤条劈头盖脸打下,打得我的脸肿得像冬瓜,眼肿得像铃铛。
见我还是不招,刘区长派来他的长着一张枣核脸、外号叫#39;坏枣#39;的心腹爪牙,他在一旁看了会儿热闹,这才把手一挥说:#39;别打啦,把她揪到警察局去审问得啦!#39;坏枣领我走在大街上,街上的人们好奇地看着我。
警察局在丁字街,局长姓冯,昨天曾带着夫人去拜寿,他低头拜寿时,我看见他右耳后边露出豆大的一颗红痣,所以对他印象很深。
见刘家送来犯罪的使女,他马上升堂审问。恫吓逼供,当然什么也问不出来。便命人拿来一块竹板子,一个警察拉住我的手,另一个警察用竹板打我的手心,两只手各打了几十板子,肿得像馍馍,我还是不招。
这时,坏枣附在冯局长耳边嘀咕了几句,冯局长点点头,便留下我和坏枣,他躲进屋里。
坏枣软硬兼施,哄劝我承认,可我那时没有学会说瞎话,怎么哄也不会胡编乱造。他大概看出是冤枉了我,但弄不出结果又交不了差,显得有些左右为难,又跑进屋去和冯局长商量。
过了好一会儿,冯局长和坏枣满面春风地走出屋。叫来两个便衣警察,让坏枣领我一起走。
我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被带着走街串巷,左拐右转,转到了簸箕街。只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正担着担子,沿街叫卖收破烂。坏枣满脸堆笑地对我说:#39;等一会儿问你,你就说把衣裳偷来卖给他了!#39;没等我回答,他用手一指,两个警察早扑上去把老头绑了。
回到警察局,冯局长马上升堂,严厉地拷问起这个无辜的老头。老头不招,冯局长又命人把他吊在树上,用皮鞭狠命抽打。我急得在一旁大声喊:#39;你们冤枉好人啦,快把他放了!#39;冯局长哪里肯听,让人往死里打,不一会儿,老头便被活活打死了。
冯局长怒气未息,又怕留下我这活口生事,又命人把我吊起来活活打死。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他那年轻漂亮的太太走出来,谁都知道,冯局长怕老婆怕得出了名。局长太太问明原因,看我被打成这样子,发了善心,让人给我松绑,嘱咐我别再回刘家公馆,赶快另逃活路!就这样,我出人意料地逃出了牢笼。坏枣因有个屈死鬼顶着,自去向刘家交差去了。
这件事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国民党官员官官相护,不知冤枉了多少无辜的人们。有朝一日,我要为屈死的老大爷报仇。后来,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为压在底层的穷苦兄弟出了一口气。这是被卖进妓院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