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卓的想法确实比较新奇，老夫真的不知道他是如何想的。”
入京之后，孙交与傅珪的交往较多，两人都是清流君子，慢慢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当然与孙交的做事能力很强相比，傅珪是以敢言出名的，所以他到了礼部之后，三天两头的上书，要不是李东阳再三推荐，他也不会入阁进入军机。
傅珪不是很喜欢张超这副样子，皇帝犯了错就要直言敢谏，他倒好想着法子和稀泥，干些擦屁股的活，要不然就是不断的打自己的小算盘，怪不得朝中正气越来越少。
所以傅珪很不客气的说道，“人名字可以取错，外号绝不会取错。当年钱福说张子卓是钱庄子，真的一点都没有说错，为官做事都是一副商人的做派，哪有一点读书人的样子。”
孙交不断的摇头，“邦瑞，慎言，慎言呀！”
“志同兄，你心胸开阔，多把人都往好处想。张子卓援引你入朝，只是因为你祖籍庐州，他要信重于你，户部事务干预那么多作甚？张超不想着规劝天子，却想出种种敛财手段以供天子玩乐，这样的人不是小人是什么？”
傅珪这句话一出，孙交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回复好，他万万想不到傅珪对张超有这么大的成见。
孙交并不清楚傅珪对张超弄出的军机房一肚子怨气。军机房号称是为了协调军国大事，所以将相关的重要部门齐聚一堂，一来为了保密，二来可以迅速反应。所以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司礼监两个大珰都挂着军机大臣，另外为了平衡，也从七卿之中挑选了一个重臣进入军机房，这样好方便投票。
成立之初，事实上很多反应迟钝的官员以为就是一个协调机构，可是时至今日，所有人都看出来了，军机房已经完全取代了内阁，成为帝国的中枢机构。
但是军机房与内阁大不一样，军机房有清贵的翰林，有太监，有三甲进士爬起来的能臣干吏，所以决策能力和水准远远高于内阁，时间一长，军机房的威信就树立起来。
而由于内阁学士知识和能力的欠缺，慢慢的内阁学士的影响力就下降了，顺带着翰林出身的官员也饱受质疑。
张超只不过是一个三甲进士，不是翰林，确实入不了阁，但是他办法就是多，竟然新开了一个军机房，现在堂而皇之的成为大明事实上的宰相，比首辅的话语权还要重，这让许多人瞠目结舌，大开眼界，竟然还可以这么干吗？
而对于傅珪来说，那就十分痛苦了，他是庶吉士出身，在中枢二十多年慢慢爬到高位，结果现在确实入阁，可竟然要跟太监一起商量国家大事，这对于他这样的清流华选而言，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而且傅珪好不容易进了军机房，最大的痛苦是平生的志向难以得到舒展，一来国事太过复杂，很多问题他基本没有话语权，二来军机房讲究的投票，任何问题大家伙需要投票决定，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傅珪除了写写圣旨，几乎就是一个小透明。
相比于个人仕途上的挫折相比，傅珪对张超的执政也很有意见。改革科举，改革赋税，改革军队，好呀，没有他不敢干的，但是看得多了，傅珪也看出门道来了，改来改去，张超都是为自己和江南的士绅谋私利。
科举改革事实上增大了第二场和第三场的权重，以前那种死读书，钻研四书五经的模式已经走不通了，这样一来，考生的个人能力和背景就变得很重要。
众所周知，相对于北方人，南方的经济更加繁荣，印刷业也更加发达，大量资源的投入，张超下属的济世学院培养的读书人与科举改革十分合拍。
甚至于张超又利用他在军内的背景，把很多南方出身的读书人拉到军中成为所谓的参军教化，然后直接在北方参考科举，这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操作让江南的读书人考中进士的数量越来越多，直接抢了北方士人的出路。
而张超的赋税货币化改革肥的是以张家为代表的六家钱庄以及众多有钱人，而对于北方来说更是残酷。北方经济落后，老百姓手里根本没有多少银钱，偏偏大明收税只认那六家钱庄发行的货币。
这样一来，到了秋收，粮价必然大跌，北方的老百姓不得不把手中的粮食贱卖，以换取银钱交税。丰年不增收，那荒年就更糟糕了。这样操作造成了北方的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傅珪这样的家族虽然可以大肆兼并土地，但是这样的赋税改革让傅珪十分担心，若是北方再闹起来，他们这些本乡本土的地主士绅肯定是最早的遇害者。
而张超最让人痛恨的就是将造反的老百姓卖到海外为奴，事实上由于明军军纪松弛，多少北方无辜的老百姓受害谁也不知道，这让傅珪十分不齿，他哪有一点读书人的仁恕之心，甚至于蓝衣贼为什么无法剿灭，还不是因为张超的手段太多残酷，张屠夫呀。
在傅珪看来，张超的长子明威那么有良心的孩子，为什么不会张超喜爱，根本原因就是张超心黑了呀。
傅珪这些苦水，孙交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孙交也不会为张超辩论，张超身为执政者，他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可能张超对傅珪代表的利益集团伤害很深，所以傅珪才有那么大的意见。
事实上孙交也有很不满意的地方，张超的税赋改革，都需要孙交来操作，这让他十分辛苦，骂声特别多，偏偏功劳还不是他的。但是只要想到多收的钱粮，孙交也就不怎么抱怨，事情总要有人做呀。
现在国家的局面需要张超这样的人物来支撑，不管是从大局出发，还是从张超对自己的支持而言，孙交对于张超还是支持的。
所以孙交与傅珪的交谈不欢而散，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傅珪对张超的不满很快就被张超知道了，既然不是一路人，那就没必要客气了，所以在正德九年夏，傅珪因为钱宁江彬等人的谗言，结束了短暂的中枢生涯，致仕还乡，才不过五十多岁。（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