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一声令下，吴财等小吏猝不及防，吃的最肥的几十名胥吏一举就擒，与他们勾结的铺户保家等也全部被抓。与此同时，张超的家丁和早已准备好的巡检司弓兵按照预定的计划接收钞关，整个过程显得波澜不惊。

　　吴财被抓时十分吃惊，他惊讶的问道，“张主事为甚要如此待我？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王六嗤笑道，“吴大使，你横行了这么多年，也该得到报应了。你是没有得罪张三爷，可是你得罪了天下人。”

　　吴财叹息道，“我早就知道张超精明强干，只是他这个万家生佛如此毒辣，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栽的不冤枉。

　　只是我们这么多人被抓，张超就不怕钞关运转不灵吗？”

　　顺福听完，笑着说道，“吴大使，你不是教了我等两个多月了吗？”

　　吴财悔恨交加，跺地不止。所以面对丁淳的审问，他也一眼不发。张超也不在乎，只要抄家了什么没有？

　　张超抓人的同时，苏州府和织造太监连同钞关一起查抄了这几十名胥吏的家，查抄的财物不计其数，光银钱就有十几万之多，顿时震惊了整个苏州上下。

　　为了坐实这些胥吏的罪行，胥吏的大部分财物被公开对外展览，盛满赃物的木箱排着一条长龙，长街上几乎挤满了老百姓，愤怒的老百姓痛骂不已，这也彻底坐实了这些人的罪行。

　　待在死囚牢中绝望的吴财实在想不明白张超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他们这些胥吏看起来十分风光，但是每一年都把所得的大头分给了苏州府县和豪族，就是为了求得他们的保护。

　　可是张超这一次行动迅雷不及掩耳，明显是早有预谋，为什么他们一点风声都没有？

　　实际上很简单，这些胥吏太肥了，觊觎他们的人本来就多，只是缺少一个领头的。自钞关成立以来，主事更替频繁，胥吏却没有多大的变化。这样一来，景泰年间形成的利益分配，与三十多年后弘治三年的苏州现状已经差距甚远。

　　最起码即将进入权力核心层的吴宽王鳌这两位学士族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进入到钞关中，而家族中连一个进士都没有的徐有贞和韩雍家族，甚至控制有好几个胥吏，这就太过分了，不是吗？

　　是的，这些胥吏逢年过节的节礼十分丰厚，但与自己家族占据一个主任的位置相比，那还是相差太远了。

　　张超对此拨乱反正，所以很顺利的说服了注定会龙飞的吴王两族，事实上这两家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吴宽王鳌只要在朝中为张超说两句话，就可以换来两个主任，没有哪个家族会受得了这样的诱惑。

　　张超又用现实的利益拉拢了苏州知府和织造太监，这时他才发动了对其他几个走下坡路的家族的突然袭击，所以张超大胜的背后是一系列的利益交换。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同时对这么多胥吏下手，张超是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吴财等人压根就没有想到还有人敢这么玩，不仅仅是他，苏州的大小家族也完全想不到。等张超得手之后，很多人也只能迫于无奈，接受了现实。

　　一般来说，对于胥吏横行，官员的态度总是支持一派，打一派，通过平衡来获得权力。但是张超不一样，经营了好几年的他，有一个自己的团队，所以根本不需要胥吏在行政上的配合，即便如此，他也准备了足足两个多月。

　　弘治三年，张超用了八个月时间让天下记住了他的风采，在京可以怒打太监，在外可以横扫胥吏，一个正直能干的大臣正冉冉升起。

　　当然张超所受到的非议也多的不得了，除了他奇怪的学说，还有他的行事风格，一口气拿下了几十名胥吏，实在是太狠辣了，太狠辣了。

　　钞关胥吏贪赃枉法，让整个朝野极其震惊。谁也没有想到，一个钞关的几十名胥吏，加起来竟然有十几万的家底。谁都不是傻子，这是上报朝廷的数字，那么真实数字恐怕更加惊人。

　　按照这样的比例计算，大明八个钞关，把这些关吏都收拾一顿，岂不是立刻可以挤出上百万的家底，这样最终因为财政问题停顿的白昂修河一事立刻就可以提上日程。

　　如果说对付官员，大臣们还有其顾虑，但是对付胥吏，几乎是不需要动员。所以有些官员就开始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胥吏们则是满脸惊恐，想尽办法解脱。

　　就在官吏矛盾日益激化之际，丘濬的来信终于来到了。张超看完笑了笑，如果当日不危言耸听，徐溥也不一定这般重视他，现在朝廷问他的建议，看来也是很当真了。

　　张超隐约知道在正德年间有一场规模很大的农民起义，所以他大言不惭的写上，也不怕什么蝴蝶效应，到时候万一没事他该怎么办，当然他确实有办法。

　　如果大明朝廷不在乎此事，那么起义还是有很大的概率会发生，到时候预言成功的张超，他的一言一行就更会被重视。

　　如果朝廷重视了，起义会不会发生谁也不知道，只是张超到时候可以推脱，说是因为朝廷重视的缘故。反正不管怎么样，他都有办法解释，最起码在他看来，给山陕北直隶的老百姓减轻负担都是好事。

　　至于如何避免起义的发生，张超从后勤角度提了几点建议，诸如减轻这几个地区的老百姓负担，增强对江南等地的财赋征收，整理军屯，提高驻军的自给能力等，另外他还建议尝试从天津往辽东运粮，实验一下海运。

　　如果将来真的有预兆有乱事，可以按照宋代的方式，招收一部分强壮的老百姓从军，然后迁到辽东去等等。

　　张超洋洋洒洒的写了好长一篇奏折，只不过很多都是老生常谈，他也知道自己的建议很可能不会被采纳，反正说说也没什么。

　　对于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浑然无知的他并不清楚这封奏折的意义，皇帝收到之后，出乎意料的重视。

　　张超既然说加强对财税的征收，那么苏州追讨税款这个皇帝已经惦记了很久的事情终于可以议上日程了。

　　所以弘治皇帝嘉奖了张超，要求张超协助新上任的织造太监刘瑾一起在苏州追讨税款。圣旨到达之时，张超顿时就麻爪了，他发现自己麻烦大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