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而当今日梦想成真，我已年逾不惑。

　　其间的跨度，是三十年。

　　人的一生没几个三十年，可见我这个梦，做得真的是有点长。

　　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我其实写了不少小说，但都让它们躺在了抽屉里或电脑文档里，至今未见天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近乎严苛，总觉得它们拿不出手。而今，我终于让这部小说付梓面世，那至少说明，它在我自己的心目中属于及格产品。

　　人到中年才完成第一部小说，从坏处来看，或许会少一些年轻人特有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信马由缰的激情，但是从好处来说，却可以调动半辈子的思想沉淀、知识积累和写作技巧。换个角度讲，我可以说为了这部小说，已经准备了整整三十年。如此“厚积薄发”，如此三十年磨一剑，想必挺符合当下流行的所谓“工匠精神”吧？

　　当然，我这么说，意思并不是我从三十年前就开始为这部小说打腹稿或搜集资料了，而是说，我为自己储备了驾驭这部小说所需的能力和各方面“干货”，使我得以胜任这项工作，从而对得起万千读者。

　　《兰亭序杀局》是一部历史文化悬疑小说。细心的读者应该能看出，它的对标作品就是当年曾风靡一时、大名鼎鼎的《达·芬奇密码》。至今我犹然记得，当时读到这本小说时的那种惊艳之感——一幅画作背后竟然隐藏着那么深远、复杂和惊人的秘密，作者脑洞真大！

　　尽管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秘密和阴谋都是丹·布朗扯的，可人家就是扯得让你服气，扯得让你怀疑那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历史。平心而论，《达·芬奇密码》的故事并不算特别好看，情节有些套路，人物也有些脸谱化，但瑕不掩瑜——丹·布朗在西方历史、文化、宗教，尤其是艺术史、符号学方面的学识和造诣，以及把虚构的阴谋论嵌入历史缝隙的本领，足以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

　　作为历史文化悬疑小说的里程碑之作，《达·芬奇密码》对于所有后来的同类型小说，肯定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拙作自然也不会例外。虽然在构思和创作《兰亭序杀局》时，我并未有意识地去模仿《达·芬奇密码》，但由于二者在类型上的一致，以及它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拙作必不可免会有它的影子，带上它的气味。套用豆瓣上一位牛×读者宝木笑先生的评论，他说拙作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达·芬奇密码》的一种“中式映射”。我认为，这个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

　　了解我的读者都知道，我之前的创作集中在通俗历史和传统文化方面，相应的主要工作成果便是七卷本《血腥的盛唐》和《王阳明心学》。有了这些必不可少的沉淀和积累，才有了目前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小说。再次借用宝木笑先生的话说，就是：“作者王觉仁先生在作家和编剧的职业之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传统文化研究者，他的《王阳明心学》有着很深的学术功底，七卷本的《血腥的盛唐》算是为《兰亭序杀局》夯实了写作的基础。”“王觉仁对于唐朝的官制、服饰、礼仪、风俗、建筑、音乐等各方面的描述都极具功底。”这些评价虽然有些过誉，我愧不敢当，但至少勾画出了我这些年为学和写作的大致脉络，也从旁观者的角度道出了一个事实——我创作《兰亭序杀局》的确是“有备而来”的。

　　佛说世间万物皆是众缘和合而生，现在就谈谈本书的缘起吧。

　　这部小说的选题和创意，源于两年前，我与一位相知多年的编辑朋友在QQ上的闲聊。当时不知怎么，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王羲之的千古名帖《兰亭序》，朋友建议说：“能不能用这个经典的文化符号做扣子，写一部好看的历史悬疑小说？”

　　我当即灵光一闪：能啊，为什么不能？

　　众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是王羲之的“骨灰粉”，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名望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李世民卖力宣扬的结果，所以我当时就想：假如李世民力捧王羲之的真正原因，并不单纯是喜爱他的书法，而是深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动机，那么用一部小说把这个动机找出来（编出来），岂不是很好玩？

　　于是，我俩一拍即合，这个项目就此启动。

　　随后，我一头扎进故纸堆，搜集了一切我能找到的有关《兰亭序》和王羲之的资料，用差不多一年时间消化史料并完成了构思。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止一次体会到了“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快感——我虚构的神秘组织天刑盟及其相应的种种阴谋论，居然与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能严丝合缝地扣上，这太让人惊喜了！

　　无论是兰亭会的实质、淝水之战的内情，还是李世民与《兰亭序》的纠葛，以及《兰亭集》中那些让人浮想联翩的诗文，无不是编织阴谋论的绝佳素材。这些原本散落在故纸堆中的毫不显眼的东西，就如同隐藏在历史暗角中的一支支兵马，只等我扛起天刑盟这面大纛，便蜂拥来附、齐聚麾下，任凭我指挥调遣，同心戮力完成一场精彩的“杀局”。由于太多的历史细节与我虚构的东西暗合，以至到后来连我自己都有些恍惚：这一切到底是我的编造，还是历史上果真实有其事？

　　当我用上述阴谋论成功地“忽悠”了自己，我想，它应该也能“忽悠”到一些读者。

　　完成构思只是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动笔写作，我才发现自己原有的知识积累远远不够。我虽然已经把唐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写了一遍，对唐朝的典章制度、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还算熟悉，但仅凭这些却不足以构建一个具有真实感的小说世界。优秀的历史小说，不仅要做到历史与虚构的巧妙结合，还要让笔下人物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尽量贴合其所处的时代。简言之，情节是虚构的，但细节一定要力求真实。

　　我个人不太喜欢现在热播的一些古装剧，原因之一就是细节上的硬伤太多，令人惨不忍睹。举几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国内古装剧，不管是号称历史剧还是古偶言情剧，也不管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所有人出门一律花“银子”，这其实是个低级错误。白银作为流通货币，是明朝以后才有的事情。在此之前，主要货币都是铜钱。比如在唐代，小额消费用铜钱，大额消费用“布帛”。如果是出于影视呈现的需要，不方便让人物拉着一车布帛去购物，那么在大宗交易时可以用金子替代（本书便是用“金锭”作为替代品）。此外，在目前绝大多数历史小说和古装剧中，无论大小官员都被称为“大人”，这也让人很尴尬。称呼官员为“大人”，其实也是宋明以后的事，而在唐代，都是以职务或职务的雅称称呼官员，如称宰相为“相公”或“阁老”，称六部官员为“尚书”“侍郎”，称刺史为

　　“使君”，称县令为“明府”，称县尉为“少府”，等等。还有，“太监”这个称呼也是明代才有的，却同样被很多人滥用。在明代之前，其正确的称谓是“宦官”，对话时可称“内使”。其他方面，如人物一张口就说出后代才有的诗词或俗语等“穿越”现象，也很常见。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赘述了。

　　当然，细节真实只能尽力而为，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某些无据可查的东西或是严重违背当代人认知习惯的，也只能付诸阙如或将错就错了。兹举一例：在唐代，子女通常称呼父亲为“阿耶”，可这个词对今天的读者来讲实在违和，所以我考虑再三，还是尊重读者的习惯，在本书中统一以“爹”或“父亲”相称。

　　这部小说我构思了一年，执笔又用了一年，其中相当一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对唐代各种市井民俗和生活细节的研究和考辨上。有时候一个细节拿捏不准，我会花好几个小时把它弄清楚。尽管我已经尽力了，可拙作一定还存在很多谬误和疏漏，恳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最后，我想谈一谈本书的主人公萧君默。

　　有人说，小说家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是作者的化身。对此我深表认同。所以，无论有意无意、自觉或不自觉，萧君默身上肯定带有我本人的影子。我固然没有他那么完美，但他身上终究寄托了我的性情和好恶，承载着我的三观和情怀。读完本书的读者当能发现，我所塑造的萧君默，既有儒家经世济民的精神，又有佛教救度众生的悲心，还有道家淡泊名利的思想，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理想人格。萧君默在小说中遭遇的黑暗、不公、阴谋、苦难，都是我对这个世界怀有的忧虑；而萧君默对使命的担当，对所爱之人的温情与付出，对黑暗势力百折不挠的抗争，以及对和平、正义和政治清明的不懈追求，则是我对自己，也对这个世界抱有的期许和希望。

　　萧君默所处的时代距今已经一千多年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比他那个世界好多少。太阳依旧每天升起，可世上还是有很多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文明和科技极大地进步了，但人性并没有因此变得美好；我们拥有了比过去多得多的物质财富，却不见得比古人活得更安全、更幸福、更有尊严……

　　为了生存，萧君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他所追求的绝不只是生存，而是比生存高得多的诸多意义和价值。

　　那么，在生存之外，我们又在追求些什么，又该追求些什么呢？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位媒体人说过的一段话：“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蜷伏于墙角。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也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更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勇敢的人。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一路奋战的萧君默终究是卑微的，正如你我一般；可他即使一次次被打落在尘埃中，也从不允许自己变成“扭曲的蛆虫”。

　　但愿，萧君默的故事能给你力量。

　　但愿，我用三十年光阴打磨的这把“剑”，能够助你在这个并不安宁的世界上负重前行，并且心存希望。

　　王觉仁

　　2017年12月1日于福建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