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寒地冻，天空飘着鹅毛大雪，苏武卧着嚼雪，同毡毛一起吞下充饥，几日不死。

　　匈奴人认为这很神奇，就把苏武流放到北海边没有人的地方，让他放牧公羊，说等到公羊产了仔才能归汉。

　　同时把他的部下及其随从人员分别安置到别的地方。苏武被流放到北海后，因为粮食运不到，所以只能掘取野鼠所储藏的野生果实来吃。他拄着汉朝皇帝赐予使臣的节仗牧羊，无论是睡觉、还是起来都拿着，以致于系在节仗上的节旄都全部掉落了。

　　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最后获释回汉，苏武去世后，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彰显其高尚节操。

　　坚守自己的气节，而不是为了什么好处，做自己想要成为的人，不被环境所改变，这是一种坚持，也是生而为人的坚韧。

　　父亲终于有些释然，他欣慰的说道：“你比我当年强多了，希望你能见识到我不能见识的精彩，成就我不曾成就的事业。”

　　方天行点点头说道：“一代人的牺牲，只是为了下一代有更高的.asxs.。人们的生活就是如此，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人们只能看见自己能看见的，对于看不到的自然无法了解，也不可能感同身受。

　　身为一个网络作者，必须要拓宽自己的边界，这样才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世界，让众生都能在其中生活，不分贵贱，可以平等自由的生活。

　　其实万物都有秩序，遵循自然的规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自然界当中，有一些动物的一生都是在孤独当中度过的。很多鱼类两栖类生殖季节后就各奔东西，像蜗牛、海龟等，他们都是独行侠。

　　但是有一些像蜜蜂、蚂蚁等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他们的一生都生活在一个拥挤的社会当中。社群动物组成赖以生存的社会，需要的是一个严明的制度。

　　最强最优秀的会成为首领，获得优先的资源分配。等级制度为

　　的是族群能够更好的分配食物资源、空间资源、以及配偶资源等等。

　　等级越高，分配的资源自然就越多。就拿公鸡来讲，鸡群中的鸡王在抢食的时候，见到同类就马上跳过去猛啄它们，吓得其他的都四处逃窜。

　　其他的也像鸡王一样，第二欺负老三，老三欺负老四，以此类推。最弱的就难以得到食物。

　　这种现状就会使得强者越强，弱者淘汰。当一些从属的个体寻觅到食物的时候，也往往会被那些优势的个体抢走。使优秀的基因得以传递下去，面对捕食者能够更好地获得生存下去的资源。

　　当食物充足的时候，动物会将多余的食物分享给种群内的其他个体，在灵长类和食肉类动物当中比较的常见。

　　当等级已经确立之后，就成为了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团体。动物们是为了生存、繁衍后代、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并非是打打杀杀。

　　为了维持秩序，族群会排斥外来者。拿猴群来说，猴王不仅仅不接纳其他种群的单身，自己族群内中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猴子逐出群体，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

　　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在捕食和防御上种群比个体更加容易的生存下去，当一只猩猩种群进攻另一个种群的时候，几只猩猩协同攻击，分工明确。

　　等级的制度致使这样的侵略更加具有攻击性，团队的力量总是大于个体力量的简单叠加的。

　　集体防御更是这样，就蜜蜂而言，兵种不同他们的存在意义也不一样。有的负责采集，有的负责防御，有些负责繁衍。这样有规划，有秩序的种群在大自然中生活的更加容易。不怕饿虎，怕群狼。正是这种严密的等级制度使得种群在自然界不断的延续下去。

　　适者生存，存在即必然，生物总是要不断适应环境，只有适应这种等级制度下的群居动物才能够在社群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可是人类是有另外的一种模式，他们超越了动物的力量，可以一定程度上的抵

　　抗外在环境的伤害。

　　更多的是内部的资源分配，人生来不平等，并不是人人都拥有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曾经无数的伟人要建立天下大同的世界。

　　可是这并不容易，无数仁人义士为此流血牺牲，为了建立相对公平的世界，没有压迫和剥削，每个人都能有尊严的生活。

　　这是怎样的事情，那许多的时候都是让人感觉有些糟糕，目标还很遥远，需要不断的追求。

　　方天行也知道这些从来都很艰难，人们有着一个目标去追求，总比一无所有来的要好，这许多的人都是一边被生活折磨，一边又渴望光明。

　　光明不会自己主动到来，必须要靠每一天的争取，轻易不会到来。

　　方天行要让众人知道这世间的善恶美丑，人们的力量又是用来作恶，有时又是向善，世界还远远没有达到天下大同，很多时候人们靠着不公平生活。

　　反过来又厌恶这样的不公平，很多事情都是让人觉得有些可笑又无奈，比如说大文豪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家庭。

　　可是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

　　老年之后他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为自己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

　　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

　　在那个时代，平民要承受繁重的劳作，就连读书识字都是很奢侈的事情，可望而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