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说到这里,把三本经典及其注解发给大家。道:“手到不如身到,身到不如心到,先到以心,后到以身。心一动而后百体从令,出必中的。
耳与心合多益精,
目与心合多益明,
口与心合多益勇,
鼻与心合多益力,
手与心合更疾快。
五行相合一气,心一动而内劲生这就是心的作用。”
说完,开始给大家讲三本经典。
刘丹懂这么多,都是从少林文武学校学来的。当然,那时候很多人多注重学习搏杀之技,对于佛学禅理根本不关心,或者说对于道德修养不重视,所以很多人学成回家之后欺凌乡土,危害一方。
禅宗和武术到底是什么关系?有一句话叫“天下武功出少林。”少林寺的江湖地位是谁也撼动不了的,而少林寺武功兴盛又是从达摩开始的。
达摩来到少林寺的时候正是南北朝时期,北方常年处于动*乱之中,一些寺院为求自保,所以有一些护寺的武僧出现。加上一些江洋大盗为求避罪遁入空门,所以带了一些武术进来。自从达摩来到少林寺传下禅宗和罗汉拳,一些武林僧人开始修行参禅,禅宗和武术开始了难解难分的融合,从此震旦的武术整个逼格拔高了一个层次。后来随着少林寺和武当山的一些武功流传到民间,在宋末到明初的这段时间内,逐渐形成了内家拳这种独特的拳法。其实追根究底,都可以追溯到禅宗和太极。
少林寺武术内功中的上乘功夫,注重养气调心,超于神化,实以心意之持守为要。《少林拳术秘诀》云:“上乘技击术,总以有几分禅机,方能活泼镇静,所谓超乎寰中,得其象外民也。”古人喻参禅如用兵,这里反过来说技击如禅机,需有超越有为的、深沉而又镇静活泼的心态为本,才能立于阴阳不测之地,随机发用。《少林宗法》第一篇,以“参贯禅机,超脱于生死怖畏之域”为拳术之“极致所归”。以生命拼搏的技击术,是须有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参禅悟道,解除对死的恐惧,放下自我的执着,当然极有利于搏击致胜之道。
少林寺武术源出佛门,自不能不受佛学慈悲戒杀之旨影响,强调练武的宗旨在锻炼体魄、自卫防暴,严戒恃艺妄用、逞凶肆恶、好勇斗狠。少林寺武功由来极慎外传,若传予俗家弟子,必技心地善良、德行品格俱优者。据传觉远法师曾立少林戒约十条,其一云:“习武术者,以强健体魄为要旨。”其二云:“宜深体佛门悲悯之举,纵于技术精娴,只可备以自卫,切戒逞血气之私,有好勇斗狠之举。犯者与犯清规同罪。”以下又云:“不得恃强凌弱,任意妄为。”“宜以忍辱救世之主旨,不可轻显技术;凡俗家弟子,不可轻以技术相授,以免贻害于世,违佛门之本旨。如深如其人性情纯良,而又无强悍暴狠之行心者,始可传一衣钵。”“戒恃强争胜之心,及贪得自夸之习。”少林武僧,历代多能守此戒约,即使挥戈上阵,也多师出正义,扶唐抗倭,留下佳话,功垂史传。这不能不归诸于佛家正旨及戒律的约饬。
少林寺武术在练习的注意事项上也多受禅戒影响,尊师道、戒酒色。觉远法师的戒约十条中说:“平日对待师长,宜敬谨将事,勿得有违抗傲慢之为。”又曰:“饮酒食肉,为佛门之大戒
,宜敬谨遵守,不可违犯。盖以酒能夺志,肉可昏神也。”这些戒约虽对武僧而设,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少林俗家弟子的作为。
除了三本经典,刘丹把《武经七书》和后面无名氏著的《百战奇书》、《三十六计》、戚继光著的《纪效新书》全部刊印出来发给大家作为武学教材。
后世的北宋朝廷官书颁行了一套兵法丛书,其中之一就是《武经七书》,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集中了古代中国军事著作的精华。注重军事史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在震旦,文人可以风花雪夜,可以提出各种学术理论,哲学命题,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大家还是欣赏的。但是在军事理论,在兵法研究上则绝少这种现象。因为兵法关乎国家存亡,军队胜败,既是一门严肃的正宗学问,又是受到统治者极端重视的文化宠儿,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你没有带过兵,就绝不敢写兵书。有些人学问做得很好,写的策论却非常可笑。
刘丹是个伪军迷,所以对兵法也很感兴趣,李昊原来也看过《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兵书,但是毫无所得,兵书是兵书,自己是自己,毫无关联,兵书也不能指导自己的谋略,让自己聪明起来。有一次李昊弄到一套历代兵法精华,一路看下来,看到《武经总要》的时候突然悟了,任督二脉打通了,这才算入了门了。岳飞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东西真不是字面上能够理解的。易中田说兵法是对于人性的把握,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曾国藩召集乡勇,将一群只知道锄地的农民,打造成了威震天下的湘军。曾国藩本是一介书生,是如何学会练兵打仗的呢?他曾经对人说出一个秘诀,全靠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纪效新书共18卷正文加一卷卷首,后戚继光晚年时又加以手校,修订为14卷。全书语言简明通俗,涵盖了兵员选拔、训练、武器、阵法、律令、行营、兵法等多个方面,是戚继光一生征战的心得之作。刘丹练兵,特别是行军布阵,安营扎寨都是按照这本书来的。
《资治通鉴》里说到秦始皇和王翦的一件事:秦王打算去打楚国。他召集将领们议论了一下,先问青年将领李信,打楚国要多少人马。李信说:“不过二十万吧。”他又问老将军王翦。王翦回答说:“楚国是个大国,用二十万人去打楚国是不够的。依臣的估计,非六十万不可。”秦王政很不高兴,说:“王将军老了,怎么这样胆小?我看还是李将军说得对。”就派李信带兵二十万往南方去。王翦见秦王不听他的意见,就告病回老家去了。
李信带了二十万人马到了楚国,不出王翦所料,打了个大败仗,兵士死伤无数,将领也死了七个,只好逃了回来。秦王政大怒,把李信革了职,亲自跑到王翦的家乡,请他出来带兵,说:“上回是我错了,没听将军的话。李信果然误事。这回非请将军出马不可。”王翦说:“大王一定要我带兵,还是非六十万人不可。楚国地广人多,他们要发动一百万人马也不难。我们要出兵六十万,还怕不大够呢。再要少,那就不行了。”秦王政陪笑说:“这回全听将军的。”于是倾全国之兵,给了王翦六十万
人马。出兵那天,还亲自到灞上给王翦摆酒送行。王翦大军浩浩荡荡向楚国进攻,楚国也出动全国兵力抵抗。
王翦筑起营垒不与楚军交战,每天让士兵洗澡休息,好吃好喝供着,和士卒同甘共苦。日子久了,王翦问士兵在干嘛?回答说:“正在做投石,跳远的游戏。”王翦说:“这些士卒可用了。”楚人没有机会和秦军交战,只好向东撤离,剪追上去大破之。
刘丹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纳闷:为什么军中士卒游戏,王翦就说这些兵可用了?为什么之前不能用呢?这个问题一直悬着没有答案,最后看了《百战奇法》,里面点评了这个战例,这才豁然开朗。
《三国演义》把诸葛亮吹得多智近妖,神乎其神,然而历史上的诸葛亮可不是这么回事。陈寿作《三国志》说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等等描述诸葛亮搞政治胜于搞军事,军事水平不太高明。司马懿是诸葛亮老对手了,他对诸葛亮的评价是:“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权变)。”我们看历史要看正史,不要看野史,更不要去看演义,那些都是爽文,误人子弟的东西,曾国藩就说过三国演义不可信。
曾国藩带兵,承认自己愚钝,是“结硬寨,打呆仗。”曾国藩是一个“守拙”的人,从不相信取巧的事物,湘军开到新地,无论寒雨,立即挖壕沟一道加一道,直到让这个城市水泄不通,等到城内弹尽粮绝,然后轻松克之。
震旦的兵法大家从孙子开始,后代得其精髓的是孙膑,孙膑之后是韩信,再后面就是唐朝的李靖,传到后面就是咱们的林总了。有句话叫做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咱们都不一样,他们总能从纷繁杂乱的困难境地看到胜利的希望之路,他们用兵如天马行空,不着痕迹,让人望尘莫及。
刘丹的这50多名班底到底谁能最终脱颖而出,谁会被淘汰或者活不到最后,那都要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如何从士兵成长为将军?很简单,人家都死了,只有你活下来了,你就是将军。当然,刘丹的起点比太祖好多了,至少枪炮不要别人来造,而且刘丹的枪炮对别人是碾压式的,只是刘丹的政治思想工作差太远。
刘家村的各项事业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快就到年底了。从武昌传来王敦的任命书:刘家村提升为县,四周六个村庄和山后大片区域划入刘县。任命刘正为县令,俸禄三百石,县丞由王敦派出的人员王冰担任,县尉则是由刘丹担任。刘正马上宣布主簿由厚德商行的会长刘钊担任,县衙其他职位都由厚德商行的工作人员担任,这样厚德商行名正言顺成为县衙门,同时担负商行的职责,这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同时在刘县设团练使,团练编制三千人,刘丹编练的童子军全部归入团练。这样等于给了童子军一个正式编制。这个编制不算太大,要知道江东会稽的沈充追随王敦起兵的时候,他拉出的部曲就有一万人。
王冰是王敦的族兄荆州刺史王含的族人,来刘家村的意思大概是监视刘家,顺便搞点好处。刘家倡导的修建马路和大航海王敦也很感兴趣,正在联络投资人,同时同意刘家的提议,成立捷达陆运公司,修建三条马路:从襄阳至武昌、襄阳至江陵,襄阳至南阳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