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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16日，星期二

　　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在椅子上往后一靠，又喝了一口罐装皇冠可乐。他的双脚搭在乱糟糟的桌面上。他挪动庞大的身躯，想让自己更舒服些，紧绷的皮制枪带却吱吱作响。这是县政府大楼一个小办公室，四周的煤渣砖墙和旧木板将它同外面的喧嚣隔开。木板和煤渣砖上的油漆都脱落了，但颜色深浅稍有不同。办公室里拥挤不堪，摆着一张大办公桌、三个高高的文件柜、一张堆满书和文件夹的长桌子、一块黑板、两把黑木椅——上面同样凌乱地放着装订好的文件和分散的纸张。墙上安着搁板，搁板上的东西也是东倒西歪。

　　“我在这儿没什么好做的了。”理查德·海恩斯探员说。这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扫开几个文件夹，坐在桌子边缘。棕色裤子上的折痕清晰可见。

　　“确实。”金特里治安官赞同道，轻轻打了个嗝，将罐装可乐放在膝盖上。“没理由再待下去。回家去吧。”

　　这两名执法人员基本没有相似之处。金特里三十五岁左右，个子虽高，但已经发福，皮带勒进大肚子，棕色的制服衬衫就像小了一号，让他整体看上去就像是讽刺漫画里的人物。他面庞红润，长着不太明显的雀斑。尽管发际线越来越靠后，而且长着双下巴，金特里却是一副开朗、友好，甚至有点儿淘气的模样，如同一个老男孩。

　　金特里治安官声音柔和，慢条斯理。西部乡村歌曲和博尔特·雷诺兹拍摄的露天电影中也经常听得见这种腔调。敞开领口的衬衣、紧绷的肚子、慵懒的口气——金特里的这副特征同乱糟糟的办公室的氛围相得益彰。但这个胖子的动作里却透露着一丝格格不入的敏捷，甚至可以说是优雅。

　　联邦调查局的理查德·M. 海恩斯探员更加表里如一。海恩斯比金特里大足足十岁，但他看上去年轻多了。他穿着一件Jos. A. Bank牌浅灰色三套件夏装和米黄色衬衫，暗红色薄软丝绸衬领带是同样的牌子，编号280235。他的短发经过精心梳理，只在鬓角浮现出些许银丝。海恩斯神情严肃，一丝不苟，与他的方脸和偏瘦的体型相称。他每周锻炼四次，以保证腹部平坦结实。他的声音平板而坚定，深沉但不洪亮。J. 埃德加·胡佛手下所有的探员似乎都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两人的差别远远不止外表方面。理查德·海恩斯加入联邦调查局之前，曾在乔治敦大学度过了三年平庸的大学生活。他后来接受的一系列训练弥补了学历上的不足。

　　鲍比·乔伊·金特里本科毕业于杜克大学，主攻艺术和历史专业，然后又去西北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鲍比·乔伊的叔叔李在斯巴达堡附近某县担任治安官，1967年夏天，他雇鲍比·乔伊担任兼职助手。这是金特里第一次接触警察工作。一年后，鲍比·乔伊硕士毕业，在芝加哥公园里目睹了暴怒的警察用警棍殴打正在和平解散的反战示威者。

　　金特里返回南部家乡，在亚特兰大的莫尔豪斯学院教了两年书，然后找了份保安的工作，同时开始创作一本书，研究被解放黑人事务管理局及其在美国内战后重建中的作用。这本书从未完成，但金特里发现自己喜欢有作息规律的保安工作，尽管他的体重节节攀升。1976年，他移居查尔斯顿，加入警察队伍，担任巡警。一年后，杜克大学邀请他去当一年历史系副教授，但他拒绝了。他已经习惯了警察工作，习惯了每天同醉汉和疯子打交道，习惯了每天都能遇到新状况。一年后，他竟然参加竞选查尔斯顿县治安官。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竟然当选了。当地的一位专栏作家评论说：查尔斯顿是一个古怪的城市，城里的居民无比热爱自己的历史，以致满怀期待地选举了一名历史学家担任治安官。但金特里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历史学家，而是不折不扣的警察。

　　“你还需要我在这儿吗？”海恩斯说。

　　“嗯？你说什么？”金特里刚才有点儿走神，现在才反应过来。他把空咖啡罐捏扁，扔进垃圾筐，却被筐中别的被捏扁的咖啡罐反弹了出来。

　　“我是说，如果你不需要我在这儿的话，我就去给加拉格尔说说，然后今晚返回华盛顿。特里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调查组会留下，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保持联系。”

　　“嗯，好。”金特里说，“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协助，迪克。你和特里比我们整个警局的人都了解这种事。”

　　海恩斯刚一起身，治安官的秘书就把头伸进了门缝。这女人戴着带挂链的莱茵石眼镜，留着二十年前就过时的发型。“治安官，那个纽约的精神病医生来了。”

　　“该死，我差点儿忘了。”金特里挣扎着站起身，“谢谢你，琳达·梅。请叫他进来。”

　　海恩斯走向门口，“治安官，有事就给我电话……”

　　“迪克，你能留下旁听吗？我忘了这家伙要来，但他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福勒家凶杀案的信息。他昨天主动打电话来，说他是德雷顿夫人的精神病医生，刚好就在这里出差。你能等两分钟吗？如果你要去赶飞机的话，完事儿后我会让汤米用警车送你回汽车旅馆。”

　　海恩斯微微一笑，摊开手掌道：“我不急，治安官。我很乐意听听精神病医生是怎么说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走到一把椅子前，挪开了椅子上的白色麦当劳纸袋。

　　“谢谢，迪克。非常感谢。”金特里说，用手抹了把脸。门上传来敲门声，他走上前去，一个蓄着络腮胡、穿着灯芯绒西装夹克的男人进了门。

　　“你是金特里治安官吧。”男人的说“金”字时口音很重。

　　“我是鲍比·乔伊·金特里。”治安官的一双大手握住了对方伸出的手，“你就是拉斯基博士吧？”

　　“索尔·拉斯基。”精神病医生的身高还算正常，但站在大块头的金特里身边就显得相当矮小。他体型瘦削，眉毛花白且离眼很远，胡子黑白交杂，棕色的眼睛流露出悲伤的神情，似乎比身上的其他部位都苍老。眼镜镜片之间的部分由胶纸带固定。

　　“这位是联邦调查局的理查德·海恩斯探员。”金特里一挥手，说，“是我让迪克来这儿的，希望你别介意。他见多识广，提的问题也许比我更靠谱些。”

　　精神病医生对海恩斯微微颔首。“我还不知道，联邦调查局也加入了地方凶杀案的调查。”拉斯基说。他声音轻柔，英国口音几乎听不出来，句法和发音都严格受控。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加入。”海恩斯说，“但这个案子中的一些要素，可能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

　　“哦？怎么回事？”拉斯基问。

　　海恩斯双臂抱胸，清了清嗓子，“首先，这个案子涉嫌绑架，医生，以及侵犯遇害者的公民权利。我们的法医专家正在向当地执法机构提供援助。”

　　“迪克来这儿是因为那架飞机爆炸的案子。”金特里说，“嘿，坐下吧，医生。坐这儿，我把东西给你清一下。”他将椅子上的杂志、文件夹和泡沫塑料咖啡杯转移到桌上，回到自己的椅子里。“你昨天说，你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帮我们破解这个案子。”

　　“纽约的小报称其为‘曼德萨旅馆凶杀案’。”拉斯基说，顺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

　　“总比‘查尔斯顿大屠杀’好。”金特里说，“但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大多数遇害者并不在曼德萨旅馆。九个人被杀在这儿是超级新闻，但换作在纽约的话就不稀奇了吧。”

　　“也许吧。”拉基斯说，“但这个案子里，无论是遇害者还是嫌疑人，都有许多有趣的地方。”

　　“不错。”金特里说，“但我们这会儿仍然毫无头绪，如果你能提供线索的话就太好了，拉斯基博士。”

　　“我非常乐意予以协助，但我只能略尽绵力。”

　　“你是德雷顿夫人的精神病医生？”海恩斯问。

　　“可以这么说。”索尔·拉斯基顿了顿，扯着胡须思索。他的眼睛很大，眼皮沉重，似乎很久没有睡过好觉了。“我只见过德雷顿夫人三次，最近一次在九月。我八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一次演讲，演讲结束后，她主动找到我。后来……我给她做过两次治疗。”

　　“但她曾是你的病人吧？”海恩斯胡安换上了检察官似的平板而专注的口吻。

　　“可以这么说。”拉斯基说，“不过我其实没有医生执照。你知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偶尔在那儿的诊所里做心理咨询……驻校心理学家艾伦·海陶尔觉得有些学生应该看精神病医生。我有时候也给教师看病……”

　　“德雷顿夫人是学生？”

　　“不，我相信她不是学生。”拉斯基说，“她时常旁听我讲授的研究生课程，参加晚上的讨论会。她……她对我写的一本书表示出兴趣……”

　　“《暴力病理学》。”金特里治安官说。

　　拉斯基眨了眨眼，扶了下眼镜，“我昨天应该没有向你提及我的著作的名字吧，金特里治安官？”

　　金特里双手交叠放在肚上，露齿一笑，“你没有提过，教授。但我去年春天读过这本书。实际上，我读了两遍。我刚想起作者的名字。我觉得那本书太棒了。你也应该看看，迪克。”

　　“我很惊讶你竟然找到了这本书。”他转身面对联邦调查局特工，“那是一本学术书，研究的是某些病例的历史。只印了两千册。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大部分卖出的书都用于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教学了。”

　　“拉斯基博士认为，有些人更容易产生……你是怎么说的来着？更容易产生暴力倾向。我说得对吧？”金特里问。

　　“不错。”

　　“某些人……地点……或者时间会促使他们实施暴力，而他们从未想过自己会做出如此残暴的行为。在我看来，本书的主旨就是这个。”

　　拉斯基又对治安官眨了眨眼，“总结得非常精准。”他说。

　　海恩斯站起身，走到文件柜边靠在上面。他双臂抱胸，眉头微皱。“等等，有些事我不明白。你是说，德雷顿夫人主动找到你……表示对你的书很感兴趣，然后成了你的病人，对吧？”

　　“是的，我同意在工作领域同她接触。”

　　“你同她有私人关系吗？”

　　“没有。”拉斯基说，“我只见过她三次。第一次在我的讲座之后，讲座主题是第三帝国的暴行。后来我又见过她两次——两次都是在诊所进行一个小时的治疗。”

　　“我明白了。”海恩斯说，但他的声音明显透着疑虑，“你认为治疗中的发现有利于我们理清目前的迷局？”

　　“恐怕不是的。”拉斯基说，“在不违背保密原则的前提下，我可以告诉你们，德雷顿夫人与她早已过世的父亲之间存在纠葛。我看不出我们的谈话对破解她的被害有何帮助。”

　　“嗯……”海恩斯走回自己的椅子，瞟了眼自己的手表。

　　金特里微笑着打开了门，“琳达·梅！亲爱的，你能给我们弄点儿咖啡上来吗？谢谢。”

　　“拉斯基博士，也许你已经猜到，我们知道是谁杀了你的病人。”海恩斯说，“我们现在缺的是动机。”

　　“我知道。”拉斯基说，捋了捋胡子，“是当地的一个年轻男人，对吧？”

　　“阿尔伯特·拉佛勒特。”金特里说，“他十九岁，是旅馆服务员。”

　　“确信他就是凶手？”

　　“毫无疑问他就是。”金特里说，“有五个证人向我们证实，阿尔伯特走出电梯，来到柜台前，枪杀了他的老板、曼萨德旅馆的经理凯尔·安德森，子弹正中心窝。我们在他的西服上发现了火药燃烧的痕迹。凶手用的是点45口径柯尔特单动转轮手枪。不是廉价的仿造品，医生，而是货真价实的柯尔特手枪，有出厂编号可查。一把真正的老古董。凶手就是用这把枪抵在凯尔的胸口扣下了扳机。证人说他开枪前一个字都没说。然后他转身朝伦纳德·惠特尼开枪，正中后者的面部。”

　　“惠特尼先生是什么人？”精神病医生问。

　　海恩斯清了清嗓子，答道：“伦纳德·惠特尼是从亚特兰大来的商人。他刚走出旅馆餐厅就中枪了。据我们所知，他与旅馆中别的遇害者没有任何关系。”

　　“不错。”金特里说，“然后阿尔伯特将枪管塞进自己嘴里，扣下了扳机。五位证人都没有干预他的行为。短短几秒之内，他就完成了杀人和自杀。”

　　“用的就是杀死德雷顿夫人的那把枪？”

　　“是的。”

　　“有人看到他杀死德雷顿夫人吗？”

　　“没有人直接看到。”金特里说，“但有两个人看见阿尔伯特从传出枪声的房间里出来，进了电梯。枪响之后就有人发现德雷顿夫人倒在血泊中。但没

　　有人记得男孩手里拿着左轮手枪。这没什么稀奇的——就算你拿着一条猪腿钻进人群也可能没人察觉。”

　　“第一个发现德雷顿夫人尸体的是谁？”

　　“不清楚。”治安官说，“当时走廊里一团混乱，然后门厅又发生了枪击。”

　　“拉斯基博士，”海恩斯说，“如果你不能提供有关德雷顿夫人的线索，那我认为你了解这些信息是无用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明显打算结束谈话，但这时秘书把咖啡送了进来。海恩斯将泡沫塑料咖啡杯放在文件柜上。拉斯基感激地笑了，啜了口微温的饮料。金特里的咖啡杯很大，侧面印着“老板”二字。“谢谢你，琳达·梅。”

　　拉斯基微微耸肩，“我只是希望尽可能地提供帮助。”他轻声说，“我知道你们二位都非常忙。我不会再占用你们的时间。”他将咖啡杯放在桌子上，起身欲走。

　　“等等！”鲍比·乔伊·金特里说，“既然你已经来了，我还想听听你的看法。”他转身对海恩斯说，“两年前，纽约警察局在侦破‘山姆之子’案的时候，咨询了拉斯基教授。”

　　“我参与过许多案件咨询。”拉斯基说，“那次我们帮助警察对凶手进行人格分析，但最后我们被证明错得离谱。警察三下五除二就抓到了凶手。”

　　“不错。”金特里说，“但你写了一本研究连环杀手的书。迪克和我非常希望听听你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他起身走到长黑板前。黑板上用胶纸带贴着一层棕色包装纸。金特里掀起包装纸，露出了满黑板的人名和时间。“你也许听说过这上面的其他角色。”

　　“听说过一部分。”拉斯基说，“纽约的报纸对尼娜·德雷顿、那个小女孩和她爷爷表达了强烈的兴趣。”

　　“是的，那孩子叫凯茜。”金特里说，用指关节在女孩的名字旁敲了敲，“凯瑟琳·玛丽·埃利奥特。十岁。上四年级。我昨天看到了她的照片，相当可爱，比案卷里的现场照片好看多了。”金特里顿了顿，揉搓着脸颊。拉斯基又啜了口咖啡，等待治安官继续。“凶杀案现场有四个。”治安官指着街道地图说，“一人死在卡尔豪恩街，一人死在大约一个街区之外的古炮台码头，三人死在福勒家……”他敲了敲画着三个叉的方形小区域，“四人死在曼萨德旅馆。”

　　“这些案子之间有联系吗？”拉斯基问。

　　“问题就在这儿。”金特里叹气道，“看似有，但却找不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指了指遇害者的名字，“普雷斯顿先生被砍死在卡尔豪恩街，他在老城区生活了二十六年，是摄影师兼商人。我们推断他只是无辜的局外人，而杀死他的人死在了这儿……”

　　“卡尔·索恩。”拉斯基念出了遇害者的名字。

　　“失踪的福勒夫人的仆人。”海恩斯说。

　　“是的。”金特里说，“尽管他在驾照上的名字是卡尔·索恩，但今天我们从国际刑警组织得到消息，指纹比对结果显示，此人原名奥斯卡·菲利克斯·豪普特，本是瑞士的一个小偷，常在旅馆行窃。1953年，他在伯尔尼失踪了。”

　　“上帝啊。”精神病医生嘟哝道，“他们竟然会把小偷的指纹信息保存这么久。”

　　“豪普特不止是小偷。”海恩斯插话道，“他是1953年发生的一起凶杀案的主要嫌疑人。一个法国巨商在泡温泉时被残忍地杀害了，案发后豪普特就失踪了。瑞士警察当时认为豪普特很可能死于欧洲犯罪集团之手。”

　　“我想他们搞错了。”金特里治安官说。

　　“你凭什么质疑国际刑警组织？”拉斯基问。

　　“只是一种直觉。”金特里说，回头看着黑板，“不管他是叫卡尔·索恩还是奥斯卡·菲利克斯·豪普特，这个人都死在了码头。如果血案就此结束，那我们还可以拼凑出他的作案动机……比如偷船……豪普特脑中的子弹来自于巡夜的保安的手枪，点38口径。问题是，豪普特除了身中两枪之外，还被打得遍体鳞伤。他衣服上有两种血迹——我是说，除了他自己的还有两种。而他指甲里的皮肤和皮下组织样本来自普雷斯顿先生，这说明袭击普雷斯顿先生的就是他。”

　　“我被弄糊涂了。”索尔·拉斯基说。

　　“更让人糊涂的还在后头呢。”金特里用指关节敲了敲另外三个遇害者的名字：巴雷特·克拉默、乔治·霍奇斯、凯瑟琳·玛丽·埃利奥特。“你认识这位女士吗，教授？”

　　“巴雷特·克拉默？”拉斯基问，“不，我只是在报纸上见过她的名字。”

　　“唔……我赌你猜不到她的身份——她是德雷顿夫人的旅伴。我猜认从纽约来认领尸体的人会称她是德雷顿夫人的‘行政助理’。三十五岁左右的女人，皮肤微黑，身材有些魁梧。”

　　“我对她没有印象。”拉斯基说，“德雷顿夫人来做治疗的时候她没有跟来。我同德雷顿夫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或许也在下面听讲座。但我没有注意到她。”

　　“霍奇斯先生用点38口径史密斯&韦森左轮手枪朝克拉默小姐开枪。但验尸官非常肯定，她的死亡不是枪击造成的。她在福勒家从楼梯上摔下，折断了脖子。医务人员赶到时她还活着，但被送到急救室时已经死了。检查不出脑电波了。

　　“诡异的是，现场调查人员发现，霍奇斯先生根本没有朝克拉默小姐开枪。他的尸体是在这里被发现的——”金特里敲了敲黑板，“在福勒家的走廊里。他的左轮手枪却被发现于德雷顿夫人在曼萨德旅馆的房间地板上。总结起来，一共有八个遇害者——算上阿尔伯特·拉佛勒特的话就是九个——还有五件凶器……”

　　“五件凶器？”拉斯基问，“抱歉，治安官。我并非想有意打断你。”

　　“没事儿。我们发现了五件凶器：阿尔伯特用的古老的点45口径左轮手枪，霍奇斯的点38口径左轮手枪，插在豪普特身上的一把刀，克拉默用来杀小女孩的拨火棍……”

　　“巴雷特·克拉默杀了小女孩？”

　　“呃……至少拨火棍上都是她的指纹。而且女孩的血溅满了克拉默全身。”

　　“你只说了四件武器啊。”

　　“嗯……哦，还有一个我们在码头后门发现的木制拐杖，上面也有血。”

　　索尔·拉斯基摇摇头，望向理查德·海恩斯。联邦调查局探员双臂抱胸，紧盯着黑板。他看上去异常疲惫而愤慨。

　　“真是一团乱麻，对吧，教授？”金特里总结道，走回自己的椅子，叹息一声，跌坐进去。他靠在椅背上，从大咖啡杯中啜了口冷咖啡。“你有什么看法？”

　　拉斯基懊丧地摇了摇头。他注视着黑板，似乎在将上面的信息都记在脑中。一分钟后，他挠着胡子轻轻说道：“恐怕我也没什么看法。但我要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什么问题？”

　　“福勒夫人去哪儿了？大屠杀就在她家里发生，而她却不知去向。”

　　“应该是福勒女士，”金特里纠正道，“邻居告诉我们，她是查尔斯顿的一位老处女。而称呼这类人为‘女士’是查尔斯顿将近两百年的传统。言归正传，关于你的问题，答案是：我们找不到梅勒妮·福勒。有人报告说，德雷顿夫人中枪后，曾在旅馆楼上走廊看到一个身份不明的老妇人，但无法确认那就是福勒女士。我们已经向附近三个州发了通缉令，但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反馈。”

　　“她或许是解开谜团的关键。”拉斯基的语气不太确定。

　　“呃……也许吧。我们在古炮台码头的厕所背后发现了她被划烂的手提包。上面的血迹同卡尔的巴黎产弹簧刀上的血迹相吻合。”

　　“上帝啊。”精神病医生感叹道，“这说不通啊。”

　　众人陷入沉默，然后海恩斯起身道：“也许真相比我们想象的简单。”他扯了扯袖口，“凶杀案发生前一天，德雷顿夫人去拜访福勒夫人……抱歉，是福勒女士。房间里发现的德雷顿夫人的指纹证明她去过那里，一个邻居也看到她进入了福勒女士家。德雷顿夫人错误地雇用了巴雷特·克拉默当她的助理。早在1968年，克拉默就在费城和巴尔的摩受到了指控。”

　　“什么指控？”拉斯基问。

　　“卖淫和吸毒。”联邦调查局探员厉声说，“克拉默小姐和福勒的这个仆人索恩勾结在一起，谋害他们的老主人。毕竟，德雷顿夫人的房子据说价值高达两百万美元，而福勒夫人在查尔斯顿的银行里有一笔不小的存款。”

　　“那他们是怎样——”精神病医生开口道。

　　“等我说完。于是，克拉默和索恩——或者是豪普特——杀害了福勒夫人，处理了她的尸体……港口巡逻队正在海湾搜索。但是，福勒的邻居，那个老保安干扰了他们的计划。保安射杀了豪普特，回到福勒家，正好遇到克拉默。老人的孙女在院子对面，看到爷爷后跑过去，结果同爷爷一起遇害。阿尔伯特·拉佛勒特是另一个同谋者。见克拉默和豪普特没有出现，他惊慌失措，杀死了德雷顿夫人后逃走。”

　　金特里在椅子里前后摇晃，双手十指交叉，放在肚上，微笑着问：“那摄影师约瑟夫·普雷斯顿之死如何解释？”

　　“就像你说的那样，他只是个无辜的局外人。”海恩斯答道，“他或许看见了豪普特抛尸，于是那个德国佬杀了他。普雷斯顿指甲里的皮肤和皮下组织样本与豪普特脸上的爪痕完全吻合。”

　　“嗯。那他的眼睛呢？”金特里问。

　　“他的眼睛？谁的眼睛？”精神病医生将目光从治安官转移到联邦调查局探员身上。

　　“豪普特的。”金特里答道，“他的眼睛不见了。有人用棍子将他的左眼刺穿了。”

　　海恩斯耸耸肩，“但这是唯一说得通的解释：两个惯犯受雇于两个有钱的老妇人，他们打算绑架或者谋杀主人，却半路失控，于是演变成连环杀戮。”

　　“嗯，有这个可能。”金特里说。

　　众人再次沉默。索尔·拉斯基听见从县政府大楼别的办公室里传来的笑声，还有马路上的警笛声。但不久后房间又陷入寂静。

　　“你怎么看，教授？你有别的解释吗？”金特里问。

　　索尔·拉斯基缓缓摇头，“我也一头雾水。”

　　“用你书里的说法解释得通吗？所谓‘暴力共鸣’？”金特里问。

　　“唔……”拉斯基说，“这跟我设想的‘暴力共鸣’不一样。虽然表面上看确实发生了一连串暴力事件，但我看不出有何催化剂。”

　　“催化剂？”海恩斯重复道，“什么意思？”

　　金特里将脚放在桌上，用红色印花手帕擦了擦脖子。“拉斯基博士的书讨论了促使人们杀戮的条件。”

　　“我不明白。”海恩斯说，“不会是老生常谈，主张贫困和社会地位导致犯罪吧？”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语气表明了他对这一观点的态度。

　　“不是。”拉斯基说，“我在书中提出了一种假说，即某些环境、条件、机构或者是个人，可以促使他人形成应激反应，导致暴力行为，乃至杀人。而这些原因或动机与暴力行为之间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邦调查局探员皱眉道：“我还是不明白。”

　　“你见过我们这儿的牢房了吗，迪克？没有？那你走之前就应该去看看。去年八月我们把牢房刷成了粉色。我们戏称那是‘粉色希尔顿酒店’。但这种做法很有效，刷上粉色之后，监狱里的暴力事件减少了大概百分之六十。当然，这同我们现在谈论的问题刚刚相反，对吧，教授？”

　　拉斯基扶了扶镜框。在他举起手的时候，金特里瞥见他的前臂上有一串淡淡的数字文身。“不错，但道理是一样的。实验表明，色彩环境可以对受试者的态度和行为造成莫大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暴力事件的发生率会降低，其原因尚不明确，但诚如治安官所言，从数据上看，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即通过更改色彩变量就能让人产生某种精神生理反应。我的理论是，某些难以理解的暴力事件，是由一连串复杂的刺激因素导致的。”

　　“糟了。”海恩斯说，看了眼手表，然后又盯着金特里。治安官把脚放在桌上，惬意地坐在椅子里。海恩斯捋了捋灰色裤子上并不存在的线头。“我看不出你的理论对我们有何帮助，拉斯基博士。”联邦调查局探员说，“金特里治安官面对的是血淋淋的凶杀案，不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拉斯基点头，微微耸肩。“我只是刚好也在查尔斯顿，”他说，“所以决定告诉治安官我同德雷顿夫人之间的关系，并且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知道我占用了二位的宝贵时间。谢谢你的咖啡，治安官。”

　　精神病医生起身朝门口走去。

　　“谢谢你的帮助，教授。”金特里说，用红手帕擤了

　　擤鼻涕，“对了，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

　　拉斯基的一只手抓住门把，等着治安官发问。

　　“拉斯基博士，你是否认为，这一连串凶杀案是两个老太太——尼娜·德雷顿和梅勒妮·福勒吵架造成的？罪魁祸首会不会是她们？”

　　拉斯基的脸上毫无表情。他眨了眨眼，眼神忧伤。“有可能。但这解释不了曼萨德旅馆的凶杀案，对吧？”他说。

　　“是的，解释不了。”金特里赞同道，用手帕最后一次揩了下鼻子，“就这样吧。非常感谢，教授。谢谢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如果你想起了别的关于德雷顿夫人的信息，可以为我们解开谜团提供线索，请给我们打个电话，好吗？”

　　“当然。”精神病医生说，“祝你们好运。”

　　等门关上后，海恩斯开口道：“我们应该查查拉斯基。”

　　金特里拿着喝空的咖啡杯，在手中缓缓旋转。“已经做了。他没有什么可疑的。”

　　海恩斯眨眼道：“他今天来之前你就调查过他了？”

　　金特里露齿一笑，放下咖啡杯。“在他昨天打来电话之后就调查了。如果不是对他有所怀疑，我才不会给纽约打电话呢。”

　　“我会让局里面调查他的行踪……”

　　“星期六晚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讲座。”金特里插话道，“那是关于街头暴力的公共论坛的一部分。讲座完了之后他参加了欢迎会，直到十一点才结束。我同系主任确认过。”

　　“我会查一下他的档案。”海恩斯说，“他说尼娜·德雷顿找他做精神病治疗，我觉得不像是真的。”

　　“好。”金特里说，“查查最好，迪克。”

　　联邦调查局探员拿起雨衣和公文包，最后看了眼治安官，登时定住了。金特里双手紧握，指关节都发白了。他的蓝色眸子里酝酿着暴怒。金特里抬头看着海恩斯。

　　“迪克，在这个案子上，我需要你全力以赴地帮助我。”

　　“我当然会全力以赴。”

　　“我是说真的。”金特里双手举起一支铅笔，“不管凶手是谁，甭指望在我管辖的地面犯下九起血案还能逃之夭夭。我一定要找出真凶。”

　　“好。”海恩斯说。

　　“我一定要找出真凶。”金特里重复了一遍。他抬起头，目光冰冷。铅笔在他手中被折断。“然后把他们抓获归案。我一定会的，我发誓。”

　　海恩斯点点头，说了句“再见”就走了。联邦调查局探员离开后，金特里默默地注视着那扇绿色的门良久。最后，他低头看着手中断裂的铅笔。他没有微笑，而是慢慢地、认真地继续将铅笔一截截地折断。

　　海恩斯打了辆出租车回酒店，结了账，乘同一辆车前往查尔斯顿国际机场。他到得很早。行李过安检后，他就在机场大厅里走来走去，买了本《新闻周刊》，最后来到侧廊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拨打了一个华盛顿区号的号码。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一段录制好的女人的声音响起，“请重拨，或者联系贝尔公司区域服务代表。”

　　“理查德·M. 海恩斯。”联邦调查局探员说。他回头看了眼身后，一个女人正带着孩子去厕所，路过电话亭。“考文垂。有线电话。请接779-491。”

　　听筒里传来咔嗒一声，然后是一阵轻微的嗡嗡，接着又响起一段录制好的声音。“本公司正闭门清点存货。如果你想留言，请等待提示音。留言没有时间限制。”半分钟后，听筒里终于传出温柔的提示音。

　　“我是海恩斯。我正要离开查尔斯顿，一个名叫索尔·拉斯基的精神病医生今天来找金特里谈话。拉斯基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他写过一本名叫《暴力病理学》的书。学术出版社出版。他说他在纽约同尼娜·德雷顿见过三次。他说自己不认识巴雷特·克拉默，但他可能在撒谎。拉斯基的手臂上有一个集中营文身，编号4490182。此外，金特里调查了卡尔·索恩，发现他本是一个瑞士小偷，真名奥斯卡·菲利克斯·豪普特。金特里很邋遢，但并不愚蠢。他急于侦破这起案子。我明天提交报告。同时我建议对拉斯基和金特里治安官实施监控，或者取消这两人的生存权，以防万一。我今天晚上八点到家。等待进一步指示。海恩斯。有线电话。考文垂。”

　　理查德·海恩斯探员挂断电话，拿上公文包，快步汇入涌向登机口的人流。

　　索尔·拉斯基离开了县政府大楼，进入一条小街，他租的丰田车就停在那里。天下着小雨，索尔却觉得空气异常温暖。这里的气温有十五六摄氏度。而前天他离开纽约的时候，那里已经下雪了，气温连续数日

　　只有零下六七摄氏度。

　　索尔坐在车中，看着雨水顺着挡风玻璃流下。车里弥漫着皮革和雪茄的味道。他竟然止不住地颤抖起来。索尔紧抓方向盘，终于让上半身停止颤抖，但腿还是在微微打战。他用力捏住大腿肌肉，思考别的事情，比如春天，还有去年夏天他在阿迪伦达克山区发现的平静湖泊，还有他在锡耶纳路过的荒凉山谷，谷中罗马时代的石柱被沙尘覆满，孤独地矗立在页岩悬崖边。

　　几分钟后，索尔发动了汽车，在雨后滑溜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行驶。路上的车很少。他本打算沿着52号公路前往他入住的汽车旅馆，但他最后掉头往南，上了东湾大道，前往查尔斯顿的老城区。

　　曼萨德旅馆的标志是一直延伸到路缘的拱形绿色雨棚。索尔扫了眼雨棚下黑漆漆的旅馆入口，将车开走了。三个街区之外，他右转进入一条狭窄的小巷。锻铁栅栏将院子同砖砌的人行道隔开。索尔减缓车速，轻轻地数着门牌号。

　　梅勒妮·福勒的家没有一点儿光亮。院子空荡荡的，北面的房子窗帘紧闭。院门上了挂锁，缠着链子。挂锁看上去很新。

　　索尔在下条街左转，然后又左转，最后在离百老汇街不远的地方找到了空位，将车停在一辆货运卡车后面。雨越下越大。索尔从后座抽出一顶白色网球帽，拉低帽檐，盖住额头，竖起灯芯绒西装夹克的领子。

　　他走进刚才那条小巷，巷子从街区正中穿过，两侧是小车库、茂密的枝叶、高高的栅栏，还有数不清的垃圾桶。索尔像开车时一样数着门牌号，但为了避免弄错，他还必须确认哪家的南窗附近有两株看似枯死的矮棕榈。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漫步。尽管知道自己形迹可疑，但他对此无能为力。雨继续下着。冬天的夜晚来得早，天色已经开始变暗。顶多再过半个小时，天就会全黑。索尔深呼吸三次，沿着十英尺长的车道来到一座被废弃的小马车车库。窗户被涂黑，但看得出这里从未被当作机动车车库使用。后栅栏上设有高高的铁丝网，铁丝网上爬着葡萄藤，灌木的枝丫从孔洞中支出来。黑色铁栅栏上有一道矮门，但门已经上了挂锁，缠着链子。挂在链子上的黄色胶带上印着一行字：严禁擅自入内——查尔斯顿县治安官办公室封。

　　索尔犹豫了。雨点噼噼啪啪地敲在马车车库的石板屋顶上，这是他唯一能听见的声音。他伸出手，抓住栅栏，左脚踩上门的横梁，身子翻到生锈的铁刺上，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然后跳到后院的石板上。

　　索尔蹲了一会儿，张开手指，按在湿漉漉的石头上。他的右腿抽筋了。索尔听见心脏怦怦狂跳，附近的一条小狗突然汪汪狂吠。等吠声停止，索尔迅速经过花丛和打翻的鸟水盆，来到一条木制后门廊。门廊的历史明显比砖房久远。朦胧的微光中，周围环境的声音仿佛被雨帘隔绝开，而索尔的脚步声却被无限放大。他看到左边窗玻璃背后的植物，那里是由温室扩建而成的花园。他试着推了推门廊的纱门。门嘎吱着打开，索尔走进黑暗当中。

　　室内又长又窄，空气中弥漫着腐土的味道。索尔看见靠在砖房的架子上放着许多空陶罐。深处有一道紧闭的大门，门上装着铅玻璃，门框装饰线条优美。索尔知道这里门窗都上了锁，也知道这里安装了报警系统，但他确定那只是一套内部报警系统，没有与警察局联网。

　　但如果警察后来把报警系统联网了怎么办？索尔摇了摇头，摸黑来到一排架子后面的狭窄玻璃前往里窥探。他看到一台冰箱的白色轮廓。突然，远方传来隆隆雷声，落在屋顶和灌木上的雨点越来越密。索尔将陶罐放在柜台的空位上，把手上的黑土抹掉，拆下一条三英尺长的搁板。柜台上方的窗户被从里面上了锁。索尔蹲在地上，用指头压了压玻璃，然后转身寻找最大最重的陶罐。

　　闪电划破夜空，映在破碎的窗玻璃上。随后传来的雷声都没有玻璃被打碎的声音刺耳。索尔再次举起陶罐，将窗框上的玻璃残片敲掉，手伸进去，在黑暗中摸索门闩。不会有一只手摸到我的手吧？他突然冒出这个幼稚的念头，不禁脖颈发凉。他摸到窗链，用力一拉，窗户朝内打开。他蜷缩着身子钻进去，脚踩着桌上的碎玻璃，然后重重地落在厨房的地板上。

　　这座老宅子里有一些轻微响动：雨水从窗外的排水槽里流过；冰箱咔嗒一响，开始新一轮制冷循环，却把他吓得心脏都差点儿停跳。他意识到房里仍然通电。不知从何处传来如同指甲挠抓玻璃的声音。

　　厨房有三扇旋转门通向外面。索尔从正前方的一扇进入长长的走廊。尽管光线微弱，他还是看见距厨房门几码远的地板碎裂了。他在楼梯底部停下，期待能看到用粉笔标出的尸体形状，就像他在自己钟爱的美国侦探电影里常见的一样。但地上什么都没有，除了第一级楼梯附近的地板上的一大片污渍。索尔看了眼通往门厅的短走廊，然后进入一个豪华的大房间。那里似乎是客厅，装修风格显然属于上世纪。光线透过肮脏的窗户射进来。壁炉架上挂钟的指针停留在三点二十六分。华丽的家具和装满水晶与瓷器的高橱柜令人窒息。索尔拉了拉衣领，快速打量了一遍客厅。房间里气味刺鼻，弥漫着漆料、滑石粉和腐肉的味道，令索尔联想到克拉科的老姑妈达奴塔的小房间。达奴塔去世时一百零三岁。

　　门厅的另一头是空荡荡的饭厅。索尔迈步走过去，吊灯似乎在微微摇晃。门厅里立着一个空帽架，两根黑拐杖靠在墙上。一辆卡车缓缓从门外通过，房间都在轻颤。

　　饭厅后面的温室比其他房间明亮许多。索尔站在里面，感觉似乎周围毫无遮挡一般。雨已经停了，他看见玫瑰从花园沾着雨珠的绿叶间探出来。用不了几分钟，天就会黑了。

　　一个漂亮的橱柜被砸开，露出破裂的樱桃木，地上散落着碎玻璃。索尔小心翼翼地迈过去，蹲下身。中层搁板上，有一些翻倒的小雕像和白蜡器皿。

　　索尔起身，环顾四周。一股莫名的恐惧涌上心头。腐肉的味道似乎跟着他进了屋。他的右手不自觉地反复捏紧和放松。他可以现在就离开，从旋转门直接进入厨房，然后在两分钟内翻出栅栏。

　　索尔转身，沿着漆黑的走廊来到楼梯。他手下的楼梯扶手平滑而冰冷。尽管楼梯对面的墙上有一个圆形小窗户，楼梯尽头却笼罩在黑暗之中。他在楼梯顶端停下。右侧的一扇门被撞开，铰链脱落，门框破裂。索尔强迫自己进入卧室。这里闻上去就像是停电了好几个星期的冻肉库。角落里的高衣柜就像一条竖起来的棺材，塞满了衣服。沉重的窗帘挡在面向院子的窗户前。一副昂贵的象牙梳子摆在古老的梳妆桌上。梳妆镜模糊而肮脏。高床收拾得相当整洁。

　　索尔正欲转身离开，这时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他登时定住，双手不自觉地捏成了拳头。房间里的异样只有那腐肉般的味道。他想告诉自己，那不过是外面被堵住的排水槽中水流的声音。但那声音越来越清晰了。

　　楼下传来了脚步声，轻微而坚定。来者开始登楼梯。

　　索尔转身，四大步走到大衣柜前。柜门打开时没发出任何声响，他躲进了老妇人穿的一堆羊毛衣服中。变形的门关不严，昏暗的光线透入门缝。从门缝中看出去，一半都是高床的黑色轮廓。

　　来者迈上最后几级台阶，沉默良久，然后进了屋。脚步声非常轻柔。

　　索尔屏住呼吸。羊毛和樟脑球的味道混合着腐肉的臭味钻进他的鼻孔，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厚重的裙子和围巾裹着他，缠绕着他的肩膀和脖子。

　　索尔听不出脚步声是否消失，但他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幽闭恐惧症攫住了他。他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门缝中透出的光线上。他想起了落在朝天的面庞上的黑土，想起了黑土中挣扎的惨白胳膊，想起了短胡茬的下巴上的橡皮膏，想起了瘦骨嶙峋的腿，想起了那个冬天飘荡在大坑上空的棕色羊毛制服的味道，想起了大坑中像蛆虫一样无助地蠕动着的垂死者。

　　索尔大声喘息起来。他在裹住自己的羊毛衣服中挣扎，伸手去推衣柜门。

　　但他的手还没碰到门，门就从外面被粗暴地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