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17日，星期三

　　街上孩童的打闹吵醒了索尔，他有好几秒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这里不是他的公寓。他躺在窗边的一张沙发床里，窗上挂着黄色窗帘。他短暂地回想起了罗兹的老家、孩子们的欢笑……斯特法和约瑟夫……

　　不，那些叫声是英语。查尔斯顿。娜塔莉·普雷斯顿。他想起自己讲完了故事，突然尴尬起来，就像那个年轻的黑人女孩看到了他的裸体一样。为什么他会告诉她那些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

　　“早上好。”娜塔莉从厨房中探进头来。她穿着一件红色运动衫和一条看起来很柔软的牛仔裤。

　　索尔坐起身，揉了揉眼睛。他的衬衫和裤子整齐地放在沙发扶手上。“早上好。”

　　“鸡蛋、熏猪肉、烤面包可以吗？”她问。空气中传来新焙咖啡的味道。

　　“听上去很诱人。”索尔说，“只是我不吃熏猪肉。”

　　娜塔莉手握拳，做了个敲头的动作，“我真笨。”她说，“宗教禁忌，对吧？”

　　“我胆固醇高。”索尔说。

　　他们边吃早餐边聊琐事——纽约的生活，圣路易斯的学校，南方的成长经历，等等。

　　“很难解释为什么，”娜塔莉说，“但黑人在南方反而比在北方生活得更轻松。这里仍然存在种族歧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说得清楚……情况在发生变化。也许是因为这里的人长期同黑人打交道，久而久之便坦诚相见了。而在北方，白人对黑人仍然残酷而吝啬。”

　　“我并不觉得圣路易斯是北方城市。”索尔微笑着说。他吃完了最后一片面包，啜了口咖啡。

　　娜塔莉大笑起来。“但它也不是南方城市。”她说，“只是个中西部城市，更像是芝加哥。”

　　“你在芝加哥待过？”

　　“今年夏天去过那儿。”娜塔莉说，“父亲托《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老朋友，给我谋了份摄影方面的工作。”她沉默下来，盯着自己的咖啡杯。

　　索尔柔声道：“很难受吧？你本已忘了一个人，却又在不经意间提到这个人的名字，于是所有的回忆都汹涌而来……”

　　娜塔莉点点头。

　　索尔透过厨房窗户望着矮棕榈的叶子。窗户开了条缝，暖风从纱窗中吹进来。他简直不敢相信，现在是十二月中旬。

　　“你接受的是教师的系统培训，”索尔说，“但你最爱的却是摄影。”

　　娜塔莉再次点头，起身给两个咖啡杯里加满咖啡。“这是父亲和我达成的协议。”她说，这次露出了笑容，“如果我答应他，接受他所谓‘诚实劳动’方面的培训，他就继续帮我摄影。”

　　“你会去当老师吗？”

　　“也许吧。”娜塔莉说。

　　她再次对他笑了，笑容温暖而羞涩。索尔察觉到她有一口完美的牙齿。

　　索尔帮她洗早餐盘，擦干净，然后两人倒上新鲜咖啡，来到狭小的前门廊上。路上车流稀少，孩子们的欢笑声已经听不见了。索尔意识到今天是星期三，孩子们此刻应该在学校了。他们坐进白色藤椅，面对彼此，娜塔莉肩膀上搭着一件薄毛衣，索尔仍然穿着昨天那件灯芯绒西装夹克。

　　“你说还要继续讲故事。”娜塔莉静静地说。

　　索尔点点头。“你不觉得第一部分很神奇吗？”他问，“不是疯子的疯话？”

　　“你是精神病医生。”娜塔莉说，“你不会是疯子。”

　　索尔朗声笑道：“说到这个，故事可多了……”

　　娜塔莉微笑着说：“先将昨晚的故事讲完。”

　　索尔陷入沉默，看着杯中打着旋儿的黑咖啡。“你从上校的手上逃脱了。”娜塔莉提醒道。

　　索尔闭上眼睛，一分钟后才睁开眼，清了清嗓子，讲述起来。他柔和悦耳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顶多只有那么一丝淡淡的悲伤。

　　几分钟后，娜塔莉闭上眼睛，想象着索尔描述的画面。

　　“1942年冬天，波兰犹太人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逃脱纳粹的魔爪。我有几个星期都在罗兹北部和西部的森林中徘徊。我脚上虽然不再流血，但不可避免地感染了。我抹上苔藓，裹上破布，继续蹒跚前进。我身侧和右大腿上的伤口火燎般疼了几天，然后就结痂了。我从农舍中偷食物，远离公路，躲避森林中活动的少数波兰游击队。游击队杀起犹太人来同德国人一样不眨眼。

　　“我都不知道那年冬天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我记得，有两户农民——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允许我在他们谷仓的稻草堆中藏身，还在他们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给我送来食物。

　　“开春后，我继续向南，想去克拉科附近默什叔叔家的农场。我没有身份证，但我加入了一队回家的工人当中，他们刚在东部战线为德国人修了防御工事。1943年春天，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苏联红军不久就会进入波兰。

　　“就在我离默什叔叔家的农场只有八公里的时候，一个工人告发了我。我被波兰伪政府警察逮捕了，他们审讯了我三天，但我觉得他们并不想从我口中逼问出什么，只是想找个由头打人。最后，他们将我交给了德国人。

　　“盖世太保对我不感兴趣。他们很可能认为我只是成千上万从城市中逃跑或在运输过程中逃脱的犹太人之一。德国人搜捕犹太人的大网上有许多漏洞。只有在被占领国家国民的帮助下，犹太人才几乎无法逃脱被送往集中营受死的命运，波兰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知为何，我被送往了东方。我没有被送到奥斯维辛、切姆诺、贝尔泽克或特雷布林卡，这些集中营距我更近，但我被送到了波兰的另一头。在闷罐车中煎熬四天之后——期间死了三分之一的人——门被哐当一声拉开，我们蹒跚着下车，在多日未见的阳光中使劲眨眼。我们发现自己被送到了索比堡。

　　“在索比堡，我又看到了上校。索比堡是一个死亡集中营。那里没有奥斯维辛和贝尔森的工厂，不像特莱西恩施塔特和切姆诺一样搞欺骗，在门上挂上‘劳动带来自由’之类的可笑标语。1942年至1943年，德国人有十六个奥斯维辛那样的大型集中营，五十多个小集中营，数百个劳动营，其中只有三个死亡集中营是专门用于种族灭绝的，它们是贝尔泽克、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它们只存在了二十个月，却有两百万犹太人在那里被屠杀。

　　“索比堡是一个小集中营——比切姆诺还小，位于布格河畔。战前这条河是波兰的东部国境。1943年夏天，苏联红军将德国国防军逼退到这条河边。索比堡西部是帕克祖原始森林，又名猫头鹰森林。

　　“整个索比堡只有三四个美国橄榄球球场大，却运转得十分高效。它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执行希姆莱的‘最终解决方案’。

　　“我认为自己这次死定了。我们下车后被赶到一道高篱笆后面，沿着一条铁丝网走廊往里走。他们在铁丝网中塞了茅草，我们只看得到一座高塔、树冠和正前方的两根砖砌烟囱。沿路的指示牌上写着我们要经历的三道程序——吃饭，洗澡，上天——充满了党卫军式的幽默。我们被送去洗澡。

　　“那天，从法国和丹麦送来的犹太人都在规规矩矩地走路，但我记得波兰犹太人很不老实，德国人一边咒骂一边用枪托驱赶他们。我旁边的一个老人大声辱骂他见到的所有德国人，还对脱他衣服的党卫军挥拳头。

　　“我已经想不起我进入浴室时的感觉了。我应该没有愤怒，只有一点儿生气。也许我最大的感受是轻松。近四年的时间里，支撑我的是一条简单的命令：我要活下来。为了执行这条命令，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胞、看着其他犹太人、看着我的家人被送入邪恶的德国屠杀机器的大口。不仅如此，我从某种意义上还帮助了德国人。现在，我终于可以歇息了。为了生存，我已经竭尽全力。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唯一的遗憾是，我杀死的不是上校，而是那个老人。那一刻，上校成了带给我无尽苦难的罪魁祸首。1943年6月，浴室的沉重铁门关闭时，我脑子里浮现出的就是上校的脸。

　　“我们挤成了一团，推搡，叫喊，呻吟。足足一分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管子开始震动，嘎吱作响。毒气就要来了。人们纷纷从喷头下躲开，但我没有。我站在喷头的正下方，抬起头。我想起了我的家人。我遗憾自己没有机会同母亲和妹妹道别。就在这一刻，仇恨终于填满了我的心胸。我怒火中烧，上校的脸占据了我所有的思维。人们大声哭喊，管子嘎吱晃动着，将里面的东西喷在我们身上。

　　“是水。水。浴室尽管每天都会用毒气杀死数千人，但同样每个月会给少数人真正的淋浴。浴室没有被封闭。我们被领到外面，除掉身上的虱子，剃了光头。我拿到一套囚服。我的手臂上被文上了一串数字。我想不起自己是否感到了疼。

　　“索比堡每个月都会选出少数囚犯来从事集中营的日常杂务。我们这拨人被选中了。

　　“我呆呆地回到刺眼的阳光下，仍然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但就在这时，我终于意识到，我被某种主宰命运的存在选中了，我活下来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依旧拒绝相信上帝——任何背叛了他的子民的神都不值得我信仰——但从那一刻起，我相信我能继续活下去，一定是有理由的。那个理由具象化为上校那张狰狞的面孔，我至死都会将它烙印在脑中。没有一个犹太人能说得清为何我们的民族会遭遇这场空前的灾难，更别说我当时只是个十七岁的少年，但我完全理解上校有多么邪恶。我要活下来。我要活下来，尽管我已经无法对活下来的命令做出反应。我要活下来，坦然应对命运施加给我的一切。我要活下来，就算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我也要消灭上校。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都住在索比堡的一号集中营。二号集中营是一个火车站。没有人从三号集中营里回来。他们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让我什么时候睡觉我就什么时候睡觉，让我什么时候排便就什么时候排便。我从事所谓‘火车站突击队队员’的工作。我披着蓝色袍子，穿着绣有黄色‘BK’标志的蓝色工作服。我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拨被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直到现在，我晚上都无法安睡。我常在梦中看见那些闷罐车，车上用粉笔写着那些人的来源地：图罗宾、格兹考、乌罗达瓦、希德尔斯、伊斯比卡、马库格佐、卡莫罗、扎莫斯科……我们从那些头晕目眩的犹太人手中接过行李，发给他们行李寄存单。因为波兰犹太人往往会激烈反抗——这减缓了屠杀的速度——我们只好故技重施，告诉那些幸存下来的犹太人，索比堡只是中转站，在这里短暂休息后，他们将被安置到别的安置中心。有段时间，车站的站牌上甚至标出了到那些子虚乌有的安置中心的距离。火车不断将犹太人从各地送来：巴拉诺、里基、杜比恩卡、比阿拉泼拉斯卡、乌查聂、德姆布林、雷乔伊克……我们每天至少要寄一次明信片给那些仍在路上的犹太人。明信片的内容都是预先写好的：我们已经抵达了安置中心。这里的农活很重，但阳光很好，食物也好多了。希望能尽快见到你。犹太人被要求在明信片上写下地址，签好名，然后他们就被送进了毒气室。夏季快结束时，大部分犹太人隔离区都被清空了，就不再需要玩这个把戏了。康斯科沃拉、约泽福、米稠、格拉波维克、卢布林、罗兹——来自这些地方的火车都没有运来活人。这时，我们就只好将行李寄存单放在一边，爬上弥漫着腐臭味的车厢，将赤裸的尸体拖下来。这活儿我在切姆诺也干过，但这里的尸体有时会僵硬地搂抱在一起，因为火车偶尔会在郊外的岔轨上停留几天乃至几个星期，饱受烈日暴晒。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年轻女人同一个孩子和一个老妇人紧抱在一块儿。我去拉女人，结果竟然把她的胳膊拧下来了。

　　“我诅咒上帝，脑海中浮现出上校挂着冷笑的苍白面容。我要活下来。

　　“七月，海因里希·希姆莱访问了索比堡。那天刚好从西边运来了一批犹太人，所以他可以目睹屠杀的全过程。从火车到站到六个焚尸炉中的最后一缕青烟消散，总共不到两个小时。在此期间，犹太人的每一件物品都被没收、分类、登记、保存。就连女人的头发都在二号集中营剪下来，编成毡子，或者絮进U型潜艇士兵的拖鞋衬里。

　　“我在到达区搜检行李时，集中营司令官领着希姆莱及其随从经过。我对希姆莱没有多少印象——他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个子不高——但我立即认出了走在他身后的金发军官。是上校。上校两次俯身在希姆莱耳边低语，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转过头，对上校露出古怪的阴柔笑容。

　　“他们走到距我只有五米的地方。我弯腰工作，抬头偷偷瞟了上校一眼。他正直勾勾地看着我。我觉得他没有认出我。虽然我逃离切姆诺只有八个月，但在上校眼中，我肯定只是一个搜检死者行李的普通犹太人。这是老天赐给我的大好良机，但我犹豫了，于是一切都不可挽回。我觉得我当时可以够到上校。我可以在枪声响起前，掐住他的脖子。我甚至可能抢走希姆莱身边军官的配枪，在上校还未反应过来之前打死他。

　　“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阻止我动手的除了惊讶和犹豫之外还有什么。肯定不是恐惧。早在毒气室大门被关上之前的几个星期，我的恐惧就同我的其他感情一同消失了。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我犹豫了几秒，也许有一分钟，于是时机永远地丧失了。

　　“希姆莱一行继续前进，穿过大门，朝集中营司令官的办公楼走去，那里又被称作‘快乐的跳蚤’。我看着他们消失在门后，士兵瓦格纳开始对我大吼大叫，命令我继续工作，或者去‘医院’。没有人去了医院还能回来。我低下头，接着干活儿。

　　“那天剩余的时间我都紧盯着门口，晚上也没有睡觉。我第二天也在寻找再见到上校的机会。但我失败了。希姆莱一行当天晚上就离开了。

　　“10月14日，索比堡的犹太人发动了起义。我事先也听闻了起义的消息，但那听起来相当不靠谱，我压根儿没有理会。他们反复商量，最后定下的方案居然是杀死几个士兵，然后一千来个犹太人发疯似的跑向大门。大多数起义者在头一分钟就被机关枪扫倒。疯狂的行动爆发时，我刚从车站干完活儿回来。押送我们的下士被冲在最前面的起义者打倒。我别无选择，只好跟着大家一起跑。我知道我的蓝色工作服会引来哨塔上乌克兰人的射击。但我躲到了大树背后，我身边的两个女人则中弹倒地。我在树下换上一个老人的灰色囚服。老人刚逃入森林的安全地带就被一发流弹夺走了性命。

　　“我想那天有大概两百人逃离了集中营。我们要么孤身一人，要么三五成群，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组织。获得自由后，筹划逃亡的人们无法保证大家的生存。大多数犹太人和苏联囚犯后来都被德国人追捕射杀，或者被波兰游击队发现后遇害。许多人在附近的农场中寻求庇护，但很快就被告发。一部分人在森林里活了下来，一部分人穿过布格河，去找向西推进的苏联红军。我很幸运。进入森林后的第三天，我被一个名叫奇尔的犹太游击队发现，他们的首领是一条英勇无畏的汉子，名叫耶切尔·格林斯潘。他将我带进游击队，命令队医照料我，使我恢复体重和健康。从上一年冬天起，我的脚第一次得到了适当的治疗。我同奇尔游击队在猫头鹰森林中游弋了五个月。我充当队医雅克兹克的助手，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有时甚至是德国人的性命。

　　“大逃亡后不久，纳粹就关闭了索比堡集中营。他们摧毁了牢房，撤走了焚化炉，将来不及烧掉的数千具尸体埋进大坑，在上面种上土豆。游击队庆祝犹太圣节的时候，德国国防军纷纷往西部和南部撤退，整个波兰陷入混乱之中。三月份，苏联红军解放了我们活动的区域。对我来说，战争结束了。

　　“我被苏联人扣押审讯了几个月。奇尔游击队的个别队员被送到苏联集中营，但我在五月份获释，回到了罗兹。但我已经无家可归。犹太人隔离区被夷为平地。我们位于城西的老房子也在战斗中被毁。

　　“1945年8月，我来到克拉科，骑自行车去默什叔叔家的农场。那里已经被另一家人——一个基督教家庭——占据。他们在战争期间从市政当局买下了农场。他们说他们对农场前主人的行踪一无所知。

　　“我离开农场，回到切姆诺。苏联人将那里列为禁区，我无法靠近。我在集中营附近露宿了五天，走遍了每一条土路和小径。最后，我找到了大会堂的废墟。它毁于炮弹轰炸，或是由撤退的德国人主动焚毁，只剩下倒塌的石料、烧焦的木材，还有孤零零的中央大烟囱。我没有找到大厅中的棋盘方格。

　　“在埋尸体的浅坑中，我发现了最近被挖掘的痕迹。那一带到处都是苏联烟头。我在当地小旅馆里问到此事，镇上居民坚称他们从未听说有人挖出了大坑中的尸体。他们还带着几分愠色说，这里的所有人都认为，就像德国人宣称的那样，切姆诺不过是个临时关押囚犯和政治犯的拘留营。我厌倦了露宿，本打算在小旅馆过夜，然后骑车返回南方，但竟然被拒绝了。他们不允许犹太人住店。第二天，我搭上去克拉科的火车，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

　　“1945年到1946年的冬天同1941年到1942年的冬天一样难挨。新政府正在组建，但最严峻的现实问题是食物短缺、燃油告急、黑市交易、大批难民回乡，以及苏联的占领。尤其是苏联的占领。数百年来，我们都在同俄国人打仗，曾经征服过他们，也曾经抵抗过他们的进攻，然后在他们的威胁下生活，而现在，我们不得不把他们当作解放者一样欢迎。我们刚从德国人的噩梦中醒来，迎来的却是苏联解放的寒冷早晨。同我的祖国波兰一样，我疲惫、麻木，甚至对自己能幸存感到讶异。于是我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生活上，努力再熬过一个冬天。

　　“1946年春天，我收到了堂姐丽贝卡寄来的一封信。她和她的美国丈夫住在特拉维夫。几个月来，她一直在写

　　信、联系官员、给相关机构发电报，试图找到亲人的信息。她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才与我取得联络。

　　“我回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堂姐的电报，催促我去巴勒斯坦与她会合。她和丈夫戴维会电汇给我旅费。

　　“我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实上，我们全家从不认为巴勒斯坦会成为一个犹太国家——但当我走下人满为患的土耳其货船，双脚站在后来被称作以色列的土地上时，我仿佛卸下了肩上的一副沉重枷锁。1939年9月8日至今，我第一次感觉到可以自由呼吸了。我承认，那天我激动地跪在地上，放声痛哭。

　　“也许我太天真了。几天之后，我抵达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发生了爆炸。那里是英军司令部的所在。后来我才知道，丽贝卡和她丈夫戴维都是哈伽拿的积极分子。

　　“一年半后，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独立战争。尽管我曾有参加游击队的经历，但我在战场上的职责仍然是医生。我并不仇恨阿拉伯人。

　　“丽贝卡坚持让我继续读书。戴维那时已经成了一个备受尊重的美国公司的以色列经理，钱对他来说不成问题。然而，我在罗兹读书时并不用功，战争又让我有足足五年未接受教育，当我要重返教室时，已经是个二十三岁的男人，心灵饱受创伤，而且变得愤世嫉俗。

　　“不可思议的是，我学得很好。我1950年进入大学，三年后进入医学院。我在特拉维夫学习了两年，在伦敦学习了十五个月，在罗马学习了一年，然后又在苏黎世度过了一个阴雨连绵的春天。一有机会我就会回以色列，在戴维和丽贝卡夏天待的农场附近的居民点工作，同老朋友聊天叙旧。我已经亏欠我堂姐和堂姐夫太多，但丽贝卡说，作为艾希科尔家族拉斯基一脉的唯一幸存者，我获得再多的照顾都不过分。

　　“我选择了精神病学。在我看来，我之前所有的医科学习，都是在为我最终研究人类的精神做准备。我很快就对人类的暴力和支配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惊讶地发现，这一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有充足的数据可以解释狮群中的支配等级机制，有大量关于鸟类啄序的研究，灵长类动物学家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描述我们近亲的社会组织中的支配与侵害行为，但关于人类暴力行为的机制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却鲜有人问津。很快我就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猜想。

　　“在我从事研究的这许多年里，我对上校进行了多方面调查。我对他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我知道他是三号特别行动队的军官。我见到他同希姆莱在一起。我记得老家伙临死前称他‘威利’。我联系了不同占领区的盟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红十字会、苏联人民法西斯战争罪法庭、犹太委员会，还有数不清的政府机构，但一无所获。五年后，我找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他们至少对我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但当时摩萨德还不像现在这样高效。何况，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人物要追查，比如艾希曼、穆雷尔和门格勒。而只有我一个大屠杀幸存者向他们反映了上校的罪行，自然引不起他们的关注。1955年，我前往奥地利，同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会谈。

　　“维森塔尔的‘资料中心’位于维也纳贫民区的一座破烂建筑的底楼。那座建筑看起来就像被废弃的战时临时住宅。维森塔尔在那里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房间里全是塞满文件的柜子，而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地板空无一物。维森塔尔是个神经质的人，眼神中透露着不安。那双眼睛我总感觉似曾相识，起初我认为那是因为他是个狂人，后来我才想起，我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在镜子里无数次见过相同的一双眼睛。

　　“我的故事，我只给维森塔尔讲了个大概，说上校在切姆诺驱使囚犯供士兵取乐。当我提到后来我在索比堡再次见到上校，而上校成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随从时，维森塔尔竖起了耳朵。‘你确定？’他问。‘确定。’我说。

　　“尽管维森塔尔非常忙，但还是抽出了两天时间帮我追查上校。在他资料浩繁的文件库中，维森塔尔收藏有无数的文件、索引表和交叉索引表，包括两万两千多名党卫军士兵的姓名。我们搜索了特别行动队人事档案中的照片、军事院校的毕业照、新闻剪报，以及党卫军官方杂志《黑色军团》上的照片。搜索一天之后，我已经眼花缭乱了。那天晚上，我梦见一脸假笑的纳粹领袖向德国国防军军官授予勋章。但我们没有发现上校的线索。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终于在1942年11月23日的一张报纸照片上看出了蛛丝马迹。照片上是冯·布勒男爵，一位普鲁士贵族，一战英雄，战后在军中任将军。根据照片下的文字说明，冯·布勒将军在东线英勇反击苏联装甲师时牺牲了。我盯着泛黄的报纸上那张沟壑纵横的面庞看了许久。他就是老家伙。我将剪报放回文件夹，继续搜寻。

　　“我们到圣斯蒂芬大教堂旁的小餐馆吃完饭，维森塔尔忍不住感叹：‘要是知道上校姓什么就好了。如果知道他的姓，我肯定能把他揪出来。所有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军官的姓名都有记录。没有姓名就无从入手啊。’

　　“我耸肩道：‘我明天上午返回特拉维夫。’我们几乎查遍了维森塔尔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和东部战线的剪报，而我还有许多研究工作没有完成。

　　“‘不行！’维森塔尔厉声道，‘你是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切姆诺集中营和索比堡集中营的幸存者。你肯定能提供这些地方其他纳粹军官的信息。你至少应该下星期结束再走。我要采访你，并将采访记录下来。你提供的信息将异常宝贵。’

　　“‘不。’我说，‘我对其他军官不感兴趣。我只想找到上校。’

　　“维森塔尔盯着他的咖啡好一会儿，然后抬头看着我，眼神怪异。‘看来，你一心只想复仇。’

　　“‘是的。’我说，‘你何尝不是呢？’‘不，’维森塔尔悲伤地摇头道，‘也许我们都很执着。但我追求的是正义，而你追求的是复仇。’

　　“‘在这件事情上，复仇和正义是一回事。’我说。维森塔尔再次摇头，‘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他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无名坟墓中的亡魂，焚尸炉中的枯骨，被驱赶被屠戮的千千万万犹太人需要正义，而不是复仇。’

　　“‘为什么？’我大喊，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因为，死了的人已经死了，而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

　　“我鄙夷地摇着头。但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回忆这段对话。

　　“维森塔尔无比失望，但他答应帮我继续搜寻可能符合我对上校描述的纳粹军官。十五个月后，就在我毕业后几天，我收到了西蒙·维森塔尔的信，里面是党卫队特别分队第四队B小队向特别行动队‘特别顾问’开具的支付凭证的影印件。维森塔尔圈出了威廉·冯·伯夏特上校的名字，他由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任命，前往第三特别行动队执行特殊任务。影印件上还别着一份维森塔尔从他的档案中取出的剪报。在为德国国防军举行的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上，七个面带微笑的青年军官正对着镜头摆姿势。剪报上的时间是：1941年6月23日。乐团演奏的是瓦格纳的作品。剪报上列有军官们的姓名。左数第五位就是脸色苍白的上校，他的帽檐压得很低，面前的战友挡住了他的大部分面容。根据照片下的文字介绍，他是威廉·冯·伯夏特中尉。

　　“两天后，我来到维也纳。维森塔尔命令他的通信员调查冯·伯夏特的背景，但结果令人失望。冯·伯夏特来自普鲁士和东巴伐利亚的古老贵族家庭。他的家族财产来源于土地、矿山和艺术品进口。维森塔尔的通信员搜遍了远至1880年的资料，却找不到威廉·冯·伯夏特受洗的资料。但他们发现了一份阵亡通知。根据1945年7月19日《雷根报》上的报道，威廉·冯·伯夏特上校在保卫柏林、抵抗苏联入侵者时英勇牺牲。消息传到老伯爵和伯爵夫人耳中时，他们正在巴伐利亚森林的夏日别墅瓦尔德海姆中，那里距巴伐利亚-爱森斯坦旅馆不远。他的家人正在寻求盟军的同意，关闭夏季别墅，返回不来梅附近的家中，为上校举行葬礼。文章还说，威廉·冯·伯夏特因其英勇行为而获得了珍贵的铁十字勋章，并在其牺牲前被推荐担任党卫军副总指挥。

　　“维森塔尔命令继续寻找别的线索。但他们一无所获。1956年，冯·伯夏特家族只剩下他的一个住在不来梅的老婶婶和两个不争气的侄子，他们因为战后的蹩脚投资将家族财富基本败光。东巴伐利亚的巨大宅邸被荒废多年，那里的狩猎区被卖了交税。据维森塔尔在东欧国家的少数联络员报告，苏联人和东德人对威廉·冯·伯夏特之死一无所知。

　　“我飞到不来梅同上校的婶婶谈话，但那个女人年纪太大，回忆不起她的家族中有什么人叫威利。她以为是她哥哥派我来带她去瓦尔德海姆的夏季音乐节。上校的一个侄子拒绝见我。我在布鲁塞尔找到了上校的另一个侄子，此人是个纨绔子弟，正要去法国泡温泉。他告诉我，他同威廉叔叔只见过一面，那是1937年，当时他只有九岁，只记得叔叔穿着漂亮的丝绸制服，歪戴着硬草帽。他知道叔叔是战斗英雄，在抗击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牺牲。我回到了特拉维夫。

　　“我在以色列行医多年后发现，精神病学学位只是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资格罢了。所有精神病医生都将穷其一生研究人性的复杂和弱点，但饶是如此，也未必能窥其万一。1960年，我堂姐丽贝卡因癌症去世。戴维强烈建议我去美国继续研究人类的支配机制。我说我在特拉维夫就有足够的研究材料，但戴维半开玩笑似的说，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暴力在美国都能找到样本。1964年1月，我来到纽约。当时美国刚哀悼完遇刺身亡的总统，转身就忘记了悲伤，沉浸到一个名叫披头士的英国摇滚乐队带来的年轻人的疯狂之中。哥伦比亚大学给我提供了一年访问教授的资格。我可以在那里写完暴力病理学的书，然后成为美国公民。

　　“1964年11月，我决定留在美国。我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拜访朋友，晚餐后，他们满怀歉意地问我是否可以同他们一起观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我自己没有电视，我告诉他们我愿意。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部纪念肯尼迪总统遇刺一周年的纪录片。我对这个片子很感兴趣。尽管以色列人一般只关心自己的事务，但美国总统之死还是让我们备感震惊。我见过总统在达拉斯的车队，被肯尼迪幼子向父亲棺木敬礼的画面所感动，还读过杰克·卢比杀死刺杀总统嫌疑人的报道，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奥斯瓦尔德遭遇枪击的真实画面，而现在纪录片中就在播放这段录像——穿着黑毛衣、得意扬扬地笑着的矮个子，戴着斯特森帽子、典型美国人模样的达拉斯便衣警察，冲出人群的粗壮男人，顶住奥斯瓦尔德肚子的手枪，沉闷的枪响——这让我回忆起苍白的裸尸落入大坑的声音——奥斯瓦尔德面部扭曲地捂着肚子，警察同卢比扭打起来。摄像机在混乱中被打翻在地，被踢到了人群之中。

　　“‘上帝啊，上帝！’我用波兰语大叫着跳了起来。上校也在人群之中！

　　“我无法向邀请我做客的朋友解释我为什么会激动。我当晚就离开了，坐火车去纽约。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播放纪录片的电视台的曼哈顿办公室。我托大学和出版社的朋友帮忙，获准观看电视台的电影胶卷、录像带和所谓的‘剪余片’。我看纪录片时，那张脸只在人群中闪现了几秒。曾和我共事的一个研究生热心地从动态视频中截取了静态画面，并将其尽可能放大给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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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上匆匆闪现的人影相比，这张脸的辨识度反而更低——得克萨斯牛仔帽帽檐间的模糊白影，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黑黑的眼窝就像是颅脑上开着的两个洞。这张照片在法庭上绝不可能被认可为证据，但我知道那就是上校。

　　“我飞到了达拉斯。当局对媒体的批评和世界舆论仍然十分敏感。几乎没有人愿意开口谈论此事，更没有人愿意同我在地下车库里交流。我出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来自录像截图，一张来自柏林的老报纸配图，但所有人都不认识上校。我同记者谈过，同当事人谈过。我甚至试图同刺客的刺客杰克·卢比对话，但未能获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遇刺一年后，上校的踪迹仍旧毫无头绪。

　　“我回到纽约，联系了以色列大使馆的朋友。他们说以色列情报人员绝不会在美国的土地上活动，但他们答应帮我打听。我雇了一名达拉斯的私人侦探，他的酬金高达七千美元，但他的调查结果可以归纳为四个字：一无所获。大使馆没有收费，因为他们同样没有查到线索，但我想我在大使馆的朋友肯定觉得我疯了，因为我居然在总统被刺杀的现场寻找战犯。以他们的经验，大多数前纳粹分子都会隐姓埋名，远离公众视线。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弄错了。显然，那张让我常年噩梦不断的面庞，已经在我的大脑里根深蒂固，无法抹除。作为精神病医生，我知道我为何会对他念念不忘。他的脸已经在索比堡的毒气室里烙进我的大脑。找到上校成了我坚持活下去的原因。如果上校死了，我也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

　　“作为精神病医生，我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我知道。但我不愿‘治疗’我自己。上校是真实存在的。上校与老人用真人当棋子下国际象棋也是真实存在的。上校不会死在柏林外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里。他是魔鬼。魔鬼是不会自己死的，只能被杀死。

　　“1965年夏天，我终于获准同杰克·卢比谈话，但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信息。牢狱生活已经令他形容消瘦，精神萎靡，皮肤都是褶子，就像挂在骨头上的破布。他眼神游离，声音嘶哑。我试着诱导他回忆刺杀奥斯瓦尔德的细节，但他只是耸耸肩，将之前在无数次审问中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他说直到枪声响起他才意识到他杀了奥斯瓦尔德。他获准进入现场只是个意外。他看到奥斯瓦尔德时，一股强烈的冲动攫住了他——就是这个家伙杀死了他敬爱的总统。

　　“我向他出示了上校的照片。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他只认出了几个达拉斯的探员和一些记者，但他从未见过这个男人。我问他：‘在朝奥斯瓦尔德开枪之前，有没有感觉到异常？’他抬起疲惫的脸，像极了一条短脚猎狗。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一闪而过的困惑，但他旋即又用呆板的声调回答：‘没有。没什么异常。我只是一想到奥斯瓦尔德就生气。他杀死了肯尼迪总统，让肯尼迪夫人失去丈夫，孩子们失去父亲，而他自己还活着。’

　　“一年之后，1966年12月，卢比被送入帕克兰德医院治疗癌症。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并不惊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病入膏肓。1967年1月他病逝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为之哀痛。杰克·卢比代表的是一个所有美国人都宁愿忘掉的年代。

　　“六十年代后期，我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我努力让自己相信，我可以通过专心工作来祛除上校的魅影。但在我内心最深处，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我在充斥着暴力的年代研究暴力。为什么有人能轻而易举地支配别人？在我的研究中，受试群体由互不相识的男女随机组成，他们被要求完成某项任务。无论我进行多少次实验，在群体形成后三十分钟内都会形成社会秩序。群体成员通常都不知道群体中形成了等级，但他们几乎都可以指出群体中‘最重要的人’或‘最活跃的人’是谁。我的研究生和我对受试者做了采访，认真阅读谈话记录，长时间观看录像带。我们模仿了受试者与权威人物——大学系主任、警察、老师、国税局官员、狱警、牧师——发生的冲突。等级与支配的问题总是比简单的社会地位更复杂。

　　“在同一时期，我开始和纽约警察合作，研究凶杀案罪犯的资料。数据相当有趣，但同罪犯的谈话令人沮丧，研究也未取得实质性结果。

　　“人类暴力的根源何在？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在日常互动中发挥着什么作用？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天真地希望某天能解释为什么阿道夫·希特勒这样聪明且具欺骗性的精神变态者，能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文明变成一台毫无主见与道德的杀戮机器。我早已知道，人类之外的高级动物拥有某种建立支配关系和社会等级的机制。这种等级的建立通常不会伴随严重的伤害。即使狼、虎之类的凶猛捕食者，在发出清晰的臣服信号之后也会立即中止狂暴的对抗，以免导致死亡或严重残疾。但人类呢？我们是像许多人猜想的那样，缺乏这种本能的臣服-认可机制，所以注定战争不断？难道我们同类相残的疯狂行为是由我们的基因先天决定的？我认为不是。

　　“通过数年时间搜集数据，提出假设，我渐渐形成了一个奇怪而不科学的理论。但我只能将这个理论藏在心底，因为如果我将其告诉同事，我的专业名望就必然受损。人类进化出的支配会不会是一种通灵现象，即我的一些不够理性的朋友所说的超心理现象？政治家的苍白吸引力——媒体美其名曰“人格魅力”——显然不是建立在魁梧身材、繁殖能力或威吓展示的基础之上。或许，在人脑的某个脑叶或半球之中，存在着一块专门投射这种个人统治感的区域。我知道，神经病学研究表明，我们的等级意识源自大脑最原始部分——即所谓的“爬行动物脑”。进化——变异——会不会赋予了某些人近似移情或心灵感应的能力，而该能力可以在生存竞争中发挥无比强大的作用？这种能力在支配欲望的驱使下，会不会最终演变为暴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否还是真正的人？

　　“最后，我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归纳上校的意志进入我大脑时我的感觉。尽管数十年过去了，那种悲惨经历的细节已被淡忘，但精神强奸所带来的痛苦、恶心和恐惧却仍然能让我喘息着从梦中惊醒。我继续教学、研究，继续穿行在灰暗而平淡的日子中。去年春天，我有天早上醒来，意识到自己老了。自从上次在录像中看到上校的脸，已经过去了十六年。倘若那确实是上校，倘若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是一个耄耋老人了。我在脑中勾画出那个牙齿掉光、身体发抖的老战犯。上校很可能已经死了。

　　“我忘了，恶魔是不会自己死的，只能被杀死。

　　“不到五个月前，我几乎同上校在纽约街头相遇。那是个酷热的七月傍晚。我走在中央公园西街，思考着一篇关于监狱改革的文章，这时上校从不到五十英尺外的一家餐厅出来，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他身边跟着一位上了年纪但仍然美丽的女士，她的白发垂在一套昂贵的丝绸晚礼服上。上校自己则身着黑西装。他肤色偏黑，身材匀称。他的头发已所剩不多，而且从金色变成了白色。但他那张愈发丰满红润的脸庞上仍透露着冷酷与专横。

　　“我呆呆站在原地盯了他好几秒，然后拔腿追赶出租车。车汇入车流当中。我在车辆的缝隙中穿梭，疯狂地想追上去。坐在后排的乘客从未回头。出租车越开越远，我蹒跚着回到路边，差点儿摔在地上。

　　“餐厅的领班服务员也没帮到我。他承认当晚确实有这样一对仪表不凡的老年男女在这里用餐，但他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而且他们也没有预约。

　　“接下来的好几周，我都在中央公园西街一带游荡，搜寻每一条街道，扫描每一辆路过的出租车中乘客的脸。我还雇了一个年轻的纽约侦探做帮手，但我的钱再次打了水漂。

　　“然后我便陷入了所谓的‘神经崩溃’当中。我失眠了。工作进行不下去，大学里的课也被取消了，或者由紧张的助教代替我上。我已连续多天都不换衣服，回家后除了吃饭就是来回踱步。我常常夜深了仍在外晃荡，被警察盘查了好几次。幸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和神奇的‘博士’头衔救了我，否则我早被送到贝尔维尤医院了。后来有天晚上，我躺在家里的地板上，突然意识到我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上校身边的那个女人很面熟。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光和第二天白天，我都在努力回忆我在哪儿见过那个女人。我可以肯定是在某张照片上。她的形象让我回忆起了一种模糊的感觉——慵懒、焦虑，伴随着柔和的音乐。

　　“那天下午五点十五分，我叫了辆出租，风驰电掣般赶到我牙医的诊所。他那天不在，诊所关着门，但我编造了一个蹩脚的故事，还严厉训斥了接待员，终于让他同意我翻阅等候室里的一堆老杂志，有《十七岁》《智族》《小姐》《美国新闻》《世界报道》《时代》《新闻周刊》《时尚》《消费者报道》和《网球世界》。当我第二次翻阅所有杂志时，接待员开始对我的疯狂状态感到警惕。我之所以还在继续搜寻，纯粹是因为我的执念——我坚信，没有牙医会在一年之内将等候室内的杂志更换四次以上。接待员气势汹汹地威胁说要报警。

　　“我找到了。在《时尚》杂志充满浮华广告和夸张宣传语的封面附近，有一张那个女人的小黑白照片。照片位于购买饰品的专栏顶部，下方写着女人的名字：尼娜·德雷顿。

　　“对尼娜·德雷顿的追查迅速展开。我雇用的纽约私人侦探哈灵顿很高兴着手调查这条更确切的线索。二十四小时后，他给了我一份关于那个女人的厚厚资料。大部分信息都来源于公共数据源。

　　“尼娜·德雷顿夫人是一位有钱的寡妇，在纽约时尚界颇有名气，拥有一家服装连锁店，1940年8月，她同美国航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帕克·阿伦·德雷顿结婚。结婚十个月后，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孤身一人，巧施手腕，投资屡屡得手，跻身数家大公司的董事会——之前那些公司从未有过女董事。德雷顿夫人如今只经营服装店生意，但她依然是几家知名慈善组织的董事，同许多政客、艺术家、作家相熟，同纽约的一位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传出过绯闻，在公园大道有一套位于十六楼的大房子，还有好几处避暑和度假别墅。

　　“找机会与她见上一面并不难。我查找我的病人名单，很快发现了一个有钱的躁狂抑郁症患者，他与德雷顿夫人住在同一座大楼，而且有相同的社交圈子。

　　“在我的这位前患者的安排下，八月的第二个周末，我在一个露天招待会上同尼娜·德雷顿见上了面。客人很少。许多富人都逃离这座城市，去海边或山中避暑了。但德雷顿夫人参加了招待会。

　　“在同她握手、注视她澄净的蓝色眸子之前，我就已经百分百地确定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具有同上校一样的能力。她光彩照人，是整个院子的焦点，就连日本灯笼似乎也因为她而变得更亮了。我感到喉头发紧，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掐住了我的脖子。她或许觉察到了我的反应，或许她喜欢引诱精神病医生，尼娜·德雷顿那晚对我总是言辞闪烁，带着几分蔑视，也带着几分挑逗。

　　“我邀请她参加周末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来了。她身后跟着一个凶神恶煞般的矮个子女人，名叫巴雷特·克拉默。

　　“我讲的是第三帝国蓄意的暴力政策及其与当今第三世界政权之间的关系。我的论述建立在一个与当今观念背道而驰的假设之上——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之所以在二战中沦为野蛮的刽子手，至少部分原因应归结为一小股人构成的秘密组织，这些人都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我讲话期间，德雷顿夫人坐在第五排对我微笑，那笑容让我想到了正要吞掉老鼠的猫。

　　“讲座结束后，德雷顿夫人表示希望同我私下谈谈。她问我是否还在给病人看病，并要求接受我的专业诊断。我有些犹豫，但我和她都知道我会答应她。

　　“我见过她两次，两次都在九月份。她同意我对她展开治疗。尼娜·德雷顿相信她的失眠同数十年前的父亲之死有直接联系。她说她常做噩梦，梦中她将父亲推到波士顿的有轨电车前，导致父亲被撞死，但当时她在数英里之外。‘我们总是杀害我们爱的人，这是真的吗，拉斯基博士？’我告诉她，我认为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我们总是去杀——至少想去杀那些我们表面上爱但实际上恨的人。尼娜·德雷顿只是对我微微一笑。

　　“我建议第三次治疗时采用催眠术，令她重新体验得知父亲死讯时的反应。她同意了，但不出我所料，十月初她秘书打来电话，取消了后面的所有治疗。但我已经雇用了一名私人侦探，专门监视德雷顿夫人。

　　“说到私人侦探，我得先澄清他的形象。一般人的印象中，私人侦探都是愤世嫉俗的前警察，但我雇用的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普林斯顿大学辍学生，他在空闲时间写诗。弗朗西斯·泽维尔·哈灵顿已经在私人侦探这一行干了两年，但他为了能进入德雷顿夫人用午餐的餐馆，必须购买一套新西装。我下达二十四小时监视的指令后，哈灵顿又聘请了两个兄弟会的朋友照看侦探事务所。但哈灵顿并不愚蠢，他的工作迅速而富有成果。他每周一和周五上午都会将报告送到我桌上。他的一些侦探手法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合法，比如搞到尼娜·德雷顿的电话账单复印件。这个女人同很多很多人通过电话。哈灵顿将有通话记录的人的姓名和地址都罗列了出来。其中一些是名人，还有一些引人联想。但没有一条线索指向上校。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几乎用光了积蓄，获得的却只有尼娜·德雷顿的日常生活、午餐偏好、生意往来、电话号码的记录。年轻的哈灵顿知道我的资源有限，于是好心地建议截获德雷顿夫人的邮件并窃听她的电话。我反对这么干，至少必须再等几个星期。我不想过早地暴露。

　　“后来，也就是两个星期前，德雷顿夫人给我打了电话。她邀请我参加12月17日在她家召开的圣诞宴会。她说她亲自打电话给我，我就没有借口不去了。她想让我见她的一个好莱坞好朋友。此人是制片人，据说非常想见我。她给那人送了一本我的书——《暴力病理学》，他对这本书赞不绝口。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名字并不重要。’她答道，‘你见到他就能认出来了。’

　　“挂断电话后，我激动得发抖，直到足足一分钟后才拨出了哈灵顿的电话。当晚，哈灵顿带着他的两个朋友过来同我商讨对策。我们再次梳理了电话账单。这次我们打算拨打所有未列入洛杉矶市号码簿的洛杉矶本地号码。当打到第六通电话时，听筒里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这里是波登先生家。’‘请问是托马斯·波登家吗？’弗朗西斯问。‘你打错号码了！’对方怒吼道，‘这里是威廉·波登先生家。’

　　“我将这个名字写在我办公室的黑板上。威廉·冯·伯夏特。威廉·波登。这太符合人性了。奸夫在酒店通奸的时候会用与真名相近的假名登记；通缉犯有六个假名，其中五个的“名”都与真实姓名的“名”一致。我们的姓名里有一种神奇的东西，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我们都无法将其舍弃。

　　“于是星期一，也就是查尔斯顿凶杀案爆发前四天，哈灵顿飞到了洛杉矶。我本来打算自己去的，但弗朗西斯提出最好先由他去查查这个波登，拍点儿他的照片，确认他就是冯·伯夏特。我还是想去，但我意识到自己毫无计划。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却从未想到一旦找到上校之后怎么办。

　　“星期一晚上，哈灵顿打电话回来报告说，飞机上的电影糟透了，他落脚的酒店显然比不上贝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贝沙湾的警察相当爱管闲事，只要你在社区里开车转两圈，或者把车停在蜿蜒的车道上窥视影星的家，他们就会上来盘查驱逐。星期二，他打电话回来询问有没有查出更多关于德雷顿夫人的信息。我告诉他，他的两个朋友——丹尼斯和塞尔比——精力都没有他旺盛，而德雷顿夫人仍在照常打理生意。弗朗西斯接着说，他去过波登的电影公司，但这一趟一无所获。尽管波登在公司里有办公室，但没人知道他何时会来。上一次有人看到他来上班是在1979年。弗朗西斯希望能找到一张波登的照片，但没有人能提供。他本想向那里的秘书出示冯·伯夏特在柏林拍的照片，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样做不够酷’。他计划第二天带着照相机和长焦镜头去波登的贝沙湾豪宅偷拍。

　　“星期三，哈灵顿没有在约定的时间打电话，我打电话去旅馆询问，得知他没有退房，但那天晚上他没有来前台拿钥匙。星期四早上，我向洛杉矶警察局报案。他们答应查一下，但根据我提供的相当有限的信息，他们认为哈灵顿不太可能遇害了。‘这是一座繁忙的城市，’接电话的警察说，‘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吸引住一名年轻人，让他忘了打电话。’

　　“我那天都在努力联系丹尼斯和塞尔比，但始终联系不上。就连弗朗西斯事务所的电话答录机都没工作。我前往尼娜·德雷顿在公园大道的公寓。门厅中的保安告诉我，德雷顿夫人在去休假了，我不能上楼。

　　“星期五整整一天，我都把自己关在家里等待。晚上十一点半，我接到了洛杉矶警察的电话。他们打开了哈灵顿在贝弗利山酒店的房间，他的衣服和行李都不见了，房间里没有他遭到杀害的迹象。警察问我，他的329.48美元房费该由谁来付。

　　“那天晚上，我强迫自己按计划去一个朋友家吃晚饭。从公交车站到格林尼治村只有两个街区，但这段路那晚却仿佛没有尽头。星期六傍晚，就是你父亲在查尔斯顿遇害的晚上，我在大学参加关于城市暴力的研讨会。与会者有两百多人，其中还有几名政党候选人。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不时打量观众席，希望能看到尼娜·德雷顿那眼镜蛇似的微笑，或者上校那双冰冷的眼睛。我感觉自己又变成了棋子，但这次下棋的是谁呢？

　　“星期天，我读到了早报，第一次得知查尔斯顿的凶杀案。报纸的其他位置上，有一小段专栏文章，说一架飞机在星期六凌晨坠毁在南卡罗来纳，好莱坞制片人威廉·D. 波登不幸搭乘了那架飞机。专栏里还附有那位神秘制片人的罕见照片。照片拍摄于六十年代，照片中的上校正在微笑。”

　　索尔不再说话了。他们的咖啡杯放在门廊栏杆上，咖啡已经冷了，但他们全然不觉。索尔说话期间，栏杆的阴影在他腿上慢慢移动。谈话中止后，远处街道的声响也变得隐约可闻。

　　“是谁杀了我父亲？”娜塔莉问。她紧拽毛衣，揉着胳膊，像是很冷似的。

　　“我不知道。”索尔说。

　　“梅勒妮·福勒是他们的同伙，对吧？”

　　“是的，几乎可以肯定。”

　　“可能是她干的？”

　　“是的。”

　　“你确定尼娜·德雷顿死了？”

　　“是的。我去过停尸房，看过现场照片，读过解剖报告。”

　　“但她也许在死之前杀害了我父亲，对吧？”

　　索尔犹豫起来，“有这个可能，”他说。

　　“波登——就是上校——他应该在星期五晚上的飞机事故中死了。”

　　索尔点头。

　　“你认为他死了吗？”娜塔莉问。

　　索尔说：“不。”

　　娜塔莉站起身，在小门廊里走来走去。“你有他还活着的证据吗？”她问。

　　“没有。”

　　“但你认为他还活着？”

　　“是的。”

　　“他或者那个姓福勒的女人都可能杀了我父亲？”

　　“是的。”

　　“你仍然在追踪他？追踪波登……或者冯·伯夏特？”

　　“是的。”

　　“我的上帝啊。”娜塔莉走进屋内，带回两杯白兰地。她递给索尔一杯，然后将另一杯一饮而尽。她从毛衣口袋里取出一包烟，摸出火柴，用颤抖的手点燃一支烟。

　　“抽烟对身体不好。”索尔轻声道。

　　娜塔莉哼了一声。“这些人是吸血鬼，对吧？”她说。

　　“吸血鬼？”索尔摇摇头，不是太明白她的意思。

　　“他们操控别人，然后将这些人像塑料包装一样扔掉。”她说，“他们就像深夜档电视剧里的吸血鬼。但他们是真实存在的。”

　　“吸血鬼。”索尔说，立马意识到自己说的是波兰语，“是的。”他换成英语说，“这个比喻不错。”

　　“那么，”娜塔莉说，“我们现在干什么？”

　　“我们？”索尔闻言一惊。他用手揉了揉膝盖。

　　“我们。”娜塔莉说，声音中带着愤怒，“你和我。我们。你讲了这么久的故事，并不是为了打发时间吧？你需要一个同伴。好了，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索尔摇摇头，挠了挠胡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些。”他说，“但是……”

　　“但是什么？”

　　“非常危险。弗兰西斯，还有其他人……”

　　娜塔莉走上前来，蹲下，用右手抚摸他的手臂。“我父亲名叫约瑟夫·伦纳德·普雷斯顿，”她轻声说，“四十八岁……明年二月六日满四十九岁。他是个好人，一个好父亲，一个好摄影师，一个非常穷的生意人。他笑起来的时候……”娜塔莉哽咽了一下，“他笑起来的时候，你很难不跟着他一起笑。”

　　她静静地在地上蹲了几秒钟，抚摸他手腕上褪色的蓝色数字，然后她说：“你接下来怎么办？”

　　索尔深吸一口气：“我不知道。星期六我要飞到华盛顿去见一个人……这个人手上可能掌握着上校是否还活着的信息。”

　　“然后怎么办？”娜塔莉追问。

　　“然后等。”索尔说，“我们边等边留意各种信息，查看报纸。”

　　“报纸？”娜塔莉说，“查什么？”

　　“凶杀案。”索尔说。

　　娜塔莉眨眼，身体后仰。她右手里的烟快要熄灭了，她将烟头在木地板上捻灭。“你没搞错吧？这个姓福勒的女人，还有你所说的上校肯定已经离开这个国家……躲起来了。他们怎么会又这么快出来杀人？”

　　索尔耸耸肩。他突然感到非常累。“那是他们的本性。”他说，“吸血鬼必须‘进食’。”

　　娜塔莉站起身，走来门廊的角落里。“你找到——我们找到他们之后怎么办？”她问。

　　“找到之后再决定。”索尔说，“我们首先必须找到他们。”

　　“必须用木桩刺穿吸血鬼的心脏才能杀死它。”娜塔莉说。

　　索尔没有回应。

　　娜塔莉又掏出一根烟，但没有点燃。“你靠他们太近的话，会不会被他们发现？”她说，“他们会不会掉过头来对付你？”

　　“那问题就简单了。”索尔说。

　　娜塔莉正要开口，只见一辆涂着县政府标识的黑色汽车停在路边，驾驶室里走出一个身材肥胖、面色红润、戴着高顶阔边帽的男人。“金特里治安官。”娜塔莉说。

　　胖警官盯了他们一会儿，然后缓缓走过来，似乎有些拿不定主意。金特里在门廊台阶处站定，脱下帽子。他那仿佛被阳光灼伤的脸上流露出惊讶的表情，就像一个小男孩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早上好，普雷斯顿女士，拉斯基教授。”金特里说。

　　“早上好，治安官。”娜塔莉说。

　　索尔看着金特里。这个南方警察就像从漫画里走出来似的，但他的眼睛和昨天一样透着机敏。这同他的整体形象格格不入。

　　“我需要帮助。”金特里说，声音里带着一丝痛苦。

　　“什么帮助？”娜塔莉问。索尔听出了她很热情。

　　金特里低头盯着手中的帽子。他用粗短粉嫩的手指优雅地捏了捏帽子，抬头看着两人。“我的地面上死了九个人。”他说，“他们死得非常蹊跷，无法用常理解释。两个小时前，我拦下一个人，他的钱包里什么都没有，除了我的照片。他没有同我说话，直接割断了自己的喉咙。”金特里看着娜塔莉，然后又看着索尔。“出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他说，“我有一种直觉，觉得你们可能会帮到我。”

　　索尔和娜塔莉默默地盯着他。

　　“你们能帮我吗？”金特里最后问，“你们愿意帮我吗？”

　　娜塔莉看着索尔，索尔挠了挠胡子，摘掉眼镜后又戴上，看着娜塔莉，微微点头。

　　“进来吧，治安官。”娜塔莉说着，打开了前门，“我来弄午饭。可能要花点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