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进入19世纪以来，不管扶桑自己意没意识到，其实它的命运和中华是紧紧相关的，尤其是亚罗号战争（1856年-1860年）对其影响尤盛：

　　最开始的1858年第一次大沽口之战，英佛联军获胜，迫使大老井伊扫部头一系毅然与洋人签署了通商约定；

　　而1859年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中华获胜，使扶桑高层对是否坚持开国通商发生了动摇，进而在樱田门之变后促使井伊一系被一扫而空；

　　到1860年10月此战落幕，英佛最终占了上风，又让此时的幕府执政久世、安藤重新回到了原本的立场——洋人惹不得，攘夷还需从长计议。

　　但这样左右摇摆是要付出代价的，上层犹豫的时候，扶桑攘夷之风已经成了气候，连西洋人都感到了压力。

　　根据安政五年签署的通商约定，扶桑除了三港（长崎、神奈川、箱馆）于安政六年六月二日（1859年7月1日）对外通商外，还有两港两都要随即开放：

　　新泻港开市时间为西洋历1860年1月1日；

　　而江户为1862年1月1日；

　　兵库和大坂则为1863年1月1日。

　　除了新泻由于沙洲过多，因此西洋人主动放弃外，到文久元年（1861年），这江户、兵库和大坂的开港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但鉴于扶桑攘夷的气氛高涨，英吉利公使阿礼国，居然赞同幕府延缓开市的请求，但要求其出使欧罗巴向各国当面交涉。

　　“到口的肉都不吃”,这实在是难得一见的景象，由此可见此时攘夷的声势之大。

　　其实，扶桑攘夷的高涨，同样深刻受到了中华的影响：

　　亚罗号战争，从1856年开始到1860年结束，英佛和中华时打时合，这贸易依然大受其苦——当然，长发之变造成的时局动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好死不死的是，1859年7月扶桑正式对外通商，相当于瞌睡的时候发现了枕头，因此很多洋商都从中华跑到扶桑来贸易。

　　就扶桑这小身板哪能抗的住啊，因此到今年，也就是文久元年（1861年），短短两年经济就遭到了重创——物价一下子就涨到天上去了，民众的生活顿时急剧恶化，但更要命的是，原材料大量输出导致扶桑手工业大萧条。

　　这花费增多同时收入减少，两面夹击之下，还能有个好！

　　以手工纺纱为例，当时纺纱是普通民众的重大生活来源，估计有40%的人家以纺纱补贴生活收入——以户算，而不是40%的人从事这项工作，如果40%的人纺纱哪还了得。

　　但洋布洋纱蜂拥而至后，因为价格只有本地同类产品的一半，因此手工纺纱变得无力可图，妇女纷纷停工，这个比例逐渐升高，到幕末已经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因为土布厚、洋布薄，多多少少还是保留了一小块市场。

　　开国通商使民众的生活变得极差，同样也使武士的生活受到影响——幕府和各藩的收入减少，因此半知、减知时有发生，更糟糕的编制缩减也逐渐增多，浪士由此数量大增。

　　而这一切困难的根源，都来自开国通商。

　　因此，虽然幕府的实力犹在，甚至因为直秀乱入的原因，对各藩的优势更大，但这样砂锅大的拳头却没有P用——打服之后呐？还不是要饿肚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去年，也就是万延元年，箱馆统计的扶桑各地大规模一揆数量是43起，而天保大饥馑（1833年-1839年）的平均数字才是32.5！

　　而且，以前一揆的诉求是不满代官或奉行，因此通过一揆这种激烈

　　的“越诉”，要求幕府或藩主关注；但如今，很多百姓（农民）根本不提要求，直接就攻击官府，烧毁“检地帐”后拒绝交纳年贡和各种赋税徭役。

　　而且城下町也经常发生米骚动，次数同样超过了天保大饥馑时期——要知道，町民的生活比百姓富裕一些，而且因为各家的武士大都在城下町生活，因此城下町乱起来，那就真了不得了。

　　这些说明什么？

　　说明幕府和各藩不得人心吃枣药丸啊。

　　因此幕藩都纷纷积极自救，江户那还顾得上遥远的箱馆——不出大乱子谁理你啊。

　　此时正是关键时刻，德川家和京都小朝廷及诸多外样大名的博弈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一切行动都紧紧围绕着抱团取暖也就是公武合体来进行。

　　总之，扶桑都这艘船都快沉了，大家还是团结一致想办法吧。

　　所谓的公武合体，也就是公家小朝廷和武家幕府的联合。

　　最初的提出者，是水户老藩主德川齐昭一系，后来井伊扫部头执政的时候，发现坏了，反对派打着皇室的旗号团结在一起，这不好办呀，于是他就想釜底抽薪，“合就合好了，但主动权应该在幕府这边。”

　　安政五年（1858年），九月戊午之难开始，但同年十月，老中间部诠胜在京都，一边抓人，一边奉命开始试探，“皇室能否嫁女给西丸样家茂”。

　　当时执政幕府的井伊手段激烈，京都小朝廷当然不敢硬顶，于是就含含糊糊地应付着。

　　但赤鬼井伊何许人也，因此到万延元年（1860年）三月他被刺身亡之时，此事已经基本敲定了。

　　结果谁也没想到，尘埃落定前井伊出事了，于是此事又起了波折。

　　但煮熟的鸭子还能跑了，万延元年四月一日，幕府派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把下嫁的内请书提交给关白九条尚忠。

　　此时，三港对外通商已经过去了近一年，这攘夷的气势已经起来了，因此京都小朝廷开始提价，反正是左拖右推，就是不肯答应。

　　拳头大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逼急了管不了许多的话可以解决人啊，因此在幕府的威胁加利诱下，当年和历八月十五，和宫终于开口答应——巧合的是，当天也是攘夷派首领水户老藩主德川齐昭逝世的日子。

　　为了此事，传说幕府也做了让步，据说两位执政，老中久世广周和安藤信睦，答应当年七月开始攘夷——不是立刻武力攘夷，而是“延缓对外通商的脚步，在十几年内逐渐废除各种约定，从而使扶桑回到从前的天道乐土。”

　　十月九日，幕府送上贡品奏请和宫下嫁，十二月二十一日使者参内谢恩，二十五日举行了纳采的仪式。

　　但问题是，幕府这边刚做出承诺“延缓对外通商的脚步”，结果十二月十四日就与普鲁士签订了通商约定。

　　因此京都小朝廷上下都觉得受到了愚弄:

　　当年六月十七日幕府与佛朗基签署了通商约定，和以前一样，都没有敕许，但当时不是和宫下嫁还没确认么。

　　可这次是怎么回事？

　　依然不尊重皇室，理都不理我就签了，这也太埋汰人了！

　　说起来，这是由于京都小朝廷消息闭塞，完全不理解幕府收到阿罗号战争清廷最终失利的震撼——幕府自己也有问题，这神秘主义搞来搞去，封锁消息贼来劲，结果把自己坑了吧。

　　于是这件事又耽搁下来。

　　要知道当时扶桑皇帝对公武合体抱有很大期望，以自己退位、和宫出家的威胁，才搞定一直叫嚣武力攘夷的公卿们的，现在脸都丢进海里了，能不恼火嘛！

　　后面经过幕府使者的反复解释，这件事终于又重新启动了，但作为代价，和宫的缘结对象家茂，必须在成亲典礼前由世子西丸样成为征夷大将军——皇家公主做了御台所，想必就不会发生这种阴奉阳违的幺蛾子了。

　　这个要求怎么说呢？

　　过分也不过分。

　　说它过分，小朝廷干涉德川家的传承这还是第一次，但问题是，以前公方样娶的可是顶级公卿的女儿，重未娶过皇室的公主！

　　这里面可是有大说道的：

　　皇室公主在扶桑是有继承权的，虽然此时的扶桑皇帝有儿子，这个权利用不上，但万一呢？

　　到时老公做征夷大将军，老婆是扶桑皇帝，再生下儿女，这公武就不是合体，是合一了！

　　以幕臣如狼似虎的性子，这“自古传承”的公卿不就被跑根绝底了么。

　　因此，皇室冒了这么大风险，你幕府又违约在先，如今不是得拿出点诚意来？

　　消息传回江户后，幕臣一片哗然，这以前是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如今变成舍老子，这是咋回事！

　　但冷静下来，大家觉得还是赚了：

　　毕竟小朝廷是个空架子，这公主嫁过来，谁占便宜谁吃亏是很明显的嘛。

　　再说了，这公方样家定怠政不说，脾气也古怪，反倒是西丸样家茂聪敏果断又待人宽厚，十六岁就显示出明君的气度来，换了也好。

　　于是，在大家的怂恿下，老中首座久世不得不向公方样家定禀告了此事。

　　其实久世不想换主上，毕竟家定怠政，便宜的是他。

　　但他也考虑清楚了，如今内忧外患，老中首座跟走马灯似的变，所以换个像样的公方样也好。再说了，西丸样家茂才十六岁，就算亲政，估计还是要依仗自己。

　　而且算起来，这几任幕府执政都没啥好下场：

　　从嘉永六年（1853年）黑船第一次来访算起，当时的老中首座是自己的小舅子阿部正弘，结果他在两年后卸任——就这还算好的，毕竟之前掌权十年之后还做了两年的胜手方老中，然后病退，完全可以说是全身而退；

　　之后的堀田正笃，只当了两年多的老中首座就被赶下来，还在戊午之难中被追责；

　　大老井伊扫部头嘛，两年不到就被刺身亡。

　　“看人担柴不费力，自己挑担累折腰”，说起来这幕府执政的位置如今可不好做，这公武合体如今看来好处甚多，自己还是从中弥合的好。

　　但打了好久算盘的久世，做梦也没想到，家定一听不用做公方样，不但没有暴怒反倒手舞足蹈，白瞎了幕臣们的一番担心！

　　因为直秀的乱入，阴差阳错之下，公方样家定在安政五年（1858年）病是病重了，但没死，但如今内忧外患，烂事越来越多，所以这位置他真的早就不想做了。

　　因此他听说小朝廷要求世子家茂继位，他是那个开心啊，“懂我！懂我啊！”

　　这想象中的最大的阻碍没有了，自然公武合体就开始顺利起来。

　　文久元年（1861年）四月，幕府在京都和小朝廷再次确认，这事成了！

　　消息传开，扶桑幕藩都欢欣鼓舞，觉得公武合力后自然是一番新景象。

　　但直秀开了挂啊，当然知道这是一场空欢喜，因此反而加大了内政建设。

　　经过大家的努力，在1861年10月初，北地终于开通了扶桑的第一条铁路。

　　是以权谋为主还是以实业优先，维新之路的竞争终于正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