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历六月下旬（西洋历8月上旬）江户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幕府突然任命了一大批海防挂，另一个是御台场突然封闭——据町民说开始运进大筒，也有足轻开始演练。

　　对于后一个消息，大久保知道的比普通町民更多——枣屋组的祖上都出身于幕府常备军“大番组”，现在也有大半依旧在大番组奉公，所以消息灵通的多。

　　这次幕府是下了本钱了。

　　原本幕府的陆上常备军“定番”是“三番组”或者“五番方”——三番组是主力，由“大番组”、“书院番组”和“小姓番组”组成，五番方是在三番组之外再加上新番和小十人番——其实还有一个“御徒组”，但因为主要是御家人组成，所以不受重视。

　　这次居然要在大番组之下新成了“台场组”，从五番方抽调精兵良将为骨干，招收武士子弟，日常以操练大筒为主，平时驻守在御台场附近。

　　大久保之前没关心过这方面，收到消息后惊愕万分，“这台场都建好了才想起建番组”，好比要吃饭了才想起种稻子，这未免有些过于搞笑了吧。

　　他于傍晚赶到江川家府邸，恰好遇到御目付小栗忠顺也在，坦庵先生知道大久保思虑周密，也让他一起参与议事。

　　幕府的海防挂原来只有江川太郎左卫门一人，说白了这个位置就是安置坦庵先生的——老先生一直醉心海防，而老中们为了安抚做出重大功绩的江川，所以给了他这么一个位置。

　　海防挂可以参与外国事务和海防，算是幕府的高级顾问。

　　江川先生在1850年上任海防挂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推动御台场的建设，结果老爷子对此过于投入，居然台场建完了才发现自己被人暗算了。

　　而小栗忠顺是今年和历四月才回到的江户，他从长崎目付转任御目付，刚上任没几天，而且上任后就被打发到工地监督台场建设，所以他也没察觉到其中的暗流——至于小栗的老爹忠高，虽然多次来信提醒两人，但因为远国奉行忠高身在外地，掌握的的信息不全面，而且父子之间近年关系才缓和，因此小栗也忽略了父亲的提醒。

　　结果就是，这次幕府的役职大调整大大打击了江川和小栗一系。

　　事情的起因是来自两封风说书——一份来自咸亨洋行，另一份来自新到长崎的兰国商馆“甲必丹”库尔求斯。

　　在两份风说书中都提到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米国战船肯定要来了。

　　甲必丹是兰国商馆馆长的别称，库尔求斯就是新任的甲必丹。他于今年和历六月中旬（西洋历七月底）乘兰国商船到了长崎，到了之后他就立即向相关的幕府官员通报了这件大事。

　　结果还没等今年当值的长崎奉行大沢安宅和长崎目付商量出结果，咸亨洋行的商船也入港了，提交的风说书对此事描述的更加详细，而且还提供了可能出现的米船数目和规格，这下子好了，也别考虑了，两份风说书异口同声，这肯定是真的了，还是赶紧禀报江户吧。

　　自从直秀从海外回来后，幕府对兰学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以前兰学倾向于干说，实物很少，连得到的兰书都是靠脸——通商多年的兰国人不知道是顾忌深谙儒学的幕府官员看法还是不上心，提供的兰书东一块西一块，完全不成系统。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兰国商馆，幕府从未做具体要求也

　　是原因之一。

　　但自从直秀归国带来大量实物和书籍后，咸亨洋行也继续保持输入，直秀和学次郎都是从扶桑的角度出发，送回来的东西实用性和系统性很高，因此幕府对兰学的兴趣大增。

　　就拿船只建造来说吧，虽然幕府依然没有放开“大船建造禁令”，但根据直秀带回来的飞剪船，幕府建造了几艘作为高速通信船使用，同时制造方法也渐渐流传到各藩和民间，虽然没有完全取代辩才船但几年下来数量也不少了。

　　这次就是飞剪船送的信，在五天头上信就摆到了老中首席阿部侍从的案头。

　　接到坏消息，阿部大人当然是不开心了，遇到不开心的事当然要分享给同僚了，于是他赶紧把老中们和相关人等都召集起来，大家集体商议如何处置。

　　此时，风说书还是幕府机密，连谱代大名和幕府自己的远国奉行们都不得予闻，但江川太郎左卫门是海防挂,所以他也看到了风说书，但最开始的议事只有老中们参与，坦庵先生资格还不够。

　　但很快坦庵先生就加入到讨论之中，御目付小栗忠顺也被卷了进来——这是因为讨论不可避免的扩大化了。

　　原来，老中们一个个都是经历了千山千水的老奸巨猾之辈，当然不肯轻易表态。可没结果不行啊，公方样也得到了消息，天天派人催赶紧拿出意见来，所以既然大家都不说，那找敢说的人来说，于是老中们就把风说书发放到了下一级，也就是若年寄、大目付、三奉行（寺社奉行、江户町奉行、勘定奉行）、长崎奉行、海防挂这个层次。

　　可下面这些人也不是干吃饭的，依然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初听非常有道理但仔细听啥决策也没有。

　　只有江川太郎左卫门大声疾呼，“我们到底要讨论啥？通商与否可以再谈，但赶紧把米船运来的大筒及其它军械运到江户来啊，别耽误正事啊！”

　　结果坦庵先生话音未落就挨了一顿排头，大目付堀利坚出面呵斥，“那是米船么？明明是唐人船！江川你有点治政敏感性好不好。”

　　虽然坦庵先生被骂了一顿，但提议却通过了，确实，会要开，但大筒不能不运，于是在府的长崎奉行牧义制赶紧给在国的长崎奉行大沢安宅去信，“风说书收到了，辛苦了。但后继的事宜大佬们还在商量，那啥，你赶紧把唐人送来的货物送到江户来。”

　　老中们不肯表态，可下一层的役官有样学样也不肯出头，江川太郎左卫门倒是想说，但事关重大，他又刚刚被大目付堀利坚抓到错处喷了一顿，所以他也不便再高谈阔论了。

　　现任的公方样是德川家第十二代征夷大将军家庆，这位公方样命不好，老爹是著名的长寿将军家齐（1773年-1841年），家庆熬到天保八年（1837年）四十五岁才接任将军，这还不是老爹看他岁数大了可怜他，而是当时的局面太坏，把他推出来顶缸而已。

　　家齐是著名的败家子，和岛津重豪、锅岛齐直齐名，生活奢侈无比，这三位把幕府、萨摩藩和佐贺藩祸害的够呛。

　　当时正是“天保凶作” （1833年至1839年)的末期，民不聊生，在京都的小朝廷也出来刷存在感，批评家齐和幕府的老中们尸位素餐，搞的当时舆论沸然，于是家齐把家庆退到前台顶缸。

　　大御所家齐退隐后也一直掌握着幕府的实权，还不容易等老爹挂了，公方样家庆已经四十九岁了，这时啥雄心壮

　　志也磨没了，因此将幕政都托付给以阿部为首的老中们，自己对政事的处理原则是“以无事为上”。

　　可越怕事事情就越多，这些年来南蛮船叩港的事情不断发生，有十年前的英吉利中华南海之战的殷车之鉴，公方样家庆唯恐此事也发生在自己头上，因此啥都可以就是涉及到南蛮船来不可以。

　　所以风说书讨论到现在拖延不下去了——老中们不肯表态，下一层的役官不肯出头，那幕府只好继续扩大讨论的范围，这回把御目付、勘定吟味役也拉进来参议——但至此幕府还保留了一点理智，对谱代大名、远国奉行和其它奉行都还保密，以免造成恐慌。

　　御目付、勘定吟味役等人加入后，情况大有改观，这些人的年岁稍轻，对幕政的态度相对进取，因此很快形成了观点分明的两派意见：

　　一派是强硬派，要求恢复《异国船驱逐令》，也就是著名的外国船打払令，表示只要发现南蛮船就开炮驱逐，和米国这种不知廉耻的蛮人有什么可谈的。

　　另外一派是温和派，认为天保十四年（1843）发布的《燃料淡水供给令》就挺好，西洋船到扶桑港口加个石炭补给点粮食、蔬菜、淡水啥的没关系，但开港通商就免了，省的这些西洋人得寸进尺，万一发生什么不好说的事件就麻烦了。

　　温和派认为，御台场已经修建好了，江户足以自守，所以米船来要求通商也好处理，和以前一样，让他们到长崎等消息，拖来拖去，这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么。

　　而且如果米船实在蛮横，那通商也不是不可以，咸亨商行这种方式就不错，民间贸易而且额度有限，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至于江川坦庵先生和小栗忠顺这两位，别看平时大家和他们的关系好像还不错，但现在就成了少数派，没人附和这两位的观点——这两人也不敢冒大不韪说开国为上，只是认为御台场作用有限，真打起来可能还是有风险，江户虽说不至于化为一片火海但也肯定大受损失。所以最好的法子还是尽快发展兰学产业，等自身壮大了那要战要和都可以。

　　但这些话说出来被众人大加嘲讽，这品川台场是江川主修小栗监督的，修成了还说不成，那干嘛还要修啊。

　　坦庵先生被气得眼冒金星，幕府就这条件，没钱没大筒没大船，老夫辛辛苦苦修台场，这还修出错来了。

　　索性老中们还是比较体谅江川，安抚了他几句，但对他和小栗的观点不以为然，“发展兰学产业不需要时间啊，米船翌年就来了，就像从二楼滴眼药水一样，远水完全解不了近渴么。”

　　但江川太郎左卫门提到了造大船，这让大家想起了一位名人，他就是水户德川家的大殿样齐昭，这位可是很早就提议解除“大船建造禁令”的著名人物，而且一直坚持增强海防。

　　现在参与讨论的老中和役官都是德川家的亲藩大名、谱代大名和大身旗本，开国通商关系到德川家的大政，如果没有股弘御三家和御三卿的代表参予，这也有些说不过去。

　　于是以大目付堀利坚为首，要求延请德川齐昭入城议事，老中首席阿部侍从表示同意，齐昭也很快到来并发表了高明的言论，但齐昭的迅速到来引起了在场很多人的警惕——齐昭是水户的上代家主，至今还背着“强制隐居”的处罚，如果非要御三家和御三卿的代表表态，那水户当代家主庆笃也已经二十一岁了，同样也在江户定府，为何这次非要齐昭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