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政五年（1858年），幕府没有获得敕命就与西洋诸国签订通商约定。

　　这样打破治政规则的举动，带来的是“戊午密旨”的出现，而密旨的出现又引发了安政大狱的开始，“戊午之难”由此展开。

　　其实，小朝廷将旨意送给齐昭，其用心十分险恶——别看旨意里好像都是劝和的好话，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以密旨的形式出现呢？既然以密旨的形式出现，其实就是授齐昭以“大义”，希望水户藩忍耐不住就此发动兵谏。

　　要知道，送信的两人里，月照和尚是公卿的亲信，而西乡隆永却是萨摩岛津家主齐彬的侧近！

　　没有直秀乱入的世界里，戊午密旨出现的同时齐彬正在九州鹿儿岛积极备战，只是还没等到正式起兵，他就于和历七月十六日暴病身亡。 说起来，齐彬还是如今公方样家定的公公呢，但水户德川家不也是顶级亲藩御三家？治政这玩意，只有利害，毫无人情可言！

　　所以，戊午密旨就是一把刀，递给齐昭就是催他以此为名目立即起兵动手的。

　　可水户离江户很近，按后世的说法只有100公里左右，那齐昭有这个胆子么？

　　自然是有的！

　　齐昭可是不一般的人物，杀伐果断得很。

　　从继位算起，这位就不走寻常路。德川齐昭于文政十二年（1829年）就任水户藩主，但过程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子承父业：

　　当时八代藩主齐脩急病而死，因为其无子，当时的公方样家齐属意其子恒之丞接掌水户。

　　但齐脩虽然无子但却有亲弟弟，此人就是虎三郎。虎三郎以水户学派武士为根基，发动下级武士到处闹事，最终赶走了试图鹊巢鸠占的恒之丞，他自己如愿以偿就任家主，改名为齐昭。

　　如同后世豪门争家产似的闹剧，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从此之后，三任公方样家齐、家庆、家定都与齐昭不睦；

　　二是，因为有保驾之功，加之齐昭要以他们为基本盘以防不测，因此水户学派的武士们从此开始左右藩政。

　　虽然中间于弘化元年（1844年），齐昭被幕府勒令退隐，但水户藩的实权却并未落入新任藩主庆笃手中，依然被齐昭一系牢牢掌握。

　　所以，虽然这次齐昭又被幕府“谨慎”，但毕竟才不过一个月多点，因此这举兵的实力还有有的——当然，打不打得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过，密敕虽然送到了水户德川两代家主的手中，但京都小朝廷和有心人期待的起兵却没有发生，原因嘛，“几事不密则成害”——消息走漏了，幕府对此有了提防，因此齐昭父子没有敢轻举妄动。

　　而且，真说起来，齐昭是否同意举兵恐怕也是一个大问题：

　　齐昭一系是和此时的幕府执政大老井伊等人水火不容，但尽管斗得你死我活，可举兵清君侧，恐怕也不是齐昭能轻易决断的。

　　毕竟，所谓的齐昭一系，尽管拉拢公卿和外样大名，但核心是水户、尾张这样的顶级亲藩御三家，政争也不过是幕府的内斗，因此哪怕齐昭一系失势，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隐居、谨慎而已，最起码性命无忧。

　　而万一举兵的话，性质就变了，刀兵一起血流成河，到时胜了固然好说，则败了难免身死族灭，风险甚大。

　　况且，齐昭一系虽然和宇和岛、鹿儿岛、高知等外样大名同气连声，但其实齐昭对这些人十分警惕，对这些人趁火打劫也有所防备。

　　因此，戊午密敕虽然在八月十六日就到齐昭父子手中，但预期的水户兵谏却没有发生，反而因为消息走漏而引起了幕府对此的坚决反击：

　　八月十九日，密旨摹本被送交到幕府老中手里，泄密人则是水户的“诸生党”！

　　所谓“诸生党”，是相对“天狗党”而言——齐昭掌握水户藩政近三十年，提拔了很多下级武士，这些人都深受提倡“尊王”的水户学说影响，因行事“狷狂”，而被污蔑为“天狗”；而“诸生党”的得名，则是因为人员多受朱子儒学的影响。

　　安政五年（1858年）八月十九日，水户诸生党人将密旨摹本呈交江户，由此引来了幕府对此事的深度调查。

　　九月初，幕府终于开始动手——九月七日夜间，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和大老井伊的谋主长野主膳联手，抓住了后来被称为“恶谋四天王”之一的梅田源二郎。

　　幕府定的“恶谋四天王”是梅田云滨、粱川星岩、赖三树三郎和池内大学。其中梅田是浪人；粱川是诗人，有扶桑李白的美称；而后两位则是著名的儒学者。

　　这四人都和公卿过从甚密，常以京都为中心进行尊王攘夷的活动，其中梅田是行动派，手中掌握了一些私人~武装，后面三位则是名望高、影响力大。

　　几乎在梅田源二郎的同时，幕府在江户方面也开始行动。

　　其中桥本纲纪先被江户町奉行所传讯——桥本是福井藩主松平庆永的侧近人，而庆永则是齐昭一系的核心人物之一。

　　此后，不断有人在京都、江户被抓。

　　十月，幕府委派老中间部诠胜上洛，事态由此扩大化。

　　“诠胜称疾不朝，分吏四方，补小林良典、赖醇等数十人，槛送江户。江户亦捕其党与饭泉喜内等数十人，并皆下狱。”

　　而且之前抓的都是浪人、公卿或大名的家臣及名士，但从十月开始，处罚的对象身份渐高，开始涉及公卿、大名，而且地域不再仅限于京都和江户两地，范围逐渐扩大到整个扶桑。

　　三木之下，何不可得？重刑之下人犯开始互相攀扯，涉及的人越来越多：

　　十月，朝臣太阁鹰司政通、前内大臣三条实万被迫剃发出家。

　　十二月，入道尊融亲王“隐居、永蛰居”，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被下令退隐。

　　安政六年（1859年）二月，土佐山内家主丰信被“致仕、谨慎”，他知机退隐，果断让出了家主之位，且从此自号“容堂”，以示看得开、对幕府并无怨怼之心。

　　三月，左大臣近卫忠熙、右大臣鹰司辅熙，并辞官削发，公卿一条久我、万里小路等皆黜。

　　同时，江户的法评定所及町奉行所开始集中审讯各地送来的要犯。

　　安政大狱从安政五年（1858年）九月开始，直到安政六年八月才初步平息——

　　当月幕府中枢给出最终判决:

　　齐昭一系的五大核心，除了原尾张藩主德川庆胜之外，齐昭父子、一桥庆喜、松平庆永都被追加了处分；

　　幽屏老中太田资始和土佐山内家主丰信；

　　其余人等被判处枭首、斩首、流放、隐居、谨慎、削禄、左迁。

　　这次判罚加上之前的处罚，安政大狱，也就是戊午之难涉及公卿18人、新老大名7人、幕臣十余人以及陪臣百余人——这样都是要犯，而轻罪被各地奉行所和大名直接处理的更多，据说数量十倍有余。

　　水户作为其中的“首恶”，家臣们被牵连其中的甚多，水户在京都屋敷的首领鹈饲吉左卫门被斩首，其子鹈饲幸吉更是被定为首罪枭首示众，同时家老安岛带刀被勒令切腹，其余家臣中还有被斩首1人、受其它处分12人。

　　里面有十余幕臣最是冤枉，他们和戊午密敕一点边都不沾，公开表示同情或者反对就此严厉处分的不说，有些人完全是被扣了个办事不利的帽子因而被涉及。因此朝野普遍认为大老井伊一系是借此机会打击异己。

　　说起来，这也不怪旁人——井伊原本的盟友，原老中首席堀田正睦被追加了“谨慎”的处罚，老中久世广周因为劝谏他也被罢免了。在安政大狱前后，光老中和大目付就各自下去了四位，勘定奉行更是走了五补了三，其它重要役职也都调整频繁，就井伊一系巍然不动，说不乱权也得有人相信才成啊。

　　通过这次戊午之难，井伊更是在幕臣中建立了一言九鼎的绝对威信。

　　当然，因为牵连甚广——公卿、大名、幕臣、名士都被他辣手惩罚，兼手段激烈，他的赤鬼之名也因此传遍了扶桑。

　　不过，由于直秀的乱入，安政大狱有些情况被改变了：

　　首先是萨摩岛津家主齐彬。

　　安政五年（1858年）他是得了急病，但因为阿司匹林被治好了，并未身死。既然还在，因此他在这场风波中也难以置身事外。但由于他是公方样家定的公公，且鹿儿岛实力强劲，因此被法外施恩，仅仅隐居了事——齐彬五子俦次郎接任家主，更名为定义。但定义只有十一岁，所以大权仍在其父齐彬手中。

　　其次，吉田矩方并未被波及——他安政五年才从英吉利偷偷返回，哪里有时间参与此事。

　　而最大的变化则来自公方样家定。

　　他和齐彬一样病而未死，因此多少还能约束大老井伊一二。这导致除了罪证确凿的几人外，被处斩的人数大大降低，其中就包括松平庆永的家臣桥本纲纪——他没被斩首，但被判流放。

　　但虽然家定还活着，安政大狱的结果还是没被改变多少——毕竟，戊午密旨是涉及谋逆的大罪，家定肯轻饶一些就是好的了，难道还要给这些人发感状不成。

　　而且家定未死，也给井伊一系带来了胆气——齐昭等人的身份再尊贵，但打着公方样家定的旗号，整治他们也名正言顺啊，毕竟亲藩和主家上下有别嘛。

　　在这次风波中，箱馆奉行崛直秀本来是置身事外的，但没想到躲也躲不开——幕府居然将其中流放的人送到北地，这烫手山芋终究还是有一些落到自己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