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自然就是被辛稼轩形容为“元嘉草草”的刘宋北伐了说起来两个政权的国号甚至相同所处形势也相近很有参考意义。

　　刘宋时期皇权得到极大的加强就像如今的萧统一样应该说南宋之时起初时候皇权也很是弱小岳飞等人固然是民族英雄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军头尤其是刘光世和张俊如果不加裁撤不是没有可能成为藩镇。因此赵构制造诸多事端尤其是拿岳飞开刀固然是自毁长城可是在当时那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也有赵构自身无奈之考量。

　　而萧统初来之时恰好是小朝廷风雨飘摇之时而山海战一役萧统便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威望同时迁往台岛以后原本的许多势力都失去了乡土之根基很多事情都要重新开始这也给萧统集权提供了机会加上张6二人尚算忠心萧统又及时构建了自己的力量外部形势也一直很紧张客观条件也逼迫宋廷上下团结一心共御外侮而此时的领导中心无疑也必须是天子！

　　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中全部的国力从事北伐但此时“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自刘裕代晋这种观念上的微妙变化便已初显端倪。刘裕在刘穆之死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削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失误！萧统每每读史到此处未尝不扼腕叹息！

　　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收复北方旧疆的意思这无异于自降气势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道义的正当性而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时期“不与刘、石通使”地立场。种种迹象表明晋宋之际“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不利于光复而有利于偏安不利于统一而有利于分裂的微妙的变化。对于“华夷”南北对峙的政治现状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经根本没有收复旧疆、统一天下的意思。

　　回到本朝。南宋时期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对统兵将领一贯地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牵制。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甚至不惜自毁长城杀掉岳飞这样的名将。

　　而如果细究起源可以现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地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

　　再回到当年。桓温北伐收复洛阳可以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众所周知桓温北伐有很大的私心不过因势利导变坏事为好事。也是为政者必须的素质而桓温北伐固然是为了自己篡位建立功业树立威望。打造舆论可是如果形势允许光复中原地不世之功桓温想来也不会拒绝。

　　于是乎桓温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本来桓温也是做好了几手准备。如果朝廷。真的敢因势利导宣布还都。那么桓温也自然会顺水推舟率军继续北上一举光复。

　　可是桓温的一丝丝侥幸还是没有得逞。朝臣们以“北土萧条人情疑怯”不乐北迁。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之日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温今此举诚欲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欲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

　　孙绰之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性甚至在台湾岛上的时候以司徒不群为的所谓清流们也成天在朝堂上这么聒噪。仔细考量萧统也无奈地现江南乔迁之地已成“安乐之风”；中原故土反成“习乱之乡”。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已经非常满足。历史上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性有很大关系。

　　出于政治上地需要以北伐作为整合南方社会的一面旗帜本无足厚非萧统也不是那种死心眼到必须名实一致的人面子工程不做也不行可是如果弄错轻重缓急就大大不该了。在北方沦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口号对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奋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规模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双重地意义。

　　然而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地内涵。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地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