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一月份，我把玉莲送回了破帽子沟。家里依然是一贫如洗。破旧的两间茅草屋。房上的草长满了青苔，两扇窗户上挂满了几件破草袋。烟熏火燎的墙壁黑漆漆一片。炕上的破行李卷依然堆在炕稍。这可是玉莲头一次住穷人的家，看到她直偷偷捂鼻子的样子，我这心里可真有痛啊！

　　家中的二老看到我们回来倒十分高兴。对我的事他们根本不管，阿玛依然是骂骂吵吵，额娘仍然是嘟嘟哝哝。只有一条我放心，二老：“家就是这个样子，穷吗，但是我们不能让你媳妇吃屈，你放心去工作吧！”

　　第二天早上我赶回了法特到沈丑那儿报了到。

　　那时候的舒兰县武装工作队有三十多人，共分两个班。以二道河子为界，东部二班主要负责上营、城、新安和榆树沟两道大川，西部一班则以溪浪河、白旗、法特三镇为主。工作队的成员以从老八路队伍抽调下来的战士为主，只有几个人是当地的。

　　当时，武装工作队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一是胡子猖狂。八路军大部队过来的时候大股的胡子已经钻进大深山，而股的胡子仍然遍地都是。这些胡子在国民党没来时多以生存为目的，他们认为八路军来是抢他们的地盘，因而往死里跟八路军干。对工作队打土豪更是恨之入骨，认为工作队是在抢他们的饭碗。所以武装工作队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胡子们的骚扰。二是缺乏了解。在八路军咋进东北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队伍，尤其是像舒兰东部山区的百姓。在他们的印象中是日本子狠、胡子坏，张大帅的兵是正牌。至于什么八路军、中央军他们根本就没印象，有些人连听都没听过。因此工作队一进村人们都躲了起来。一提打土豪谁也不出声。要是一动员当八路，好人当时就变“瘸子”。当地老百姓曾流传这样一句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当八路。可想而知八路军刚进东北时那个困难劲。

　　在我回法特向沈队长报完到后的第二天，他就带了两名卫兵找了辆马车把我送到了二班工作的所在地舒兰县上营镇。

　　一路上沈队长不断地给我介绍八路军的情况以及工作队现在面临的任务和困难。听着沈队长介绍的东部山区情况，看着那川中两边白雪皑皑的大山，茂密的森林，像怪兽一样蹲在山上陡峭的石砬子，瞅着大川中那稀稀拉拉的人家，我明白了，为什么沈队长听我在胡子队伍呆过时眼睛一亮，又为什么把我调离家乡到这儿来工作。其他的原因都是次要的，关键就是二班的同志对这地形险恶、胡子猖狂束手无策，而我在这里工作具有其他人不具备的条件。沈队长：“喜山哪，咱们这些老八路的战士打起仗来那是没的，像猛虎一样。但对付这些土生土长的土匪是用炮打蚊子，大材用不真还是没招。”

　　当我们到达上营镇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工作队当时住在火车站南边原来日本站长的家，三间空荡荡的房子里搭了两排大铺，中间一个用汽油桶做成的大炉子里一劈四半的大红松在噼哩叭啦地燃烧，屋里暖呼呼的。二班的同志听新班长到了都坐了起来，瞪着惊异的眼睛瞅着我，我那个时候长得单巴细两的。

　　沈队长向大家介绍：“你们这个新班长，可不是一般的人。是法特中心校的校长，我费了挺大的劲才把人家动员来。你们要维护他的工作，听他的领导！”他不介绍倒好，他这一介绍这十几个人都没吱声，有的钻进被窝，把头用被子蒙了进来。沈队长：“咱俩也睡吧，跑了一天多的路，有事明天再。”

　　第二天我老早就起了床，到车站转了转。那时候火车还没开通，车站上空荡荡地没有一个人。

　　回到驻地后，同志们都已起了床。没有人跟我吱声，有两个走到对面，冲我头一笑而过。我挺纳闷，这不是不欢迎我吗？这心里觉得别别扭扭的。

　　吃过了早饭，沈队长召开了班务会。在会上我才知道原来的班长刚调到县里，班里的工作由一个叫刘庆林的同志负责。会上沈队长先：“同志们哪，我从昨晚就看出来啦，大家对新来的王班长不服气。今天早上有同志问我，沈队长你怎么弄个学校长来给我们当班长？我们是啥人，是老八路，又不是孩子，你这不是糟净我们吗？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班长他不是个普通的学校长，人家也是受苦人家出身，后来被日本鬼子抓了国兵。找机会杀了一个日本少佐跑了回来，隐姓埋名当了学校长。人家曾救过咱们一个连长，日本鬼子倒台后他自己拿钱组织人办了学当上了校长。我不是看大家，你们谁行？打起仗来都是好汉，可是见着钱就眼红，想方设法往家里捎，谁拿出钱给别人办过好事？大家有什么不服气的？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服从领导，别怪我不客气！别觉得多穿了几年军装就了不起，杀过几个日本鬼子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王班长还杀过日本少佐呢，你们谁杀过？”

　　沈队长这一番话得大家都没吱声。关于我被胡子抓过的事他只字没提，当时我寻思可能是为了避免副作用吧。

　　沈队长第二天走的时候对我：“咱这些个老八路啊，都是大老粗，心直口快好处，长了你就知道了。另外呀，这里是大山沟子，老百姓不懂啥，你得多留心眼，有困难你只管，人手不够我再给你调几个人来。”

　　“先干干看吧，实在不行再。”

　　送走了沈队长后回到班里，看样子同志们的态度有所转变，有好几个主动跟我打招呼。

　　晚间睡觉的时候，我和同志们闲唠了起来。当大家知道我的详细历史后，都感慨地：“这关里关外的穷人都一样，为了这张嘴啥罪都受过，咱穷人家家都有一本苦难的经。”

　　副班长刘庆林跟我最热乎。他家在山东梁山县住，是一九四四年参军的。原来也是个学教员，可能是这层关系吧，他第一个先接近我。

　　那天晚上在被窝里他问我：“王班长，我当过教员，你当过校长。我有几个问题想不通，你知道不？”

　　“什么问题呀？”

　　“你这东北被日本人占了十四年，关内抗战八年，好不容易把日本打跑了，俺想该消停消停，该回家找个学校当个教员了。可是上边告诉我们来好事了，咱们部队上东北去接受。东北那块可富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洋涝老啦，谁去谁！东北这块富咱知道，俺那屯的人一过不下去了就往东北跑。可这战事刚消停，谁不想回家享享福？俺出关那阵哪，人跑老了，有的部队成班地跑。俺没跑，就想到东北看看啥样，咱也捡洋涝。上边苏联老大哥好啊，可人家根本不理咱们那个茬。你这是为什么？”

　　“庆林哪，这些问题那是政治上的大事，不是咱们人物能理解得了的，你问我也是白搭。”

　　“那倒也是，还有一个事我老琢磨不透，你东北这块的老百姓咋这么落后？俺那块的老百姓，咱队伍一露面屯里的人就敲锣打鼓出来欢迎。东北这块的老百姓，一见着就跑，咱这工作队到上营已经快一个月了，到哪屯净扑空，这工作能有啥成绩呀？都快急死俺了！”

　　“咱这老百姓，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八路军，老百姓的心目中兵匪一家都不是好东西，慢慢就好了。”

　　“还有一个事我不明白，你咱这工作队主要任务之一是打土豪、征军粮。这征军粮倒行，部队这些人得吃饭哪，可我想不通的是这打土豪，人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的，咱没钱是咱没能耐，这不是有不讲理吗？”

　　“这事我也不明白，上边叫干啥咱就干啥呗！”

　　刘庆林还想问什么，铺那边一个叫杜纪刚的了：“哪有这些个废话，还叫人睡觉不？”

　　刘庆林听后一伸舌头：“这家伙最犟！”

　　这个杜纪刚是个标准的山东大汉，一米八几的大个，长得膀大腰圆，是班里的机枪手。开始的时候，他最不服我，一整就：“王班长咱俩摔一跤？”再不就，“我这机枪可跟我立老功劳啦，日本子那时，我的机枪一响鬼子象高粱个子（成捆的高粱）似的往下倒。”碰到这种情况我都是一笑了之。

　　过了几天，他又散出风：“王班长有啥呀，单巴细两的，他他打死过日本少佐，俺还俺打死过日本大佐呢，谁知道？”我心想啊，你也不用这样看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着看，我非叫你服气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