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一早，沈鲤便上朝去了，贺子藏与朱书媱两人留在沈府，焦急地等待着沈鲤的消息。

　　一直到午饭时分，沈鲤方才回到沈府，回来后便愁眉不展，似乎发生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而朱书媱一心想着要进宫去见自己朝思暮想的“王姑姑”，拉着贺子藏便跑到沈鲤的面前，见沈鲤立在屋子里，脱口问道：“沈大人，我们何时进宫啊？”

　　见朱书媱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他收起愁容，露出微笑，说道：“哦，我已经奏明圣上，你们明日便可以进宫探亲了。”

　　朱书媱一听不禁鹊起，说道：“那太好了。”

　　人在欢欣喜悦的时候是很容易忽略别人的情感变化的，其实，属于每个人的世界都是同等大小的，当你把自己占据的那一部分放大的时候，关于别人的那一部分就会变小。

　　然而，细心的贺子藏却察觉到了沈鲤沉郁的心情状态，他向前一步，朗声问道：“今日，我见大人上朝回府之后，便一直愁眉不展，莫非朝廷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成？”

　　沈鲤轻轻叹惜了一声，目光里布满了一丝沉重的思虑，望着窗外，继而，又将目光收回，凝视着贺子藏，说道：“唉，贺少侠真是心明如镜啊，今日老夫上朝确实遇到了一件事态十分严重的事情。”

　　听沈鲤这么一说，贺子藏与朱书媱心中大奇，两人的目光一齐投向沈鲤，朱书媱竟首先开口问道：“什么事情呀？”

　　沈鲤微微一顿，继续说道：“两位有所不知，几个日朝堂之上，确实发生一件怪事，时隔六年，当年的妖书重现朝堂，龙颜大怒，下令彻查此事。”

　　朱书媱一听更觉得迷惑了，问道：“这妖书究竟是什么呀？”

　　沈鲤接着道:“昨日清晨，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文中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不仅朱大人收到了这份蹊跷文章，之前一夜，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有。

　　《续忧危竑议》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当成。书中说：皇上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实出于不得已，他日必当更易；用朱赓大人为内阁大臣，是因“赓”与“更”同音，寓更易之意。

　　此书大概只有三百来字，但内容却尽是祸国殃民、扰乱朝纲的妖言，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以此书“词极诡妄”，故世人皆称其为‘妖书’。如此蹊跷文章，震惊朝野，大雪之夜投递，却不见足迹，来无影去无踪。真是居心叵测，可怖至极啊！”

　　沈鲤在讲述此事之时，面带憎色，痛恨至极。原来这妖书案，在六年前出现过一次，当时是万历十八年，著名大儒吕坤担任山西按察使，在职期间，他采辑了历史上贤妇烈女的事迹，著成《闺范图说》一书。

　　当时宦官陈矩出宫时看到了这本书，便买了一本带回宫中。不料，郑贵妃看到之后，想借此书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命人增补了十二人，以汉明德皇后开篇，郑贵妃本人终篇，并亲自加作了一篇序文。

　　之后，郑贵妃指使伯父郑承恩及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了新版的《闺范图说》。实际上，尽管第二版的《闺范图说》与第一版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出书人的初衷却有本质的区别，但逐渐有人开始将两版书混为一谈。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担任刑部侍郎的吕坤上《天下安危疏》（《忧危疏》），请明神宗节省费用，停止横征暴敛，以安定天下。

　　然而，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此事大作文章，上疏弹劾吕坤，说他先写了一本《闺范图说》，然后又上《安危疏》，是“机深志险，包藏祸心”，“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逢迎郑贵妃。

　　吕坤平白无故地蒙受了不白之冤，立即上疏为自己辩护，说：“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郑）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

　　吕坤确实比较冤枉，他原来的书被人改头换面，本来就与他无关，而还说他自己偷偷送进宫里，企图“结纳宫闱”，更是莫名其妙的罪名。因为整个事情牵涉到郑贵妃，明神宗装聋作哑，没有理睬。

　　不料平地再起风云，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名字叫《忧危竑议》，以传单的形式在京师广为流传。

　　“朱东吉”的意思是朱家天子的东宫太子一定太吉。“忧危竑议”四字的意思是：在吕坤所上的《忧危疏》的基础上竑大其说，因为《忧危疏》中没有提到立太子的问题。

　　文中采用问答体形式，专门议论历代嫡庶废立事件，影射“国本”问题，大概意思是说，《闺范图说》中首载汉明德马后，马后由贵人进中宫，吕坤此意其实是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重刊此书，实质上是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位埋下的伏笔。

　　又说：吕坤疏言天下忧危，无事不言，惟独不及立皇太子事，用意不言自明。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贵妃。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不明所以，纷纷责怪书的原作者吕坤。吕坤忧惧不堪，借病致仕回家。

　　明神宗看到《忧危竑议》后，大为恼怒，可又不好大张旗鼓地追查作者。郑贵妃伯父郑承恩因为在《忧危竑议》中被指名道姓，也大为紧张，便怀疑《忧危竑议》为戴士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所写。在戴士衡上疏之前，全椒知县樊玉衡曾上疏请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指斥郑贵妃。

　　明神宗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亲下谕旨，说明《闺范》一书是他赐给郑贵妃的，因为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主旨相仿佛，以备朝夕阅览。又下令逮捕樊玉衡和戴士衡，经过严刑拷掠后，以“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的罪名分别谪戍广东雷州和廉州。而吕坤因为已经患病致仕，置之不问。

　　吕坤之后再也没有步入仕途，闭门著述讲学，二十年后谢世。著名的《呻吟语》便是其作品。

　　第一次“妖书案”，由于明神宗故意轻描淡写地处理，所以并未引起政坛的震动。至于谁是《忧危竑议》的真正作者，始终没有人知道。而六年后的今日，也就是第二次“妖书案”就非同一般了，其曲折离奇之处，令人匪夷所思。

　　再次之前，朱家天下一度陷入在“国本之争”之中。明神宗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自然是想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但封建皇朝对嫡长制看得很重，太子必须立嫡，无嫡立长，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可以兄终弟及。

　　当时明神宗皇后还在世，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原配皇后死了，扶郑贵妃为皇后，这样朱常洵的身份就变成了“嫡子”，名份超越了朱常洛的“长子”。基于这样的考虑，明神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采取了“拖”的态度，一直要拖到郑贵妃当皇后为止。

　　为了郑贵妃，明神宗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他却不敢在败坏祖制这条路上走得太远。然而，天不遂人愿，偏偏明神宗皇后迟迟不死，不仅如此，还对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十分爱护。

　　明神宗一拖再拖，大臣们自然不同意，上疏者前赴后继，但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到了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到慈圣太后那里问安，这位老太后不满意地问明神宗为什么迟迟不立太子。可能是老太后威风犹在的缘故，也可能明神宗对太后的问题事先没有准备，惊惶之下竟然说了一句关键的错话：“他（朱常洛）是都人（明朝皇宫内称呼宫人为都人）之子。”意思是说朱常洛出身卑贱。但明神宗显然是鬼迷心窍，他忘记了他母亲也是都人出身。当慈圣太后怒气冲冲地指着他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时，明神宗这才醒悟过来，然后惊恐地“伏地不敢起”了。

　　这件事后，转眼到了八月，内阁大学士沈一贯上了一疏，竟然立竿见影地收到了奇效。奏疏中用“多子多孙”劝明神宗早立太子，终于打动了皇帝，下诏即日举行册立太子礼。这太子的人选，自然是指长子朱常洛。

　　朝野上下，闻讯而欢声雷动。但郑贵妃却坐不住了，为此跟明神宗大闹了一场，明神宗又开始动摇，以“典礼未备”为由，要改期册立太子。在关键时刻，沈一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将明神宗的手诏封还，坚决不同意改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神宗总算下了决心，于十月十五正式册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

　　朱常洛虽然当上了太子，但其实日子并不好过。明神宗不大喜欢他，郑贵妃也对太子位虎视眈眈，随时想“易储”。

　　听得沈鲤语气沉重，面色之中皆是忧虑之色，两人方才意识到此时的严重性，然而，他们并非朝堂之人，也就不便过多的过问这朝堂之事。

　　朱书媱只想早日见到自己的“王姑姑”，而贺子藏只想尽快了却这一桩事，然后，找出杀死自己毒死自己的师父的仇人，报仇之后，便带着朱书媱归隐江湖，从此不再过问江湖之事。

　　然而，这世间不如意的事情总是很多的，其最终的结果，将会是如何，无法预知，惟有将心底的愿景变得美好些，因为这样，就算结局没有预想之中喜人，那过程也不必太痛苦。

　　此时，屋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名红服小鬟前来通报午饭的时间到了，三人经丫鬟这么一提醒，顿觉腹中饥饿，便在那小鬟的引领下，齐步往屋外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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