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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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卫到重庆以前，关于民国的书籍相当畅销，民国题材的影视作品也是一部接着一部，仿佛无穷无尽。少年时有关民国政治黑暗，人民生活困苦的记忆似乎也越来越远去，取而代之的，似乎是民国也好像并非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甚至于在看某些报道或者文章的时候，民国几乎就成了“小资”、“情调”的代名词。虽然还不至于“言必称民国”，但那似乎正在形成一种风尚，把民国时代的许多名人的秩事端出来晒一晒也成了大家的习惯。秦卫就曾看过一段儿描述，有关杜月笙的：

　　“红十字会，曾设立了很多医院，如宁波时疫医院、仁济医院，救助伤病者不知凡几。又曾创设虹口平民时疫医院，专职救助贫困者，重病患者住院医治、手术、医药及住院费用一概全免。同时红十字会还投身教育，创设许多学校，向学校捐款……这里说的是191年的事，当时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叫杜月笙！”

　　读完这几行字，一时间感觉杜月笙仿佛成了大善人。

　　可谁都知道杜月笙是青帮大亨。青帮在上海滩做过的事儿可不少，而且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杜月笙本人也是靠赌和毒起家的。更曾经与黄金荣、张啸林一起残酷镇压上海工人运动，不仅设计活埋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还指使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

　　这算是好人?

　　当然，杜月笙只是个个例。但细想一下，民国真的像后世描述的那么好吗？

　　秦卫自己都很明白。那许多追捧民国的人，恐怕也都很清楚那个时代的不完美，甚至也都知道民国就是个破烂的国度，别说没有后世被叫烂了的国民生产总值，光是某些地方政府还公开鼓励老百姓种植大烟，收取大烟税，就已经骇人听闻了。而民国所奉行的三民主义之一的民生也搞的非常糟糕，国家建设也有很多问题，军队也不是特别会打仗……说白了，民国的自由根本就是乱世的自由。究根到底，其实也是没有法律制度保障的。

　　然而在民国呆了许久，秦卫却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后世“民国热”的背后，借民国之酒浇自我心中郁积之块垒的背后。却可能潜伏一种精神危机，就像某位作家说的：“如果说意识形态和历史教科书对民国的书写不乏妖魔化之误。那么后人对民国的追思、赞颂是否存在过度美化、神圣化的嫌疑？将一个人、一种现象、一段历史打入十八层地狱。与将其捧上美轮美奂的神龛，何者罪过更重？”

　　说到底，历史应该理性地对待，恰如其分地评价，美化和丑化，都不理智。后世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比较动荡的历史时期。社会稳定下来了，历史观却没有稳定下来。对于民国的认识理解，往往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在民国历史中寻找符合期待的东西。后世人们怀念的民国风度。比如宽容、自由，是很多有识之士积极争取的结果，但其背后，其实也是有着专制、战争等晦涩的背景。

　　当然，说这些都远了。

　　但秦卫在民国呆了许久，有一点却是极度的不爽。

　　他很反感那些没事儿找事儿，总喜欢把自己摆在正义的一方，却只会说，不会做的某些文人。而这些人中，其实也不乏那些铁骨铮铮之辈！对上这些人，就像是现代人对上了海瑞，在赞颂对方的清廉的同时，却又极度憎恶对方的“无能”！

　　而很显然，民国的文人虽然有不少清贫自守者，大多数却并不像想像中过得那以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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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东林党’，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总以为全天下都得照着他们的规矩转才算合理，却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痛骂了几百年的魏忠贤，以及魏忠贤所率领的所谓‘阉党’还不如……或许他们知道，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己。毕竟他们都那么聪明，而且大多都很识时务！”

　　“我民国文人大多狷介，或放浪形骸不合流俗，或狂傲不羁言谈骇世。傅斯年先生一生不党，拒不做官，因为他认为：教授做官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还有一位刘文典教授，敢跟蒋委员长拍桌子叫板，他的经典理念是‘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马寅初教授是大家熟悉的经济学家，前段时间，他发文攻击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蒋委员长要他去官邸解释，结果马教授大怒，称‘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这是值得人们敬佩的文人。因为他们要么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要么坚守自己的原则，并以身作则，影响了我们这些后来者。”

　　“但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文人是不是太多了？尤其是在文学领域！”

　　“在德国和日本，理工科类人才占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美国，这个比例也超过百分之七十……而我们，却不还足百分之二十！”

　　“原燕京大学校长，著名的对华友好人士司徒雷登先生说过，中国平均每年有00—700万人死于饥饿。有人说这是战争导致了大饥荒。可199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那里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而最可怕的……当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饥饿可以让人泯灭掉最基本的人性！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曾见过这样一些让人无法相信的事情：一对饿极了的夫妇，曾把他们的六个孩子绑在树上，为的是不让孩子跟着他们出去讨饭，因为人少的时候总比人多容易得到施舍；一位母亲怀抱着出生不久的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乞讨，走到一个村头。母亲再也走不动了，打发两个孩子进村讨要，她在村头的树下休息，结果两个孩子回来时发现，母亲已经饿死，而那饥饿的婴儿还叨着妈妈的奶头，使劲吮着；还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统统卖掉，换来最后的一顿饱饭，然后全家一起自杀……”

　　“我们有无数优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学方面的人才。这个领域的人数超过我们全中国受高等教育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可我们这个国家的文盲率，在民国二十八年（19）的时候，依然高达95.1%！”

　　“叶圣陶、陶行知等有识之士推行大众教育，提倡文化救国。我们为他们的远见卓识而喝彩。为他们的行动而喝彩！但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先吃饱了才能去学别的。所以。在教学这前，我们更加需要找到方法，先让这无数的老百姓能吃饱穿暖，有个可以容身的地方……”

　　“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同样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而在教育方面，我们首先要扩大理工农医这些科系的受教育人数！”

　　“但我们的学校似乎更加衷心于文学。”

　　“这使得我们的文学家层出不穷。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教育的人却少之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看过不少文学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感叹过生活的不易，可我很想跟这些人算一笔账……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秉持了北洋政府对待知识份子的态度。大学教授的薪水为400-600元。副教授为60-400元，讲师为00-60元，助教为100-180元。而当时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的租金不过0元，北京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元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现在，即便是有战争，这个水平也并未降低多少。这就是说，知识份子是我们当代的高收入阶层！这一点丝毫也不过分。……再举个例子，‘八.一三’事变后，某著名诗人夫妇于举家移居杭州，据说原因非常简单，上海生活费太贵了。在杭州，他们深居简出，每天就是读书、写作、会友，过了一段十分平静的日子。但是这种寄情于山水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这对夫妇决定盖一栋自己的房子。他们花1700元买下了杭州某座山后的0亩山地，接着又置换地皮建屋。这个新家于195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196年的春天完工，足足花掉了一万六千多元……这种水平，他们却嫌上海生活费太贵！”

　　“我们在美国的胡大使，他有一位学生，爱打扮，狂追自己的一个女学生。女学生拒绝，此君向胡大使哭诉。适逢该女生也来找胡大使投诉禽兽老师。胡大使劝道：他顽固的爱你。该女生回答：我顽固的不爱他。随后，此君以自杀相胁，该女生遂屈服，嫁于心目中的‘禽兽老师’。不久，此君出轨，又顽固的爱上了一位女诗人……”

　　“说真的，别人的生活与我们无关，但是，我觉得我们并不需要太多这样的‘家’。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用知识让人民吃饱穿暖，能让我们的科技进步，能够从更多的方面对人民起到好的作用的人才……呐喊，或者唤醒，总也要人民吃饱肚子，穿上暖和的衣裳吧？”

　　“所以，本人认为，教育部应该首先做出表率，与各大院校商讨，缩减文学各专业的经费，增加对理工农医类学科的扶助。这才是一个做教育的正经态度！”

　　“——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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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笠到白公馆后的第二天，《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教育必须改变》的文章，这篇文章很短，写得也乱七八糟，但却在时下紧张的气氛中再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未完待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