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墨川当选大总统之后，全国各地举行了一些欢庆活动，庆祝中华民国第四届大总统的诞生。

　　很多渴望民主的工商阶级，此时都沉浸在巨大的幸福当中。

　　此时经济繁荣，市场庞大，行政上又没有太多黑暗的地方，加上一个让人印象挺满意的新总统的出现，自然让很多人感觉到很幸福。

　　杨墨川今年28岁，看上去还很年轻，他是亲军营出身，绝对是沈凝云的死忠份子。能力方面也很出众，有当总统的条件。

　　实际上总统这个东西，只要不是太挫都是可以当的。

　　毕竟背后说话的实际上是财团，总统的行政政策，实际上都是财团定的，所以在财团控制下的总统不管换了多少届，行政路线都是连贯的。就如科幻小说里说的美国总统有一本笔记传下去，这当然不是真的，但是财团控制这总统，美国总统自然也就能在行政政策上保持连贯。

　　中国民族财团现在控制着几乎整个亚洲的霸权，总统的行政政策自然也是连贯的，不可能像后世的一些官僚那样，前面的领导说什么‘小而美’，后面的领导绝对要表现得与众不同，就来个什么‘大而美’，搞定政策不连贯，只落得劳民伤财。这就是流官制的弊病，反正不管是是坑，反正就算是坑，挖出来了日后也是别的领导跳坑，他们早就调任了。

　　而此时中华民国已经不搞流官制了，地方领导要想继续当，就必须做出成绩，否则老百姓不会让他们继续当下去。而在地方官员的选拔等方面，中华民国采取的制度不是选举制，而是否决制。

　　地方的最高领导，是由中央从行政大学里指派的。

　　而那些行政学院的学生，则要求他们必须是无党派人士，才能担任地方主要领导。担任了地方的主要领导之后，如果民众不满意，一旦支持率跌破50%就会下台。而他们的薪水，也是民众支持率来决定的。

　　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制度，主要是在抓行政人员的素质。

　　管理国家，也是一门需要一些专业性知识的。用武人来管理国家，国家自然混乱不堪。所以管理国家还是得用大学生来管。而且行政大学里学的东西，都是专业性的行政管理知识，在不同的地区，是该大力发展，还是该平稳安定，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不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要如何教化人民等等方面都是要学习的。

　　有了这些专业知识，地方官员也就不会闹出荒唐的事情。就算是下面的行政人员闹出荒唐的事情，也有这些从行政大学委派到地方的一方大员进行约束和管教。

　　官场本身就是一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地方，只要把上梁抓好了，下梁自然也就正了。这也是阳主阴从的一个特性，官职大的为阳，官职低的为阴，官职大的可以管理那些官职低的，进而也就对其进行影响。

　　这种宇宙基本法则，在很多事情上都有体现。例如在战争中，双方兵力、装备、训练相近，地势高的一方就在交火中占优势，随便丢一块石头下去都可能会砸死人，而地势低的，想要用石头、弓箭去攻击地势高的则比较苦难。地势高的一方则为阳，地势低的一方则为阴。

　　所以在中国传统的道家科学体系当中，则是认为阳性离子是占主导地位，称之为‘阳主阴从’。

　　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阴性永远都是附庸，阴性的东西很多时候也占据优势。就如同正义与邪恶。正义永远是占据每一个国家的舆论主流，但是邪恶却很可能已经在暗地里控制了这个国家。

　　那些地方议员则是靠选举产生，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参与选举。

　　议员则是用来限制地方领导乱搞的，不过也可能会拖地方领导后腿，所以在权力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有的事情可以特事特办，地方领导可以不用经过议员的讨论投票，有些事情则是必须通过地方议会的表决后才能施行。

　　这样的行政结构，也让地方行政上，既有专业的领导，但是需要门槛，必须考进行政大学。也有不需要门槛，不需要专业的职位。

　　这个时代，中华民国的大学还是比较容易考上的。

　　不过尽管没有进行填鸭式教育，各个大学录取方法并不看所有科目的成绩，主要看专业所需的科目的成绩。但是成绩上，必须比较不错才能上大学。如果成绩吧太好，那么只能上大专之类的学校，主要学习技术。

　　大学里的学科成绩如果不过关，也是很难拿到毕业证的。

　　这个时代中华民国的大学生，他们的毕业证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加上这个时代人才需求旺盛，所以考上大学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确实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

　　而这种制度下，考大学说难实际上也不难。对于中国这种有将读书是作为出路的传统社会中，连后世那种填鸭式的应试教育都能应付，更何况是当前这种只看专业学科成绩的大学录取路线。

　　所以能升学的人还是很多的，当然不是谁都是读书的料，所以考不上的，也可以上中专、大专，学习到专业的生产、管理技术。

　　在办学质量的把关上是非常严格的，不是谁都能成立民办学校。民办学校基本上都是财团的专利，所以很多民办学校教学质量反而更好。但是在国办大学中，还是有一批非常好的大学，与民办大学争奇斗艳，也成为那些贫困家庭的学生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因为国办大学的学费比较低，而民办大学的学费则比较高。

　　考上大学是比较容易，但是想要毕业却不是那么容易。

　　特别是制造、工程等方面，制造、工程这些专业中，聚集了最多的精英学子，这也是这个时代最有前途的行业。

　　中华民国因为有商品定价权，不像后世的中国制造业那样，造一台挖掘机才赚五十块钱，造一台汽车竟然只赚三四百块钱。此事中华民国的制造业因为有自己的定价权，所以利润是后世中国制造业的十倍以上。

　　而在北朝鲜、越南那些经济殖民地的工业制造，则是没有定价权的。首先在产品研发与设计、关键零配件、运输物流等方面都是中华民国所控制的，所以那些经济殖民地的制造业利润，90%都被中华民国给剥削了。

　　所以中华民国也不需要完全控制那些经济殖民地的工厂。

　　当然，就算是把这三个非产环节给了那些经济殖民地也没问题，失去了这个三个非产环节，中华民国还可以用金融对那些经济殖民地进行剥削，就像是后世美国靠金融剥削日本一样，而日本手上确实有这三个非产环节，但是依旧被不断剥削，不停地为美国挤奶。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战争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经济战争所获取的利益更加庞大，比武力战争的威力更加巨大。

　　各个经济殖民地实际上就是中华民国面前的战败国，他们的工业厂商，都是战败国的产物，就像是后世台湾的富士康。尽管富士康老板身为台湾首付，但却损失了90%以上的制造业利润，他也只是比较有手段而已，也只是战败的产物。

　　相比之下，行政大学对精英学子的吸引力远不如工业制造。

　　尽管当官看起来比较不错，但是从事工业制造的才有可能发大财，只要研究出了什么专利，就能大赚一笔。

　　中华民国涌现出的第一批发明家、工程师已经尝到了甜头，很多发明家和工程师靠这专利已经成为高产阶级。

　　如果没有专利，只要有知识在手，也能拿到稳定的高收入，成为中产阶级非常容易，而且不用像行政官员那样害怕什么时候就被民众给否决了。

　　正所谓千里求官只为财，中华民国却是在改变这样的观念。因为不再是用应试教育来选拔官员，加上官员的灰色收入收到了控制，所以很多为了求财的学生都不往行政大学里挤了，进行政大学的很多学生，则更多是为了实现人生理想，为了对社会做出贡献。

　　杨墨川的执政之下，相比黎元洪那就能干多了。尽管总统确实是一个傀儡，但是总统能做的事情还是非常多的。

　　对一个国家的行政优化，以及提高国家发展环境等等，很多小细节还是总统可以做的，杨墨川上台后，尽管放宽了对市场的国家干预，但是在一些环节上却是加强了国家干预，干预最大的还是定价权方面的问题。

　　陆续成立了‘联合石油出口公司’、‘联合稀土出口公司’、‘联合大豆出口公司’等多家大宗商品出口公司。

　　国内各个相关的企业，要将这些出口公司所负责的商品出口到海外，必须先以优惠价格卖给这些公司，然后再又这些公司进行高价出口。

　　这些公司，则是财团控股。

　　例如稀土出口，中华民国此时拥有世界上90%以上的稀土资源，所以可以拉高稀土出口价格，而出口公司太多，自然也就形成了恶性的内部竞争。这个时候把稀土卖给联合稀土出口公司，再由联合稀土出口公司进行出口，那么价格可以定得很高。

　　反正爱买不买呗！不买还不爱卖呢！

　　大豆也是如此，此时的世界，中华民国的商品大豆从之前占国际市场的90%上升到了98%的程度。

　　这个时候垄断大豆出口，想定什么价格就定什么价格，只要不是高到太离谱，让世界各国勉强还能接受，就能获得成倍的利润。

　　而在亚洲各个经济殖民地，只进口中国大豆。世界各国，这个时候还不太会种大豆，大豆的商业种植面积很小。

　　在石油方面，则进行招标开采。

　　例如原油开采，财团开始分包给那些民资甚至是外资，然后让他们招标价格卖给中华民国成立的‘联合石油出口公司’，进而再卖给各国。

　　就如同后世的中石油在伊拉克拿到什么独家开采权，而开采成本是将近一桶4美元，而中石油给的招标价则是一桶2美元，连农民工都不如。就是帮美国佬开采原油，还要倒贴钱，然后美国佬再以一桶120美元的价格卖给中国。

　　杨墨川的这个‘对内优惠、对外垄断’的政策，受到了全国上下的支持，不爽的则是那些开矿之类的民资企业。

　　这样的政策一出台，定价权已经完全是由财团说的算了。他们开矿出来，在内要以规定的‘优惠’价格卖给这些垄断公司，对外垄断的高价出口，又和他们没半毛钱的关系。

　　不过赚还是有赚一些的，但是和暴利没有任何关联了。那些民资矿业公司当前的劳工成本上升，而且国家查得又严，必须的安全设施必须到位，还不能偷挖乱挖，一旦被发现违规，很容易被罚款到破产。

　　所以那些民资矿产公司，只能安安分分的挖矿赚钱，并且向减少用工人数的机械化露天挖矿的方向发展。进而财团也不需要自己去开采那些矿产了，甚至是可以把矿产卖给外资，让外资去开采。

　　而在法律上，又因为‘对内优惠、对外垄断’的政策存在，所以外资就算是控股最高，也不能改变定价权，一旦改变定价权要处以刑事处罚，最高可以判处20年的监禁，以及上亿元的巨额罚单。

　　因此外资就算是买了矿，占了大部分的股份，依旧也只能赚辛苦钱，甚至是要倒贴钱。

　　为了鼓励民资在矿产开采上进行投入，所以在支付了员工比较好的福利之后还是有一些钱可以赚，只是和暴利相差甚远了。

　　而那些重工业零部件制造，也有很多都分包给民资生产。毕竟关键零配件在财团手上进行生产，组装也是财团进行组装，销售也是财团负责，产品研发和设计的专利也在财团手上，财团有定价权。

　　内部的定价权不能太离谱，太离谱的话，企业没有足够的钱赚，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都支付不起。所以内部的定价权都是维持在民资企业能给员工发放不错的待遇的情况下，还有一些俄钱赚为标准的。

　　而利润空间的大小，则看那些民资的各自经营手段。但是要想赚到暴利，并不是那么容易。除非是那些民资有自己的产品专利，进而也就迫使那些民资为了赚到钱，将资金投入到产品研发当中去。但是还得有市场销售渠道，所以这些民资做得出色的，会被财团注资，然后又财团提供运输、销售渠道以及原材料渠道的支持。

　　在外部，定价权可是不管那么多的，能赚到钱就行。所以那些经济殖民地的制造业利润被中华民国的定价钱剥削了大部分。

　　而在石油定价权方面，中华民国尽管占据了主动权，但是美国的石油出口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并未取得完全的石油定价权。

　　为此中国财团和罗斯柴尔德财团在近期已经在不断的谈判，中国财团提出了双方组建‘托拉斯垄断联盟’，各自划分世界市场份额，共同提高石油售价。

　　此时的世界，石油开采基本上就掌握在中华民国以及美国两个国家手上，其他国家如同波斯、阿富汗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是中华民国的殖民地。

　　欧洲缺乏石油，苏联在丢了高加索之后，巴库油田已经没了。

　　所以这是一个垄断世界石油的好机会，而掌控美国石油开采的则是洛克菲勒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又是由罗斯柴尔德财团大量控股的。

　　罗斯柴尔德财团对于这个亚洲崛起的中国民族财团很有警惕性，但是却把警惕方向放在了金融掠夺以及军事霸权方面。

　　在工业方面，罗斯柴尔德财团真心没什么建树。而中国民族财团提出的控制石油价格的建议，让罗斯柴尔德财团很是心动。

　　只要掌控了石油价格，就能攫取大量的回报。

　　而当前的世界石油市场，实际上已经处于恶性竞争的局面，中国民族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互相杀价，导致世界石油价格不断下降，而美国则因为在油轮运输效率方面落后于中华民国，导致其石油出口已经大大减少了。

　　这个时候提出建立托拉斯垄断联盟的建议，洛克菲勒财团和很心动。

　　于是心动不如行动，双方在只商谈了一个星期，就确定了欧洲、澳大利亚、南美石油出口份额，中华民国占60%，而美国占40%。

　　北美为美国垄断，亚洲为中华民国垄断。

　　世界石油出口份额就这样被瓜分了，而在价格上，双方在非各自垄断范围内的价格必须保持一致。

　　托拉斯垄断模式是最不靠谱的，很可能会因为某一方为了扩大市场而撕毁约定。不过美国显然不太可能撕毁这个约定，因为美国没那个底气，毕竟美国如今在石油市场中占据的是弱势地位，而中华民国则在世界石油出口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很快世界石油价格就开始暴涨，从原先非常便宜的价格线上直接上涨了将近五倍。而在中华民国内部，燃油价格却是雷打不动，低的惊人，好似不靠石油赚钱。

　　而在中华民国的各个经济殖民地，燃油价格也上涨了，不过只上涨了三倍。

　　罗斯柴尔德财团显然还没有太意识到，石油价格的上涨是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因为石油价格一上涨，生产成本就会上升。

　　但是在罗斯柴尔德财团和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看来，石油本身就应该是那个价格，否则就失去较高的利润了，失去了较高的利润，那么垄断起来还有什么意思呢？干脆不垄断算了。而当前这样的石油价格，相比后世来说实在不算什么。

　　在达成了市场划分和价格统一的协议后，中华民国的石油出口利润也持续上涨，欧洲的石油消费正在持续的增长，非洲之类的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市场。澳大利亚和南美，市场也不是太大。世界商场主要还是集中在欧洲。

　　而石油消费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亚洲，中华民国每天的石油消费量都在增长，而那些经济殖民地也因为中华民国的资本涌入得以发展，石油消耗也在迅速上涨。

　　等于说此时的亚洲大部分地区，中国民族财团决定这几乎大部分商品的出厂价、零售价、以及产量。

　　财团可以靠控制原材料、进出口、税率、运输费用来调节大部分商品，其中的利润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