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丽的“跟班”指着万慧来的衣服大呼小叫着。

　　万慧来看了看她们，艳丽穿着时尚的、中长的皮大衣，“跟班”刚穿了件红色的皮夹克。

　　“跟班”见万慧来没有出声，更加的放大音量说：

　　“万主任，我这皮夹克就是艳丽老公给我从广州捎回来的？要不，我帮你求求她，也给您捎一件？免得再穿这种出土文物般的衣服！”

　　万慧来抖了抖白大衣，并没有理会她们。

　　但万慧来在扣白大衣的扣子时，手指却一直禁不住的颤抖着。

　　等晚上要下班的时候，科里有人跟万慧来说：

　　“万主任，听说那艳丽是领养的，说是抚松那边一个什么，成了万元户的参农的女儿。您说，这钱这东西怎么还是愿意往这有钱人的口袋里跑！艳丽在咱们科，就是咱院也是最有钱的主了。还又有了这么个万元户的娘家！我真的看不惯那样拉帮结派的狂样儿！”

　　万慧来一直低着头写着自己桌上的诊病日记，头也没抬，但耳朵里，对同事的话，一个字也没有漏掉。

　　她不经意似的说了句：

　　“过去，怎么没听说她艳丽是领养的？”

　　“就是嘛！嫌贫爱富呗！那万元户的爹给她带几件皮大衣，都拿单位来了，正显摆呢！”

　　后来，艳丽亲生父母的故事，无论是开始创富的榜样般在科里传扬也好，还是到了如今成了衰农也好，万慧来给同事的印象，就是充耳不闻。

　　然而万慧来的长白山之行，却意外的听说了艳丽亲生父母做为参农的悲喜交加的故事。

　　那是由于这几年人参价格大幅下跌，艳丽爹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自杀未遂的事情说起。

　　位于长白山腹地、松花江上游的小县城是全国重要的产参基地，可记载的人参历史已达上千年，最早可追溯至唐朝。

　　艳丽的高祖父出生在清朝年间。

　　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是人参采挖的高峰期。

　　特别是明永乐后，国内人参采挖区域从位于中部的太行山区转移到东北的长白山区。

　　在这一时期，艳丽的祖辈加入了人参采挖的大军。

　　在一望无际的长白山区，寻找人参就像是大海捞针，采参人一般需花费数月才能找到人参。

　　这期间，他们要经历大山的重重考验，有些人甚至永远留在了山里。

　　艳丽的高祖父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同伴说，他在一次上山采参时迷了路就再也没有下山。

　　然而，悲惨的故事并不能阻止络绎而来的采参人。

　　每到采挖旺季，村子里的青年男子都要跟着老人去山里采参，只留下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留守家中。

　　疯狂的采挖使得长白山区的野山参产量日益减少，近乎绝迹。

　　到1929年，曾经作为人参集中产地的抚松仅输出野山参283.4斤。

　　如今，野山参已被列为国家一类保护植物，严禁挖掘。

　　不过，早在艳丽的曾祖父那一代，长白山区就已经开始出现人工种植的人参。

　　人们将不足年限的人参移植到大树下培植，数年后再挖出。

　　长此以往，这种更省时省力的人参种植方式开始受到追捧，在民间兴起。

　　1982年，吉林一些人参种植区推出参业生产承包制模式，把参地承包给村民，但需保证一定的产量。

　　四年后，艳丽的父母承包了人参种植地。

　　三年后，出现种参高峰后的第一个产参高峰，年产量达到三年前的30多倍。

　　产量达到高峰，但市场消费还局限于制药企业，市场明显供过于求。

　　那个时候，艳丽的父亲正在乐滋滋地估量着自家的收成，想着能够大赚一笔。

　　不多久，村里人就发现了异样，往年人参还没采摘就来蹲守的收购商们此时却不见踪影。

　　“不光是一个村，全县都没人来收人参了。”

　　往年熙熙攘攘的村子一下子冷清起来，参农们个个愁眉不展。

　　这时参农们才慌张起来，到处打听哪有买人参的。

　　到了9月，人参开始大量积压。

　　尽管最后来了一批收购商，但给出的价格却让参农们大跌眼镜。

　　以往每斤30元左右的人参已经低至每斤10元。

　　到去年，人参价格更是一路狂跌至每斤4元。

　　过去看参农脸色的收购商们摇身一变成了“爷”，参农们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时期，全省的人参收购价格普遍下跌了6倍左右，为历史最低水平。

　　如果按照8000万平方米(12万亩)的种植面积、每亩400公斤的产量来计算，种植顶峰时期的人参年产量能达到9600万斤。

　　以每斤4元的价格来算，人参销售额约为3.84亿元人民币，而按照当年每斤30元的价格计算则为28.8亿元，两者相差25亿元。

　　也就是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价格大跌中，参农的损失保守估计也在25亿元左右。

　　为了稳定市场，政府号召省内的国有企业大量收购人参作为储备，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些企业甚至因负担过重而破产。

　　滞销的人参和不断下跌的价格让参农们崩溃。

　　悲痛的情绪开始在整个果松村乃至向外蔓延。

　　他们不知该如何把成千上万斤人参卖掉。

　　“即使价格再低也要卖。”艳丽的人参最终以每斤5元的价格，贱卖给了一个韩国收购商。

　　彼时，因国内参价大跌，一些韩国企业从这里大量收购人参，运回国内加工成成品后售卖。

　　还有一些韩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打出口号：

　　“买高丽参，送中国人参”

　　这样的促销活动，让中国人参沦为外国消费者眼中的便宜货。

　　原本指望卖完人参就能过上好日子的艳丽父母那样的参农们，如今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

　　如何偿还那些当初从银行借回来的贷款。

　　这些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的贷款让一些参农不堪重负。

　　某天夜里，艳丽的父样，便怕因无力偿还贷款上吊自杀。

　　但被艳丽的母亲救了下来。

　　他们在这场危机中损失了两万元，这些都来自银行贷款。

　　有人说，仅抚松就有60%的参农在这场危机中破产，而整个省受此波及的参农数量更大，很多人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

　　一些人扔掉等待下次开垦的参地远走他乡，挣钱还债；一些人重新拾起锄头，回到田里；还有一些像艳丽父母那样选择仍然留在山里的参农，则过上了浑浑噩噩的生活，思考着要不要坚持下去。

　　他们把几万元的参种在地里，不知销向何处。

　　而万慧来的美容科，既便是护肤品里用人参，也是数量有限的。

　　但是，如果万慧来同意并与艳丽的父母达成用参协议，他们家地里的参，就可能会得到政府

　　的补助！

　　艳丽的商业头脑，真的令万慧来佩服的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