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树的嘴里，薛德珠知道了杨柏的孪生兄弟杨松的事情。

　　当年杨柏和杨松被香港那家总公司卷走了所有的货款。

　　他们哥俩个又欠了诸多下家的货，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杨松让杨柏回了内地：

　　“你回老家吧，不管怎么说家里还有妻女等着你，我在这挺着，挺不住了，我也就跑路了。”

　　杨柏回了家，没想到，在薛德珠的引荐下，认识了吴江宝儿。

　　吴江宝儿欣赏杨柏那张把死人能说活的三寸不烂之舌，让其接管了自己的在当地的一些业务。

　　而杨松挺了一段日子，实在熬不下去，就跑回了养父的村里。

　　养父、养母虽然过世，老屋还在，村里的乡亲也毕竟对他非常的和善。

　　于是，杨松在那里渡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就在杨松不知未来以何为生的时候，听说了养母那边的亲属中有个表弟，一直在深圳炒股。

　　从那以后，杨松也开始了炒股的生涯。

　　直到1992年的8月10日，他人生的第二次暗流再一次向他涌来。

　　那年八月，天气格外的闷热。但是仍然阻挡不了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

　　他们蜂涌前来，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

　　这些人，日夜排队，一系列的失控场面，在8月10日夜间引发诸多混乱。

　　深圳市政府曾紧急应对，并称其为“8·10”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股疯。

　　杨松如今还在说这件事的时候，还会记得跟他在一个小旅馆里住的三口之家。

　　两天前，中年夫妻俩人带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住进了旅馆。

　　那个孩子还是个跟股票没半毛钱关系的初中生。

　　8日这天是周六，天很晴，热的要命。

　　正放暑假的这个男孩子不到7点就被夫妻两个叫醒。

　　父亲叫他赶紧吃早餐出门：

　　“队伍已经排起来了，到处都是人”。

　　母亲也在旁边催：

　　“快点快点，股票不等人啊！”

　　她清点着等会儿排队要用的东西：

　　水壶、扇子、驱风油，以及找老家亲戚借来的10多张身份证。

　　初中生哪懂大人的事，他只感觉爸妈他们，把这次排队看得特别重要，那个暑假不论在家或去同学家串门，父母们都在说一个新词：

　　“打新。”

　　这“打新”的原因自然是，90年代初，一大批企业筹备上市。

　　上市前会进行新股申购，股民“打新”就是抢最早申购的资格。

　　一般情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都会高于申购价，而且股票基本是第一天最低，慢慢往上涨的。

　　“打新”确实能挣钱。

　　这家三口人去排队时，国内的股票不仅在涨，而且已持续疯长几个月。

　　比如，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涨了近两倍。

　　上海更热闹，同一天里，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即沪市综合指数）从前日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涨幅高达105%，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470%。

　　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身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内地职工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元。

　　越来越多人知道股市来钱快，甚至相信炒股就能一夜暴富。

　　人人想“打新”，股票供不应求，深圳只好效仿上海采用“抽签”的方式。

　　7日，深圳发布1992年新股发售公告：

　　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一次性抽出50万张有效中签表，中签率约为10%，每张中签表可认购1000股新股，一共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

　　认购者凭身份证到网点排队购买抽签表，一个身份证购一张，但每个认购者可带10张身份证，每张抽签表100元。

　　抽签表发售时间定于9日至10日。

　　股民很容易算出：

　　按行情，这次深圳发行的新股上市后价格至少可翻10倍。

　　如果投资1000元买10张抽签表，除非运气太差，怎么都能中一张。

　　中了购1000新股，很快就能获利万来元。

　　要是中了签不炒股，光转让抽签表都能挣一大笔。

　　所以有人说：

　　“有人在上海买了300张认购券，算上雇人排队和租身份证总共成本不到1万元，转手卖出，数天净挣70多万元！”

　　消息灵通的股民更早听到风声开始行动。

　　据说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

　　当时有关部门估计，大约有320万张居民身份证“飞”到了深圳，全是用来购买新股认购签的。当时杨松住在罗湖东门，处在深圳商业集中的老城区，占尽地缘优势。

　　可当他们提前两天开始排队，时间刚到8日上午11点多，就找不到靠前的位置了。

　　很多人，人挤人，到处都是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

　　他们拼命地喝水，看着真可怜，那么多人排队，希望很渺茫。

　　杨松记得荔枝公园正对面的一个小营业点，为了买新股，在现场公安的引导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接一个，伸出手臂环抱住前面的人。

　　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认识不认识，都前胸贴后背。为了买上股票，什么都可以不顾了。

　　杨松永远记得队伍里的味道——奇臭无比。

　　大家昼夜排队都没洗澡，那些大老远从外省来的人，则可能从挤上火车起，就没有好好洗漱休息过。

　　还有不少排队的人来自深圳、东莞的工厂。

　　一些工厂老板暂停业务，给每个工人几十元的报酬通宵排队。

　　工人们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老板就给深圳“二线关”附近的农民塞钱，让他们带路钻铁丝网避开检查。

　　那些驻深军人，所在的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将排队的人群有序隔开。

　　秩序维护的需求，起初是由于股民们急迫中签发财的兴奋，后来则是梦碎的失望与愤怒。一些网点开放不到1小时，就宣布抽签表卖完。

　　一些网点秩序失控，开售时间不断推后，每晚一分钟开售，人群的暴躁就增加一分，甚至开骂网点营业员。

　　股民怀疑有工作人员舞弊，数千人排长队，只有几十人买到，黄牛们却手握一大把抽签表叫卖，价格比原价高了好几倍。

　　偏偏天气也很磨人：

　　三十几摄氏度的高温，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下雨，人们昼夜排队，厕所都不敢去上，肯定受不了。

　　有人昏倒，执勤的公安用瓶装水浇他的脑门。

　　熬到又一个天亮，混乱却继续升级。

　　深圳股市“8·10”狂热后，人们心中“买股票一本万利、抢新股一翻十”的幻想终于破灭。

　　“那一场风波中，算来算去，只有小偷最幸福。”

　　排队的股民身上都带着大量现金，股民们内斗外斗，筋疲力尽，小偷不停得手。

　　而杨松就是里面被小偷拿走了所有现金的，当场晕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