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提出的“九弊”说到了明末的症状所在，周士相在广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很多便是针对这些弊症所做的改革。

　　如顾说的“学弊”，就是现实儒家教育的最大缺陷所在。孔圣人当年从不谈心性命理，只谈兴与取舍，时有六艺一说，而今程朱理学，却弃实就虚，只高谈清唱，而不务实事。具体到科举制上，便是以八股取士。然后国家便由一帮不通世事，只会八股的书生治理。而为官理政，大小事务无一不务实，这帮八股官员之前从未有过实务，如何能做得了事，从而不得不依靠胥吏，自然也就衍生出了“吏弊”。

　　可以说“学弊”和“吏弊”是因果关系，因“学弊”而生“吏弊”。

　　顾炎武道：“欲要解决学弊，重在改制，改科举制。弃八股，而行算术、刑律、历法、农事、兵事、工科等，国家以各科取士，所取之士术业有专攻，一旦任事，自是能条理明晰，不虞被胥吏蒙弊，操控于掌中。”

　　周士相深以为然，将之前在广东推行的科举改革捡要点与顾炎武详说，从童生入学启蒙教材至大学堂汇编教材，无一不是贴切实务。又提及当初广东开办乡试，所录举人皆至大学堂学习三年实务，方能派出任事。且初任职不为主官，而以“实习”身份于各有司协办听办，以一年为期，考核无误者，方能升任主官。又如现在江南各府进行的“清欠”，不仅士绅阶层大受打击，依靠士绅特权被垄断的府县六房也几乎是被连根拔起，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听从于周士相的官吏，且很多是从广东调来的“新官”，这些官吏现在是推行“建村设乡”的主力，将来则是整个朝廷的根基。

　　用顾炎武的话说，周士相在广东办的新科举及大学堂等制度，俨然就是一座山门，若要比较的话，倒和当年的东林书院很相近，只是二者所教一个为虚，一个为实，一个提倡实务，一个提倡清流。只要山门在，那么可以预见，将来整个大明朝的官吏便尽为此山门所出，日后便是周士相不在，这些新式科举出来的官员们也会将周士相所提倡的一切原封不动的继承下去，因为这是他们的根基所在。动摇了新式科举，就是动摇他们自身。

　　周士相的做法自然是借鉴了前世的“公务员”制度，学生所学更是建立在前世教育基础上，顾炎武毕竟是当代之人，见识再广也难以超前，因此周的很多做法和说法都让他很是吃惊。细一思索，却是条条切中时症，比他原先所设想的更要周全，不禁让他对周士相刮目相看。

　　论功名，周士相是秀才出身，顾炎武也只是捐科的监生，二人倒也谈不上谁高谁低。论思想和学术，周士相自是比不得顾炎武，但论见识，却又强出其无数倍。顾炎武十数年来总结出“九弊”，周士相却早已经着手落实。虽其中有些手段过于强硬，暴力，是良药，可也是猛药，纠枉过正。但如今之天下，不用猛药能行？正如周士相所说，广东乡试后很多中举的读书人不愿入大学堂学习，只想立即去做官，这能行？确实，千年以来，科举也出过不少良臣能吏，可比例实在是少，于其让他们连理事的才能都没有，不如改革科举，使中举者确能为国家治民。

　　大浪淘沙，不愿留下来的俱成灰土，留下来的才有可能成为金子。顾炎武相信，只要周士相在，只要太平军在，用不了多少年，他提倡了那么多年，却始终处于空谈之中的革弊会一一实现。顾炎武自己是读书人，他不怕死，但他很清楚，这世上怕死的读书人远比不怕死的更多，愿意为自身前程接受新事物的读书人也肯定比保守的要多。寒窗苦读，只为一朝中举，光宗耀祖，可不是真为了什么继承先贤。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这话听着激昂，可事实上读书人又有几个真是为这宏大志向去读书的呢？

　　对于“钱弊”，周士相的猛药自然是“粮票”制了。

　　顾炎武认为流通金银多入商贾之手，汉唐之时国家货币非以金银为主，实以米帛实物为主，如此才使国家富强。至宋代开始专用金铜，结果国家越发积弱。当年秦国无金属流通，结果却吞六国，由此可见金银的大量流通对于国家并非好事。

　　现在，大明朝也极度缺乏粮食，金银之物却是许多，结果就导致有钱不一定能买到粮食或需要的东西。崇祯年间的流民之乱证明了钱弊。大量的金银在商贾富人手中，致使朝廷无有钱财赈灾、安置灾民，甚至连军饷都发不出。有钱发下去，腐败的官员又是层层漂没，到了百姓和当兵的手中少得可怜。结果就这少得可怜的钱也买不到救命的粮食，这人，不反也得反了。

　　来到这个时代也有几年了，除了和宋襄公探讨过明末以来的相关积弊，周士相还从未和谁像今天这般畅谈过。他将粮票的作用仔细解释给顾炎武听，顾炎武听后指出不可单一发行粮票，毕竟百姓对这种纸质东西并不十分信任，弄得不好就会和“交子”一样。周士相忙又将广东银库发行的银元和粮票双结合，且在官府体系内首先保证粮票的价值，如何确保，及如何回收，如何兑换等等方法一一说了。

　　“兵弊”和“将弊”也是因果关系，二者可简化为“军弊”。归根结底，军弊的关键就是自宋以来的“重文轻武”，上至国家，下至民间，都将武人视为仆役贱奴辈，有事时驱使卖命，无事时则百般欺凌。明初因开国勋贵尚在，情形还好些，至中期以后，非但是兵卒，高品武官也备受歧视。当官的都没心思带兵打仗，自然一门心思想着谋利，结果自然就是让手下的兵越发不像个人。

　　周士相对此的解决之道肯定是文武并重，他将“非军功不得封侯伯、非侯伯不得入阁”的理念道出，甚至计划日后府县官吏都要有相应的从军资格。这并非说考中科举入了大学堂学习的读书人一定要上前线打仗，而是让他们要接触兵事，知晓兵事，做到随时可从文官转为军官，或从军官转为文官，使文武共为一家，不分你我，如此出将入相。

　　“服兵役者其家可减赋、立功者可授官，可晋爵，更可免赋。军官可考科举，科举者可考兵备学堂，文武两道合并。百姓当兵，其家田地，父母妻儿，官府都要予以照顾，使在乡有地位，出乡有便利，如此，兵弊也好，将弊也好，都可革除。”

　　“任重而道远。”

　　顾炎武毕竟没有亲自带过兵，周士相所说的道理他能明白，仅一非侯伯不得入阁，恐怕就能让这天下所有读书人再也不敢轻视武人，但具体实现起来却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税弊，我意废除丁税，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

　　“摊丁入亩，火耗归公？”顾炎武眼前一亮。

　　历朝历代征征田赋都是收丁税，即人头税，凡是成丁之人皆要交税，而不是按其家实有田亩纳税，这就加重了农民负担，而在土地兼并严重的明朝，丁税制无疑也是王朝覆没的一大因素。周士相提出废除人头税，摊丁入亩，便是基于土地是不变，人口却是变动的这一现实进行的税赋改革。从此以后，不论百姓家中添有多少人口，都按实际耕种田地纳税，这自然就减轻了百姓负担。而那些地主大户，则不能再如从前般偷税少税不纳税。

　　火耗是地方官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这种行为在明朝称为“耗羡”。周士相意将耗羡改为正税，定下固定数目，意在打击地方官吏的任意摊派行为。而这部分正税则作为外官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积极作用。

　　顾炎武觉得这两个办法不错，但提醒周士相，州县于额征火耗之外，可能会暗中加派。周士相对此采取的措施自然是加强官吏监督，如何个监督法却是日后的事。

　　对于“藩弊”，周士相显是不愿再以国家财政供养朱明宗室，他的意思很简单，宗室须自食其力。因为这件事涉及到对朱明宗室的具体处置办法，周士相不好和顾炎武深谈。

　　解决“义弊”的最好办法就是让那些士绅知道弊之所在，而如何让他们知道，就需要一场大讨论，将明末以来的种种弊端交由士绅自己来讨论，周士相自己强行说哪个不好，那效果肯定适得其反。他可以用武力，用刀剑迫使读书人按他的办法来，但却不可能改变他们的心。

　　周士相询问顾炎武如何能革义弊，顾炎武提义在南都举行一场公揭。

　　“公揭”是什么，周士相不太明白，正要细问时，桂永智匆忙入内，将一封急递恭敬的递到了周士相手中。

　　周士相向顾炎武微微致意，打开急递，扫了几眼，勃然变色，怒不可遏道：“吴三桂个逆贼，安敢害我太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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