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的市民正在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这场考验考的不止是他们的眼光，他们的信念，还在考验他们的忍耐力以及对汉廷这个新政权的信心。

　　燕京方面迟迟没有传来关于战争胜败的战报，没有告捷，也没有求援，只是像例行公事一样向中枢告知汉军侦察到的云中军队动态，看来杨开远和宗翰之间的相持状态还在继续。而南方战场的变化反而很多。

　　河北平原一马平川，虽有黄河作为阻隔，但这条大河对胡马的限制效果显然没有长江那样明显。曹广弼主营所在的大名府更是没有天险可言，当初曹广弼选择这里作为指挥中心，主要是由于当时汉军主攻，大名府交通便利，经济又较为发达，对养军较为有利。但现在进攻的主动权转移到宗弼手上，大名府就变得让人难以信赖。正月即将结束的时候，一支大概五百人的骑兵出乎双方意料地突至南皮。这支骑兵所取得的战果不但曹广弼没料到，连宗弼也没想到。虽然这支骑兵很快就由于后援不至而撤退，但南皮属于沧州，和塘南之间可以说是朝发夕至！兵火烧到了南皮后，塘沽市民开始对黄河防御线的安全性产生强烈的怀疑。

　　其实，黄河沿线的防御做到现在这样子已算难得了，但这道防御线毕竟太长，河北平原向南的方向又不一个良好的防御地理，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要做到绝无疏漏实属苛求。这次金军一部突至南皮实属百密一疏，但曹广弼对此仍然有些自责，并因此上表请罪。

　　折允武接到曹广弼的谢罪表之后连忙回书，表达了中枢对曹广弼的绝对信任，安抚军心。

　　但一些驻京元国民代表叫嚷了起来：“得赶快增兵啊！”因为他们感到金军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安全。会发出这样叫嚷的元国民代表，都是军方代表以外的人，这些人不知军情，但这种提议却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增兵？往哪里找兵去‘增’呢？”知道汉廷如今已是坑多萝卜少的杨应麒，听到这些叫嚷以后也唯有苦笑，但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出口的，若是公开表示汉廷已无多余的兵力可以派遣，只会让那些不知就里的人对汉政府越发失去信心，所以杨应麒只能死顶，遇到这些元国民代表的质疑总是以军事机密来回应。

　　幸好，元国民代表内部也不全都是不懂军事的人，元国民驻京常务代表中“大司马分院”的十五个驻京军方代表，个个都是从战场上爬回来的，而且作为军方的代表，他们也更加清楚汉廷的军事处境，对于那些关于增兵的叫嚷他们不以为然。元国民会议对军队的监督和干涉主要是通过大司马分院进行，所以这批人不为舆论所动，那些不知军情者的叫嚣便无法直接影响到军方的决策。

　　不过，塘沽民众的情绪却并不是控制在大司马分院众代表的手里，大部分小市民更信任那些亲民的代表，比如商人的代表和文人的代表——这些人和小市民的联系，比起军方代表来说显然更紧密些。

　　商人代表大多怕死，更怕战争影响到他们的生意，他们希望汉政府提供给他们的是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一条绝对安全的商道；文人代表则个个口头勇敢，而且一些没上过战场的文人偏偏又最喜欢谈论兵事，一些人读过一点《孙子兵法》后就觉得自己也是诸葛亮式的人物，不断地要求政府和枢密院向他们交代更加详细的军情。

　　这两类人在元国民驻京代表中所占的比例其实也不是很大，但在这个非常时期，他们的活动却显得非常引人瞩目，大多数士民的视线都被他们牵引，甚至连情绪也被他们调动起来。

　　“杨相，应该镇镇他们了，不能再让他们这样闹下去了！”大臣中最有将军气质的郭浩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他们还在那里扰乱人心！”

　　几个副总理大臣都盯着杨应麒，要看他怎么决断。杨应麒这时也好生为难，如果他启动战时机制，是可以合法地让这些代表闭上嘴的，但他却还不想这样做，因为他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于是他摇了摇头，决定先让陈显和韩昉分别派人去联系这些代表，希望他们能顾全大局。

　　杨应麒这个决定显然不是强硬的决定，甚至显得有些软弱，那些活跃着的代表有的在得到暗示之后态度便转向平和，但大部分仍然继续散发他们的言论，甚至因杨应麒的妥协而变本加厉。

　　“这些人是不是宗翰、宗弼的奸细啊！”郭浩愤愤道：“难道他们就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只会便宜了敌人么！”

　　站在政府负责人的立场上，杨应麒也觉得这些人很讨厌，但他还是道：“他们对我们的怀疑，代表的正是塘沽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对这场战争的怀疑。实际上，连我们自己对这场战争的胜负也没把握，对么？我们大家都在赌身家性命，虽然万众一心会让我们胜利的希望更大些，但……但一些人因为忧虑而产生一些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郭浩道：“话虽如此，但既然我们已知道他们这样做只会坏事，便不能纵容他们！”

　　杨应麒道：“你想怎么样？强行让他们闭嘴？还是把这些人关起来？那只会让塘沽变得没有声音，并不能消解民众心里的疑虑。”

　　郭浩道：“但那样至少可以不让他们的疑虑散播开去。一些本来很相信我们的人，也因为他们的言论而变得动摇了，这种情绪甚至已影响到了士兵。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我们不管，但他们必须相信我们，就算欺骗自己也必须相信我们，这样我们才能打赢这场仗！”

　　杨应麒叹了一口气道：“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赢，却要大家都相信，是这样么？嗯，也是，虽然自欺持续不了太长时间，但在短时间内还是很有作用的。不过……我仍然认为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再等等吧，大家多发动一些相信我们的名士商家，发动一些通情达理的代表，让他们去做做工作，请大家都尽量相信我们。”

　　见杨应麒还是坚持他的决定，郭浩也没办法了。这时他忽然想起了折彦冲，他觉得如果折彦冲在塘沽就一定能让那些人闭嘴！

　　实际上不但是以郭浩为首的军方代表在想念折彦冲，就连他此刻所讨厌的那些商人代表、文人代表也在想念折彦冲。这真是一种非常讽刺的关系：杨应麒虽然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但他们却不领情；折彦冲也许会果断甚至是粗暴地要他们闭嘴，但他们却崇拜这样的领袖。

　　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境下杨应麒的妥协显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尽管这个阵营的一部分人在政府的劝说下选择了沉默，却又有更多原本没有表态的人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加入到这个阵营中来。一些人在杨应麒那里找不到回复，就往欧阳适那里跑，而欧阳适的态度显然就积极多了，尽管他也没有作出决断性的行动，但大家至少看到了他的积极，而不是像杨应麒那样，整天躲在相府之中不知道在干什么！

　　政治层面的东西，有时候可以是下面的人受到上位者的引导，但有时候下面的人也会反过来影响高层。折允武显然就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行宫的墙壁还不够高，还不够厚，太子和平民之间还存在许多的联系。在宫外安插了许多耳目的折允武能非常深切地感受到民众的想法，并由一开始认为这些人“无知”“胡闹”慢慢转变为认为这些人的一些言论很有道理。

　　“难道七叔这次错了么？”

　　一个人也许做对了九千九百九十九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第一万个决定也一定是对的——这是杨应麒对折允武的教导，而这一刻折允武也用杨应麒传授给他的这种理念对杨应麒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就在这个疑云丛生的时刻，陕西的警报传到了塘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