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

　　杨镐的错误，并不是他干了什么，而是他什么也没干。

　　其实从他接手的那天起，失败就已注定。因为以当时明军的实力，要打赢是不容易的，加上他老人家，那就变成不可能了。

　　可惜这位大爷对此毫无意识，还把军队分成了四部。

　　在这四支部队中，他把最精锐的六万余人交给了杜松，由其担任先锋。其余三部各两万人，围攻努尔哈赤。

　　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很合理的，但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

　　按照杨镐的想法，仗是这么打的：努尔哈赤要呆在赫图阿拉，不许随便乱动，等到明朝四路大军压境，光荣会师，战场上十二万对六万，（最好分配成两个对一个），也不要骑马，只能步战，然后决一死战，得胜回朝。

　　有这种脑子的人，只配去撞墙。

　　要知道，努尔哈赤先生的日常工作是游击队长，抢了就分，打了就跑，也从来不修碉堡炮楼，严防死守。

　　这就意味着，如果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杜松将不具备任何优势，再加上杜将军的脑筋向来缺根弦，和努尔哈赤这种老狐狸演对手戏，必败无疑……

　　而当努尔哈赤听到明军四路进军的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

　　“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我仿佛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

　　二月二十八日，明军先锋杜松抵达抚顺近郊。

　　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士兵日夜不停行军，但由于路上遭遇女真部队阻击，辎重落后，三月一日，他终于停下了脚步，就地扎营。

　　他扎营的地点，叫做萨尔浒。

　　死战

　　此时的杜松，已经有点明白了，自他出征以来，大仗没有，小仗没完，今天放火明天偷袭，后勤也被切断，只能扎营固守。

　　多年的战争经验告诉他，敌人就在眼前，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情况非常不利，部下建议，应撤离此地。

　　但他并未撤退，却将手下六万人分为两部，分别驻守于吉林崖和萨尔浒。

　　杜松并未轻敌，事实上，他早已判定，隐藏在自己附近的，是女真军队的主力，且人数至少在两万以上。

　　以自己目前的兵力，攻击是不可能的，但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没有撤退的必要。

　　应该说，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只有一点不同——埋伏在这里的，并不是女真部队的主力，而是全部。

　　[19]

　　四路大军出发的时候，努尔哈赤已经明确，真正的主力，是杜松的西路军。所以他即刻动员全部兵力，向抚顺前进，寻求决战。

　　当然，在决战之前，他还要玩点老把戏，摸哨、夜袭、偷粮食之类的活没少干，等到杜松不堪骚扰，在萨尔浒扎营的时候，他已然是胜券在握。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已无悬念。

　　三月二日，努尔哈赤发动八旗中的六旗，共计四万余人，猛攻明军萨尔浒大营，明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

　　站在吉林崖大营的杜松，亲眼看到了萨尔浒的覆灭，他一言不发，穿上了自己的盔甲，集合了剩余的士兵，准备迎接最后的战斗。

　　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进攻，这一次，他带齐了八旗的全部兵力，向吉林崖发动了总攻。

　　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杜松毫无畏惧，他率领明军拼死作战，激战直至夜晚，重创敌军。

　　然而实力就是实力，勇猛无畏的杜松终究还是战死了，和他一起阵亡的，还有上万名宁死不屈的士兵。

　　西路军就此全军覆没。

　　其实无论是决策错误，还是指挥错误，都已经不重要了，作为一名勇敢的将军，杜松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因为，他是战死的。

　　最先知道西路军覆没消息的，是马林。

　　此时他的位置，距离萨尔浒只有几十里。

　　作为一个文人，马林没有实践经验，但再没经验，也知道大祸就要临头。

　　关键时刻，马林体现出了惊人的理论天赋，他将所部两万余人分为三部，互相呼应，并且挖掘壕沟，加强防御，等待着努尔哈赤的攻击。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作为第一次上战场的将军，有如此表现，就算不错了。

　　可是不错是不够的。

　　一天之后，努尔哈赤发动了攻击。事实证明，马林的部署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六万多人打了半天，一点进展都没有，努尔哈赤没有办法，竟然带了一千亲兵上阵冲锋，才打开突破口。

　　但马林同志的表现也就到此为止了，毕竟他面对的，是三倍于他的敌人。而作为文人，他的观念也有点问题，最后关头抛下了两个弟弟，自己先跑了。

　　北路马林军就此覆没。

　　西路军完了，北路军也完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辽东。

　　但东路的刘綎却对此毫不知情，因为他连路都没找到。

　　[19]

　　刘綎的运气相当不好（或者说是相当好），由于他的行军道路比较偏，走后不久就迷了路，敌人没找着他，当然，他也没找到敌人。

　　但这种摸黑的游戏没能持续多久。努尔哈赤已经擦掉了刀上的血迹，开始专心寻找刘綎。

　　三月初四，他找到了。

　　此时，刘綎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是努尔哈赤的四分之一。胜负未战已分。

　　然而还在山谷中转悠的刘綎并没有听到震耳的冲杀声，却等来了一个使者，杜松的使者。

　　使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传达杜松的命令，希望刘綎去与他会合。

　　此时，杜松已经死去，所以这个使者，是努尔哈赤派人假冒的。

　　但是刘綎并没有上当，他当即回绝了使者的要求。

　　不过他回绝的理由，确实有点搞笑：

　　“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

　　这下连假使者也急了，连说带比划，讲了一堆好话，刘綎才最终同意，前去与杜松会师。

　　然后，他依据指引，来到了一个叫阿布达里岗的地方，这里距离赫图阿拉只有几十里。

　　在这里，他看见了杜松的旗帜和军队。

　　但当这支军队冲入队列，发动攻击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寡不敌众、深陷重围，必败无疑，必死无疑。

　　但刘綎仍然镇定地拔出了刀，开始奋战。

　　之后的一切，史书上是这样介绍的：

　　阵乱，綎中流矢，伤左臂，又战

　　复伤右臂、犹鏖战不已，

　　内外断绝，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

　　手歼数十人而死。

　　用今天的话说，大致是这样：

　　阵乱了，刘綎中箭，左臂负伤，继续作战。

　　在战斗中，他的右臂也负伤了，依然继续奋战。

　　身陷重围无援，他的脸被刀砍掉了一半，依然继续奋战，左冲右杀。

　　最后，他杀死了数十人，战死。

　　这就是一个身陷绝境的将领的最后记录。

　　这是一段毫无感情，也无对话的文字，但在冷酷的文字背后，我听了刘綎最后的遗言和呼喊：

　　宁战而死，绝不投降！

　　[194]

　　刘綎战死，东路军覆灭

　　现在，只剩下南路军了。

　　南路军的指挥官，是李如柏。

　　因为他的部队速度太慢，走了几天，才到达预定地点，此时其他三路军已经全军覆没。

　　于是在坐等一天之后，他终于率领南路军光荣回朝，除因跑得过快，自相践踏死了点人外，毫发无伤。

　　就军事才能而言，他是四人之中最差的一个，但他的运气却实在很好，竟然能够全身而退。

　　或许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运气。

　　因为许多人都依稀记得，他是李成梁的儿子，而且他还曾经娶过一个女子，可这位女子偏偏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

　　无论是运气太好还是太早知道，反正他是回来了。

　　但在战争，尤其是败仗中，活下来的人是可耻的，李如柏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

　　回来后，他受到了言官的一致弹劾，而对于这样一个独自逃跑的人，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鄙视。

　　偷生的李如柏终于受不了了，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他选择了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

　　萨尔浒大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三百一十余人，士兵死伤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消息传回京城，万历震怒了。

　　我说过，万历先生不是不管事，是不管小事，打了这么个烂仗，实在太过窝囊。

　　觉得窝囊了，自然要找人算帐，几路总兵都死光了，自然要找杨镐。

　　杨镐倒是相当镇定，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自他回来后，言官弹劾不绝于耳，但有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他也不怎么慌。

　　可这事实在是太大了，皇帝下旨追查，言官拼命追打，特别是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三天两头上书，摆明了是玩命的架势，那边努尔哈赤还相当配合，又攻陷了铁岭，几棍子抡下来，实在是扛不住了

　　不久后，他被逮捕，投入诏狱，经审讯判处死刑，数年后被斩首。

　　责任追究完了，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歇着，还乘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铁岭。

　　至此，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

　　看上去，局势十分危急，但事实上，是万分危急。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许多地方不见敌人，听到风声就跑，老百姓跑，当兵的也跑，个别缺德的骑兵为了不打仗，竟然主动把马饿死。

　　而由于指挥系统被彻底打乱，朝廷的军饷几个月都无法发放，粮食也没有，对努尔哈赤而言，此地已经唾手可得。

　　但他终究没有得到，因为接替杨镐的人已经到任。他的名字，叫做熊廷弼。

　　[195]

　　熊廷弼，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

　　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湖北武汉）人，自小聪明好学，乡试考中第一，三十岁就成为进士，当上了御史。

　　可此人脾气太坏，坏到见谁和谁过不去，坏到当了二十年的御史都没升官。

　　他还有个嗜好——骂人，且骂得很难听，后来连他都察院的同事都受不了，压根不搭理他，基本算是人见人厌。

　　但如果没有这个人见人厌的家伙，相信明朝差不多就可以收摊，下场休息去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大战后，在一片混乱之中，新任经略熊廷弼带着几个随从，进入了辽东。

　　他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开原还没有失陷，但当他到达辽东的时候，连铁岭都丢掉了。

　　等他到达辽阳的时候，才发现，明朝仅存的沈阳和辽阳，已几乎是一座空城。

　　他命令下属前往沈阳，稳定局势，叫来一个，竟然吓得直哭，打死都不敢去，再换一个，刚刚走出城，就跑回来了，说打死也不敢再走。

　　于是熊廷弼说：

　　“我自己去。”

　　他从辽阳出发，一路走一路看，遇到逃跑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遇到逃跑的士兵，就收编他们，遇到逃跑的将领，就抓起来。

　　就这样，到沈阳的时候，他已经集结了上万平民，数千名士兵，还有王捷、王文鼎等几位逃将。

　　安置了平民，整顿了士兵，就让人把逃将拉出去，杀头。

　　逃将求饶，说我们逃出来已经不容易了，何必要杀我们。

　　熊廷弼说：如果不杀你们，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逃跑的人？

　　然后，他去见了李如桢。

　　李如桢是铁岭的守将，但后金军队进攻的时候，他却一直呆在沈阳。

　　不但一直呆在沈阳，铁岭被敌军攻击的时候，他连救兵都不派，坐视铁岭失守，让人十分费解，不知是反应迟钝，还是另有密谋。

　　熊廷弼倒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他只是找来这位仁兄，告诉他：你给我滚。

　　李如桢当时还是总兵，不是说免就能免的，可熊廷弼实在太过凶恶，李总兵当即就滚了，回去后又挨了熊廷弼的弹劾，最后被关入监狱，判处死刑（后改充军）。

　　至此，一代名将李成梁的光荣世家彻底完结，除李如松外，都没啥好下场，连老家铁岭都被当年手下的小喽罗努尔哈赤占据，可谓是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在当年的史料记载中，李成梁的事迹可谓数不胜数，和他同时期的戚继光，几乎完全被他的光芒所掩盖。

　　但几百年后，戚继光依然光耀史册，万人景仰，而李成梁，却几乎已不为人知。

　　我知道，历史只会夸耀那些值得夸耀的人。

　　当所有人都认为，熊廷弼的行动已告一段落时，他却又说了一句话：

　　“我要去抚顺。”

　　大家认为熊廷弼疯了。

　　当时的抚顺，已经落入努尔哈赤的手中，以目前的形势，带几个人去抚顺，无疑就是送死。

　　但熊廷弼说，努尔哈赤认定我不敢去，所以我现在去，反而是最安全的。

　　说是这么说，但敢不敢去，那是另外一码事。

　　熊廷弼去了，大家战战兢兢，他却毫不惊慌，优哉游哉地转了一圈。

　　[196]

　　当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时候，他又下了个让人抓狂的命令：吹号角。

　　随行人员快要疯了，这就好比是孤身闯进山贼的山寨，再大喊抓贼，偷偷摸摸地来，你还大声喧哗，万一人家真的冲出来，你怎么办？

　　但命令是必须执行的，人来了，号角吹了，后金军却一动不动。熊廷弼大摇大摆回了家。

　　几天后，努尔哈赤得知了事情的真相，非但不恼火发动进攻，反而派人堵住了抚顺进出的关口，严令死守，不得随意出击。

　　努尔哈赤之所以表现如此低调，只是因为他和头号汉奸李永芳的一次对话。

　　当熊廷弼到来的消息传到后金时，李永芳急忙跑去找努尔哈赤，告诉他，这是个猛人。

　　努尔哈赤不以为然：辽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蛮子（后金对明朝将领的通称）就是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如何挽回危局？

　　李永芳回答：只要有他，就能挽回危局！

　　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李永芳的判断，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熊廷弼就稳定了局势，此后他一反常态，除了防御外，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到后金占领地区进行骚扰，搞得对方疲于奔命，势头非常凶猛。

　　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暂时停止对明朝的进攻，休养生息，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的期限，只有一年。

　　然而正是这关键的一年挽救了明朝。因为此时的朝廷，即将发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97]

　　在很多的史书中，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皇帝老休息，朝政无人管，大臣无事干。

　　前两头或许是正确的，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

　　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林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并曾一度掌控政权，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

　　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值得膜拜的，值得三拜九叩的，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掌控政权。

　　因为掌控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

　　东林党的实力

　　道德文章固然有趣，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是顾宪成。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的那次京察中，吏部尚书孙鑨——撤职了，考功司郎中**星——回家了，首辅王锡爵——辞职了，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升官了还不说，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李三才偷看信件，王锡爵打道回府，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

　　这是一团迷雾，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

　　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

　　顾宪成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官职。

　　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部长）、其次是侍郎（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司长），分别是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

　　但是，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其中最厉害的，是文选司和考功司，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负责官员考核，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相对而言，验封司、稽勋司就一般了，一般到不用再介绍。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98]

　　有鉴于此，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

　　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司员外郎（副职）——文选司郎中。

　　这就意味着，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

　　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上，实力和道德，经常是两码事。

　　东林之中，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李三才。

　　李三才先生的职务，之前已经说过，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

　　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凤阳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那个。

　　自古以来，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算是坐地收钱，肥得没边，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盐政。

　　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想不捞外快，一靠监督，二靠自觉。

　　很可惜，李三才不自觉，从种种史料分析，他很有钱，有钱得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

　　至于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

　　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事迹，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负才而守不洁。

　　列举以上两人，只是为了说明一点：

　　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

　　事实上，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争斗的方式，是京察。

　　万历二十一年（159），顾宪成失望地回家了，他虽费劲气力，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京察失败。

　　但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十二年后（万历三十三年），京察开始，主持者杨时乔，他的公开身份，是吏部左侍郎，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是东林党。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99]

　　当时的首辅，是浙党首领沈一贯，对于这位东林党下属，自然很不待见，于是，他决定换人。

　　沈一贯是朝廷首辅，杨时乔只是吏部二把手，然而意外发生了，虽然沈大人上窜小跳，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却依然毫无用处。杨侍郎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几板斧抡下来，浙党、齐党、楚党、宣党…反正非东林党的，统统下课，沈一贯拼了老命，才算保住几个亲信。

　　那么现在，请你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玄机就在其中：

　　万历三十三年（1605），京察，沈一贯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逐。

　　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退休回家。

　　同年，王锡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复出无望。

　　一年后，东林派叶向高成为首辅，开始执掌朝廷大权。

　　是的，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偶然。

　　而最终要获得的，正是权力。

　　权力已经在握，但还需要更进一步。

　　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杨，东林党。

　　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叶向高了，东林党人遍布朝廷，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

　　然而一个人的掺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李三才。

　　此时的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作为东林党的干将，他将进入内阁，更进一步。

　　算盘大致如此，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听说李三才要入阁，朝廷顿时一片鸡飞狗跳，闹翻了天，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不算干净，许多人对他有意见。

　　而更重要的是，这人实在太猛，太有能力。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如果再让他入阁，三党的人估计就只能集体歇业了。

　　于是，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

　　明代的京察，按照地域，分为南察和北察，北察由尚书孙丕杨负责，而南察的主管者，是吏部侍郎史继楷，三党成员，他选定的考察对象都是同一个类型——支持李三才的人。

　　很快，浙、楚、齐三党轮番上阵，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十分明确，明确到《明神宗实录》都写了出来——“攻淮（李三才）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李三才没能顶住，回家养老去了。

　　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00]

　　但就整体而言，此时的东林党依然占据着优势，叶向高执政，东林党掌权，非常强大，强大得似乎不可动摇。

　　然而就在此时，强大的东林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

　　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

　　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

　　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

　　万历四十二年（1614），叶向高退休回家。

　　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开始，主持京察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志。

　　郑继之是楚党，李志是浙党。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包袱走人。这其中，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寀。

　　萨尔浒之战前，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言，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

　　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

　　因为在不久之后，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

　　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

　　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标到处逛，**星家里蹲。

　　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

　　此时的首辅，是浙党的方从哲，此时的朝廷，是三党的天下。对东林党而言，前途似乎一片黑暗。

　　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

　　万历四十八年（16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不行了。

　　高拱、张居正、申时行、李成梁、东林党、朝鲜、倭寇、三大征、萨尔浒、资本主义萌芽、不上朝、太子、贵妃、国本、打闷棍。

　　我只能说，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