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落区布阵按照1980年月海上编队在山东半岛外海的演练方案，“580”海上编队进人落区后，应各自进人“展开点”，这就是军事上常讲到的“布阵”。这种布阵当然不是迎击来犯的敌人，挖个战壕，筑个碉堡或准备几个战斗队之类，而是把调查、测量、打捞、护航的几个编队按预先确定的地理位置布置到位。

　　5月8日17时，“5801”分编队的“向阳红十号”船首先到达展开点，在东经170度40分，南纬6度44分漂航。5月1日7时0分，“580”分编队的“向阳红五号”船、“远望号”船和护航舰队到达布阵展开点。5月1日8时0，680”分编队“远望1号”船、“615”补给舰及护航舰队也都顺利到达布阵展开点。

　　上午10时，指挥员命令全编队按计划“布阵”预案实际进一次位置。以检验校核各船的准备情况。

　　此时，刘道生总指挥正坐在驾驶台正中的一张特制的大沙发椅上，不时用望远镜观察海面动静。船尾瞭望更用高频电话报告：发现飞机！刘副司令员、张参谋长等作战指挥人员一齐迈向驾驶台一侧的天遮底下，观察飞机动向。海上编队指挥部成员、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局长张瑞禧听到声音就断定：这一定又是美国的“猎户星座号”系列反潜侦察机。果然，美国佬来太平洋“关心”了。

　　大编队进落点布阵后，空中不断传来引擎声，美国、澳大利亚的侦察机不断进我作业区外围侦察。有的国家还派出了舰船，试图进落区实地观察。这是在国内做实施方案时既预想而又未充分预见的事。在军事上，能隐蔽战略意图，则能出其不意。狲子兵法》中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为了不真正暴露预定靶心弹着点）位置。刘副司令员下令三个分编队采取“佯动措施”。这就是把实际预定瞄准的弹着点放在一边，把编队摆在新华社对外公布的危险区内随意一个区域活动，并故意暴露一个伪装弹着点的位置。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教他的部下们要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要打运动战，刘指挥对此十分熟悉。

　　按计划，导弹从中国内地酒泉射向太平洋的角度是15度，在地图上看是向东南方向发射的。“向阳红五号”船作为“旗舰”，布阵位置在发射瞄准点（耙心）的正北部约18千米的海域。“向阳红五号”船在任务中除了海上编队指挥保障、气象保障外，还有测量弹着点距离和水柱高度的“5甲”雷达和“7乙”水声测量装置。这是测量弹着点实际落点位置和水柱高度的重要仪器，它和其他艘安装有同样设备的船只一起，在导弹落水的那一刻，分不同的方向测定它的距离和水柱高度，从而计算出真正的弹着点位置。在太平洋这个没有任何标志，地理坐标上只是一个经纬度的弹着点上，系着新中国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的第一次展现，系着从酒泉到太平洋、从北京到太平洋数万名指战员高度集中的神经。

　　二、“旗舰”中枢

　　“向阳红五号”船的卫星导航仪不时接收通过高空卫星过顶时发射到海面来的船位，这些船位都通过分显示器直接传导到“5甲”测量雷达室、通信室和水声试验室。甲板上层建筑上的“84”测风雷达和“711”测雨雷达、“5甲”测距雷达、大功率通讯天线等嗬嗬地转动着。水文分队的技术人员不停地测量落点区的温度、盐度、深度、流速、流压等水文现场要素，以备打搜数据舱时用。

　　漂航在“佯动”展开点的“向阳红五号”船，现在的地理位置其实是一个随意方位，只有“贴身”警卫“108”舰一直形影不离地跟着漂。

　　代表着大编队指挥中心的刘道生副司令员的卧室，人来人往。机要员不从的，来、

　　委指挥部和山西酒泉发射中心的各种“急电”在指挥员之间转来转去。海上编队指挥部与海上测量编队指挥部之间、与各舰船之间协同作战的电报也不断送进这里。

　　海军司令部作战部不断汇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外交部、全国各参试单位的情况通报，通过加密电报发到“向阳红五号”船。海上指挥部也把各种情况综合报给设在“11”驱逐舰“护航编队指挥部”和”远望1”号船上的“测量编队指挥部”。在“向阳红五号”船指挥台附近的甲板上，专门为“580”任务改造的电报房是“旗舰”一切活动的中枢神经。

　　电台台长张耀先是一个有名的快嘴皮，他天生的语速快，吐字频率高，谁都说他干电台台长“真是绝配”，不会出现电报发不出去的现象。

　　张耀先还是一个古代文学爱好者，对《古文观止中的篇章大都耳熟能详，尤其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王勃的滕王阁序》倒背如流。有闲工夫和战友们在一起时，他就之乎者也，弄得战友们晕乎乎的。可是自从新华社发出公告以来，他就没闲工夫“之乎者也”了，一个班次十几个报务员守候在报房，所有的电报都得经他的手分发到各个报务员手中“滴滴答答”地发出去，所有到达船上的电报也得经他的报务员的手抄收回来。而且全部是一种新启用的密码通讯，首先要经过领导审批，然后才能翻译电文，最后才能由报务员用莫尔斯点划码发出。承担了和北京国防科委指挥部、海军司令部、首区酒泉发射中心的协同指挥联系；承担了与各舰船的指挥联系；承担了和新华社总部、解放军报社总部的现场通讯稿件的传输。其通讯量远比当时美国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通信量还要大。指挥系统收发报又常常和气象分队的气象报收发相冲撞，与新华社、解放军报社派往太平洋落区的记者组所收发新闻通讯稿相冲突，在最繁忙时，杨国宇副司令员不得不召集紧急会议协调通讯时段，压缩发报字数。尤其对报社记者的通讯稿，压缩了再压缩，弄得记者们在电台台长面前很是无奈，不得不搬出首长来。

　　三、预报发射日

　　另一个处在“向阳红五号”船主甲板以下简称为第三舱的气象分队，在即将进人发射试验区之前就忙碌起来。他们整个海上编队的气象中心，承担的是“东风5号”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任务最为关键的一个任务一预报发射日。也就是说，气象中心不仅要保障整个编队航渡阶段的气象预报准确，还要在预定落区选择一个或几个良好的天气时段供首区选用为发射时间。

　　运载火箭发射试验需要全程记录观察大量的数据，有些数据必须现场直接观察记录和获取，特别是作为海上落区的太平洋上，对弹着点的观察定位用的是测距雷达和光学跟踪，数据舱降落到海面上也是用的海水染色剂和雷达反射。这些设备都需要良好的视距和海况，这就需要海上良好的天气环境，因此落区的天气必须是一个白天，必须是无风无浪的晴天。第二，选择发射日时也要满足首区的气象条件，运载火箭发射时首区不能有雷电风雨，最好是晴天便于观察记录。在二者只能选择其一时，落区的天气是处于否决权地位的。北京指挥部要求，没有天气把握时，宁肯不发射，让大编队在海上等着好天气，也不能出现搜索不到弹头人海时的落点数据，不能出现打捞不到数据舱的事故。这是一个顶到了天的大事，最需要“向阳红五号”船气象分队不折不扣地完成，不能有半点含糊。

　　5月15日，来自北京测量指挥部的一份加密电报摆在了气象分队长许经林面前：“迅速报来6天内的海上天气情况。”这份电报同时也发给了酒泉发射中心的气象台。

　　“向阳红五号”船气象分队长许经林知道，这是北京在决策发射日期。许经林四次来太平洋观测天气，带着他的预报员们做了几百个大洋的天气预报。四次来太平洋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一次能够准确地抓住一个好天气。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总攻”的时刻到了。

　　许经林是首次远洋之后，接替梁凤森担任“向阳红五号”船第二任气象分队长的。

　　由于试验海区已到了南纬7度，这个纬度相当于北半球我国南沙群岛永暑礁的纬度，这已是可以生成台风的纬度了。进人试验区后，南副热带高压作用下产生的热带涡旋一直影响到这里，天气一直处于阴雨和多积云状态，不符合运载火箭的试验要求。他们运转各种中国当时最为先进的气象仪器，试图早一点判断一个好天气。可是不能，1日、1日、14日、15日、16日，都没有好天气。5月15日，许经林和他的气象分队经过高空探测、卫星云图比较、多角度的分析和精确地计算，认为5月18日当地时间下午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可以发射。于是他们把这个预报结果通过海上指挥部签发，电告了北京测量指挥部。北京测量指挥部通过与酒泉发射中心进行气象会商，确定以“向阳红五号”船提供的预报为准，把5月18日北京时间上午10时，南太平洋下午时为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的发射时间。这个时间一确定，从首区到落区全线10000多名参试人员立刻进入了7小时倒计时准备。

　　在首区酒泉发射中心，5月的天气还带着几分寒意。举头望去，高大的发射架巍巍耸立，乳白色的“东风5号”运载火箭已经推近到发射架前。这一天，他们要把这个白塔般的东西装载到发射架上去，这是进人48小时准备前必须要完成的工序。

　　在北京，设在国防科委的测量指挥部，工程技术人员正忙碌着将各种电子仪器调试到最佳状态，千军万马都系于须臾之间的一举一动。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每一种仪器的关键部件，他们都准备了一套或两套以上的备件，以保证北京这个总指挥部的通讯畅通、信息畅通，各种命令指示能够准确、准时下达和接收。张爱萍将军，正批阅一份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电文，告之中央领导，发射时间确定为5月18日北京时间10时。

　　在南太平洋，特混编队的18艘舰船500多名翁式人员翘首以待。“远望1”号和“远望”号是弹道测量船，布点在火箭重返地球轨道的人处方向。他们5月8号就到达展开点，静等着火箭的到来了。部署在试验区外围的执行警戒任务的海军驱逐舰群，纷纷发来电报，美、苏、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军舰、飞机和侦察船不断出现。一艘新西兰的“莫诺韦”号电子侦察船，带有舰载直升机，想进人划定的试验区，我108舰奉命拦截。

　　5月17日，运载火箭所用的液氮燃料加注完毕。临发射前的检查测试工作在发射架上的各平台加紧进行。首区的天气稳定，西北干燥的气候使这里气象工作少有失误。他们的预报一般都是准确的，老天爷一般都愿意给这些在西北黄土地上曾经隐姓埋名，来自山南海北，操着不同音，贡献了数载青春热血的气象工作者一些帮助。

　　但是南太平洋上就不同了。临到“向阳红五号”船气象分队发4小时预报时，落区天气进一步变坏。太平洋的天气像一个狡黯的被大人惯坏了脾气的孩子，越到有客人来的时候，就越来越使劲发脾气。天空阴云密布，无情的雨水纷纷洒落，海况达到4级以上，大涌浪上翻卷的白浪花，在船舷边不识时务地跳动着。本来，000多吨级的、修长的驱逐舰在无风时就被涌浪抛打得十分难受，没想到临近发射了，天气不但不转好，反而变坏，风浪越发加大。驱逐舰是这次编队中最小吨位，也是稳性最差的船。“1”舰报告，已有5人感冒，11人消化不良，1人腔溃疡，9人外伤，9人患肠胃炎，6人腹泻，人发烧，其他伤病还有68人。占整个出航舰员的半数以上。除“1”号外，其他5艘驱逐舰的情况也，1”号驱逐舰是海上舰的，上有50的南海舰队副司令员聂奎聚在坐镇指挥。

　　“气象中心是干什么吃的？”“想脑袋搬家还是咋啦？”

　　“向阳红五号”船来了4次太平洋了，连一个天气都搞不准，白痴吧！”一些舰艇指挥员开始议论起来。

　　在“向阳红五号”船气象分队的预报室里，一场至关重要的天气会商正在进行。

　　刘副司令员、杨副司令员和南海分局局长张瑞禧到底没能耐下性子坐在自己的卧室里，他们事先是打算在各自的卧室等预报结果的。因为那是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他们指挥员不懂不能去瞎掺和、影响专业人员的决策。但是，他们实在坐不住了，几个人商量了一个原则，进预报会商室时就声明，按科学规律办事，领导不参与任何意见，只是代表上级领导对预报的关注。他们几个领导也不要别人招呼，自己搬着凳子就坐在预报员们后面跟着看天气图，听预报员们分析天气。

　　也许是这场天气预报实在太关键了，中国的气象预报史上，还没有为一场天气会商投人过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会有这么高的关注度，千军万马都聚焦在一张小小的预报单上。

　　预报员们心里都明白，预报不准是要负大责任的，是要掉脑袋的。刘副司令员出发前就在船上宣布：执行战场纪律。这就是说，对执行任务中出现差错或事故的责任人，总指挥可以就地处置，该免的免，该毙的毙。谁都清楚：这是立大功的事，也是掉脑袋的事！

　　让我们把镜头聚焦在参与这场历史性预报的9个人身上。许经林，“向阳红五号”船第二任气象分队长，空军工程学院气象专业毕业后，在空军某场站当预报员。1970年到达“向阳红五号”船，初任预报组长，曾4次来太平洋调查。其他几位是：郭日新、黄栋材、于锦法、黄思福、杨汉阳、关芬呈、刘玉栋、胡兴斌。他们分别毕业于不同的气象院校，大部分都参加过两次以上的远洋调查，有专业知识也有实践经验。

　　气象分队的预报室处在“向阳红五号”船的第三舱主甲板面下的一侧，约0平方米。它不像探空室、卫星云图室、多路移频通信室那样有许多耀眼光鲜的现代化仪器设备，也不像填图室那样，有非常明亮的光线。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四方形房间，一个门进出，门对角一侧放着对碰的四张桌子，桌面是透明玻璃的，里装日光灯，桌上就能看天气图纸，墙壁是浅绿色的，一些当天填报的天气图挂在一侧的墙面上，预报人员往往是既借助桌面又依靠墙面的天气图来分析天气趋势，作出天气预报。

　　在自然界，几乎所有的有形物体在压力下都会改变形状，在爱因斯坦那里，空间也是可以弯曲的。这一天，在“向阳红五号”船的预报室里，空气被压缩了，空间也仿佛真的“弯曲”了，所有的人几乎都是小心翼翼地将空气吸进去，又慢慢地吐出来。预报员们按平常的既定规则一个一个地发言。这里没有新老之分，没有级别高低之分，也不看你来自哪所大学，以前做过什么。只是每一个预报员都必须发表意见，而且还有一条铁律：对18日当地时间14点（北京时间10点），这一48小时前由他们自己作出的发射前7小时预报，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就是说，凭借预报员科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一是“可以”发射，二是“不可以”发射。所有的知识经验构成的判断全部浓缩为简单的“可”和“不可”，不许雛两可，不许有“请上级研究决定”之类推卸责任的语句。

　　中国文化中，语言之复杂，内容之丰富，全世界独有。可是到了最复杂的时候，往往就是最简单的表述。

　　在座的预报员，不论是军人还是非军人，在那个年代上专业院校的时候，大多数都不是个人的选择，都是组织的需要，国家的安排，没有很多的个人意愿，也不提倡个人有什么意愿。有的到了学校后才知道自己学什么专业。学成以后呢，他们也无法选择自己去哪里，承担什么任务。可是，临到他们被委以重任上了“向阳红五号”船，国家把重大任务交给他们的时候，却要他们自己作出选择：是受过，还是立功？你自己去挑！

　　谁都会选择后者。可是要成为后者，必须有科学的头脑、冷静的思维、细致的观察和超人的胆量。有时候还不完全是专业水平的问题。

　　8个预报员发完言后，刘、杨二位副司令员掰着手指算了一下，正好是一半对一半，坚持18日“可以”的有4个预报员，坚持18日天气“不可以”的也有4个预报员。每一方都有理有据，都依据的是同样的分析材料。但他们对未来4小时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加强的速率和海区天气借助的外因条件各有分歧。预报室里因为出现对立分析后呈现的紧张气氛骤然凝固。刘、杨、张三位指挥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平时在工作上显得有几分性急的南海分局张瑞禧局长，一只手抓着人革沙发凳，一只手攥着拳头，十分控制地顶在腰部，大眼睛不由自主地盯上了气象分队长许经林。

　　这不是在硝烟迷漫的战场，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有时可以通过勇猛和抓住战机掌握到主动权。人和自然之间的“战争”只能靠科学的手段和科学的分析，强调的是人的作用的另一面。身居高职、从解放战争硝烟中走过来、又组织了和平年代高科技军事建设事业的刘、杨、张三位指挥员，清楚地知道，这时候，他们不能说一句话，也不能有一点急躁和不安，必须让客观事实从冷静的温和的空气里探出头来，让一些明智的敏锐的捕捉能手们把“它们”抓住，拎出来，成为决策依据。

　　短时间的静默之后，许经林站起来了。他是分队长，是审批预报单的一一，来。

　　他下意识地凝视了一下坐在预报室的刘、杨、张三位指挥员及深场的，了一身的员，在，我来做一下分析。”

　　这位预报员出身的分队长，在预报员们“两军”对垒的分歧中，对着天气图冷静地疏理着、分析着，额头上微微渗着汗珠。讲心里话，他是很不希望出现两种观点对垒局面的，这不是做游戏，不是作秀。可偏偏是分析结果出现了对垒的局面。毫无疑问，在这个“可”与“不可”的天平上，自己的这一个砝码将决定着整个试验任务的进程和效果，责任千钧啊！他也不希望刘、杨、张三位指挥员和记者们在这里旁听分析结果，虽然他们保证不会发表意见，但无形的压力会使预报员们更加谨慎，甚至胆小保守。但是，他也非常理解，哪一个指挥员会轻易放得下这份责任，若无其事地在房间里呆着等他的结果呢？

　　1980年月，在领受海上编队指挥任务前夕，在华国锋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会的会议上，华国锋凝重地看着刘道生副司令员，平和却有力地说：“一定要把数据舱打捞回来！”叶剑英同志担心海上情况复杂，拟任海上护航编队总指挥员的杨国宇副司令员身体还不大好，提议海军第一副司令刘道生同志一同志海。刘生自海，指挥大编队，在场的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很是高兴，马上说这样很好。刘道生是毛遂自荐临危受命把大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的啊！

　　杨国宇副司令员曾被提名担任“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海上护航编队总指挥员，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与过国防科研的领导工作，比较尊重专家的意见，按科学规律办事，同时又是久经考验的海军高级指挥员。杨国宇领导科研工作，尊重专家的意见是有故事的。1967年，第七机械工业部“派性”争斗厉害，在一次武斗中还乱棍打死了一位著名的火箭材料专家姚桐斌。姚桐斌是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从海外回国的，是共和国导弹研究真正的“宝贝”。姚桐斌死后惊动了周总理。周总理便决定对第七机械工业部实行军管，特派海军的杨国宇作为军管负责人去导弹五所平息“派性”之争、疏理行政关系。杨国宇大胆心细，做了大量的管理工作，从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武斗中保护了任新民等一批技术专家。导弹五所是钱学森一手创办起来主研运载火箭的，运载火箭的技术负责人当时是任新民，这位杰出的火箭专家后来成为了从“东风1号”到“东风5号”运载火箭唯一的全程设计者。但在技术问题上，杨国宇从不耍军人作风。有一次在“东风4号”运载火箭的箭体设计上，原来有一个类似翅膀的“装置”，俗称“大肩膀”。一些技术人员主张去掉“大肩膀”，一些人则不同意。两派之争伤筋动骨。杨国宇对这类技术问题从不压制，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就去找任新民。任新民说，“大肩膀”不要为好，要了“大肩膀”，导弹就少打出几百千米。杨国宇听后信服了，才代表军管会宣布不要争论，去掉“大肩膀”。现在运载火箭的箭体上就再也没有那个“大肩膀”了。

　　另一个令许经林不能犹豫的原因是火箭技术上的专业难题。我国所用的运载火箭的燃料是液态的，是硝酸和四氧化二氮。这种推进剂有毒性且有很大的腐蚀性。在发布48小时预报之前，首区就已加注燃料了，如果再要改变发射日期，时间过长的话，就得退下燃料。如果退下燃料，箭体是否正常，各种线路是否产生损坏，又得经过检测。这一退9一检，时间最少一周。一周以后仍然没有好天气，则整个海上编队和首区共一万多参试人员的支持能力和风险都难以想象。而且万一失去了发射时机呢？那他就是军队和人民的罪人了，罪至万死都不解全国人民的恨了。

　　午饭的铃声早响了，没有一个人走出预报室。

　　许经林表面上还算平静，这使刘、杨、张三位指挥员稍稍有点放心。他讲了几分钟大家共有的一些认识和信息。然后话锋一转，提到了正在上空运动的云团上。按照卫星云图分析，南太平洋的大云团之间有一条不太明显的切变线，主张18、19日为发射好天气的预报员们认为，当南太平洋的后，线，试海区的南方向移去。雷达回波中，也看到了本海区的积雨云也正以每小时5千米的速度移向西南。因此这个云团最迟在18日上午应全部或大部分移开试验区，整个天气是的“我主张原计划18日下午时〔北京时10时）发射的时间不变。可以发射”许经林比人们想象中早一些，端出了他的决定。话音一落，刘、杨、张三位指挥员立即站了起来。杨国宇副司令员紧跟了一句：“有把握吗？”“请首长放心，我有把握！”“那你签字吧！”他的顶头上司南海分局局长张瑞禧看着他说。许经林拿过预报员刘玉栋递过来的4小时预报单，填上了“可以发射”四个字，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善于观察细节的解放军报记者罗同松看到许经林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手微微有点抖动。大家都紧张地看着他一笔一画地把名字写完，交给机要参谋才陆续走出预报室。这时，甲板上正下着阵雨，风卷起雨雾不断地扫过甲板，洒人半开着门的三舱梯，冷冷地无情地向刚从预报室走出来登上甲板的预报员们扑来。浩渺的南太平洋，阴霾千里，朦胧一片……

　　18日仍为发射日的电报发出去了，全线进人了发射前的4小时准备。当比落区晚了4个小时时差的酒泉发射中开始清理发射现场时，太平洋里“远望1”号和“远望”号早在南大洋的赤道附近翘首以待了。只是他们感觉到天气怎么不对劲，只差0多个小时了，大云团仍然没有散去，是气象中心掌握了错误的气象资料吗？

　　李为华是当年气象分队的探空组组长，他的工作在船尾部。他到落区后按计划每天要施放两次探空气球，这是探测云层高度、判断天气变化最重要的实测手段。现在，还加放了一次气球，气球高度达到了9000多米。一般放球（国产气球）的高度超过0000米都难，他采取了一项技术革新，在气球上插上一根小铜管，当气球上到一定高度，因高空空气稀薄而使球内压力增大致使球面爆炸时，小铜管可以排掉一些气体，这样气球就可飞得更高，探到更高的高空了。这种方法最高可以放到5000米。如果当年也有放球的吉尼船己录，一定会是这位年轻的组长的。

　　侯金义是当年气象分队的副队长，他负责的通讯组有一台当年最为先进的多路移频接收机，主要功用就是接收太平洋地区各国气象台通过各种频率发布的天气预报。他也是预报会商的参加者，他唯一做得到的，就是收听所罗门群岛的美军基地、美属萨摩亚和英联邦的埃利斯群岛气象台发布的气象报告和大气要素，还有日本东京、美国关岛、澳大利亚悉尼等地区的气象预报和天气要素播报。这是“向阳红五号”船的雷达和探空气球不能够测得到的海区外围变化，是判断当时的南副热带高压是否确实在加强的大尺度参考资料。如果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判定南副热带高压正在加强，那他就可以跟许经林队长说一声：好好安心睡一觉，明天肯定转晴。

　　到傍晚时分，甲板上仍然是大雨滂沱，乌云低盖，海面混沌一片。距“向阳红五号”只有5海里的驱逐舰，只能看到细细的一道黑边。

　　整个布阵状态的海上编队，在雷达的反射波中，也是杂而模糊。

　　大编队18艘舰船，每艘舰船都担负着一个或两个具体的任务，这个任务既是一份历史的责任，也是一份巨大的荣誉。这一时刻，“向阳红五号”船作为一个整体处在一种上下高度关注的状态中，大自然以古老的雨打风吹的方式锤炼着“向阳红五号”船5名参试者，从指挥员到战士无一不在聊着这个中国人打招呼时最平常的寒暄话题，只是这一次，不是在寒暄，是实实在在地祈祷着上天，担心着这个攸关“718工程”命运的大事。太平洋也早已忘记了当年麦哲伦对它的赞美，面对着中国数千年以来唯一一支海军远征特混编队耍着脾气、使着性子。随着暮色的降临，整个“向阳红五号”船都迷漫在凝重的粘湿的气氛里。

　　新华社记者陆其明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好天气的预报又发出去了，但是天仍不见转晴。雨水也不见少，有人提出：许队长，要不要改报坏天气？许经林摇摇头。原还决定报好天气的预报员，虽然和他们的队长一道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看着滚滚的乌云，哗哗的大雨，心情也越来越沉重。过去倾向于报坏天气的预报员，也抛弃了个人争什么的念头，盼望雨过天晴。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国第一次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能否成功的大事啊”

　　然而，非常幸运的是，到凌晨一点的时候，天空开始裂出一条云隙，露出一两颗星星。整夜守在甲板上的预报员刘玉栋首先发现这个迹象，他飞奔着去告诉许经林。全船都惊动了，奔向各个甲板层，翘首苍天。这时，天，终于开了一条大缝，一颗颗星露出来，调皮地闪烁着。航海干部们认得出那是“心宿二”、那是“大角”，那是巨蟹座，那是仙女座……凌晨三点钟，天，完全开了，深黑色的天空，繁星闪烁，微明的洋面上，轻涌漾动，“向阳红五号”船的甲板上，首先爆出了胜利的欢呼声。

　　四、大洋“惊涛”

　　18日，“向阳红五号”船的黎明是伴随着快乐一起到来的。蔚蓝色的天空上只剩下相互孤立的一些轻云在飘动着。太阳升起的时候，万丈霞光从海平线上飞起，染红了大半个天空。顷刻，太阳跳出灰色的海平线，霞光被集聚成一道金色的光柱，从天边一直拉到眼前，粼粼地荡漾着。“向阳红五号”船身边的护航军舰“107”号舰、“108”号舰近在咫尺。舰上的信号兵用灯光信号给编队总指挥员和“向阳红五号”船送来了清晨的问候，在晨光中有节奏地闪烁的信号灯，像是拨动的琴弦，让每个人心头的畅快和紧张有节奏地跳动起来。

　　政委侯华清组织后勤服务组从凌晨点钟起来做葱肉花卷。这是一种对炊事员来说很费力的食物。首先在前一天就得发好面，剁好肉馅。其次，炊事员要起个大早，把一团面一团面地揉好，揉好了待面松完劲后放半小时再擀开刮馅。将一团面擀开成碗边那样厚的面皮，是一项力气活也是技术活，所以全船00多人能吃到肉花卷是不大容易的事。但是对于远航在太平洋的船员来说，包子、花卷是船上最好的食物。尤其是香葱肉馅花卷，更是公认的“上品”。炊事员宁愿自己辛苦，起个大早，也要让大家吃好，因为他们知道今天大家要干大事，要干让全世界都注目的大事，要干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大事，不能因为肚子问题而干不好啊！

　　花卷做好了，早餐因为考虑到值夜班人员的休息，一般不拉铃通知吃饭。可是这一天不一样，这天早晨几乎没有睡觉的，连凌晨下班的人员都起来了。大家都十分兴奋和紧张，又都不说出来。许多人的感觉是：朦昽中一醒来，潜意识中就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便反复地问自己，今天是什么日子？这是在什么地方？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意识到是什么，在哪里，为了什么这些问题的时候，就睡不着了。幸运、幸福、兴奋、希冀，痒痒的，就像经常饿肚子的童年，挨到大年三十要吃团年饭的那种感觉。

　　编队总指挥刘道生起来时还不到6点。他是凌晨时得到气象有好转的消息后才睡下。早晨一起来，隔着舷窗看了看天，晴了，他披起单衣就往驾驶台走。海军政治部副主任杨宝镶跟在刘副司令员身后，也上到了驾驶台。刘道生一眼见到政治部主任，就说：“要给他们记功，记大功！”“是，首长！”杨宝镶当然知道，这一整天，“向阳红五号”船是怎样过来的。他们的认真工作，有力的资料保障和正确的预报，将为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的发射赢得什么，天气是一切保障的根本条件，是头功啊！

　　“按计划进人阵位，检查各战位的准备情况。”刘副司令命令参谋长张序三向各护航警戒舰船下达进人阵位的命令。

　　当地时间上午10点钟，离发射还有4小时，“远望1”号、“远望”号报告已进人预备阵位，在火箭弹道人处的南面漂航，等待发射。“打捞1”号、“打捞”号报告，已进人预备阵位，在火箭瞄准点北部和南部18千米处对应漂航，等待发射。“向阳红五号”船驾驶台上的保密机也传来了从首区到末区的通�

　　��信息：“进人4小时准备”

　　“向阳红五号”船为完成“580”任务而配备的“保密机”就安装在驾驶台上。保密机里不时传来首区现场指挥人员的声音，而且是全普通话的男中音通播。这种仪器是当时国防通讯技术的尖端科技，经过“向阳红五号”船几次太平洋远洋通信考验和改进后，质量已相当稳定，尽管隔着一万千米，声音还清晰可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保密的，别的国是，也是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进，各舰船进人正式阵位。周围的多国舰船也仿佛闻出点儿味来了，纷纷向试验区靠近。海上指挥部参谋统计，仅17日这一次，试验海区就发现美国和英联邦的侦察飞机17架次，还发现了澳大利亚海军训练舰“00”号，新西兰调查船“莫诺韦”号。18日当地时1时0分，澳大利亚的训练舰突然进人我禁戒区。我警戒军舰“107”号立即起航拦截，并发出信号：“你好！你已进人我试验海域，有危险，请你立即离开！”

　　澳舰并不离开，还发来信号：“我不会影响你们的作业。”

　　我舰又发出信号：“你已进人到我试验海域，十分危险”

　　澳舰又回答：“我们知道有危险，一旦发生不幸，我们自己负责。”刘副司令员判断：船只和飞机不同，一旦数据舱落在外国船只的附近，它是有能力打捞的，到时候要是中国军舰不能及时赶到就不好处理了。要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必须让外国船离开。但这是在国际水域，是公海，不能强行驱逐。他向护航编队指挥部下达命令：“前去继续劝告，拦截！”

　　新西兰调查船“莫诺韦”号正在驶近旗舰“向阳红五号”船，只有不到5海里了，“快！108舰上前拦截”！阻止它继续接近。

　　“108”舰指挥员告诉“莫诺韦”号：“中新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为了你们的安全，请不要进人我作业区。”“莫诺韦”号回答表示感谢，并邀请我海军“108”舰舰长到该船做客。这时距火箭溉落时间已不到1小时。我“108”舰指挥员灵机一动，决定采取邀请“莫诺韦”号船长来舰上做客的方式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果然“莫诺韦”号船二副代表船长乘橡皮舟，接受邀请登上了“08”舰。“08”舰将啤酒搬出来，招待对方，新西兰船的代表也很高兴，说青岛啤酒非常好，“08”舰就顺势送些啤酒。这艘侦查船有一架直升机，“莫诺韦”号见中国军人很友好，也礼尚往来，启动直升机吊装新西兰啤酒、海军礼品。这样一来二去，“莫诺韦”号就没有能进人我们所控制的靶场区了。

　　中午饭过后，天空又突然出现了阴云，遮住了阳光。全船又紧张起来。这时候已快进人一小时准备了，首区发射架上的导弹最后一次检测已经完成，发射架已经脱开，“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员到，快到指挥台。“报告，这只是局部的天气现象，请首长放心，不会影响发射。”

　　刘副司令员放下望远镜，“哦，好的！”他不由得再一次看了一下这位气象工作者，说：“你们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感谢你们！”

　　这时，保密机里传来酒泉发射基地“1小时准备！”的声音，海上各舰船的测量雷达、经纬仪、定位仪立即开启，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在恒温的舱室里频繁闪烁。“打捞1”号、“打捞”号、“向阳红10号”船上的遥测、航测直升机进人起飞平台，启动机械、测试仪表，等待起飞的命令。“0分钟准备！”保密机里清澈的男中音响彻海空，叩击着每个人的“10分钟准备！”

　　“1分钟准备！”茫茫大洋上仿佛只有保密机的声音，连船机的轰鸣声和海浪拍击船舷的声音都听不到了。

　　越来越接近发射了，“向阳红五号”船指挥台的空气几乎凝固，全部指战员都屏住呼吸等着。保密机继续播报酒泉发射基地的男中音：“10、9、8、7、6、5、4、、、1、牵动……点火……起飞……”

　　“飞行正常……一级火箭脱落，二级火箭脱落……已进人轨道……发射成功啦！”保密机里传来发射基地激动的欢呼声。

　　保密发射功这时，“向阳红五号”船指挥台和后甲板上也一片欢腾。远在落点南面的测量船“远望1”号、“远望”号现在正进人了最紧张的阶段。它们要比任何船更早地捕捉到火箭人轨道的信息，以便实时测量到火箭进人落点之前10千米至千米的轨道参数。

　　主管轨道参数测量的海上编队副指挥员、测量编队总指挥员田震环站在“远望1”号的中心指挥所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荧光屏。在这里，他可观察到火箭进人落区的运行情况。运载火箭按照预定的程序，将在高空中完成火箭级间的分离、发动机关机和火箭头体分离等一系列程序，最后这个弹头将在大气层外依靠惯性向东南飞来，并找到进人落区的人轨点，精确地沿着预定轨道飞完全程，最后在预定区域准确人海。

　　但是，对海上测量的艰巨性十分了解的田震环深知，地球在转动、火箭在运行、测量船在晃动、天线在摇动，一切都在高速地互动着。须臾之间，测量人员如抓不到进人落区的目标，就错过了，就失误了，就失败了。这真比大海捞针还要难啊！正因为这样，他主持进行了无数次训练，把所有的人和仪器都准备成双保险状态。

　　终于，他听到了基层指挥员惊喜的报告：“遥测收到信号！”“雷达发标“一切正常！”田震环几乎惊叫起来。

　　这时，装载在“向阳红10”号船和“打捞1”号、“打搜”号船上的4架直升机起飞了，打捞快艇、船载救生艇、橡皮艇也启动了！他们全幅武装，并带着良好的救生设备分别向一个指定的目标海域驶去。

　　从点火起飞到火箭进人太平洋上空约9分钟左右。当地时14点9分，从“向阳红五号”船后甲板西北方向的上空望去，一个流星般的火球出现：“看到了！看到啦！”分不清是谁在叫，接着大家一齐叫着“看到啦！看到啦！……”眨眼间，火球变成了一个亮点，后面还拖着一道白烟，迅速地从西北到东南划过有几块白云的蓝色天空，紧接着就听到沉重的“咣一”的一声，溉落在离“向阳红五号”船约0千米的海域，溉起了现在，人们可以静下心来思量一下，刚对1贱人大洋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制定了“8年4弹”规划，其中将计划研制的洲际导弹命名为“东风5号”。

　　1966年5月，开始洲际导弹总体方案的设计。1970年春，在北京市11个工业局、5个区、6个大专院校以及中央1个部和民航在京的所属工厂共116个单位的支持下，开始科研生产大协作。1970年6月，完成洲际导弹技术设计。1971年月，完成第一枚洲际导弹遥测弹各种试验和总装。“东风5号”导弹为二级液体洲际导弹，全长5米，最大直径5米，总重190吨，一级起飞推力8吨，二级发动机真空推力7吨，二级游动发动机推力48吨。火箭可携带一枚000千克、威力为00400万吨当量核弹头，但这次试验用的火箭弹头是按核填料的比重装人的填料。这个庞然大物每分钟平均以00多千米的速度飞行进人大气层后以重力加速度溉人大洋，“向阳红五号”船的“5甲”雷达测到，弹头人水时溉起了80多米高的水柱。各测量点测到的位置，通过卫星定位换算得知，我国的第一枚运载火箭命中预定弹着点，误差未超过500米。这就好比一支步枪，在100米之内，一发击中了靶心上的一根针一样准确。

　　“发射成功！准确命中！”甲板上、舱室里雷鸣般地欢叫起来。

　　五、“抢”回数据舱

　　我国第一枚向太平洋发射的“东风5号”运载火箭进人地球轨道重返大气层后，约在距离海面三四千米的高度时，装有火箭飞行重要参数的数据舱，自动从弹体弹射出来，接着这个数据舱打开了橙色的降落伞，连续发出了无线电定位识别信号，穿过云层，慢慢地向蔚蓝色的洋面飘落。收回这个数据舱，这是出航前刘副司令员从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那里拍着胸膛领下来的任务，也是全海上特混编队最重要的、最不能失误的任务。“向阳红五号”船四次赴太平洋，掌握特定靶场的水文要素、地质要素、深度要素，目的也是为这个数据舱的打捞提供条件。在回收、打捞力量建设上，“718工程”为海军建造了“0”号、“506”号打捞船，装备了“超黄蜂”航测直升机、打捞直升机，还准备了“644”工作快艇、船载救生舢板，专门培训了潜水员和打捞人员。海上打捞指挥部设在“0”号上，指挥现场打捞。刘副司令员、杨副司员令坐镇“向阳红五号”船，指挥驱逐舰群严密警戒，一旦发现数据舱，各舰船就必须不顾一切地赶过去控制住，不许任何一个国家的船只和航空器取走数据舱。按刘副司令员的话说：这是中国人的秘密，是中国人的宝贝，是多少人隐姓埋名，艰苦奋斗，甚至流血牺牲的成果，必须万无一失！

　　外国船和飞机进人作业海区是有着特殊用意的。外交部已收到一个国家的特别安排，一支由0多人组成的专家队伍已进人海区。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收集中国运载火箭全程飞行的资料和信息，为了保住运载火箭试验数据不让外国人拿走，海军出动了6艘驱逐舰，艘打捞船和4架“超黄蜂”舰载直升机和一批特殊训练过的潜水员、工程技术人员，这已几乎是海军拿得出的全部远洋战斗力量了。除此以外，运载火箭的设计制造专家们还采取了一个“宁可玉碎，不为瓦全”的保险措施。即，所有的条件都不能保证能够打捞回的时候，这个数据舱在4小时之内，可以启动自毁系统引爆，永远地沉于海底。

　　尽管如此，许多国家的专家们还是能够想像出他们可能有的运气，万一数据舱落在他们的眼前，抢先一步打捞拿到数据舱并解开了自毁系统呢？海上回收数据舱要比在陆地的可变因多。

　　“向阳红五号”船的驾驶台就是海上指挥部的指挥中心，刘副司令员在对讲机旁，直接听取护航警戒编队和测量、打捞编队的现场执行报告。这时，刘副司令员还不时拿起望远镜向预定目标出现的方向遥望，空气依然凝重，指挥中心操作人员各就各位，一片肃静。

　　4架直升机已经升空飞抵火箭溉落的方向。“174”号和“176”号两架遥测飞机升空迅速测到火箭溉落时的数据后，已经返航。测量指挥中心现场指挥员向海上编队指挥员报告：“遥测数据已测量完毕！“

　　从“向阳红十号”船上起飞的“179”航测飞机，由王恽驾驶着，准确地用电影经纬仪拍摄下了火箭落点的位置，又拍下了数据舱降落的位置，他立即向“17”号打捞直升机机长郭文才报告了数据舱飘落的经纬度和方向。“7”号郭文才机长升空寻找数据舱时，海面波光粼粼，还有太阳的反光，方向也没有搞对，一直没有发现，正着急呢。听到“79”的呼叫，郭文才立即调转机头，向“79”指引的数据舱方向飞去。可是很糟糕，前面出现了一片黑糊糊的雨云。太平洋的天气不是孩子的脸就是给美国人的自由主义同化了，经常是一朵云也能稀里哗啦下起雨来，极没有“规矩”！郭文才想，是绕过去？还是穿过去？他觉得此刻任何东西都没时间宝贵了，从中央领导到太平洋各参试舰船，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呀。

　　他一摇手柄，压低机头，朝雨云冲了过去。当他冲出雨云的时候，发现了数据舱就在距离他约7千米的海上漂着，他兴奋得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看到了”。这时，担任警戒任务的驱逐舰“1”号、“16”号得知数据舱的飘落地点后，全速向数据舱急驰。作为第二梯队的打搜工作快艇和打搜舢板也一齐向漂落点冲了过去，一幅十分壮美的画卷在太平洋展开。

　　在“7”机舱待命的海军某部潜水员刘志友，一身潜水衣把他裹得严严实实，背上还挂着氧气瓶，只有面罩上还能看得出他目光坰坰的眼睛。他目不转睛地扫视着海面。突然他看到了一幅令人心醉的灿烂的画面：橘红色的圆形气囊，带着穿越万里太空的闪亮的数据舱，漂浮在碧波荡漾的太平洋海面上，指示目标的橙色染色剂进人深蓝色的洋面后显得有点绿，染色剂在气囊周围迅速地扩散，好像一个巨大的草绿色句号在海面上漂浮。

　　啊，真美！刘志友叫了一声。郭文才迅速把直升机悬停在这个“句号”上，舱门打开了，刘志友只隔它不到0米的空间距离了。他顺着直升机落下的绳子，往下落，落到海面，然后向它游去。这种游泳尽管已训练多次，但直升机旋翼产生的气流可使海上产生78级海况，海上浪涛从直升机悬停的中心位置一直呈圆周形向外涌去。他挂着气瓶的身体好像被海水粘住了似的，前进非常艰难。

　　这时打捞船上有人发现，有两架不明国籍的飞机朝数据舱打捞点飞来，已经听得到引擎声了。这是两架美式巡航侦察机，他们不顾中国海上编队的警告超低空进人海区，顷刻间已到达“17”打捞飞机一侧盘旋了。那贪婪的样子就像一只盘旋已久的老鹰终于发现了一只肥硕的兔子一样。

　　“快！刘志友，快呀！”似乎全编队的人都在喊。驱逐舰“1”号、“16”号已按预定的部署作好了战斗准备。

　　刘道生、杨国宇、张序三等海上编队指挥部首长目不转睛地盯着数据舱降落的方向，他们用望远镜只能看得到“超黄峰”直升机旋停的海域，看得到美国飞机的盘旋，看不清海面上的刘志友。但是他从话筒里听得到前线指挥员紧促的呼吸声。

　　“镇静同志们！”刘副司令员及时缓解着一线指挥员的紧张心理，他的想法是，既不要失去战机，又避免擦枪走火，惹出复杂的夕卜事纠纷。

　　刘志友紧盯着数据舱，一米一米地向它接近。这时的他还不知道有别国的飞机飞来跟他“抢”呢！但他意念中知道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他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历史。他几乎把所有的爆发力都用上了，划呀划呀，终于抱住了数据舱，挂上了直升机上的吊钩。挂好后他如释重负看了看潜水表，共用了5分0秒的时间。1980年5月18日北京时间上午10点45分，当地时间下午14点45分，海军潜水员刘志友和他的战友们，在“718工程”最令人担心的环节上，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10分钟后，刘志友和数据舱回到“0”打捞船甲板。

　　刘志友带着数据舱飞回打捞船后，美国的两架飞机超低空50米）绕落点盘旋两圈后扔下一个声呐浮标，悻悻地离开了。站在“向阳红五号”船指挥台上的两位司令员和全体指挥人员都捏了一把汗。南海分局跟的划在中北的时知道国上飞机的性能优越：“幸亏准备严密，否则真给美国人抢了去。”这时，接“数据舱完成任务收回”的报告后，刘道生副司令员这时才长长地舒了一气。他下令各分编队各舰船鸣汽笛一长声，以示庆祝。一时间，整个南太平洋落区18艘船舰，汽笛长鸣，欢声雷动！

　　苏联的侦察船、澳大利亚的“；了0”训练舰和有关国家的专家们却没有美国人那样灵敏和走运。他们没看到中国的洲际导弹的数据舱是什么样子，也没有来得及哪怕是取走一桶数据舱落点的带染色剂的海水。这些“老外”只当是赶场看了一场唱词、套路都非常娴熟，角色十分道的京戏，虽然没有看懂其所以然，却也是捧了场。的确，他们客观上为中国人进国际舞台的演出捧了场，提供了证明。

　　中国的“东风5号”洲际导弹试验成功的消息播发后，美联社发表评论说“它将是中国第一次进行洲际弹道式导弹的正式试验，它可以发射到苏联各地，并达到美国西部……这是朝制造同美、苏相同的洲际核武器迈出的重要一步。”联邦德国《总汇手於评论指出：“由于中国有了洲际导弹，中国就在大国的力量游戏中打出了新牌……北京实际上对两个超级大国有了免疫力，无论谁进攻中国，就必须估计到中国核导弹打击给自己力量造成的削弱法国总敎某长甚至感叹说：“这是维护国家独立自由的无价之宝。”198年10月，我国首次进行了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并获得圆满成功。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建国5周年的大型阅兵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当由拖车载运的硕大的中国第一代洲际导弹一“东风5号”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中国的洲际导弹已经定型生产，进国防部署。中国人的腰杆更加硬起来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