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4章 大华夏初具雏形
【254】大华夏初具雏形
随着西贡被拿下,安南战役在1878年的初夏落下帷幕,姚梵取消了武汉军区的编制,原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黄慧生和政委章从吾,被调任为西贡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姚梵在给西贡军区全体领导层的电文中指出:
“军事上的胜利是一个好的开始,安南现阶段的工作,主要就是民族工作。
民族问题很难解决,也很好解决。你们看兰州军区,杨平和冯仁厚他们就做得很好,在彻底荡平铲绝了回族里面的贵族老爷统治阶级之后,各乡村回族百姓捧着大饼和盐巴,带着羊羔和奶#子,敲锣打鼓的去军区报喜,感谢军区为他们消灭了压在头上的大山。
所以我一再强调,民族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民族#矛盾与冲突,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
只有让广大少数民族无产者明白领悟,造成他们饥寒困苦的元凶是本民族的贵族压迫者,才能让少数民族同胞与汉族同胞真正的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本民族的统治阶级。
非阶级观的所谓民族团结,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民族问题所谓特殊属性,归根结底还是阶级矛盾。
还是拿兰州军区来说,他们现在在新疆建立了农垦建设兵团,受到了新疆各民族同胞的欢迎,他们公平买卖,无私的向各民族同胞传授科学知识,低价的向百姓销#售农具和其它工业品,真正得了民心。
现在维族百姓带着军区的指战员,在新疆一个村一个村的闹革命,抓出了那些地主巴依老爷,当天抓当天判当天枪毙,消灭了旧有的封建贵族阶级,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无产阶级村政权。
这就是我们受人民拥戴的原因,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村政权是一体的,水乳#交融的。我们和那些地区旧有的地主老爷统治阶级永远不可能尿到一个壶里,不管他们是不是反对我们,我们都要把他们消灭,否则少数民族工作就开展不起来。
就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才能真正解决。
寄希望于片面的民族团结与民族友好,最终只能造成民族聚合的假象。这种假象,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只有依靠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共同反对各民族内部的统治阶级,才能真正实现基于无产阶级共同体利益的民族大团结。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
西贡军区是由武汉军区、广州军区、昆明军区的各部队抽调精锐组成的,我期待你们继续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军事政治一手抓,以土地改革为突破口,在土改中把安南的封建旧势力彻底摧毁,把社会各个角落的反动派彻底消灭。
姚早帆”
随着姚梵的电文到达的,还有中央拨付给安南省的大批收音机与宣传材料。
于是随着土改在安南的深入开展,汉语教学也开始随之进行,消灭各民族内部统治阶级的批斗会也在蓬勃开展,各乡镇政府都配备了收音机和电池,每天定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波电台的广播。
西贡军区司令员黄慧生站在西贡的千人干部大会的主席台上,对着话筒不断地强调着:“姚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
我说干就干他个彻底,不要拖泥带水!
目前广州到西贡的铁路公路都急需人手,这对于犯人的劳动改造和教育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可是目前部分地区还没有完成抓反动分子和犯罪分子的指标,和那些超额完成任务的地区比起来,这些干部应该感到羞愧!
我最后再强调一遍,到月底,不管哪个县乡再完不成指标,当地领导干部自己到我这里来辞职!”
……………………
眼看安南尘埃落定,姚梵又对沈阳军区司令员萧初开、政委邓远翎发出密电,要求他们立刻发动准备已久的朝#鲜战役。
萧初开邓远翎在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立刻出兵,如汤泼雪般的趁着夏季,仅用一周时间便一路进攻到了汉城。
顺利攻下汉城后,仅用了一个月,朝#鲜就完成了统一。
此时,西藏地方代表团在进京参观了工厂,与姚梵见面详谈之后,也同意了革命军进藏,同意全面撤除西藏地方庄园主的私人武装。
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雏形终于出现在了东方。
北至蒙古,东至朝#鲜,西至新疆,南至老挝、柬埔寨、安南。
携华夏人民共和国建国的雄风,至此,人民革命军圆满完成了中央驻藩归中的命令。
整个太平洋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被中国表现出的这种气吞山河的胃口惊呆了。
美国突然之间表示,愿意与华夏人民共和国建交,发展友好的商贸往来,随后是日本、瑞典、丹麦等西方列强,纷纷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姚梵硬生生的的用枪杆子、大炮和军舰,迫使西方承认了华夏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自从朝#鲜完成了废藩归宗(在完成了诸藩归中之后,宣传口的统一用词),日本国内乱成一团。
中国在朝#鲜和安南战场上的狂飙突进,显示了中国陆军无可匹敌的勇气和战斗力,海上歼灭英法联合舰队,展示了中国海军的勇猛无敌。
面对崛起的近邻,日本终于孱头,森有礼作为日本天皇明治的全权代表,终于同意了李鸿章之前代表姚梵提出的三点意见,既对华赔款、归还琉球、废除江华条约,承认朝#鲜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于是中日正式建交。
中国驻日大使何如璋在东京建立大使馆后,迅速按照中央指示,扶植起了日本**。
日本**在东京设立全国总部之后,立刻开始向全日本各地派出青年干部建立和发展地方支部。
由于中国的施压,明治政府只能命令各地加强了秘密警察对于蓬勃发展的日共的监视,而暂时不敢采取行动。
为了促进日共的发展,姚梵给日共披上了商业化的外衣,以外贸进出口为日共提供经费和活动的依据。
东京、大阪、仙台、名古屋,日共不断地建立由内部党员经营的商店,来自中国的独有商品在日本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