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中，只要你娃子愿干。"

　　第二天早上，三叔去叫国，国突然说："我不去了。"三叔慌了，问："昨啦？又咋啦？！"国不说，再问也不说，又是闷闷的。三叔忙让四婶去问，四婶好说歹说才问出缘由。国吞吞吐吐地说："……连一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出门净丢人！"三叔在门口站着，一听这话就说："鳖儿，现置也来不及呀！你说穿啥，我给你借。"国自然不说，也没脸说，三叔急躁躁的，一蹦子窜出去，挨家挨户去借，进门就说："国去公社了，出门是咱村的脸面，这会儿连件出门衣裳都没有，现置来不及，有啥好农裳借国一件穿穿。"三叔一连跑了六家，借了几件，不是长了，就是短了，国相不中。最后，还是把复员兵二贵的军上衣借来了，国总算出了门。

　　那时绿军衣是最时髦也最不惹眼的衣裳。国穿着二贵的绿军衣跟三叔到公社去了。公社离大李庄九里地，一路上三叔再没嘱咐什么，也没讲给大老王送礼的事儿，只颠颠地头前走。到了公社，大老王看小伙个头高高的，一脸的精明，穿得也干干净净的，很满意地点点头说："留下吧。"国就这样留下了。

　　三叔走时，国喉咙一热，好久才叫了一声："三叔——"他似乎想说一点什么，三叔没容他说，就弓着腰去了。

　　国在公社，名义上是公社通讯员，实际上是大老王的跟班儿。除了骑车到各村通知开会以外，他几乎整天跟着大老王。国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先是扫过公社大院，然后把水烧开，茶瓶灌满，接着给大老王打上洗脸水，包括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待书记起床后，去倒夜壶。倒夜壶时国隐隐地感到屈辱，夜壶的尿臊味伴着国的屈辱走那么一小段路就淡散了。一个月三十块钱，那时，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国忍了。白天里，国常跟大老王到各村去检查工作，自然是走哪儿吃哪儿，有酒有肉。

　　有时大老王去县里开会也带上他，到了县委逢人就说："这是我的通讯员，小伙很能干。"大老王工作很有魄力，为人也极为豪爽，走到哪里都是中心，国跟着他尝到了许多甜头。渐渐，国的天地大了，认识人越来越多，视野也跟着开阔了。他很快地了解了许多他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他日后都是有用的。国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把公社书记的生活习惯摸透了。大老王有三大：个子大，嗓门大，烟瘾大。所以茸兜里常常揣两包香烟，一包好的，一包孬的。那好烟是给大老王预备的，一旦大老王没烟吸了，国就把那包好烟拿出来，书记"×！"一声，揭开就吸。此后大老王喝酒也带上他，有了什么好处也总有国一份。书记是外乡人，光身一人住在公社大院里。他老婆每年只来两次，春上一次，秋后一次。那个拖着孩子的乡下女人每次来总是只住三天，给书记拆洗拆洗被褥，而后又挎着小包袱默默地去了。书记常年不回去，吃住都在公社大院里，工作起来也是个不要命的主儿。常年不回去的书记还有个晚睡早起的习惯，国感觉到这习惯是有缘由的，国自然不问，只每晚早早地打两瓶开水放到书记屋里，而后就不再去了。第二天早上，国听大老王那一声响亮的咳嗽。没有咳嗽声他就不动，直到听见大老王的咳嗽声，他才把洗脸水端过去。日后，大老王曾十分感慨地对人说："知我者，国也！"

　　严格地说，国的政治生涯是从公社大院开始的。公社院里人不多，人事关系却错综复杂。表面上风平浪静，可内里却像沸水一样翻腾不息。

　　从公社直接与县上有联系的有六条线，而且起码挂到副县长这一级。公社大院本身却又较为明朗地存在着三股势力。公社副书记老胡和武装部长老张是一股势力；社主任老苗与党委委员老黄是一股势力；以大老王为首的又是一股势力。三股势力虽各有所长，却存在着明显的优劣。老胡和老张是军队转业干部，为人严谨却不善言词，在关键时候说不出道理来；老苗和老黄是本地干部，土生土长惨淡经营，却又缺乏领导魄力，因此很难统揽全局；大老王为人粗率，不拘小节，却粗中有细，能说能讲，人往台上一站声若洪钟，发怒时，那目光从脸上扫过去，是很有威严的。大老王有时甚至很霸道，骂起人来狗血淋头！第二天见了却又笑眯眯地喊住人家："过来，过来。我这人屌脾气，你别计较……"说了就了，该骂还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