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在一段时间内，他的讲话成了对吴乡长的一种无形的压迫。当乡长总要讲话的，吴乡长的讲话机会更多。但一次一次的，在众人面前，吴乡长总没他讲得好，吴乡长心里就很憋气。过去没有这种比较也就罢了，现在人家一讲话就有掌声，吴乡长怎能不生气昵？吴乡长心里生气却又没法说，你总不能因为人家比你讲得好你就批评人家吧？于是，作为坟台乡第一行政长官的吴乡长总是感到很压抑。很压抑呀！本来吴乡长的文化水平就不高，他也想讲得好一点，可他已经吼惯了，改不过来了，有时想说得生动些，可他又常常记不清要说的那个词儿，就时常挠着头说："那个、那个、啊？那个什么呀？啊、这个、这个啊……"这么"啊"来"啊"去的，就越发显得没有水平了。在一些会议上，一般都是由乡长最后做总结的，可吴乡长听李金魁讲得那么好，就气得什么也不想说了，剩下的只有两个气嘟嘟的字：散会！

　　就这样，渐渐地，吴乡长不大爱讲话了。他几乎把公开讲话的空间让了出来，有时候他常常是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喝闷酒，心情很坏。

　　至于人缘，那就更不用说了。在坟台乡三年不到的时间里，乡政府的干部们都已多多少少地欠了李金魁的人情。那些事说起来似乎很小，可搁在个人身上就是大事了。他们一个个都是想回报他的，可他从不给他们回报的机会。于是，总有干部找到李金魁说，李乡长，有事没有？李金魁就说，没事。尔后是那些村长支书们，坟台乡一共有三十五个行政村，每个村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求人事，只要是找到李金魁，他都是满口承当，从不搪塞推诿。这样，时间一长，那些村长们也都先后一个个地欠了他的情分。这些事情都是在心里记着的，各人心里都有一本账。他们再见李金魁的时候，就不由得更热情一些，说：李乡长缺啥不缺？你要缺啥就言一声。李金魁就说：不缺，啥都不缺。

　　久了，李金魁说话就越来越"占地方"了。

　　吴乡长感到事情严重了。有一天，他把李金魁叫过去，乜着眼看了他一会儿，说："李乡长，我小看你了。"李金魁马上说；"吴乡长，我……我……我是你带出来的。有啥不对的地方，你多批评。"吴乡长背过身去，挠着头默默地说："我真是轻看你了。"李金魁说："我可是你培养的……"

　　吴乡长叹口气说："看来我是该走了。"李金魁说："吴乡长，你千万可不敢这么说。这话言重了，我怎么能跟吴乡长比呢？"吴乡长说："咱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一山不存二虎啊！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李金魁沉默了一会儿，说："吴乡长，你这是让我走呢，要走也是我走。"吴乡长很久不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他挠了挠头说："你走什么，还是我走。"

　　话虽这样说了，可两人都没有动。夏天的时候，坟台乡出了一件事。

　　有八个村的村民把乡政府围了！那是因为乡里弄来的玉米种子不出苗。

　　这件事是吴乡长的一个亲戚承办的，亲戚跑了，于是，事就落到了吴乡长头上。那时候，八个村的村民乱哄哄地围在乡政府的门前，一个个骂声不绝，要求赔偿损失。吴乡长没有办法了，只好躲在屋里不出来。就在这时，李金魁出面了。他把八个村的支书叫到一起，说；"吴乡长在咱乡干了十八年，给咱乡办过不少好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他现在遇到难事了，咱咋也得帮他一把。听我一句话，你们做做工作，把人撤回去，余下的事我来办。"支书们都是欠过情的，碍于脸面，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有一个支书问："这萝卜不小啊！秋苗不等人。李乡长，你咋办呢？"李金魁说：

　　"还有七八天的时间，现在补苗还来得及。种子由我亲自解决，我去省农科所找人弄最好的种子！钱由你们村里凑……"说完这话，李金魁的脸就黑下来了，他再也不说一个字，就那么绷紧脸望着那些支书们，支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于，有人说："李乡长从来没让我们办过事，这事哪，难是难，我们认了！"李金魁说："好。你们算给我个脸面，我记下了。办去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