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之枝_年轻男子
01
大石加津子在一家报社当了十七年的接线员。自从十八岁戴上耳机以来,她就一直坐在电话机前,现在已是十名接线员中的老面孔了。
加津子长得并不算难看,一定要说缺点的话,她也就是头发和眉毛有点稀落,个子有点矮。总之,她是个很普通的女性。曾有两三次爆出她要结婚的传闻,但自从她拒绝了那几个对象后,就再也没有人给她介绍了。她至今独身的原因,可以说是她自作自受,也可以说是她缺乏吸引男人的魅力。如果她闭月羞花,那愿意与她谈婚论嫁的人自然会络绎不绝。眉毛淡的话可以描画,但问题是她长着一副老成模样,才过二十五岁,皮肤上就早早出现了许多细微的皱纹。
快到三十岁时,加津子对婚姻彻底绝望了,转而把心思都用在存钱上。她每天坐在电话机前,没有地方需要乱花钱。她不会和朋友在外边吃饭,除了白天出去喝杯茶。而且,她平时在衣着上也花不了多少钱。
接线员有夜班补助。夜班从傍晚五点半开始到早上九点半,夜班之后是次日十点开始的早班,晚上六点结束。也就是说,她每个月有十天左右彻夜工作,由此得到的夜班补助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加津子在电话机前坐了十七年,其间有许多同事因结婚而辞职离开。以前的同事都相继离职,她很高兴自己成了老资格。可是作为老资格,眼看着那些后来的年轻人也纷纷结婚,绝不是令人愉快的事。
不过,她自对结婚绝望后,便开始以坦然的心态祝福那些辞职结婚的人了。而且,每当她耳闻有的同事婚姻失败,就更加觉得自己坚持在这个职场是正确的。
那些婚姻失败的同事即使想重新回来工作也做不到了,她们有的在酒吧谋生,有的在小饭馆做女佣,还有的做了家政服务人员,也有的没了音讯。当然,婚姻幸福的人也有很多,而加津子尽量不去注意她们。时而会有过去的同事悄悄找她借钱。每当她听到对方哭诉男人的愚蠢,就不由得对自己的独身生活心满意足。
加津子很有钱的消息渐渐在报社里不胫而走,有人背后说她精打细算,或者说她吝啬小气。报社的人花钱往往大手大脚,有些挣得很多的记者也不顾面子,悄悄找加津子借钱,加津子都会答应。有些经常在电话中对接线员大叫大嚷的同事,在听到她的声音后,也会像突然变了个人一样,立刻毕恭毕敬起来。这些都令加津子感到很满足。当然,她向外借钱也要收取相应的利息。因为空口无凭,她每次总让对方在名片背面写好字据。
报社的人都爱面子,写完字据后,他们总会在规定的期限内拼凑出需要归还的金额。归还后不久,他们又会来借。一般来讲,放债的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但几乎没有人说大石加津子的坏话。她出手爽快大方,对人笑脸相迎,从不盛气凌人,并且总是顾及对方的颜面,不把借钱的事声张出去。
现在她三十五岁了,不过即使没到三十五岁,她给人的印象也是干巴巴的,看上去比真实年龄老得多。两三年前,有人给她说媒,对象竟是个六十岁的老头子。此事过后,她越发坚定自己要独身的决心。
两年后,她终于建成了梦寐以求的公寓。这座公寓很小,只能勉强住进五户人家,但所得的租金足够她养老。也许是租金便宜的缘故,尽管屋内只摆设着必不可少的家具,可租客还是络绎不绝。房间从未有过空闲,总被预订一空。
因经营公寓,她成了报社同事中的焦点人物,招来不少艳羡的目光。这时,她就会力陈经营公寓绝不赚钱,不仅税金是个很大的负担,而且还有室内装修的费用,等等。但是,她在谈到这些问题时,看上去一点也不焦虑。
加津子是电话机前的老资格,所以在工作空闲时可以自由活动。为转换心情,她常到编辑部、营业部,或者摄影部以及经理部去溜达,那里也有女同事,有比她年轻的,也有与她年龄相仿的,她喜欢在那里与大家聊上个二三十分钟。报社里的人都认识她,大家对她偷懒的行为都睁一眼闭一眼。毕竟不管哪个部门都需要电话台的服务,还是不要得罪这位女掌门比较好。其实,还有人会乘此机会讨好她。而她也相当自豪,对她来说,在工作了十七年的报社里,就像在她自己的家里一样舒适快活。只不过有一样——恋爱问题不尽如人意。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爱情居然说来就来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接线室一向为男人的禁地,不过那里常常会出现机械故障需要维修,因此相关人员经常会来调试设备。其中有一个叫星野健治的二十三岁男子。他长着一张白皙的娃娃脸,高个子,骨瘦如柴。这人喜欢开玩笑,能把大家逗乐,接线室的女人们觉得他有趣,并且有些傻气。他的工作水平不高,总是受到上司的责备。
作为电话机前的老资格,加津子总管接线室。机械故障的报告、设备的调试、新设备的购置、接线员们的排班等,都属于她的工作管辖范围。因为这些原因,她对前来修理调试的星野健治也总指手画脚,健治则对加津子礼让三分。不过,加津子并不讨厌健治的玩笑,健治也总以维修电话为由,跑到接线室偷懒。
有一天,健治对加津子说:“大石姐,你那公寓还有空余的房间吗?”
“现在没有空房间了,怎么了?”
“我现在租住的地方要涨价,租金一下子多出两成,差不多相当于我每月近一半的工资,太狠了。”
“不过,我的公寓的出租价格也不便宜哦。”
“大概是多少?”
加津子说出了一个数目,这比实际价格高一成,因为说得太低可能会叫人看不起。
“那么贵啊,那我就不指望了。真不好办,我自己一个人住,用不着住那么贵的房子。”
这时,加津子忽然想到,自己居室的旁边倒是有一间三叠大的仓储间。自己是单身,因而没有那么多东西可装。如果把那房间收拾一下,健治一个人倒是也能住。这样,自己的租房收入还能有所增加,况且旁边有个男人,也能帮自己一些小忙。
02
星野健治搬到了大石加津子那里去住,不过没有人对此说三道四。他住的地方算不上独立的房间,仅仅是加津子居室边一间三叠大的储物间,但那并不能表明两人的关系就非同一般。加津子已经三十五岁,而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头发如今越发稀疏,如果不画眉毛,整个就是江户时代的女官。况且她人近中年,身体日渐发福,全身上下尽显接线室女掌门的气场。所以,没有人会想到那个二十三岁、总是耍贫嘴的健治会成为她的恋爱对象,而她也总是把健治当成小孩子。
实际上,无论是对报社接线室内部的人,还是对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加津子总是称呼住在自己隔壁的健治为“那个男孩子”。这个称呼带有一丝轻蔑,不过也包含着一份与自己在同一屋檐下居住的人的亲昵之情。
“那个男孩子来了之后帮了我不少忙,他本来就是电工嘛,以前我总是叫维修铺的人来,他来了以后为我省了好多事。他简直像个老师傅,而且长得高,什么东西一伸手就够到了……”身材矮小的她如此对别人说道,“就算他不是一个很靠得住的人,也比只有我一个人强。我也不用担心会有坏人来……不过,如果真有强盗闯进来,恐怕他会是第一个逃掉的人。”
就这样,半年以后,大家都不再关注健治住在加津子公寓里的事了。他们根本没有把这当成个话题。加津子倒是经常在接线室的年轻人面前唠叨“那个男孩子”这又如何如何,那又如何如何。明明是索然无味的事,她却讲得兴致勃勃。看来,对中年发福的三十五岁的她而言,骨瘦如柴、一贫如洗的健治似乎是一件打发时间的工具。不过,大家也从她的态度中看到了几分“母爱”的味道。
接线室的年轻女性们不得不装出饶有兴致的模样,听加津子讲述健治那些无聊的事。加津子没有与男性谈过恋爱,所以对眼界狭窄的她来说,健治成了她的唯一话题。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爱好,他们虽然心里藐视这个老上司的无聊话题,表面上还得曲意
奉承,而健治也照旧总以维修设备为由,跑到接线室偷懒。
不久后,接线室里不见了健治的身影,加津子也不再提起“那个男孩子”。好像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电话机前的女人们觉得他们两人没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没有人对此特别关心。
三个月后,加津子第一次把她与健治恋爱的消息透露给了接线室的二掌门。那天,她突然邀请对方到茶楼去。
她那了无生气的脸颊上泛着潮红,开门见山地说道:“因为我和他年龄相差太大,所以我也是思考再三。他说一定要跟我结婚不可。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如果我拒绝,他可能会非常生气。我看他说这话好像是认真的,所以定下心来认真地考虑了,现在决心和他结婚,你说这样好吗?”
就已经决定的事情征求他人的意见,不过是借以观察他人的反应而已。实际上,即使这个二掌门以年龄差距为由加以反对,也不会动摇她的决心。
接线室的同事们都被加津子和健治结婚的打算惊得目瞪口呆,不过没有人站出来予以反对。她们大概是想看这场滑稽婚姻的笑话。况且,如果对这位女掌门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之后定会吃苦头。
年轻人纷纷来讨好她,对她说,“你找了那么年轻的丈夫真走运”“健治这么能干,以后家里的事就再也不用操心了”“他非常专一,你眼光真好”,等等。
她对大家宣布,他们预备在这一年的秋天结婚。现在是六月,还有四个月。听闻此事的同事们都相信两人肯定早已过上了夫妻生活,所谓结婚只是形式而已。加津子只有一个人,既无父母又无兄弟,健治就租住在她隔壁,所以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两人已经同居了。
“今年秋天我就要办婚礼了,所以在我结婚前,你借的钱可一定还清啊。”加津子这样叮嘱编辑部与营业部的借债者。
居然要和比自己年轻十二岁的男人结婚,大家在祝福她的同时,也怀有几分看好戏的心态。最开始的时候,她脸上还显出羞涩的模样,随着这件事传遍整个报社,她也渐渐坦然面对,满不在乎了。她早班下班的时间同健治一样,两人会在门厅处相互等待,然后一起回家。她倒班在家时,如果天要下雨,她就会拿着雨伞兴冲冲地送到报社。这时,就算前台和保安们开玩笑说他们恩恩爱爱,她也不羞答答。她完全成了一名贤妻。
看着两人出双入对的模样,大家都暗自担心女方的将来。且不说远的,加津子脸上早就起了皱纹,看上去像是有三四个孩子的妈妈,而健治很开朗,看上去似乎比实际年龄还年轻两三岁。比起夫妻关系,健治更像加津子早年生的孩子。等她五十多岁时,健治才四十出头,正是壮年。有人对他们的将来表示悲观,不过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年长的女方更会照顾人,纵然年纪大比较任性,但总比年轻、专门唱反调的老婆好。
不过大家都担心,健治会不会因为与加津子年龄的差距而出轨。现在还不要紧,只怕将来丈夫会出去偷腥。健治每天面对年长自己十二岁的“老婆”,可能很快就会腻烦。另外,一个男人越受到亲切照料越容易陷入抑郁,到那时他可能会抛弃加津子。现在健治对这一切似乎还甘之如饴,因为他本来就一贫如洗,恐怕是因为女人的那几个小钱而娶她的。
大家都在悄悄地议论,也有人委婉地向加津子提出忠告。
“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也没办法,随他去好了。”加津子似乎已大彻大悟,嫣然一笑。
然而,人们担忧的事情总是来得意外的快。
加津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抓住了健治的把柄。有一天,一位女子给健治打来电话。听筒里有硬币落下的声音,所以对方用的应该是公用电话,这个电话应该和报社的电话维修无关。加津子偷听了电话,随即变得脸色苍白。那是约定当天晚上约会时间的电话。
加津子六点下班,她与健治约好一起回去。可五点半时,健治打来电话说要去会见朋友,可能要晚一点回家。加津子没有多说什么,她要看看之后的情况。直到晚上十二点,健治才回到公寓。她仔细闻了闻他脱下的衬衫,一丝淡淡的香味飘进她的鼻子,那是女人的香气。
加津子开始追问健治,健治生气地辩解,说她太疑神疑鬼。加津子没有提白天偷听电话的事,因为如果说了,那么以后对方肯定再也不会打来电话。一旦健治对电话提高警惕,那就找不到任何证据了。
03
加津子几次亲手将那女人打来的电话接给健治。她一直没有说出此事,也没有要其他接线员将外面打给健治的电话让她来转接。她不想让别人看到她的悲惨处境。她的自尊心很强。
通过那女人的电话,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加津子了解到对方是郊区一家酒吧里的女佣。从声音上判断,她的年龄大概在二十岁上下,而且健治已经为这个女人花了相当多的钱。怪不得最近健治的零花钱变得不够用,常向她借。
还不止这些,听电话里的内容,在加津子值夜班的时候,那个女人似乎还跑到健治的房间过夜。夜班从傍晚五点半到次日早晨九点半,这期间加津子不能离开报社,健治乘此机会放心地与那女人鬼混。为证明这一点,她早晨下夜班回家后特地查看过,果然在被窝里发现了女人的发卡。
至此,加津子终于明白她与年轻男子的姐弟恋已经彻底结束了。强烈的嫉妒心曾使她一时间手足无措,可当她想到自己的年龄,才终于领悟这场贸然开始的恋爱是多么的愚蠢。她很聪明,马上就从与健治的恋爱中苏醒了过来。
但是,有一点却令她不能接受,那就是她被健治抛弃的消息将传遍整个报社这件事。大家会说:“瞧,我们早就看到这一步啦。”想到健治和那酒吧女在一起,夜班时坐在电话机前的她就会愤恨不已。可是与此相比,让整个报社知道自己被健治抛弃,这更令她心如刀割。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十七年,在年轻人面前树立的威严、在其他部门同事中积攒的声望,这些都将在众人的嘲笑与讥讽中一扫而光。
加津子想骄傲地、体面地和健治分手,但这实在很困难。即使她宣布与健治取消婚约,万一对方偷腥的事被传开,那大家还是会用男人变心甩了女人来解释这场恋爱。这样,她还是会遭受同样的屈辱。
如果健治突然死了的话——她想。
如果他死了,自己就不会遭到侮辱,甚至还会有人对自己的不幸抱以同情。可是,健治尽管骨瘦如柴,却不曾患有疾病,只能盼望他出意外事故,但那希望渺茫。
健治的行动渐渐变得反常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待加津子。这样下去,不用等到秋天,健治就会离开她,或许还可能搬到酒吧女那里去。加津子很着急。
要让健治早点死,就只能杀死他,别无他法。
加津子考虑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可这是杀人,总会伴随巨大的危险。要想把事情处理得天衣无缝,真是难于上青天。
一天,她翻阅报纸,读到了一则女性从高楼跳下自杀的新闻。
她突然得到启发,想到可以把他从高处推下去,造成失足坠落的假象。
她绞尽脑汁,最后想到了东京近郊的高尾山。那里曾是修验道的道场,山顶附近野鸟很多,她以前去过那里,熟悉大致的地形。后山山谷有一处二十米高的悬崖,寺院旁边有一条小路,正好围绕后山一周,她正是在前往道场的路上望见悬崖的。
下面的问题是,怎样趁他不小心,将他推到谷底。绕山小路足有一米宽,自己很难将并排行走的他推下悬崖。三十五岁的女性在力量上根本不是年轻男子的对手,如果不顾一切地把他推下去,肯定会留下双方拉扯的痕迹。不管怎样,一定要让人以为,他是自己走到悬崖边缘失足掉下去的。
她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她悄悄买了一架小型照相机。为了不让店员记住自己的脸,她有意选择了市中心一处热闹的照相器材店。她以前从未摆弄过照相机,购买这种能放进手提包里的小照相机时,她向店员请教了操作方法。她又买了胶卷,按照店员描述的方法装进
相机。
下一个星期日正好赶上休息,她邀请健治一起去高尾山郊游。他最初不愿去,可是见加津子兴致高昂,只好不情愿地答应下来。或许他在想,迟早要和这个女人分手,这次就算是最后伺候她一回吧。
星期日,两人很早就出发了。到高尾山需要乘坐两个小时的列车。她将刚买的小照相机藏在手提包里,没让健治知道,当然,她也没告诉别人。到站后两人换乘缆车,下缆车后再攀登石阶,终于抵达了山顶的寺院。在寺院里,他们稍事休息,吃了些点心。
星期日游山的人相当多,加津子有些担忧,不过寺院旁边的小路上,游人并不多。游客大多会去参拜寺院,然后在附近的树林里休息,或者吃点东西,很少有人会到后山。
高大的树木威武挺拔,鲜嫩的竹子亭亭玉立,满山目之所及都郁郁葱葱。
加津子拉着健治的手,欢快地走着。途中遇到的游人无不诧异地望着这对年龄和身高都极不般配,却依然很快活的恋人。
“哎,阿健!”她说着打开手提包,拿出小照相机,“我买了这个!我要给你拍张照片,为今天的游览留个纪念。”
健治瞥了一眼相机,脸上并没有显出高兴的神情,好像在说,横竖都要分手,拍照片实在多此一举。可是,或许是这个男人觉得她很可怜,终于没有说什么。
“你会用照相机吗?”他问道。
“当然,我在照相器材店学会了,一点都不难。嗯……在哪儿拍好呢?我要选个好背景。”
男人本来就对拍照不感兴趣,所以没有自己选择地点。走着走着,他们渐渐靠近了加津子记忆中的悬崖边。她没有记错,下面的确就是绝壁。
加津子开始寻找合适的位置。他突然掉下去时,自己可不能一起被他扯下去,所以那时必须挽住一棵树以防万一。
“这里好吗?”说着,她将相机挂到脖子上,“背景是连绵的远山,非常漂亮。你站到那边去,我来拍。”
让男人站到小路中央后,她透过镜头看了看,说这个位置不理想。
“最好再往后一点,你离我太近了,照不到全身。”
“这里行吗?”
正如她设想的那样,男人果然背对着,退向了悬崖边缘。这时只要推他一下,他肯定会立刻掉下去。
“啊,不错。”她说着按下了快门,“再拍两张。”
终于到理想位置了。悬崖边有一株大树,树干分成了两杈。加津子想,只要用手臂挽住那树杈,自己就没有和他一起掉下去的危险了。
“这里真好,比刚才的景色还好。”她让他站得离树再稍远一点。
他两腿分开站立着,身后是相模与甲斐的山峦中泛起的重重雾霭。
“再后退一点就更好了。”
健治回头看了看。他知道自己就在悬崖边上。
“噢!不能再退了,再退就到悬崖边了。”
“但是那个位置实在太好了,去吧。你可要小心啊!”她弯下膝盖,举起相机,“哎呀,你的领带有点歪,理一下吧。”
健治抚了抚领带。
“还是不行。等一下,我给你摆正。”
她将照相机挂在脖子上,心扑通扑通直跳。附近没有别人。
“你这领带是怎么扎的?站着别动!”说着,她用一只胳膊挽住树枝,另外一只手伸向了健治的领带,用尽全身力气猛推了过去。
对方远比想象的要脆弱,瘦长的身体向后倾倒,两手伸向空中,然后,消失了。
她看了看周围,没有其他人影。她又望一望悬崖下,只见一个小小的黑色人影躺在谷底。那里很深,只俯视一下,就仿佛会被吸下去。
她回到路边,环视四周,打开照相机的后盖,胶卷上有健治最后的身影。这绝对不能让别人看到。她将胶卷拉出曝光。
她想知道掉下悬崖的健治是否还活着,于是连忙把照相机放在地上,跑到悬崖边缘,再看一次。健治小小的身躯还在原来的地方,手脚也都没有变化。她想他是死了。
她又拿起相机,盖上后盖,拂了拂上面的尘土,一只红色的小蚂蚁也同时落了下去。只见地面上,还有五六只红蚂蚁在爬动。她把照相机放回手提包,扣好搭扣,急急忙忙地沿着原路奔回寺院。
她要找人救援那失足坠崖的男人。
大石加津子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同情。两人秋天就要结婚了,可是年轻的恋人却失足坠崖遇难,真是太不幸了。她在众人面前表现得镇定自若,没有任何人怀疑她的话。
警察勘验了现场,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足迹也不凌乱。另外,警方也不认为她凭自己的力气能推下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男人身材高大,女人很矮小。在接受简单的讯问后,加津子被解除了怀疑。
但是,加津子现在却开始为小照相机的处理而伤脑筋。虽然取出的胶卷已经拿回家烧掉了,照相机却烧不了。警方若是追究这架照相机,自己让健治站到悬崖边缘的圈套就会被戳穿。
怎么也得把这架小照相机尽早处理掉,可以投到河里去,也可以扔到没人的地方。可是每当要付诸实施时,她总觉得旁人的视线正关注着自己,只好又原封不动地带回去。最后她去了东京站,把照相机放在候车室的椅子上,然后装作不知情,一溜烟逃走了。她想,一旦有人拾到它,肯定会把它据为己有。
不幸的是,这架照相机并没有被一个普通人拾走,而是落到了一个惯偷手里。此人将照相机典当了。后来,他因其他问题被警察逮捕,照相机也被同时缴获。
刑警查看相机的编号,想把索回的相机返还失主。打开后盖,发现里面没有胶卷,角落里却粘着一个小东西。用手指拈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只被挤死的蚂蚁。看来物主在更换胶卷时,曾把后盖打开着放到地上过。
但是,仔细观察后发现,这只蚂蚁好像不是普通的蚂蚁。刑警出于好奇,将这只昆虫拿给专家,请求鉴定。
“噢?这可不多见!这和地面上的普通蚂蚁不一样,只在东京近郊的高尾山才有。”当时,刑警对这话还没有上心。
接下来,刑警将照相机拿到销售公司,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照相器材店。店员还记得那位客人。
“是一位女性,三十七八岁,身材比较矮。因为第一次选购照相机,她还让我教她操作方法。她像是左撇子,可是右手也很管用,两只手都那么灵活的人可不多见呢。”
很偶然,这位刑警也读过报纸上报道的在高尾山发生的案件。这对情侣游客中的男子失足坠崖而死,女子三十五岁,在案发的山路上与男友同行。刑警想起了学者的话,那照相机后盖里的小虫子只在高尾山才有。
刑警在当地警察署调阅了死亡事故记录,死者女友大石加津子的供述里丝毫没有提及照相机。那位购买相机的女性像是左撇子,但两手都运用灵活的话,很可能是接线员,因为接线员总是用两只手同时操纵电话机上的电话插头。
这时,刑警开始重视起昆虫专家的话。照相机后盖里的虫子只在高尾山才有,说明女人拿着照相机和男友在一起。那么,为什么她对警察只字不提照相机呢?
刑警认为,当天女人拿着照相机,一定是要给男友拍照。会不会是男的站在悬崖边,女的给他拍照呢?如果女的起了杀意,很可能会施计故意让男的站到悬崖边上。因为是拍摄照片,现场当然不会出现拉扯的痕迹。当毫无戒心的男人背对着二十米高的绝壁面向照相机时,女人如果以整理服装为借口接近男子,然后突然出手推他……这样的犯罪岂不是很容易得逞?
刑警将自己的看法报告了上级。
警视厅侦查一科的人登上高尾山,重新实地勘察。星野健治滑落的地方有一株大柞树,其中一根树枝表面有细微的擦痕,如果人挽住树枝,可能会留下这种痕迹。这个擦痕的位置不高,身高约一米四七的人的手臂应该可以够到这个高度,这正好与大石加津子的身高条件符合,而坠崖的男子是高个子,足有一米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