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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三章 金军第一次攻宋(五十)

大宋海贼王 坦克刚大木 2208 2024-11-15 23:21

  李邦彦等认为,危亡在即,仅做出这些措施是不够的,还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议和诚意。应该召李梲持国书割地以和,并奉地图;召沈晦奉誓书、路允迪前去割太原、秦桧前去割河间、程瑀前去割中山。

  对此,宋钦宗皆表示同意。他令宇文虚中当面向金人解释,说姚平仲等“擅用兵甲,几误和议,因遣割地使,交割三关之地。”

  这天晚上,宰执大臣与有关各方相聚在都堂里开会。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形势之下必须坚决执行和议政策,不得有丝毫动摇。

  种师道也在场,他提出不同建议道:“劫寨已误,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犹不胜,然后每夕以数千人扰之,不十日,敌人遁矣。胜负兵家之常,正当再击之耳,何遽丧气乎?”

  对于种师道这个建议李邦彦等宰执皆不听。他们都是一帮文人,性格畏懦,不懂用兵之道,更不敢再向金人用兵。

  二月初三早晨,宋钦宗上朝,大臣纷纷启奏,认为李纲、种师道“出师败绩,可正典宪”,请求罢免李纲和种师道的职务。

  宋钦宗准奏,于是罢免种师道宣抚使职务,改任大一宫使;罢免李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职务,命蔡懋代之。

  其实,姚平仲劫营是宋钦宗亲自安排的,并不是李纲和种师道组织的。可现在,劫营兵败,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李纲与种师道因此便成了替罪羊。

  姚平仲这次失败,损失并不太大,“所折者不过千余人”。可是,姚平仲觉得自己没达到预期目的,害怕被种师道以违令抗命为由而斩首,天亮前“即遁去”。据说,姚平仲“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后来,他“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

  姚平仲弃军而逃,李纲却率军出城,与金人对垒。当时,行营司军斗志很旺盛,“士气百倍”。然而,宋钦宗因听信宰执所奏,以为“奇兵劫寨败衄”,以为“大事去矣”。

  宋钦宗与宰执大臣们打算牺牲李纲,让李纲来承担劫营的政治责任,以平定金人气愤之情。李邦彦曾当着宋钦宗的面,对金使说:“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连,非朝廷意。”

  李邦彦等一致认为,应将李纲捆绑起来,交给金人处置。可是,不知为什么,金使竟然不接受,反以为这样不可,认为还是由朝廷自行处置比较好。

  李纲在城外得知事情有变,遂立即领军入城。日暮时,他来到崇政殿请求奏对,刚至殿门,便被内侍官所阻隔,不让入殿。这时他这才知道自己已被皇上罢免,于是“退处浴室院待罪”。

  当天晚上,宋钦宗派内侍给李纲送来一封亲笔信安慰他,并赐给他白金五百两,钱五十万。不久,宋钦宗又让吴敏来向李纲表示,很快便将有复用之意,李纲“感泣以谢”。

  蔡懋接替李纲行营使职务后,立即派人统计损失情况。结果是“行营司兵所失才百余人”,损失情况并不像李邦彦等所说的那样严重。而西兵折伤不过千余人,其他各勤王之师因为没出兵,故没有任何损失。

  很明显,李邦彦等夸大兵败损失,隐藏着一个阴谋。因为他们力主议和,他们是要以此打击主张向金人动武的李纲和种师道等军方势力。可悲的是,宋钦宗作为最高决策者,缺乏应有的洞察力,看不清事情真相,而且他也缺乏应有的决断力,在和与战之间摇来摆去。前几天,他还极力催促种师道出兵进击金人,现在却又认为出兵是一个错误选择,认为议和才是正途。

  蔡懋是蔡确之子,蔡确是王安石变法改革的中坚人物,是宋哲宗时的宰相。王安石罢相后,蔡确是新法的主要推行者之一,“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蔡确为人“尚权谋”,作为蔡确的儿子,蔡懋当然也很擅长这一套。

  “蔡懋领行营司,乃邦彦等谋也。”蔡懋与李邦彦是一伙的,都是议和派。蔡懋知道,皇上现在的心思是执意议和,于是上任后立即下令,所有士兵全都卸去器甲,并将“保伍”制即按户籍将居民组织起来自卫的制度,予以撤销。刚被废弃的宦官提举城壁制度,又被他全部恢复。

  当初,金人刚兵临城下时,闻听宋朝宰相李邦彦乃是一文人,皆在军中轻笑道:“南朝果无人。”因为金人是在战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崇尚武力。等到种师道等勤王之师云集京师,金人遂有所畏惧,“坚壁不敢乱出一骑”。而现在,听说主掌兵权的李纲和种师道二人皆罢官,金人便又开始蠢蠢欲动,“纵数百骑自北直东,薄城下”,有时还向城上射箭进行挑衅。对于出手还击的宋兵,蔡懋“皆令笞之”。于是,金人时常来到城下,向宋朝索要“布囊数千”,扬言说要用布囊盛放金银,打算退兵而返。蔡懋满口答应,将布囊从城上扔下去,送给金人。结果金人竟然用布囊装上泥土,塞到护城河里,为攻城做准备。由此可见,金人的确很狡诈。

  有一天半夜,有人以内侍官身份前来传旨,要求打开城东门,要出去办事。幸亏守门官吏比较机警,“反覆诘之”,最后那人被问得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于是返回。皇城有禁火令,违者以军法处置。然而,此时忽然“辄有红灯笼置诸城上”。又不知何人在城西北角改建一面独角皂旗,“其中饰以雁,非本朝军中物。”京城人见后都很惊骇。种种迹象表明,城内似乎有人通敌。人们对此很担心,“虑有不测”。“人情汹汹,殊不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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